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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智慧的共生思想 ——读钱宏《共生:一种约定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的札记

发布时间:2022/04/24 共生学术研究 浏览次数:197

作为一种智慧的共生思想

 

——读钱宏《共生:一种约定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的札记

 

任帅军博士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杨浦 200433)

 

共生已经成为当今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达成这一共识离不开无数学人前赴后继的探索和付出,钱宏先生就是在国际上较早提出共生思想的学者。他早在1986年就提出,人类在宇宙中本来是也可以是平等地“共生”的思想,在1989年首次提出互相奉献则“全体共生”的观点,在2007年提出“共生是全生态社会建设的灵魂”的观点。从出版《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中国:共生崛起》,到2012年发起组织“全球共生论坛”(GSF),倡导国际社会亟需直面当代问题的哲学对话,以期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改变对世界发展的碎片化认识和补丁化改进,他一直致力于对共生思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2017年,他主编了第一本共生文集《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晨星出版社,2018),为繁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值得注意的是,复旦大学研究生院2018年为全校硕博研究生开设的FIST课程(邀请国内外各个前沿学科的专家作“夏季集中式授课”),特别开设了由钱宏、徐珂主讲的《现代危机与共生思想》选修课。

 

有必要通过中英文对照本《共生:一种约定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SYMBIOSISM: The Mind Power to Agree on An Innovative Life Style,Onebook Press Canada,2021)的阅读,梳理和研究钱宏的共生思想,重新打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扇全新“窗户”。

 

一、提出共生智慧的中国学派

 

中国学派不仅仅是经世致用的学派,在强调建设经济强国的同时也重视文化强国的建设,还主张对人类作出经济贡献的同时要作出相应的文化贡献。中国的改革开放,秉承了一种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时代精神,但也受到西方中心主义复制性路径选择困境的困扰,急需要一种更高的智慧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审视。因此,应当从时代主题转换的高度,直接回答“中国何以处世”的根本性问题。一旦我们从这种大国哲学的当代性诉求反观现实,就会明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也同样需要中国。中国与世界处于共生状况,意味着需要重建大国哲学,即创造出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哲学。这就是钱宏先生提出的共生哲学,成为具有使命意识和体现担当精神的中国声音。

 

1.共生思想何以如此重要?

 

钱宏先生认为,共生思想就是关于人事物共襄生成的方式、法则的揭示、照亮与镜鉴,即共生哲学。哲学是宗教与科学间性、艺术与伦理间性的学问,所以,哲学同时关注真相与真理、认知与参与、觉悟与操纵之间的关联与不同,这就引出了主体间性问题,主体间性问题,或者说,从无间道到间道,正是共生哲学缘起之念。共生哲学有三个特征,第一,重现建构关系的秩序想象:从秉承者蜕变为在出者,从法乎其上到关系定位,从原子论、还原论到关系过程论;第二,重新书写不同的历史叙事:从思辨走向处世,直面时代主题从竞争到共生的转换;第三,追求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从审视追问,走进为明德循道臻美。从上述描述可以看出共生思想的创新性。

 

首先,共生思想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本体论视野。共生思想是揭示人、事、物自足而又非独存之共襄生成关系与过程的运行法则。这种思想认为,地球众生灵,都是大自然母亲的孩子,当人作为自然故事的参与者,尤其是作为“核心参与者”或“完全性的参与者”时,都会遇到一个哲学问题,即“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而且,参与者在处理这个关系时,会遵循我活也让别人活的理念,从而建构出向有利于所有存在物的方向运行的世界。

 

其次,共生思想呈现出一种新型的认识论视野。共生思想认为,一视为仨,和恊共生,取象-抽象-意象,不舍弃任何人,不对人事物作是非、好坏、善恶、君子小人的形式上学预置,一切都在关系过程共生场中显现其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本质属性,又反身关系过程共生场。

 

再次,共生思想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视野。共生思想认为,道不同,亦相与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辅相成,相反相成,赎福共生。钱宏先生首创与中文“共生”对译的“Symbiosism”:(1)前缀“sym”,意为“在一起”(together)。潜台词是“组织在一起”(Organize together),结合活体考察,不难发现Sym,其实都是通过“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而组织连接在一起。(2)“bios”,意为“生活方式”(Lifestyle)。而生活方式,一定是人通过对天人、人我、心物关系认知与参与过程中,依据某种意义(价值)定位,形塑生成其风格。(3)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这个主义,就是生活方式的价值(意义)定位与约定,这就是文明,也是历史,而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心之力(Mind Power)的存在。Symbiosism 的三层含蕴形成了“大德曰生,大宝曰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存同尊异,赎福共生”的“共生体”“共生主义”(Symbiosism)的哲学表达。这一哲学表达,意味着尊重和发挥人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人类将得以享有“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的成本最低而和平、安全与幸福度最高的生活方式。

