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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发布时间:2020/12/28 共生学术研究 浏览次数:1499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
——Symbiosism:Charles Thomas Taylor &Qian hong又一次量子缠绕式的隔空对话!
林 玮[①]
摘要:“共生”一词进入哲学视野,成为哲学概念,是钱宏先生在2007年前后所进行的主要工作。它的基本意涵是从宇宙天体、地球生灵到人类社会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是生而具足又非独存地共襄生成的过程,即一切人事物都既是自组织的又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寓于自组织过程之中。这一概念与美国学者Charles Thomas Taylor的相关论述有相似性,而其概念的生成与传播也有独特的概念史渊源。钱宏长年推广“共生”理念,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相关著作。而共生理念的发展与完善,仍需社会的普遍关注。
关键字:共生 共生主义 共生思维 共生哲学
Symbiosism:A Dialogue between Charles Thomas Taylorand Qian hong
Lin Wei
Abstract: the Chinese word “symbiosis” entered the philosophical field and became a philosophical concept was the main work carried out by Mr. Qian Hong in 2007. The basic meaning of it is that all living things are born and grow not only independently but also in theprocess of interdependence. That is to say all things are both self organiz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interdependent. This concept is similar to that of American scholar Charles Thomas Taylor, who wrote the book named “symbiosism”.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symbiosis” has multiple sources, and it can be practiced in sociology, economics, philosophy and many other fields. Qian Hong has promoted the concept of “symbiosis” for many years, and made a series of related books. But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symbiosis” idea still need the social widespread attention.
Key words: Symbiosis, Symbiosism, Symbiosis thinking, Symbiosis Philosophy.
中文“共生”一词,早在1985年,钱宏先生就在《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读书笔记中提出过“全体共生”“和解共生”,但钱宏把“共生”改造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是在2007年给华盛顿报纸NEW WORLD TIMES专栏文章《全生态社会建设论——关于“共生主义理念”的说明》(报收入《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95-206页)中事。在钱宏所指认的哲学概念中,意为从宇宙天体、地球生灵到人类社会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是生而具足又非独存地处于共襄生成的过程,即一切人、事、物,即凡是活体都既是自组织的又是相互连接平衡的,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寓于自组织过程之中。
这个过程在个体生命是这样展开的:从直接生活中来,在人类文本经验知识中交换、印证、互动并加以整合、改造、超越后,多维度反观并反身到现实生活中去,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和组织行为,以改变或追寻可能的世界。
共生,对于钱宏先生来说,并非来自文本知识,可以说是他长期关注生活现实,观察、思考并写出《全生态社会建设论——关于“共生主义理念”的说明》之后,产生的一个灵感[②]!从一开始,“共生”就是一个哲学概念。共生哲学的前端,是他“追寻可能的世界”(1989)和“背景主义”(1994),共生哲学的后端,是他的“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2007)和“人类未来生活方式的创新与再选择”(2015)。
当钱宏先生感觉需要寻求一个合适的外文词汇来对译“共生”时,发现英文、德文、俄文、法文中的symbiosis、Conviviality、симбиоз、Co-naissance 或commensalism,都可以作为“共生”或“共生主义”的相应表达,而且在矿物学、生态学、植物学、社会学,甚至教育、管理、特工、金融、艺术、宗教文本中都能找大量应用的案例。这让钱宏激动不已,特别是当他感觉symbiosis、commensalism等词汇,不足以表达“共生主义”的全部内涵时,他自创一个英文词汇“symbiosism”,来对译“共生主义”。他相信,既然西方人也发现并使用着“共生”和“共生主义”这个概念,这说明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
