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生思想新视觉引导新物欲

摘 要：实现共生思维的核心思路是“破敌人观”与“禁暴力观”，即：以“没有敌人只有病人”的新视觉，废除善恶观，废除一切名义的暴力，用“健与疾”取代“善与恶”。非此不能真正实现共生。

键字：共生；“破敌人观”；“禁暴力观”；“健与疾”；“善与恶”

一、提倡个人共生修养是当务之急

我认为，人类走向共生的主要路径有两条：一是以共生学促进个人修身养性，它是一种新的道德体系和标准；二是以共生学改革社会机制，建立一种共生社会新机制——它是继自由民主理想之后又一种新的社会理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只有共生道德和共生修养得到多数人认同与实践，共生社会才能建成。提倡个人共生修养，是当务之急。

家庭、企业、媒体是可优先践行共生学的三大实验场，最有利于“顺势而为、共生发展”。可以坦率地说，经过十多年的共生修养，共生新视觉让我有了新物欲，至少有了三个新变化细节:

⑴在饮食上，我已经十多年拒绝吃狗肉、猫肉、蛇肉等，以前非常爱吃此类。

⑵在家庭中，我终止了自己曾有过的离婚计划，以不离婚为荣，坚信共生要从家庭开始，破除“强强联合崇拜”，倡导“强弱共度新路”。

⑶在写作时，近十多年的杂文时评，皆以倡导共生为旨，剖析形形色色的非共生时弊。

二、八千年共生探索的遗憾

人类的共生探索，已漫漫八千年，萌芽于共生哲学（含宗教），徘徊于共生政治学，突破于生物共生学，中兴于共生经济学，再攻坚于共生社会学，至今已至少形成25类（174种）经典共生路径，但是却至今有一个关键瓶颈未能打通，导致共生观不能真正普及和落实的遗憾。

华夏文明堪称“共生主义”的发源地——约公元前60世纪，“三皇之首”伏羲就以“始画八卦”，观察自然共生变化的规律；以易经、老庄哲学为代表的“天道自由主义”具有原始“生长主义”性质。庄子在公元前286年提出的“并生”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是世界上最早、最接近共生词意的共生论。

西方文明算得是“古典共生主义”和现代共生学的集大成者——梭伦于公元前595年在雅典中心广场宣布了“民主政治”重要法律“解负令”，让多数平民解脱债务后参政共生，是“古典共生主义”实验的开始；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年～公元前27年）的出现，使世界上有了第一个追求国内各阶级平等共生的国家；而1879年，德国医生，著名的真菌学奠基人德贝里de Bary（1831-1888）首次明确提出生物共生论，开创了现代共生学研究的新纪元。

亚洲可谓当代“共生主义”研究的重镇。日本堪称先锋。黑川纪章1987年出版《共生的思想》，以共生建筑规划推动政治共生，特别主张“共生的思想就是相互承认对方圣域的思想”；井上达夫1992年出版《走向共生的冒险》，尾关周二1996年9月出版《共生的理想》，提倡向“异质者开放”。这些共生研究在中国得到了强烈呼应。1947年就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过“共生与契洽”的费孝通，1990年10月在《读书》杂志公开倡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此后，胡守钧1998年将社会共生论写入《告别计划社会》一文，2002年6月出版《走向共生》专著；吴飞驰2005年在网上发表《企业的共生理论–我看见了看不见的手》（2011年出版），朱健国2005年发表《共生主义初探》和《共生主义16个常识》，首倡“没有敌人只有病人”，用“健与疾”取代“善与恶”；于真2011年出版80万字《共生论》，成为世界上第一次全面梳理各类共生论的专著；钱宏2012年出版《中国：共生崛起》，特别倡导共生实践：以 “共生崛起”升级 “和平崛起”，以“共生发展”升华“科学发展”，“摆脱以对立、冲突和斗争解决问题的传统政治模式、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现行硬道理导航。”

中国进行了世界上最大范围的共生理论实验——华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质上就是一场宏大的“有限共生实验”。邓小平1978年首倡“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实现以后，台湾可以保持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并由香港回归（1997年7月1日）正式实验“一国两制”；其后江泽民2000年2月25日提出“三个代表”，构想中共从“阶级党”升级为“全民党”；胡锦涛2004年9月提出“和谐社会”，后让孔子像进入天安门一侧，与毛泽东像遥望，打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共存之门……这些“有限共生实验”，或多或少地扩大了中国的共生度，扩大了中西文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多元共生，让“中国特色”开始倾向普世价值，尽管本质上仍然没有跳出“以非共生方式求共生”的“王道”局限。

一个巨大的遗憾出现在人们面前：审视人类八千年共生路——无论是“中国特色”的共生路，还是“美国梦”为代表的西方共生路——其差别不过“五十步笑百步”，皆没有走出“有限共生实验的怪圈”，没有开拓出无限共生的新路。