 

最后,共生思想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论视野。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没有绝对的垃圾,只有时空的错位,人人皆可追求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的生活。由共生思想可知,大自然足够富饶而且慷慨,足以让每个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人类文明创造的物化世界,更是足够丰富多彩,足以让你、我、他相拥生活,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艺术家,在生活中诗意地栖息。

 

2.共生思想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共生思想是对当今世界过于物化的生活方式的一种纠偏。并在哲学上提出重新定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三大关系,亦即“天人、人我、心物”三大关系的命题,即:既不是天人相分,也不是天人合一,而是天人共生;既不是人我对抗,也不是人我同一,而是人我共生;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心物共生。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些需要认真反思和对待的极端现象,例如有些中国人的思维潮流已经严重走向重智不重慧、重谋不重略、重术不重道、重知识意见不重思想理论的极端。这种思维方式虽然有利于人们迅速利用规律实践,复制、学习前人和他人创造的文明成果,具有经济学思维方式的高效率、低成本特征,但在哲学及科学艺术社会历史意义上,则显现出僵硬、被动、封闭、碎片化、补丁化的特征。只有从思维方式改变入手,提高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力冶”“文化力冶”,走向身、心、灵的生命自组织冶的一体化,中国人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经济文化发展创新,,以及作为正常国家公民的休养生息,才会有源源不绝的强大的精神体能和思想理论支撑。在所有范式共识间追寻可通约性,是共识哲学的信念与出发点。而人类生产、生活、生态中的共生法则,正好具有这种最大通约性。

 

文化危机和文化建设,说到底乃是哲学危机与哲学重建。无论是奠基于古希腊的西方论理系统,抑或源于古代印度的达意系统,还是成型于先秦演化至今以克己通道为指向的东方心性境界,莫不陷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维谷之中。因此,尽管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全面引进或全面复兴基础上,出现了形式上“中国化”或“现代化”的自由主义、新儒家、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和后现代、后现代之后的哲学努力,但哲学对于现时代人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目标,仍没有道出与一个东方魅力大国的世界责任相称的智慧和神韵,而至今建树寥寥。因此,中国急需要一种全新的哲学对中国当下社会现实予以重新诠释,而共生哲学通过“赎福共生”成为整合多元社会思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哲学。“赎福共生”之所以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基于每个个体的人都生而具足精神体能和生命自组织力,因而每个个体生命对于“共生赎福”与“赎福共生”的追求方式、实现方式和足迹,并不是整体同一的。这是这种多元又统一的灵活性,开创了中国人全新的存在方式。

 

3.全球意义上的共生何以可能?

 

世界是一个整体,天下大道,就是全球共生。由于互联网技术、卫星传播技术等的运用,以及跨国经济流通和文化频繁交流,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日益成为彼此互通有无的共同体,谁也不能完全孤立地存在,全世界因此成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共生共同体。共生共同体就成为人们了解彼此和对待新生事物的基本出发点。人类成为共生共同体是历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进入到网络时代的产物。钱宏先生将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共生共同体称之为世界大社会。世界大社会的到来,表明人类由民族、国家你的交往发展为能够跨越民族、国家及民间团体、城市社区、组织界限的普遍交往的事实状态,是人类交往的普遍性、世界性理念和立场的体现。

 

全球共生倡导的是一种全球视野,即不仅了解某一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传统,更将世界、天下和社会了然于胸,毫无阻碍地克服和超越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盲目主义的狭隘性,而通过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创造出和而不同、包容多样的世界文化,引发推进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即世界大社会的共生、共济、共栖和共享。这就要求,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要善待作为他者的民族和文化。这是因为任何民族和文化都无法仅仅局限于自身的范围而不与外界事物打交道,必然会在存在与发展中与作为他者的民族和文化产生联系。全球共生就是在作为他者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之中形成的,可见全球共生的终极目的是,普天之下的万事万物都能和合共生。

 

二、共生智慧的三重逻辑展开

 

通过梳理和总结钱宏先生的共生思想,可以发现钱宏先生所主张的共生智慧有三重逻辑展开方式:第一重逻辑展开方式是从共生现象到共生意识的生发,第二重逻辑展开方式是从共生实践到共生社会的展开,第三重逻辑展开方式是从共生智慧到全球共生的实现,需要分别予以专门分析。

 

1.从共生现象到共生意识

 

