中华普惠价值及人类文明历史划分的辨析

摘 要：本文从七个层面论述“良智、文明、共生”六字箴言，从理论到实践的构想：一、概念规格比较，二、中英文对译，三、历史起点、逻辑结构、时代诉求，四、为什么不能把“灵活”、“变通”作为价值观？五、回到天堂与地狱的故事，六、关于人类文明形態的历史划分，七、生態文明呼唤“良智、文明、共生”普惠价值，八、顺势而为，体行共生

关键字：良智、文明、共生，文明史观、斗争史观、共生史观

有关中华普惠价值（GSP Values¹ ）及人类文明历史划分，可以有很多种表达式，我倾向于用“良智（Mind）、文明（Civilization）、共生（Symbiosism）”作为中华普惠价值，并以此钩沉透析人类文明历史演化发展阶段，从而使我们更加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態文明新时代课题及因应之道。

一、概念规格比较

在《大国哲学——从“中国向何处去？”到“中国何以处世？”》一文中，我将2007年在《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和《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两书中提出的“良知、文明、共生” ²，重新表述为：“良智、文明、共生”。

而且，我把“良智（Mind）、文明（Civilization）、共生（Symbiosism）”，放在“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诉求”这样的逻辑规格上表达。“人类生活基本价值”，就是通常人们说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不过，我更愿意用“普惠价值”（GSP Values）这样的表达。一个民族国家贡献的普惠价值，指的是在同一时代背景下该民族国家突出显现出来的价值特征，具有人类通约性，而并非指唯其独有，其余全无的意思。

能够达到普惠价值规格的人类通约性观念，大致有：英国自大宪章运动到维多利亚时代形成的“契约、宪政、拓展”；法国启蒙运动大革命时期贡献的“自由、平等、博爱”；美国独立运动至南北战争时期形成的“民有、民治、民享”。其实，我心里还认为，还有俄罗斯自彼得大帝到普京时代形成的“学习、变革、创新”，但这一概括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而非众所周知，所以，就暂时不列入比较中。

今天，国际社会亟需展开文明对话、意识形態对话、阶层对话，而文明对话、意识形態对话、阶层对话，说到底是哲学对话，这意味着我们在处理国际、人际、代际关系时，需要用生命的智慧时时唤醒自己，因而我们将“良智、文明、共生”作为中华普惠价值贡献给世界。

我们还认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百年不逾的主题流变，是从民族、民权、民生，到良智、文明、共生。

良智（Mind）：心灵、思想、智慧、价值观、践行能力，良智的内部结构是，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

文明（Civilization）：良智诚于中形于外，体现为文明，规则、体制机制、尊重圣域、行为习惯，臻美风范，所谓“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共生（Symbiosism）：文明出发点和归宿，是共生原德行天下，“谋求自己活得好，必须也让别人活好”（live and let live ³）。

我们相信，“良智、文明、共生”（CHINA），作为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时代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将与“自由、平等、博爱”（FRANCE）、“契约、宪政 、拓展”（UK）、“民有、民治、民享”（USA）一道并行不悖成为全球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即普惠价值诉求。

在这样的普惠价值引领下，中国将成为从工商文明后发国家，到生態文明先发国度；从现代“后工业社会”，进入当代“前生態社会”的模范国度，中国也必将走“共生崛起”之路。

二、中英文对译

为了便于理解和传播，当今之世，还是在选词时进行一下中外文比照（以英文为例）：

1.自由、平等、博爱（FRANCE）：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2.契约、宪政、拓展（UK）：Contract， Constitution，Expansion

3.民有、民治、民享（USA）：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4.“良智、文明、共生”（大中华）：Mind，Civilization,Symbiosism

良智，尚无恰切对应的英文词汇，良智是 intuitive knowledge（良知）, conscience（良心）, intuitive ability（良能） 的综合；良智的内在结构是：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实际上，良智，就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讲的“理性和良心”的综合。根据张立德《当哲学遇上近代物理学》一书中阐明的“心、物、能相互作用”学说，并基于美国Howard Gardner对未来提出“5Mind”理论——责任道德之心（The Ethical Mind）、学术专业之心（The Disciplinary Mind）、综合统筹之心（The Synthesizing Mind）、开拓创新之心（The Creating Mind）、尊重包容之心（The Respectful Mind）⁴ ——以及我曾冒昧提出的互联网、物联网之后必建“心联网”（The Internet of Mind）概念，这里的英文“Mind”，实际已经具备了中文“良智”的基本涵意。祈方家指教！

三、历史起点、逻辑结构、时代诉求

良智、文明、共生，作为当代中国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价值观，或“普惠价值”（GSP Values），不是你认为、我认为、他认为的一种意见性问题。“良智、文明、共生”是一个整体，有历史起点、逻辑结构、时代诉求。

1.历史起点

良智观念，从天堂与地狱的故事“一念之差”的引出，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儒家集大成者孟子的“良心、良知、良能”；再往回梳理到宋明时期综合儒、释、道的义理心性之辩；直到王陽明的“致良知”的总结和清中后期收拾江山的曾国藩的笃行；最后到台湾、许多海外华人团体以“良知教”立足。