于是,钱宏先生查遍了他手头所有的英文词典和能够登陆的网站,发现虽然现有的英文词典里没有symbiosism这个单词,但“symbiosism”的用法在网络上确实有人提过:The origin of language: Symbiosism and symbiomism。他让我帮助在维基、谷歌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寻找,看有没有更规范的出版物上用过相应的词形。果然,美国Hamilton Books公司于2006年出版过一本名为《SYMBIOSISM》的小册子,作者为科罗拉多州Charles Thomas Taylor。Taylor 先生所言的“symbiosism”是综合了东西方各种宗教、哲学的道德传统,如其本人所言,包括了无害伦理学(the ethics of noninjury,一种古印度哲学)、功利主义伦理学、宽宏伦理学(the ethics of magnanimity,即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最高之善),以及一种来源于古老的“黄金律”全新伦理学,作者将其称为“互惠主义”(reciprocitarianism)。这与钱宏先生使用的中文“共生主义”意思基本接近。
钱宏先生对共生哲学或共生主义的阐释包括:可再生的概念构建框架、可形成思想气候的普惠世界观、可走心体行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可践行的当代性生活方式。而Hamilton Books在介绍《SYMBIOSISM》一书时也明确指出,“共生主义”(symbiosism)的哲学,试图标明一种理性亦带有普遍性的准则。在此准则中,人类得以享有和平、安全与幸福的共同生活。根据其说明,英文的“symbiosism”之名,也由作者Taylor所生造,系采三者之结合:前缀“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bios”意为“生活方式”(mode of life或style),而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凡此种种,均与钱宏先生的相关说法、理解有着殊途同归与暗通曲款之意。
尽管钱宏先生住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朋友陆群先生告诉他,《SYMBIOSISM》一书出版10年来,还没有发现一篇评论文章。但钱宏先生认为,只要美国有人作过类似的思考,这就已经够幸运的了——美国有了这本书,本身就为中美共襄生成“全球共生”、“普惠价值观”语言、语境,乃至为人类形成新约定和新世界秩序,提供了现实根据。
因此,钱宏先生说,今后使用共生的英文时,在矿物学、生物学意义上,不加m,仍然是Symbiosis,而在超越矿物学、生物学意义上使用共生时,英文Symbiosis都加m后缀,为Symbiosism。而且,即将在台湾瀚芦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共生化解冲突——中国学派的兴起》繁体版的英文提要,都直接采用他与美国这位Charles Thomas Taylor先生“量子缠绕式隔空对话”般共创的这个Symbiosism.这样,英文symbiosism就将形成一种翻译中文共生,特别是共生哲学、共生主义的惯例。而翻译界也有惯例,就是讲究尊重他人劳动,如果没有原则性问题,一般不动已有的译文惯例。
因此,以此为时间节点,包括“全球共生研究院”都将统一使用Symbiosism,全球共生研究院即译为: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综合西方学者对共生的研究,共生是指两种不同生物体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互助关系,动物、植物、菌类以及三者中任意两者之间都存在“共生”。人类当然也是共生生物。没有共生现象,地球上就不会存在生命。也许正是共生关系推动了多细胞生物有机体的进化,这就是“共生起源”(马古利斯)。有的科学家认为整个地球就是个巨大的共生有机体。更为奇妙的是,量子力学家们发现在微观世界量子海洋中的“共轭现象”与“量子缠扰”(相距感应),也是共生关系。从19世纪中叶三位俄罗斯植物学家到1873年德国生物学家Antonde Bary于1879年以古希腊语Symbiosis对共生现象正式命名,再到美国伟大的科学家Lynn Margulis女士对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的证实,共生在西方语境中,同样不仅是生物学的、综合进化的概念,也是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环境艺术设计、社会学的,宇宙学的,当然也是哲学的。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obert E. Park,1864-1944)曾经创造出共生体系和契洽(Consensus)体系,来认识这个世界[③]。著名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的过程(process)哲学,以共生(con-crescence,意思为growing- together)和涵摄(prehension)为关键字,强调万物之间相互依存感应(connectedness relatedness)。有趣的是,“Prehension”,也是怀特海自造新词,分别将Comprehension、apprehension去字头改换而成。在美国,不仅有共生学会,还兴起了强调共生精神的社会运动,这就是“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在“深层生态学”中,“共生”主要是一种智慧,更为确切地说是实践的智慧,这就与中学语境中的共生精神契合了[④]。还有,近年来由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John B.Cobb等学者发起的“新经济运动”“生态文明”运动[⑤],其哲学底蕴,实际上也来自共生主义(Symbiosism)意识对于后工业社会与全球化运动的反观、反思与反身。
对于“共生”“共生主义”更为通俗的解释,就是Live and let live,即“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何兆武,在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上的讲话,2012)或“谋求自己过得好,也要谋求别人过得好”(习近平,2012年7月7日清华大学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讲话)[⑥]。而根据日本学者渡边章梧的调查,日语的“共生”对应英文的词语竟有五种之多:symbiosis;conviviality;co-viviance;living together;“co-living and co-existence。而其中coviviance,也是日本社会学者伊东俊太郎所造的新词[⑦]。
