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阴阳、五行范畴，并发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意思是“和”是多种多样不同元素、事物、观点的相异相补，相反相成，恊调共生，不同、差异，是共襄生成新事物的规律。“和成”的物才能“丰长”而趋于长久地生。所以，“生”是“和”或“共”的目的，是“共”的规范，如果“去和取同”，“同而不和”，那就离灭亡不远，而与生的目的，事与愿违。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中者谓之和”。正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点亮了300年后承接积淀二千年文明成就的东方诸子百家的智慧心灯，成就了一个“千灯互照，光光交澈”的熣灿时代。

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矿物共生的人，开创“稷下学宫”云集百家诸子，史称“圣人之师”。他发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其下有铅、锡、赤铜；上有铅，其下有银，山上有银，其下有丹；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等六种矿化生成的情况及这种在空间上的矿物共生关系。现代采矿学发现，有同体共生矿和异体共生矿之分。管子“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富有共生思维驱动创新的意蕴。

提出“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相应阿含》，没有敌人，只有病人，若有敌人，必是自己）不落二边的中道根本，亦即超越有无、增减、苦乐、爱憎等二边之极端、邪执的“无间道”（无间地狱），而缘起“间道共生”的思想。佛佗开示众生：有大智慧，即明世间得失、因缘果报；有大无畏，就能病不忌医，超越我执；有大慈悲，就能人我一如，间道共生。

倡导“不是知道，而是如何知道”，不仅前承泰勒斯、阿纳克西曼德，后启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而且发现了长宽高方圆球体臻美共生的“黄金矩阵”分布（数理）方式。由此，他从乐律中发现了“和谐”概念，从可理喻（理念）与可感知（共相）的东西中发现了“完美”、“永恒”与“缺陷”的动态平衡点。其人类种属性共相论，也在后世人类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符号学、叙述学、音乐学的纵横深广发现中获得印证。今天，“黄金分割-黄金矩形-黄金矩阵（基质、环境、界面）”的臻美共生，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可望在新能源、6G生态和生物AI研究中发挥作用。

最早发现“道法自然”，即道是自己如此，自组织（Autopoiesis）是“道”之精髓，于是，人须明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不拘一格永葆探究自然玄妙的可能空间是必须的。这与今天人们发现95%的暗物质暗能量不为人所知相对应。他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因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福相依、善恶相倚、美丑相伏、损益进退有道，诸般生克反辅的共生思维。

作《晏子春秋》，倡导“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面对物质赏赐时他说：“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民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以过节俭简约的生活作表率，以防人们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造成自然资源的铺张浪费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对今日人类“生活方式再选择”极具借鉴意义。

“子以四教，文信忠行”（诗书礼乐之谓文，身体敏德之谓行，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相信“德不孤，必有邻”，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上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易传》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这一德位相配的共生思想。

有两大哲学命题，一是“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指的是生命活体发挥自组织灵动力的特性；一是“我只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半径越大所知越少，反之亦然），指的是生命活体开放扩展外部世界半径的特性。因而，正好合了“共生即生命活体的内生性自组织与外平衡能力的互动竞合过程”的认知、参与属性。

洞察到社会动乱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爱互利，因此提倡“兼相爱，交相利”的义利共生思想，且身体力行。由兼爱、尚贤、交利、非攻思想出发，他提出选举天下的贤德、善良、人格高尚而又有智慧的人担任“天子”，以别于宗法传承“以民为本”的民主思想，堪称“东方民主之父”。

生性厚德，洞察社会现实抽象事物阴阳变动生克相辅之间道，且极尽间道及其方略、圆略之能事，集大成，提出顺应时势设身处地知权善变纵横捭阖的“七十二术”，本为开示明心见性，谋之于“神”成之于“明”，可惜时处戾气纵横犬儒逐利乱局，难保门人亦用之于自相残杀，终是悔遁山中云深不知。

提出不同于孔子“中庸”的“中道”，是以“a:b=<a+b>:a为方法基础的“黄金中道”，在实际生活中有明确指向，如勇敢是鲁莽与怯懦之间的中道；慷慨是奢侈与吝啬之间的中道；谦逊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佛佗“不落二边中道缘起”思想的影响，还有他在《大伦理学》中阐述“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的平衡，无不充满“存同尊异，间道共生”智慧的光芒。

他发现“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交通成和而万物生焉”，他不仅在《达生篇》中提出了“生命”的概念，而且，洞察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成为东方“生命之源，共生一体”思想的源头,可谓为“生命哲学之父”。