但是，“良知不等于良智”。这个命题由三个子命题构成：

a、“良知”不等于“良智”。因为“良知”并不含蕴“良心”和“良能”的丰富性。汉传佛教经典《般若无知论》（僧肇）亦有“以缘求智，智非知也”说。且按四依原则，“依智不依识”，用真俗二谛的方法，阐述“智”与“知”的关系，是从分别、缘表的惑“知”，到穷幽、通鉴的圣“智”。

共生哲学（Symbiosis Philosophy）“良智论”认为，人在格致人、事、物的过程中，有“取象法”（如中国远古时的“端午术”“赋比兴”）与“抽象法”（如古代希腊的“几何学”或“形学”）之分。因而，缘表、取象为“知”的范畴，通鉴、抽象为“智”范畴。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良智的内涵是心灵、思想、智慧、价值观、践行能力，良智的内部结构是，发动良知、发现初心、发挥良能。

b、“知行合一”不等于“德行合一”，“知行合一”远不能保障价值取向的正当或适宜（propriety）。比如，偷东西是致富捷径的认知，与践行偷东西的行为合一，是知行合一，但其作为参与者的行为价值取向impropriety，我们管这叫“德行不合一”。同样，舍己救人是德行合一，而知行不合一，因为不会游泳者救落水者会淹死的认知，与不实施救人的行为合一，才是知行合一。

在一个聪明人严重过剩，傻子不够用的时代，陽明子的“致良知”是我们的几成宗教的信仰。早在近500年前，明陽子感叹世事多乖，即有言“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生中得来。”“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足矣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至56岁终将其思想归之四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于是今天，“明陽热”在民间社会，在民营企业家中远远超过了“孔子热”。海外华人社会中，早有所谓“良知教”的出现，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各种民间教育、培训机构，甚至个别大学也再现各种“四句教”、“知成一体”、“良知教育”。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之所以有“良知教”、“陽明热”、“四句教”、“良知教育”、“陽明学院”，谁的心里都知道的一个常识是：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就是力量，管理就是力量，权力就是力量，资本就是力量，但是，知识、科技没有方向，知识、科技也“不是一块印好的硬币，可以拿来就用”（培根），必须经过个体生命自组织。而管理、权力、资本有力量，也有自己的方向，可管理、权力、资本方向，指向邪恶（操纵、垄断）的概率远远大于指向正当适宜（公义、均衡），至少是具有“两可性”。这是因为，在社会分工意义上，知识、科技属于信息能量范畴，是非独占性工具，而管理、权力、资本属于物质能量范畴，是可独占性工具，因而具有价值倾向。当代中国盛行各式各样“知行合一”“知成一体”的“成功学”，然而，“缺德”咋办？“口言善，身行恶”咋办？Impropriety咋办？这也亚当•斯密1759年发表《道德情操论》时面对的首要问题（《国富论》是他迟至15年后才发表的）。

因此，单纯的“致良知”，并不能彻底解决“知识、科技就是力量，却没有方向”及“管理、权力、资本有力量，也有偏向”的问题。从哲学上讲，不能解决“认知函数和参与函数的反向运动”问题，也就是具有“普世性”，却未必有“普惠性”的问题。

c、“良智-文明-共生”行为风范，才能解决人的“认知函数和参与函数的反向运动”问题，从而恊调当代人类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一体化。因为从“定在性”或“定域实在性”（Local realism）上看，我们人类自以为是的认识，实际上都是原始定在的，特别是前辈们的行为模式和成文经典。而每一代人面对经典文本知识传统，大抵有两种倾向，这在东方，就是陆象山发现，并与朱熹争执不下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在西方，就是马丁•路德改革，并与罗马教廷抗争的二元对立命题，即：“因信称义”，亦即“因信基督称义，不因信教规称义”。到今天也演化成：“因信基督称义”，还是“因信教规称义”？显然，后世人很容易发现，陆王心学开辟了较之程朱理学更宽广的认知与参与空间，一如马丁•路德新教开辟了较之罗马教廷更宏阔的认知和通达心路。

但是，陆九渊和马丁•路德，其实都设置了一个二元对立的选择性圈套。我这里不进入这个“陆九渊选择圈”或“马丁•路德式萧何定律”，只说这两者各自存在的问题，以便使当代人明白，这两者都不过是“先辈们的传统留给我们的梦魇”（马克思），对传统需抱有温情的敬意，以示你有文化，有传承，但传统成了梦魇，就必须敬而远之，以显现你完成了“从秉承者到在出者的蜕变”（背景主义，1994）。因为，“我注六经”问题多多，总是消解人的“当代性”认知与参与，如罗马教廷设“宗教裁判所”般独占经典解释权；“六经注我”主义多多，总是导致“公婆孰理多”的乱象，如马丁•路德“因信称义”式宗教改革后出来两千多个对立教派，而每个教派都要求自己的信徒“因教规称义”，从而回到了以“类（共同体）的封闭性自组织”，消解了人的开放性生命自组织力。这也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后世一切乌托邦的“实践悖论”。