可以说,钱宏先生发现、提出并阐释、传播的共生(symbiosis)、共生场(Symbiofield)、共生律或共生法则(Symbiosis rule)、共生史观(Symbiotic history)、共生权(Symbiotic rights)、共生主义(symbiosism)、共生智慧(Symbiosis wisdom)、共生能力(Symbiotic capability)、社会共生(Socialsymbiosism)、全息共生(Holographic Symbiosism)、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普惠共生(GSP[⑧] Symbiosism)及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共生系统工程(Symbiosys)、共生容量(Symbiotic capacity)、共生创新(Symbiovation)等概念框架,正是在上述概念基础上,顺应满足人类融合的三次全球化浪潮与社会发展的三大趋势相交织的时代需要应运而生。关于其具体界定、阐释,可以参考他出版的相关著述,如《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原德:大国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及其执笔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2012)形成的《共生宣言》和凤凰网“钱宏的博客”。大体来说,钱宏先生对于共生哲学的阐释包括以下内容:
共生哲学标志着人类哲学的三大转变
秩序想象:从秉承者蜕变为在出者,从法乎其上到关系定位,从原子论、还原论到关系过程论
关于中文“共生”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之说明从思辨走向处世处事,从秉承者到在出者的蜕变,时代主题的转换
生活方式:从审视追问,走进为明德循道臻美,从“我是谁?”到“我可能成为谁?”
共生哲学的生成语境与概念内涵
背景:共生思想是随广义生态学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应运而生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
外延:共生思想是指古今中外一切共生关系形式的概念、理论、方法
内涵:共生思想是揭示人、事、物(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自足而又非独存之共襄生成关系与过程的运行法则
本体论,生命之源,共生一体,没有敌人,只有病人
认识论,一视为仨,和恊共生,取象-抽象-意象,不舍弃任何人,不对人事物作是非、好坏、善恶、君子小人的形而上学预置,一切都在关系过程共生场中显现其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本质属性,又反身关系过程共生场
方法论,道不同,亦相与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辅相成,相反相成,赎福共生
价值论,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没有绝对的垃圾,只有时空的错位,人人皆可追求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的生活
结构功能(共生哲学的四大品性)
1.可再生的概念构建框架: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
2.可形成思想气候的普惠世界观:顺势而为,体行共生,生态统领,共生为魂
3.可走心体行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良智、文明、共生
4.可践行的当代性生活: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地休养生息
如何把握共生四大品性的现实运动?
把握共生四大品性现实运动的关键,是对人事物作出恰当的时空定位,在本位(质能信)、阴位(势能)、阳位(动能)的自组织互动关系中从多维度把握人、事、物关系的实存性、价值性、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反身性
实然:认知者、觉知者,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认知功能优先于参与功能、操纵功能,尊重真相、真理作为思维方式的一个承诺
应然:参与者、操纵者,审视生活后的价值取向规定认知者的行为方式,即参与、操纵功能决定行为方式的价值承诺,这一承诺对“知行合一”提出了挑战
或然:由于关系过程总在变化中,完美的认知(perfect knowledge)与净效应(net effect)是人的智能很难达到,为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不确定性,亦即可能的悬念,这并不完全是坏事,没有悬念的生活不具有审美价值,为认知与参与者驾驭开放性的共生智慧、担当、格局留下了可为的空间
必然:正是或然性给共生智慧、担当、格局留下的可为空间,使人们在自然、自由、自在的生活过程中达到认知和参与、历史的与逻辑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而无限臻于完美,即参与者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成。
共生哲学认为,地球众生灵,都是大自然母亲的孩子,当人作为自然故事的参与(参赞天地、化育万物、操纵事实)者,尤其是作为“核心参与者”或“完全性的参与者”时,都会遇到一个哲学问题,即“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参与者在处理这个关系时,会遵循钱宏称之为“文殊(智慧)-普贤(愿行)定律”,或“索罗斯定律”中的两个相反方向(功能)去做——一个是认知(或智慧、理性)函数,“连接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一个是参与(或愿行或操纵)函数,“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世界”。