共生智慧的生命力在于它总是尽可能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共生作为一种智慧思维方式使得我们对社会与人之间关系的审视有了新的角度与方法。基于共生视角重新审视生存智慧中的主体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提出的共生哲学,为思考社会现象和问题提出了独特的分析视角。可以从马克思学说中寻找到共生哲学的基础,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共生现象。

 

马克思(Karl Marx),将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尔开创的科学精神与哲学传统体现在人文社会领域,从人自身及其活动中寻求理解和把握“现存世界”的理论途径。他“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指出“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846)。“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三个层面的共生大义:第一,是指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第二,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即社会关系的总和,指的是“共生赎福关系”,赎福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第三,赎福共生之所以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是基于每个个体的人都生而具足精神体能和生命自组织力。

 

从共生的视角来看,马克思哲学不是“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蔽着的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相反,直接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揭示心与物、物与物的关系性质。因此钱宏先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当代人类绕不过去的思想高地,因为不仅在“现实性上”,而且在“可能性上”,“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而揭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方式,存在状态,特別是存在可能,才是马克思哲学永远具有的当代性特质。包括马克思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在内的所有具体规定、建构原则和建制,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金科玉律,而是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即扬弃性和从人的存在即生活方式中追寻可能的个性拓展、约定创新与再选择愿景的精神力量,赋予马克思哲学与哲学本身以当代性生命力。如此,才能说“在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双重批判的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的哲学”,能够“深度契合着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并为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所关注和吸收”,让当代“有生命的个人”们,从诸般“不共生就可能共死”的极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组织、国别的现实斗争、冲突和对抗中走出來,各显神通,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可见,共生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式不可能离开现实的生活世界而仅仅从人的头脑中产生。意识虽然被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所建构,然而在这些范畴内,往往追求事实本身的真实样子。这就要求我们要将根源于生活的真正的意识从这些概念、范畴中呈现出来。只有看到其背后真正的事实本身,才会选择适合的范畴概念去解释和解决事物中会存在的问题。

 

共生现象就是以研究共生事实为出发点的。自胡塞尔现象学运动起,20世纪各门学科其实已经开始了这种力求摸透事物本身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反省。现象学运动席卷多门学科。现象学把现象作为一个新的审视问题的视点,提出面向事情本身的方法论原则,揭示现象更为丰富的意义,从而使停留在前现象学水平的研究方法受到质疑。

 

在生物界存在着共生现象,即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动物、植物、菌类以及三者中任意两者之间都存在“共生”。在共生关系中,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两种生物共同生活在一起,相互依赖,彼此有利。倘若彼此分开,则双方或其中一方便无法生存。人类对生物界的共生现象的研究是形成共识意识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存在论是通过生物界的共生现象的研究,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一种思想上的启发。共生智慧就是关心人自身的具体存在的学问,而回到具体存在的途径,就是回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实践存在上面。研究共生现象,就是要回到现实本身,去发现观念和现实之间的不同,看到被观念、范畴遮蔽了的现实问题,从而发现现实世界变革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找到实现共生目标的可能的现实路径。

 

这种共生意识,是一切文化和文化建设的核心,也是共生哲学的核心。这就是钱宏先生主张的从人出发理解共生的哲学意涵。人,就是通过逆时追问“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欲何为?”而感知、认识自然、人文和社会的历史奇迹及其现状,进入生产、生活、生态的实践建设和创造,获得动态意象形态的生存机制;最后,通过进一步追问和追寻“我欲何求?”、“我应是谁?”、“我可望成为谁?”通感洞察及瞬间耦合赢得和显现神奇意象形态及其现实,从而自我设计、自主创新和超越现存背景,在现存背景中脱颖而出,为人类提供新的合目的性而又可能的生存基础亦即新的综合背景。然后,再以此为起点重新进入新的意象追问、追寻和追求之阶。

 

2.从共生实践到共生社会

 

共生实践的基础是共生意识,共生意识就是一种基于事实本身的感性意识。任何历史都是感性意识和感性活动的历史。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对象性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对象性活动中产生的感性意识,就是对人自身的类意识的确证和对自身是社会存在物的确证。所以,共生意识不单纯就是对事物概念的理性认知,而是对事物本身的还原性认识。基于共生意识的共生实践研究就不是考察既有的社会秩序的可修补性,而是考察研究共生所依赖的真正感性意识是什么,如何能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为何对共生实践的理解如此必要,因为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都是感性实践的变革所带来的。纵观人类科学发展史,从牛顿力学体系,到相对论、量子力学体系,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计算科学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到耗散结构(熵值)理论,及数学、逻辑规律等,都通过研究现实世界的可能性而对社会发展带来了根本性变革。共生实践的研究很重要的对象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是什么样的?如何能促进这个现实世界更好的发展?感性实践是共生哲学研究的基础,因为我们生存的世界,如果没有新的包含共生的感性实践的形成,理论上去重复千百遍,对现实进程也会没有丝毫意义的。如果这样,共生智慧就会沦为对现存秩序的辩护或修补,而无法根本性的推进社会的前进。