共生哲学的“良智论”认为，良智是良知、良心、良能的统一，而且，因为人在解决“思想与现实”这对矛盾时，必然遭遇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认知函数与参与函数这样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良智呈现为一个动態过程，即是一个不断“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自组织过程。因此，只有良智，才能解决知识、科技、管理、权力、资本既有力量又有适宜方向的问题。

2.时代诉求

当代中国依旧崇尚谋略性智慧+片面复制西方科学主义、发展主义、现代主义，将人和社会工具化、将自然沙漠化、将心灵荒原化的“恶智”（包括传统诈术、流氓哲学、敌对思维、冷战思维）现象，亟需改变。顺便说一句，良智、文明、共生作为中国贡献的普惠价值，并不只是对中国，也是对世界各国，只是侧重面不一样，比如，中国主要是需要将良智、文明、共生用来处理国内事务，而美国则需要以良智、文明、共生来处理国际事务（美国现在明显带有“吃老本”而非制度创新的性质，遗憾的是：美国人总是以一种原教旨主义者的自满情绪且高高在上的制度教师爷的身份自居，对全世界指手划脚，让我们这些亟需制度创新的东方国家产生反感，甚至强烈反感，让我们感到似乎有理由不理会美国制度的优越性。更何况，美国制度体现在三维制度文明的结构和细节上，正遭遇三大政治生態危机……）。

从思维方式上看，如果说，中国在处理国内事务时骨子里还多半是“敌对思维”，而处理国际事务则更多地表现为“共生思维”（比如2011年《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即使有“敌对思维”，也多半是国内矛盾使然）；而美国正好相反，在处理国内事务时多半是“共生思维”，而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则往往是用“敌对思维”。在生態文明建设已然提上议事日程的今天，这是一个很有趣，而必须改变的现象。而要改变，还是要充分分享良智、文明、共生的普惠价值。

3.逻辑结构

良智、文明、共生的逻辑结构是：

共生是个人、组织、国家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个出发点和归宿需要内在根基，这个内在根基就是良智。良智的内涵包括：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所以精神、思想、智慧、创造、创新、恪守、变通、灵活、尚礼、道德律、同情、慈悲、知进退等等，都属于良智的不同侧面。

良智作为人、组织、国家的内在根基，必须外化成个人、组织、国家行为方见其诚（ ，yù）。这个外化行为，必须是符合共生法则的一系列文明行为现象，具体落脚到游戏规则的制订和遵守，即“顺势而为，体行共生”（参看《从王子之问到农夫之问》，《原德：大国哲学•卷首语》）即是文明。

在这个意义上，现在重提十七大后被人们忽视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有其道理。富强相对贫穷、民主相对专制、文明相对野蛮、和谐相对混乱；原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平等主义的一个变体，属于良智范畴，同时只要外化成功，也是一种文明。这里潜台词就是：“贫穷、专制、野蛮、混乱”都不是社会主义，都属于缺乏良智的、不文明的行为。

四、为什么不能把“灵活”、“变通”作为价值观？

“良智、文明、共生”的提出，作为普惠价值，在现时代的中国，对强势人群（特别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具有鼓励型教育的意义。

有人建议，用“灵活、创造、共生”取代“良智、文明、共生”更有中国特色。我想说，“创造”就未必，也许“灵活”（其实远不如“变通”），确实更有“中国特色”，但我们讲的是价值观，而且是“普惠价值”，这首先有个逻辑规格问题，就算撇开这个不说，将良智范畴中的一个侧面如灵活、创造、变通拿出来作为价值观来提倡，会是什么结果不难想象。对原本就不讲规矩、不要法律甚至宪政都不要的人，还要告诉他灵活、变通是中国贡献的价值观，是什么效果？鼓吹“中国模式论”的人，就喜欢说：“正是西方的民主以及其他机制缺乏灵活性、变通性，才导致了其发展缺乏后劲。”我想知道，西方发展缺乏后劲，是因为缺乏什么样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是破坏环境、空气、水的灵活性？还是对国民不够狠或掠夺压榨得不够彻底的灵活性？还是守着古板文化艺术观念不善于绕开法规，去拆掉一切旧建筑、用掉城市每一块地的变通性？请不要又说什么这是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模式论者的“必经阶段论”还包括“必须牺牲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论调）！著名的“搁置争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灵活、变通做法，结果是“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了吗？充其量不过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GDP成绩单优佳，然缺乏大战略思维的权谋治国，贻害无穷，把什么都留给后面的人去解决，还美其名曰“相信后人的智慧”！
透过现象看本质，当下中国一切问题（包括“改革死了”）的根源，是一部分通过权力操纵、资源垄断比较优势禀赋先富起来的人，不甘心只是满足于“先富起来”，更不会去“先富帮后富”达到“共同富裕”。近年来，人们描述和警示的“新时代面临的十大陷阱”（参看《她在呼喊什么？——事权！事权！！公民的事权！！！》），都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这一没有良智的、野蛮的“非共生”行为价值取向，有直接的关联。