认知(或智慧)函数属于思维方式,具有惯性特征、易误性特征(inherent fallibility),但追踪真相、真理(truth)越过了边界,就成了谬误(misconception),认知理性放大扩散谬误(fertile fallacy);参与(或愿行或操纵)函数属于价值取向,具有利己特征,但追踪利己、权力(power)过了头,有可能事与愿违,终归在现实遭受失败。朋霍费尔说:“愚蠢是一种道德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
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特征在同一个参与者身上,可以是“知行合一”的,如人对自然存在的参与,只是受“易误性”制约,但人在参与社会存在及其价值创造时,由于既受易误性(fallibility)制约,还要受到“反身性”(Reflexivity)作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知行分离”是必然的,这就是索罗斯说的“不确定性原则”(Uncertainty principle)和他从他老师波普那里借来的“开放性原则”(Open principle)。于是,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动态的“概念框架”,以尽量实时把握消解“不确定性”,并尽可能主动适应“开放性”,这就是像他说的和做的那样“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在此,我们看到的并非媒体造作的“金融大鳄”,而分明是一个即便在生态文明新时代也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或找到人的安身立命之位的,堪称具有“共生思维”的哲学家。
但是,请注意,索罗斯之所以能做到把“两个相反方向”的函数和行为特征统一起来而拥有共生思维,是因为他在金融领域和自身生活领域,都是一个“完全性的参与者”,因此也是一个“完全性契约的履行者”(Bengt Holmstrom),而且,无论是试错、试验、证实、证伪,其效果、效益、效能如何,无论发生多大的变故,他都可以或必须自己对自己负全责。当然,这里只是理论概括,并不完全等于索罗斯的实相,更不是只有索罗斯才能从认知与参与两个方向驾驭“不确定”与“开放性”。而且,两个函数的反身运动可共襄生成不同于自然现象的人为事件(态)即社会现象,这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社会现象又反身人的认知与参与,由此循环往复,直至参与者内部趋于平衡死寂,或遇到众多参与者构成某种强势外部性压力而发生改变。这就是钱宏所谓“共生哲学”和“共生思维”的基本内涵。
据我了解,钱宏先生还着有《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2010)、《共生经济学文集》(2016)、《共生社会学》(2014)、《共生政治学》(2012)、《共生心物学》(2015)、《共生词典》(2007)。由他主编的《共生化解冲突——中国学派的兴起》即将在台湾出版中文繁体字版。他还在策划编辑《相约共生丛书》。该丛书计划出版中英双语版 36 种,已有成稿、半成稿 15 种。钱宏认为当代中国,从《走向未来》,到《国学大师》,再到《相约共生》,三套富有时代标志性丛书的历史背景、定位、使命为:
一、1980 年代初的《走向未来丛书》(包遵信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副主编),是立足于引进消化,帮助当代中国大众开眼界、 谋发展;
二、1990 年代初列入国家“九五”重点的《国学大师丛书》(钱宏为总体编辑),是立足于中华融和,帮助当代中国学人寻根本、 传薪火;
三、21 世纪即将问世的《相约共生丛书》,将是立足于范式原创,引领全球思想家、政 治家、企业家开智慧、获灵魂!
而钱宏先生也多次表示,他欢迎中外致力完善、改变现行世界秩序的学者、践行者加盟Symbiosism中来贡献智慧,倾注情怀,展现格局。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讲师,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杜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全球共生研究院研究员)
[①]林瑋,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講師,北京師範大學與美國杜克大學聯合培養博士、臺灣世新大學博士後,全球共生研究院研究員。
[②]参见钱宏:《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95-206页。
[③]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360页
[④]Arne Naess, “The Deep Ecological Movement: Some Philosophical Aspects”. In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 ForThe 21st Century.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Inc, 1995.
[⑤] 游小建:《共生之可能:一个后工业社会的愿景——刍议美国新经济运动的人文思想和社会创新》,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入选论文,2014。
[⑥] 参见《“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25/c_114148683.htm。
[⑦](日)渡边章梧:《共生学の英译はどれが适しているのか》,《共生思想研究年报2006》(东京:东洋大学共生思想研究センター编,2007),第95页。转自孙国柱《共生学专栏述评》,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6107。
[⑧]普惠共生,译作GSP Symbiosism,是借用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起和倡导的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缩写GSP,表达非排他性共生体(Symbiosome)组织形態的原则与理念:普惠共生。中国古代最接近普惠共生思想的文化源流,是墨家“兼爱,交利,非攻”的思行。据此,表达非排他性的共生价值观(Symbiosism values)的“普惠价值”,也译作:GSP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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