 

共生社会是共生实践的产物。共生社会是运用共生实践把握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何把握、何以可能?就是通过深入人民群众的实践,去观察,去表达共生的感性活动,即人民群众实践的进程和价值,从而从共生意识上升到共生实践,从共生实践进展到共生社会的。

 

共生社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而不是以人民为名义的社会。钱宏先生认为,“以……的名义”这个句式中省略部分的关键词,是工具,更准确的说,是“工具理性”“工具法权”意义上的指称。人民不是工具,不是工具理性、工具法权这样的资源手段。人民是目的、是中心、是价值聚焦点和行为理性的终端。如果把人民当作手段,结果只能是一部分人成为另一部分人的工具。而以人民为工具的社会不是共生社会。共生社会是以人民为目的的社会。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合理、正当的,其尺度与基础,全在于是否符合自由者间的理性权利法则。这一自由理性法权,是每个人一切不可让度的诸如占有生产生活资源的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迁徙定居的自由等权利的基础。同时,也是每个人拥有可让度的强制权即便每个人可以强制要求他人尊重、承认、保护其拥有不可让度的自由权的基础。共生思想提出综合“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范式转移(Symbiosright paradigm shift)。

 

无论东方西方,无分种族、民族,国家正当性的基础,是富有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的人们,为了维护和保障上述不可让度的自由权,而让度了强制权,以建立国家及政府。反过来说,凡是出现一部分人(精英及精英集团)假国家或政府的强制权,侵占人民、国民、公民的那些自由权,特别是自由地拥有资源进行生产生活和自由地思想的权利,从而压制人们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和社会自组织力的制度、体制、机制,无论其举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旗帜,都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因而,人民可以以理性的名义通过宪法法律,甚至“以共生的名义”发动革命予以匡正。

 

3.从共生智慧到全球共生

 

 我们都是依靠共生智慧而在社会中生存的。共生智慧的追求所体现的哲学基础是Live and let live,同时又尊重不同主体的独立性及价值观。在这样的生存现实中,共生智慧需要理解这种现实,并思考如何去发扬这种现实中的智慧以达到全人类都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共生智慧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共同追求,它体现着人类文明范式的变革,是现代性发展的未来走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生是现实的,社会共生的追求不应只是一种和谐的秩序,不仅仅只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等,还有对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对抗性的克服。共生智慧针对现实生活中对抗事实,提出“存同尊异,间道竞合”方式方法加以克服。研究的重点在于,如何在克服对抗中探究共生的可能。

 

那么,全球共生何以可能?全球共生是建立在共生智慧庇护全球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共生智慧为解决人类异化和片面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步入21世纪,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破坏世界的共生生态系统。过分扩张了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片面发展的异化了的人类发展观。这种片面性肢解了人的自我个性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使人变成异化人,不仅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和战争,而且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个人在这样的发展中只是得到了片面性发展和畸形形态的满足。共生智慧为解决上述冲突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从改造世界到敬畏世界,从改变他人到善待他人,从攻击社会到造福社会,共生智慧为全球共生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只会支撑。

 

其次,基于共生智慧形成的全球共生系统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出路。全球性问题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能源危机、粮食短缺危机,乃至金融危机、核战争威胁、恐怖主义等人为灾害严重威胁到了全人类的生存现状。只有借助共生智慧,形成全球性的共生系统,才能为国际政治合作交流、全球经济贸易往来、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设置一种最低底线的全球道义,从而避免全人类陷入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的“三大极限纠结症”的困惑之中,促使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类应该在达成全球共生上面付出努力,将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纳入到共生智慧的考量范围之内,用共生智慧促进全球共生体系的形成,从而造福全人类。

 

最后,全球共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在社会物质基础上实现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要在政治体制机制上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要在民族文化品格上实现求真求善求美的公民道德追求。全球共生理念通过促使中国与全世界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使中国成为展现世界舞台的中国,使世界成为具有中国元素的世界,使中国与世界共存共生。可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就是一个中国参与创建共生世界的过程。

 

 

综上所述,钱宏先生的共生思想是以共生智慧,构建“自己活,也要他者活”的共生理论体系,给我们当代人带来的启示是要懂得知进退,明损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存同尊异,间道竞和,赎罪得救,赎福臻美而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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