目前新政步履维艰，显然与权力操纵者、资源垄断者不知进退，良智已然迷失有直接关联性，他们要的是自己“永富”，而非“共富”。且为此，而不惜以国家安危、社会混乱为代价固守现状。于是，无例外的人“通过组织获得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一共和国的基础，就成了一个问题；无例外的人身心灵都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就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同时，由于享受政府和准政府机构待遇的人越来越庞大，以及享受社会保障的人群越来越大，国家资源也越来越枯萎……于是，政府的税收压力、财政压力、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压力越陷越深来越大，最后，连解决“民生问题”，本身也就必然成了每年人大政恊“两会”的一个突出的“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的”的议题。于是，社会上“革命与改革赛跑”的议论便不胫而走……

所以，哪怕仅仅为了避免又一次发生治乱循环式的社会革命，也必须用“良智、文明、共生”为一切现行“硬道理”导航。

五、回到天堂与地狱的故事

我说过，小童和老者对话《天堂与地狱》故事可能大家早已耳熟能详，而且还可以不断演绎，甚至拍摄成一部影视作品，但是问题仍然是，我们能从这个故事获得什么信息或启发？

有人说，天堂与地狱被一双长筷子区分出来？我们姑且把这种观点称之为“文明工具史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种观点没有错，人类文明的划分可以用工具的发现、使用、发明为纽带来加以连接，并确定其位置。但工具，如筷子、风车、磨房、蒸气机、电气、计算机等发现、使用、发明者，都是人，是由你、我、他构成的人群、社会掌握。

另外，人都有七情六欲，极而言之，有佛教说的十恶（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绮语、恶口、两舌、贪欲、嗔恚、愚痴）诸般烦恼，当人们感觉活在地狱般的娑婆世界时，就必然遭遇两种选择，一是放纵的方式，即认为人有权利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自由主义传统的初级形式，当这种权利认识由国王、贵族，逐步扩展到资产阶级、平民、及其它民族、国家时，就又分别形成了平等主义、民族主义传统。由于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都强调各自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就出现了另一种我称之为“斗争唯物史观”（梯叶里Thierry、马克思）。

人类面对欲望，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禁欲的方式，而这种方式的初始形式是宗法主义、教宗主义，而后发展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即为了祖宗、教宗（主义）、民族、国家、社群等的整体利益，个体应当无条件地作出牺牲，比如用所谓“孝道”、“原罪”、 “存天理，灭人欲”来获得诸般烦恼的解脱。

历史上，人类分别为工具论和灭人欲论，无数次地付出过沉重的代价，结果：人自身成了工具的奴隶，成了某种意识形態背后的某个共同体（君主、教会、党派、资本、联盟）的牺牲。

那么，工具和人欲，需要用智慧来妥善处理，而真正的大智慧，是从“致良智”（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开始的。能不能致良智，是区分忍受种种烦恼苦难罪孽的众生与能忍受劳累在“娑婆世界”中表现出大智、大悲和大勇精神的杰出人士（哲人、佛菩萨、圣贤、英雄）的分水岭。所以，在经历沉痛反思后，加尔文教即新教，很好地妥善处理人们对财富的欲望与社会伦理关系的办法（尽可以设法获得财富，但尽可能消费财富，而将财富用于发展和接济穷人）。这个办法，用我们中国话说，就叫致良智。由此，便引出了基于文明工具史观与斗争唯物史观整合与超越的“共生史观”（Symbiotic view of history）。

共生史观认为，天堂或极乐世界或共生世界，就在人间。天堂和地狱都在生活中体现出来，极乐世界、净土、桃花源就在我们所处的娑婆世界，不在彼岸，在人间，在你、在我、在他心里。所以，天堂与地狱的区别不在外部环境与条件不同，而在于同等条件和环境下的你、我、他（她它祂），能不能互助，心手相握，释放信鸽，让大家的生命自组织灵动力充分发挥出来，以致“自然有为而共生” 。⁵

对每个人、每个组织共生体而言，天堂与地狱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遥的距离，又在你的一念之间。人生是一出没有彩排的连续剧，从生到死我们都生活在与大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特别是与自己的心灵的关联之中。

共生智慧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用生命的智慧时时唤醒自己心灵的共生愿景，就是良智（正心、诚意、灵明、思想、智慧）；良智形于外，体现为文明（规则、体制、圣域、文化、行为习惯）；而文明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共生（生活、生产、生態、激励性竞争、竞合、价值观）。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无论对于个体或社群，共生史观体现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即：健康、简约、艺术、高尚、可持续幸福而富有尊严地休养生息。

六、关于人类文明形態的历史划分

在辨析“良智、文明、共生”作为中华普惠价值的同时，不能不涉及有关人类文明形態的历史划分问题。

文明形態的历史划分，属于宏大叙事范畴。我在《原德：大国哲学》一书中提出过一个：“前生態社会，是重建宏大叙事的开始 ⁶，而非历史的终结”的命题。现代主义的元叙事是权利范式。

权利，包括人权、阶级权、主权，是一个合成词，包括“权力与责任”、“利益与义务”两对关联概念的矛盾内涵与选择冲突。权利元叙事在政治上的展开，就是所谓政府管控（专制政治）和市场自由（民主政治）两种宏大叙事的历史实践，并由此历史地形成了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及各种变体）等耳熟能详的三大文化传统。
权利叙事下形成的三大文化传统，又历史地反过来规定着“政府管控”与“市场自由”的内涵、边界及适用范围，且由于“权力与利益”立场的不同（保护主义与开放主义），导致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態冲突和文明文化冲突家“五大冲突”错综复杂交替进行。顺便说一句，包括亨廷顿说的“文明的冲突”在内的五大冲突 ⁷，并不是“冷战结束”这一单个历史事件决定或显现的结果，而是权利叙事下形成的三大文化传统使然。