文章素有“诸子大成”“辞赋之祖”美誉，主张“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将“辨物”、“治人”的权利还给了人，但他发现，以人国而论，人不仅有“国宝”“国器”“国用”之分，更有“口言善，身行恶，国妖”（《荀子·大略》）之别，尤其是“国妖”说，对当今社会至关重要的“诚信”“信用经济共生体”而言，有极强的现实警示意义。

主编《吕氏春秋》，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贯通名、法、儒、墨、农、兵、阴阳思想，熔诸子百家学说为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政治上提倡休养生息，顺其自然，惜未实施。但重要的是，他提出德行道宗“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此之谓至贵”（《吕览·下贤》）的本体论，与现代科学宇宙观极其相和。

通过文风、官风、世风的转变，发现社会兴衰的规律，比如执政者一旦失去公信力，“他做的事不论好坏，都会招致同样的不满”。他发现以往历史教科书存在“失真”现象的关键原因，在于书写历史者过于强烈的爱憎好恶以及偏私之见。他提出史学家为子孙后代负责，应秉持摒弃偏袒超然物外的中道立场。

尽心、尽性、尽意爱神，且爱人如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马22：37-40），因而，“他所赐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約6：37-40）。人祖亚当经不起诱惑获罪，世人皆有罪，且皆因诱惑、贪婪、争斗、不信神、不自信、无他信之病所致。惟耶稣因血称义，显明神的大爱与大能，使全人类赎罪得福（罗5：8、9）。共生不舍弃任何人及其他生灵，所有生灵将自己特有的价值发挥到极致，就是对世界的贡献，亦即对神的奉献。所以，必须给世人的赎罪行为，提供机会，破解（内外）冲突，竞合共生。

他的臻美共生思想，是将“赋形于质”的哲学与“无中生有”的神创和合交融，认为丑之于美，犹如阴暗之于光明，孤立地看丑，从整体上看反而烘托出整体的美。他的因信称义（免罪）也必因行称义的“预定论”，成为加尔文（1509-1564）道德使命世俗化的宗教改革，解决尘世之城与上帝之城、经济力量和道德力量双城、双力矛盾冲突，而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救赎和恩典的思想源头。

发现“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实为从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主客相投、物我两忘的“天人合一观念”，向强调存同尊异、主体间性的“生命之源，共生一体”观念转变的承上启下者。他还和学生买下一块地，划分为公田、私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留下“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认为信仰与自由理性的生命形式即灵魂，提出理性存在于上帝之中的自然神学，发现灵魂“作为生命第一原则”，对于质料具有主动性（生长、欲望、感觉、运动、理智），并贯通人类智魂、动物觉魂、植物生魂三位一体臻美共生的全过程。启发着我们凡事不止步于感官愉悦和外在的满足上，而是要把精神内核融入生命成长，在内外动态平衡的臻美共生中，引发起我们对自身、对生命、对美和爱的思考。

生于图林根霍赫海姆贵族家庭，主张上帝与万物融合，人为万物之灵，人性是神性的闪光，人不仅能与万物合一，还能与上帝合一，他相信保持此在世界的臻美共生，生命之源，共生一体，“人不需要到任何地方去”，成为德国新教、浪漫主义、存在主义的先驱。

承接了陆九渊（1139-1193）“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及“陈湛心学”，洞察到“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将生命活体的“灵明”释放出来，把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外在诉求，发展为将观念转变与意志力量的“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打通了孟子（372-289B.C）“尽心”之“良知良能”及后世“天理良心”“天地良心”和“天良”这一中国人的世俗上帝为：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的良智（Mind），舍此，必将“知行合一”引向今人成功学之歪途。

生长于一个追逐“黄金”的意志力量推动观念转变的时代，作为一个精通天文学、数学和热衷于旅行观察的“神医”，他相信科学能使人的心灵高贵，宇宙的庄严秩序，推动人趋向于规范的生活，去实行各种道德，从万物中看出造物主是真美善之源。他的《天体运行论》，启发了开普勒（1571-1630）行星运动三定律和牛顿（1643-1727）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

他认为读书补天然之不足，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但“应用知识的智慧在书本之外”。他是把“实验和归纳”看作相辅相成共襄生成公理、概念的第一人，其中归纳法是将观念和方法整合起来，进行科学发现的工具，他因此在思维方法上成为“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形学）之父，他的r=a(1-sinθ）方程，堪称爱情能量转换的经典。他从“我思”出发，证明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得到一个与精神世界完全不同的伽利略式的数学和机械的物质世界，来作为建立新知识体系的认识论基础。