其关键在于，人类各方皆始终不能放弃唯我独尊的“敌人”观与“善恶”观——人类是各类动物中最乐于“窝里斗”，最善于在同类中树敌的。古往今来，无数人因为“谋逆罪”、叛国罪、法西斯、反革命、奸细、腐败、恐怖分子……等“敌人名”而惨遭同类杀死！由此人类成为万物中最激烈、最大范围地使用暴力的动物——人类往往以为，“正义的暴力”是可以保留的，是必须的；殊不知，只要“正义的暴力”存在，必然就会让非正义的暴力如影相随。而“正义的暴力”是建立在“善恶”论上的，只要同意将人类分为“善良”者与“罪恶”者，就必然会产生“敌人”观与“正义的暴力”。因此，唯有从根本上否定“善恶”论，用“健与疾”取代“善与恶”——将人类分为“健康者”和“疾病者”，而后以“治病救人”的医生道德对待“患病者”，人类才有可能彻底结束自相残杀的悲剧。

许多人以为“自由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顶峰，不须再向前发展。殊不知，“自由”的定义极易让人误为个体利益高于一切，因而常常出现早期实行自由主义时有利于共生，持续下去却走向专制主义的悖论怪圈——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最终成为“共生”的破坏者。这无论从历史和现实，中国和外国，都可以得到大量铁的证据。

三、“健康人”的新标准

共生道德观下的“健康人”，即“共生天道者”，其努力践行五个层面的共生观：人与自身的共生，人与人的共生，人与社会的共生，人与历史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生。健康的人生就是不断扩展这五大共生秩序，提高共生度与共生力，将共栖的“依生”、寄生，修正升华为平等互利前提下的异质开放。

社会科学视角下的共生范畴之底线，在于保证一切竞争者、对立面、异类的政治平等和机会平等，包容和宽容异端与谬误——虽不赞同你，但坚决捍卫你的生存权，自然共生。

“健康人”不认为消灭矛盾的一方有利，不以“统一”或“一统”为共生；共生的前提是承认和保护矛盾每一方的生存，切忌将“统”误为“共”——“共”是多个个体之联邦，而“统”则变众多个体为一体，二者背道而驰，天壤之别。误将“统一”视为共生，追求领土的统一，追求思想的统一，追求舆论的一律，多是一姓、一家、一党的利益诉求，而非为“世界公民”所想，其为人类历史上许多专制灾难的根源。

“健康人”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专政主义敬而远之，立足“世界公民”，放眼“宇宙公民”。

“健康人”超越并包含了古代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其方法论的核心是：用“健与疾”（健康与病態）取代“善与恶”——世上没有敌人，只有“病人”——人的一切言行受制于其心理健康或身体健康，所谓“善良人”乃是理智正常，情感丰富的心身健康者；所谓“罪恶者”乃是失去理智，“鬼”迷心窍，情感偏执的心理失衡的心理病態或身体器官病变者。

“健康人”认为：“善与恶”这种只追究人主观道德精神的偏执判断方式，掩盖了人的行为主要受控于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或身体健康状態的真相。以“健与疾”区分人的行为，有利于人类宽容互助；而用“善与恶”判别人，则只会激起暴力斗争。“善恶论”这一根本错误导致人类几千年来不断相互妖魔化，互相残杀，战争不止，专制至今。若将一切“罪恶者”都视为病人，人自然产生救死扶伤的情感，像医生一样去关爱、治疗“罪恶者”，而不是去惩罚他们，斗争他们，消灭他们；如此这般，人类的生活才有可能真 正地和平和谐。

用“健与疾”取代“善与恶”——没有“敌人”，只有“病人”——才可能真正凝聚各类共生思想因子和打通各种共生路径，最终实现人类八千年共生梦。

如是，“健康人”便可谢绝一切名义的极端暴力：谢绝一切美好名义的战争、残杀和极刑，谢绝一切名义的“以牙还牙”，即使是反暴力，伸冤屈，也以不杀人、不致死为底线（即便为了制止暴力行为的强制手段，也可以“麻醉弹”不致死人伤人等“软打击”为前提）；承认对立面，保护反对派，宽容一切生命和思想，劝阻任何动机和形式的“汤武革命”或以暴易暴。像大自然一样任凭万紫千红，像江河一样欢迎泥沙俱下，像海洋一般来者不拒，有容乃大，方可保证任何生命、种族、风俗、思想皆有一定时空的共生之权。

“共生主义”倡导与家人、邻居、同事、同行、朋友共生开始，以家庭、企业、媒体为试验场，逐步实验扩展社会“共生秩序”。

朱健国，全球共生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本文为2012年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北京）的主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