政府管控，包括两大亚叙事，一是欧洲福利国家（又叫民主社会主义），一是苏联式国家资本主义又叫共产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市场自由，也有两大亚叙事，一是美国式的人民资本主义（马克思说的股份制社会主义），一是综合了苏联与美国两种模式又含蕴了自身宗法传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称权力或权贵资本主义）。

如今，很显然，就权利讲权利，人类首先在语言和言语上，就很难走出“权利元叙事”的陷阱，事实上，实践了几百年的现代主义（包括发展主义）的以权利为核心的两种宏大叙事，都已经或正在遭受严重的包括“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的当代性挑战，所以，历史真正走到必须以当代性或“当代主义”的以共生范式为核心的新叙事阶段。

众所周知，对于人类文明历史，有诸多划分法，在“权利元叙事”意义上，最著名要算“五阶段说”，即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近年来，五阶段说有些变化，主要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换了一个个儿，其理由是共产主义的构想和实验早于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构想和实验，早在500年前就开始，是资本主义运动是伴生现象；而社会主义运动则晚至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共产主义的理论形態始于19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而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態则迟至20世纪前半期欧洲和俄罗斯诸多流派。但不管如何分，五阶段说都是以社会制度形態为依据进行。其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本人，更倾向以劳动工具（生产力）水平作为人类历史划分的依据，而且，正如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本人无关一样（马克思只提过“实践唯物主义”，且说得不多），五阶段说，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象苏联和我们中国人搞的教科书，硬是把五阶段说加在马克思头上，强人所难，马克思在天之灵有知，恐怕又要发火的。

2013年8月27日，我在马克思墓前沉默良久，同往凭吊的英籍华人常向群博士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章晓英不约而同地问我想到什么，我说：“我在想，一个生前视自由为生命的人，为何死后他的学说成了堂而皇之剥夺别人自由甚至亿万生命的灵符？”其实，马克思生前并非没有警觉——马克思晚年看到那些必言称“马克思主义”且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甚至当面向他献媚的人，异常气愤，以至于他生命将尽时直言宣称：“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⁸

经过一百年的试验或试错之后，人类历史再一次回到了恩格斯1881年在《工人政党》中描述的节点：“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丹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⁹

实际上，二十多年前美籍日本学者福山已经重复了恩格斯的结论，但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错误，在于没有跳出现代主义“权利元叙事”的窠臼，企图论证权利叙事一体两面中的一面优于另一面，且这种优越性是终结性的。

其实，人类过去一百年中，一直陷于“政府管控（政治专制）与市场自由（政治民主）的世纪性钟摆”及其此起彼伏的周期性危机之中，恩格斯的贡献在于正确地指出了问题，却没有深究解决问题的因应之道，而仅仅归结为唯一的道路，即民主制道路——福山们称之为“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我不知福山先生及其追随者们是否看过恩格斯的论述。

这就很难与当代世界多元性或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信息化、生態化、全球化现实和新文明诉求相吻合。而与这种当代新文明（时代精神）相吻合的范式、灵魂、哲学，就是大共生。从权利到共生，正是人类千年一遇的智慧大转型！

比较通常的划分，是依据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形態进行，这就是近年来渐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四阶段说”，即把人类历史划分为：采集-狩猎文明、农耕-城邦文明、工商文明、生態文明。这划分近年来说得比较多，这里不重复。

我想介绍的是另一种“四阶段说”，可能更容易引起关注当代中国政治改革的人们的兴趣。这就是以人类平等互利契约水平为划分标准，即按照蒙昧、野蛮、流氓和文明四个时期，对应着自然、暴力、权力和权利四个阶段 ¹⁰。蒙昧社会，是一种最原始的自然社会，人类因为数量较少，物质匮乏，相互之间敬而远之，社会正在萌芽之中。随着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日趋频繁，人类进入野蛮社会。野蛮社会属于一种古老的自由社会形態，战争、暴力和复仇是一种常態，有正义，但没有秩序。权力社会是少数流民和流氓无产者通过集体暴力建立的一种流氓专制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暴力并没有消除，暴力只是被流氓集团垄断，他们以垄断暴力构成巨大的权力威慑。在权力社会中，恐惧和不平等是一种常態，有秩序但没有正义。只有在一个文明的权利社会中，建立了一种非暴力的社会正义程序，暴力才得到彻底的分化和消解，人们才是平等的，并且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最难得的是，这里实现了正义，也实现了秩序，因此这个社会结构是极其稳固的。也只有到了文明的权利社会，政治才得以超越自然，摆脱体制，从而真正的出现，正义和秩序成为社会常態。不过，如果正义和秩序动態平衡的社会常態成为可能，应当就超越了文明与权利阶段，而进入共生阶段了。