发现“黄宗羲定律”积累莫返之害（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因此，他指出天下非共生的原因，为君臣官僚集团“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党羽），受享无穷”，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社会共生思想，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提出“规定即是否定”这一认知边界阈值，他认为爱憎纷争起于各个事物都过度保持自己的存在，而未能找出伦理关系的黄金中道，深刻地意识到“自由人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于生的沉思”，爱因斯坦声称唯一相信的是“斯宾诺莎的上帝”，这个上帝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自然法则的“内在因”。

作为开现代自由主义风气之先者，洛克亲历了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整个过程。他将基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式自然权利与自然正义相融合，指出贯通生命、自由、财产权等基本自然权利的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正当特性，决定了公共政治权威的约定正义特性，从而确立了权力与财产的法理边界。“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臻美共生法则。

作为“日本唯一能向全世界夸耀的独创思想家”，他从医生到“社会医生”，洞悉到人体、群体、政体、经济体的“活真自感”“自然自感进退退进”（自组织运动着的活生生的真实存在），而且，天地、男女、善恶、苦乐、明暗、显潜、进退、损益等不同属性，是“二别而一真”“互性活真”（外平衡互性与活真自行）。他提出将“法世”（私法盗乱之世）改变为“自然世”（直耕平等之世）的概念。

发现电荷分为“+”“-”且数量守恒和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从此电成为可定量的物理量，他基于异地伴生的观察绘制“暴风雨推移图”，还将自然法和普通法联袂融合，上演了一场现代政治思想革命。只读过2年小学的他，却创建了宾州大学和马歇尔大学两所，为了提高各阶层人的文化素质，兴办图书馆、组织和创立多个协会，他是反对蓄奴的先驱，体现了不舍弃任何人的共生法则，可谓一生“从苍天那里取得了雷电，从暴君那里取得了民权”。

基于对人类道德情操和自然秩序的信念，他深信人类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六种动机，经过各种社会机制的细致平衡，会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至于与其他人的出现强烈地对立，由此而产生的自利行动，必然在个人的利益追求中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因而都会在社会分工中“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的”，从而达到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

基于对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的信念，通过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和历史理性四大批判，在笛卡尔理性主义和培根经验主义两种矛盾及一系列“二律背反”的观念与方法中，打开了一条通往真善美和不同生活方式的“间道”，从而提出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实现了将人从单纯因果必然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完成古典法哲学向现代法哲学转变和发展史上质的转向。

他缄默无声地研究了普通空气由五分之四的氮气和五分之一的氧气组成，确定了水不是元素而是化合物，他测算地球的平均密度，确定了万有引力常数G，计算出了地球的质量，与现代数值相差无几，被誉为“第一个称量地球的人”，可谓以其生命践信地球的“耦合共生”之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实验室，一百年来产生了诺贝尔奖金得主26人，麦克斯韦、瑞利、J.J.汤姆逊、卢瑟福等先后主持过该实验室。

“我们周围有光也有颜色，但是我们的眼里如果没有光和颜色，也就看不到外面的光和颜色了”，作为诗人和自然科学家，他深知“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是他自己的心智果实。他希望借文化了解来提高宽容度，展开葆有个性的全球对话和交换，并预感到“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他的科学实践与“世界文学”实践相互启发，从中寻找一切不同生命活体间的恊美臻美形式。在《浮士德》中，他幻想出一个具备精神却不具备肉体，有高尚出身不需男女交媾而生殖的小人，但小人的目的却是要获得肉体达到完全的成长，让人想到今天的生物人工智能机器人。

无独有偶，与本杰明一样仅上过2年小学，却获得“电学之父”和“电磁学之父”美誉。他发现电和磁感应的共生现象，先后提出了电解定律、电场和磁场、电力线和磁力线概念，并在实验室实现了电磁运动向机械运动的效能转换，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改变了人类文明形态，拓展了人类“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从电动机车、照明、深海、星际探险，到计算机、互联网、生物人工智能，都源于电磁共生场的发现。

当19世纪的美国人解决了温饱却在精神诉求上依然乱象环生时，他喊出了“人不是在自然里，而是在自身中看到一切都是美好而有价值的”，他的《美国学者》，告诫美国人不要盲目地追随传统，强调人的价值，被誉为美国思想文化上的“独立宣言”，“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内心深处认为是正确的，对所有的人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天才”。显然，只有真正“面对自我和自我面对”时，人才能与人、与自然相通共襄生长，林肯称他为“美国文明之父”。