以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划分文明时代的，还有突出人类需要变迁的“两阶段说”或“两时代说”，即认为人类只有两个时代：以追求速度最大化的时间时代，为追求距离最大化的空间时代。而且认为，这是从人类的诞生到人类的灭亡就这两个时代。截止到2012年12月21日之前，那是人类在以追求速度最大化的时间表时代的终结点，从一种理性的、诗意的、文学的，信仰的角度讲，2012年12月21日之前，是一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对假恶丑的张扬、羡慕、甚至推广的一个时代，到了追求距离空间最大化的时代，宣布了对假恶丑时代的一切事物的逐渐的消亡，或者是破产、或者被淘汰，或者被灭亡，一个真正的、追求真善美的时代的到来，新文明时代的核心就是适宜栖居。这种划分很新颖，又似有很大的警示意义。可能受到玛雅人曾经发明的“长历法”影响，根据长历法，从公元前3114年8月11日玛雅文化起源，到2012年冬至日，完成了5125.37年（即1872000天）的一个轮回，意味着当前时代的时间结束，于是重新开始从“零天”计算，又开始一个新的轮回。

最后，还有一种“两阶段说”，是以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程度及其内在精神本质为划分依据，集中体现在布达佩斯俱乐部的中心信条：“保持人类主要需要和需求所需的资源，与自然的生命支持循环圈和生命支持系统之间的动態平衡”，即从人类与大自然被动的共存转换成主动的互存共生。这种两阶段说，把人类文明形態历史划分为：渴望特权和支配改造他者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tion）；全生態社会共生场的贺洛格文明（Holog-civilization）。

除了两种“五阶段说”之外，两种“四阶段说”和两种“两阶段说”有很多通约性，其最鲜明的通约性，就是“生態状况”与“共生法则”、“文明权利”与“共生智慧”的正反比例关系对应现象。所以，两种“四阶段说”和两种“两阶段说”中有进一步整合兼容创新，使之成为人类价值共识的可能。

那么，结合这些阶段说，针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共生场论整合斗争唯物史观和文明工具史观后，提出了全新的作为纾解当代问题因应之道的共生史观（Symbiotic view of history）。

因为不管如何划分，我们人类正处于一次全球性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聚合东西方大成智慧引领向前，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时代诉求，而良智、文明、共生作为中华普惠价值，可能也可望成为人类整合历史及其内在逻辑的基础性理论建构前提。

关于生態文明与共生文明两个概念，顺便理一下。第一，生態文明与共生文明不是人类文明的两个阶段；第二，生態文明与共生文明有概念上的重合处。

可以这样理解：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和共生文明是同一个文明的两种表述，不是两个文明阶段，而且生態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態，才刚刚开始（目前确有许多事例表明我们已然进入“前生態社会”，但还没有标志性事件可认作历史里程碑）。讲生態文明，即是讲多元、讲包容、讲竞和，而多元、包容、竞和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共生。因此，生態文明的灵魂是共生哲学，生態是现象，共生是本质。所以，生態社会、生態文明也可以表达为“共生社会”、“共生文明”（Symbiotic-civilization）。特别是需要强调生態文明的特质不同于工商文明的特质（改造、支配、权力）和后工业社会（后发国家效法追赶先发国家）的特质时，用共生社会、共生文明更明晰。但是，当描述人类文明形態发展阶段时，只能用生態文明、生態社会。

七、生態文明呼唤“良智、文明、共生”普惠价值

马克思指出，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的贯通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中跳动着，就会表现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伴随每一次文明形態的更替，都有其应运而生的哲学。

从人类文明更替的活的灵魂看，正如作为农耕文明（Farming & Reading Civilization）的灵魂，是“和谐”（Harmony）；作为工商文明（Industrial & Commercial civilization）的灵魂，是“权利”（Rights），都是哲学概念一样，作为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灵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亦即“全息共生”（hologsymbiosism），简称“共生”（Symbiosis），必定也是一个哲学概念。

我们不妨把源自古希腊文的Symbiosis稍加改造为一个英文“symbiosism”，对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中的关键字，即：“全息共生”“共生”或“共生主义”。Symbiosism的前缀“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bios”，意为“生物”及“有品位的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而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所以，共生哲学，讲的是由此发现和展开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全生態持续动態平衡”的永恒创生的故事。

“共生起源”的著名微生物学家马古利斯指出：“大自然的本性就厌恶任何生物独占世界的现象，所以地球上绝对不会有单独存在的生物”（1967），这与佛教讲的“身土不二”完全一致。因此，每一“有生命的个人”，都是生而具足又非独存的生灵，只有“环境友好”（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氛围中才能生活美满。

当人们意识到，并开始谋求自身利益（“自己活得好”）时，侧重动力学的自由主义（Dynamics）及其各种变体展开，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而当人们同时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他者也拥有这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让别人活得好”）时，侧重恊和学（Synergetics ¹¹）的平等主义及其各种变体展开，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迄今为止，人类在自由主义道路上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以理性、科技、工商、金融、贸易、正当、效率、法制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文明；人类在平等主义道路上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以神性、道德、信仰、民主、正义、公平、良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尽管在历史进程中，现代经济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并非总能达到完全同步推进的水平，但却依然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不会错位到哪里去。如果发生错位且错位较大，那必是系统性、结构性问题，非重铸、再造、更新，不可持续。