他总结前人的探究，第一个提出的“所有的植物都是由细胞组成的”，随后，发现酵母菌（共生菌）有机属性，并创造了“新陈代谢（Metabolism）”的概念西的奥多·施旺（Theodor Schwann，1810-1882），提出“所有动物也是由细胞组成的”，跟着“细胞病理学之父”鲁道夫·魏尔肖 （Rudolf L.K. Virchow，1821-1902）提出“所有的细胞都必定来自已存在的活细胞”，三个论断相互补充：1、细胞是一个有机体，一切动植物都由细胞发育而来，并由细胞和细胞产物所构成；2、细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既有它自己的生命，又对与其他细胞共襄生成的整体的生命起作用；3、新细胞可以从以前存在的活的细胞中产生，也就是“所有的细胞都来源于先前存在的细胞”。细胞学说为“生命之源，共生一体”思想提供了生物活体结构上的有力依据。

在1859年出版的《论借助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群）的方法的物种起源》中，他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生物的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作用能导致生物的适应性改变。在同一种群中的个体存在着变异，那些具有能力适应环境的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被淘汰。在这个意义上，进化论与共生论是完全一致的，不管进化论本身存在多少漏洞，但那些“自文化中心主义”倾向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与进化论和作为观察物种起源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先生并没有必然联系。

象社会学之父孔德（1798-1857）一样，将培根、伽利略和笛卡尔开创的科学精神与哲学传统体现在人文社会领域，从人自身及其活动中寻求理解和把握“现存世界”的理论途径，他“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从“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中，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构想，所以，那种“精英集团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被BBC网民称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毫无关系。马克思和达尔文一样，其思想被那些自我中心的精英集团“世纪误解的牺牲品”。

他的《关于以形学为基础的假设》为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奉献的一把金钥匙，为爱因斯坦思想实验以引力场“时空弯曲”“光谱红移”“光线偏转”三大预言鼎立的广义相对论提供了臻美共生的数学基础。

德国医生真菌学奠基人，第一个提出“生物是广义共生”在1879年他指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Live together）”并将两个希腊词“sym”共同、一起和“bios”生活合成一个专门的术语，即单词Symbiosis。他的这一表述，成为20-21世纪初美国、日本和中国许多共生论者的圭臬。

立遗嘱设立“诺贝尔奖”，发下大愿，他财产的“利息将每年以奖金的形式，分配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人类最大利益的人”。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明确愿望是“超主权”跨文化的，他强调“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授奖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该授予奖金”。

 德国博物学家，首个提出生态学（Ecology），并于1866年定义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认为自然界中的对称，比如单细胞生物中的放射虫对他的艺术天赋有很大的启发，尤其是他画的浮游生物和海母的画，这些图画生动地体现了生物世界的美。在耶拿的住宅和那里的一个他资助的博物馆的建筑也体现出了他的艺术天才。

胸襟开阔的启蒙思想家，在一个儒教传统的国度，倡导“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的独立精神，开私塾以培养国民“独立心”为旨趣，论事以合理为准绳，言道德则以独立自尊为立身行事的基本，充分肯定有生命的个人自组织力与外平衡能力的存在。

尝试从植物中分离叶绿体并使其生长，康斯坦丁·梅里兹可夫斯基（Ko nstantin Merezhkovsky，1855-1921）发展了“双原生质”（twoplasm）理论（细胞内的细胞），宣称叶绿体起源于蓝绿藻。另一位植物学家保利斯·伯里延斯基(KoZo Polyansky，1890-1957)提炼了他们的思想，认为细胞的游动性（motility）源于共生，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成为一支小而有影响力的生物思潮，为马古利斯的工作作了很扎实的理论铺垫。

道德高尚的“无政府王子”，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根据俄国三个植物学家的共生起源理念，写出《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认为“适者生存”的重要动能是互助合作的本能而不是竞争，因此人类社会应该形成分布式非政治超宗教的合作社会，以充分发挥生命自组织活力。孙中山据此提出“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所以，“人类进化，非相国相助，无以自存。”

将阿波罗神殿上“认识你自己”这一神谕引入人的精神心理分析，开创了潜意识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动力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研究，在20世纪来临之际，他发表了《梦的解析》，他发现三大真理：梦的原由、俄狄浦斯情结、始于人之初的性能量（Libido，欲力、性力、心力）积极转换升华，是人类一切创造成果的源泉。成就了包括阿德勒、兰克、费登和荣格内的杰出精神分析学家，象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一样，他使“潜意识心灵”这个概念变成了今天的常识，从而为共襄生长的自组织灵动力与外平衡力思想，找到了生命活体心灵能量（Mind Energy）“岛基相连”之源。