　　自由主义强调学无禁区，在人际关系上不设任何边界，而平等主义强调习有禁忌，在人际关系上却有明确边界，这就产生了一对伦理价值上的矛盾。于是，恊调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矛盾，便成为现代人身心灵健康成长所必修的人格功课。这也是现代教育的根本出发点。所以，一个人格成熟的现代人，必是一位能够较好地恊调好自由与平等关系的人，必是一位富有尊严和幸福感的人，因而必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人。

当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同时成为所有人的处世哲学时，每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每个人的平等就成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条件；而尊严主义、幸福主义就随之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于是乎，每个人的尊严、幸福也就成为一切人富有尊严、幸福的充要条件——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最普惠价值诉求。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在各个历史阶段和不同文化区域，表现为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態或处世哲学。但是，从哲学上看，包括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福利主义、精英主义、官粹主义、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民权主义等变体在内的自由主义处世哲学，和包括社群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民粹主义、草根主义等变体在内的平等主义处世哲学，在各个国家异彩纷呈的表现。同时，都有其自身的问题，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现实运动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人类亟需寻求新的智慧引领向前，以适应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能够体现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的处世哲学，我以为就是共生主义（Symbiosism），而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运动的出现，总体上也呈现为趋于共生主义。

共生哲学，是与中国生態文明建设应运而生，作为生態文明的灵魂，既是一整套可再生的概念构建框架，一种可形成思想气候的普惠世界观，一种可走心体行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態，也是一种可践行的当代性生产生活生態方式。

共生哲学，作为生態文明新时代的精神精华、活的灵魂，可望成为当代中国人追寻动力学智慧与恊和学智慧实时均衡制衡平衡的示范性尝试——适宜（propriety）谐美处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流”，纠正“双重断裂”（人与自然之间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交流的循环断裂，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生態的循环断裂），克服“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化解“五大冲突”，促进中国“制度-文化-人性”良性循环共生场的圭臬，将是当代中国人向世界贡献“有国际感染力的思想”的开始。

共生哲学，也综合了中国群经之首《易经》“生生之德，进退之道，损益之法”和古希腊文艺复兴“自由理性与爱的践约”智慧，强调强者（官）自律、弱者（民）自励，官知“道之进退”，民谙“生之厚德”，“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

“知进退”是一种由共生智慧派生的善恶观，就是如弘一法师所说的“势可为恶而不为即是善，力可行善而不行即是恶”，加上两条：一是“结党营私而不营即是公，立党为公而不为即是私”，一是“法许可作而不作即非善政，法禁止作而狂作即非良治”。

“通损益”是一种共生智慧派生的资源转换法，是人在单位时间内追求资源成本最低而尊严感最强、幸福度最高的臻美禀赋。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文化-人性”优劣的显著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的人们生产、生活、生態所需社会交易成本与边际效益成本实况，“制度-文化-人性”优劣与“社会交易成本与边际效益成本”呈反比例关系。

总之，中国的“文化中轴”、西方的“制度中轴”、社会主义“人性中轴”，是共生主义的三大“价值系统的源头活水”。至此，我们感到了，作为生態文明灵魂的共生哲学，一经与王沪宁先生在《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1988）中阐述的断代又迭代、历时又共时的“古典结构、近代结构、最近结构价值系统”交集时，就必然会催生和呼唤一种与当代中国息息相关的普惠价值。

八、顺势而为，体行共生

人，非牛非马非草木，亦非宠物猪、白眼狼、乌眼鸡，更非生产、交易和战争的工具。所谓“以人为本”，原本是相对“以神为本”或“以权为本”，但相对于大自然和地球母亲，这个口号显然问题多多，所以，非要继续使用，它首先是强调人作为一种特殊生灵，对他者负有责任¹² ，即善待自己，也必须善待他人（人类、非人类、后人类），善待“你、我、他”，与他者（她、它、祂）共生。马克思主义绝非乌托邦，在人类最近的演化化进程中，“千年第一思想家”关于“有生命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命题和价值目标，是一种“全生態社会建设”理念，一种“共生”的文明形態，因为人自身就是目的，是价值之源，不是历史、整体、集体、理性、主义的工具。这一理念并非“对一个渺茫的黄金时代的憧憬，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实现的一种世界的坚实基础”（罗斯福，1941）。

这个“世界的现实基础”，不在外，而在内，在我们的心之“知进退，通损益”，就是“良智”。这里的良智（Mind），包括心灵、思想、智慧、价值观、践行能力，良智的内部结构是，“发动良知、发现初心、发挥良能”；良智（Mind）诚于中形于外，体现为“文明”（Civilization），即规则、体制机制、尊重圣域、行为习惯，审美习俗、臻美风范等；那么“共生”（Symbiosism），就是良智、文明的出发点和归宿，早在2012年7月，习近平就用一句大实话“谋求自己活得好，必须也让别人活得好”（live and let live）传递中国声音。在这里，“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当然就包括马克思主义论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本质属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亦即全息共生！

于是，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百年不逾的主题流变，是从民族、民权、民生，到良智、文明、共生。我们相信，“良智、文明、共生”，作为全球互联的生態文明时代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将与“自由、平等、博爱”（法兰西）“契约、拓展、宪政”（英格兰）“民有、民治、民享”（美利坚）观念一道并行不悖地成为人类生活的普惠价值（GSP Values）诉求。

愿我们顺势而为，体行共生 。¹³

2013年11月3日于北京香山塔后身6号农舍初稿
2017年6月15日于上海复旦大学北区望道苑修订

——————————

¹普惠价值，GSP Values，这里借用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起和倡导的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缩写GSP，表达非排他性共生价值观（Symbiosism values）：普惠价值。据此，非排他性共生体（Symbiont）组织形态的原则与理念“普惠共生”，也译作：GSP Symbiosism.中国古代最接近普惠共生思想的文化源流，是墨家的“兼爱，交利，非攻”思行。

²参看杜维明、钱宏：《良心、良知、良能三位一体：中国人的世俗上帝！——呼唤当代中国的“社会元勋”》（2007.6.21-25），首刊华盛顿《New world times》，收录《原德：大国哲学》P226-232，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2013年第2次印刷。

³参看何兆武先生为“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2012）致辞开幕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收录《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即将由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

⁴Howard Gardner，Five Minds for the Futur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07

⁵参看成中英先生为“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2014）撰写的论文：《共生的本体生态学：易道面共生》，收录《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即将由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

⁶宏大叙事，本意是一种“完整叙事”，即一种无所不包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惯性、统一性和有始有终性。受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文艺学、史学、语言学、政治学中对这一概念皆有借用，并有将其神化、权威化倾向，也因此引来“将某种意志强加于人的以强凌弱的权力政治”、“叙事霸权”等批评。结果，导致20世纪后期的文艺学、语言学、史学、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普遍趋于专业化、碎片化、补丁化而走向“琐碎叙事”、“斗争叙事”的极端。本文作者提出“超越后现代”的“前生态社会”和“当代主义”概念，因而，这里讲的“重建宏大叙事”，是“活在当下”、“此在”而作为主体的人，以及大国的“完整性叙事”、“全人格叙事”、“全息叙事”和“共生叙事”，所以，是对基于西方500年来工具理性滥觞的“宏大叙事”、“科学主义叙事”和中国传统“独尊儒术”式的霸权叙事，以及“后工业社会”的“碎片化思维方式”的双重超越。

⁷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American Journal of diplomacy 1993.

⁸[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德]默林《马克思传》、恩格斯转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第69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第520—523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

¹⁰参看杜君立《膝盖下的中国》，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6766385&boardid=2&read=1。

¹¹共生论者将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创立的Syengreitcs（恊调合作之学及大自然构造的奥秘），译作“恊和学”而非“协同学”或“恊和论”。恊和学以系统论、信息理论、控制论、突变沦及激光技术等为基础，采用统计学和动力学（dynamics）相结合的办法，通过比分析，建立了一整套数学模型或非数学描述和处理方法来描述各种系统和运动现象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相通规律，而非求同一律。公元前八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伯阳父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是近三百年后孔子发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现象的思想依据，而由于后世儒家的影响，孔子的发现的“和而不同”已经在中国人际交往中已经成为一种特定语境，所以，Syengreitcs译为“恊和学”或“恊和论”不会引起误解。协和学与耗散结构理论及一般系统论之间有许多相通（非相同）交叉之处。一般系统论提出了有序性、目的性和系统稳定性的关系，但没有解答形成这种稳定性的具体机制。耗散结构理论则通过自组织现象分析，明确指出“非平衡态可成为有序之源”。协和学虽然也来源于非平衡态系统有序结构（如激光、流体绕圆柱体的流动）在更高标度层次如何形成的研究，但它摆脱了经典热力学的限制，进一步明确了系统稳定性和目的性的具体机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协和学（Syengreitcs）的概念和方法，与动力学（dynamics）的概念与方法一道，在另一个侧面为建立系统研究宇宙、生命、个人、企业、政府、社会的共生法则奠定了基石。

¹²参看张世英先生为“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2014）撰写的贺词与论文：《共生哲学：从“自我”到“他人”》，收录《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即将由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

¹³参看《从王子之问，到农夫之问》：顺势而为，体行共生，指顺应生态化大势，搁置任何个人与组织优越性、先进性及其谋求特权的形而上学预设，在所有公民个人的体认行为中，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安排上，在政府体制制度上，实行共生，将公正契约进行到底。体，体制、规模、整体、体量、制序、法则，如《典引》“兹事体大而允，寤寐次于圣心”。体行，《后汉书•班固传下》：“体行德本，正性也。”李贤注：“体行，犹躬行也。”体行，即 （yù，吾言是金，贵在力行）也。故，体行共生，即诚敬地循共生法则原德精神身体力行，亦即 成共生。本书名为大国哲学，其意为：自立于天地之间者，为大；国者，域也，域中有五大，德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大道并行而不悖曰共。所以，我心目中的“大国”，即以“地球为体，共生为用”（The earth the first, the symbiosis the way）之国也；“大国哲学”，即遵循原德精神的全息共生哲学。体行共生更加突出了行为理性对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整合与超越。

作者：钱 宏

单位：全球共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