1900年发现黑体幅射的吸收和发射频率（v）之所以不是连续的，是因其以一种最小的能量元素即量子e=hv的跳跃式增减变化决定，每一份能量子，等于一普朗克常量h（6.62559*10^-34Js）乘以辐射电磁波的频率v，恰巧能跟实验事实相符。为人类“如何知道”（毕达哥拉斯）微观世界开辟了新的“间道”，从而揭开了旧量子论与量子力学的序幕。

第一个发现并提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个人生活世界，向人类共相世界过渡的桥梁，每一种原初地给予的直观是认识的正当的源泉，他明智地循着笛卡尔追寻我思的路径，同时搁置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是否存在的问题，而从人的意识现象形成体验流（Experience stream）中把握自我（自组织与外平衡能力），以本质直观（洞察）方法，“回到事情（存在）本身”，重新确立知识论的臻美共生基础，也开启哲学由整体统一，向关系过程的心路历程。

他认为佛陀的教义是要把宇宙生命或道德生命修炼至最高程度，“懂得我们的行动范围不应束缚于狭小的自我领域内。”感觉“当佛陀沉思使人类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的途径时，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真理：即当人类通过把个别融合于普遍而获得最高的目标时，人类就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宇宙万有，生命同源为“梵”“‘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之‘我’”，于是，他以神或“梵”为“无限”方，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有限”方，展开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哲学探索和诗意畅想，重心回到“人”上，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

他从变化、持续、永恒客体、机体、价值和混合5种有机联系的观察和研究中，创立了“过程哲学”，以共生（growing together）和涵摄（prehension）为关键字，强调万物之间相互依存感应，并为哈特肖恩（Hartshorne，1897-2000）继承发展为一个机体的感觉由组成机体的各种细胞的感觉所组成，而细胞的感觉又由更简单的物理实体（原子、电子、质子等）的感觉所组成，于是从机体内的最低级的感觉逐渐走向高级的感觉，形成一个感觉之流的生命哲学。

他认为学生“学业过劳”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叫孩子们游戏”，由此思想和实践出发，发现按照一定规则展开博弈、对策、娱乐的“游戏”或“运动会”（game），不仅能让年轻人学会知识和技能，还能激发人的潜能和公正守则的习惯。他推动促成了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1896），现代奥运会面向一切国家、民族和个人开放，并保障“个人竞技的平等地位”，从而为激发每个人“更快，更高、更强”地参与竞技运动创造了均等的机会，也为每个参与者健康地发挥其体能和智能、释放其心身潜力以及充分实现其生命的价值、体验其生命的欢欣创造了公平的条件。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最典型的共生体组织形態，是奥林匹克运动会。

继孔德之后，开创了社会学4个重要论题的研究：大众传播、种族关系、人类生态学和集体行为，并从竞争（各单元为稀缺资源展开存量博弈）、冲突（彼此相互联系和传播的单元之间的竞争）、适应（由社会结构确定和控制的上下属地位和权利的分配）、同化（要素交流和共享导致共同的文化）4种社会进程的观察中，提出共生（symbiosis）体系和契洽（consensus）体系来认识这个世界。

他发现各种主义、宗教彼此之间存在党同伐异“扩张己教攻击异教”的偏狭性，提出“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并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入主北京大学，“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实为中国臻美共生思想的笃行者。

发现大海与大地都是人类的母亲。从“纯粹经验”出发，提出一个超越主客的由智、情、意共同形成的“场所逻辑”，他认为这种“场所逻辑”是在命题的“主语”和“谓语”的关系上，“谓语”象大海一样碧波摇曳，将主与宾、有与无、人与神、善与恶、智与爱包摄贯通，共生一体。

1925年出版《礼物》，追溯商品经济尚未成型之前的人类交换模式，提出他对人类社会的理解：有必要从互惠共生的“礼物”模式中汲取养分，反思现代化以来经济理性而功利的社会关系。1980年代，法国知识人组建了以莫斯命名的MAUSS小组，提倡反对风头正经的功利主义与经济理性人假设，小组的领导者阿兰·迦耶（Alain Caillé），提出走出高增长、高消费的资本主义的方式，以“共生”的概念造福社会。

1905年循着普朗克开辟间道，进一步发现时间与光信号的速度有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存在绝对静止的空间和绝对同一的时间，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和运动的物体联系在一起，他指出质量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加，当速度接近光速时，质量趋于无穷大，于是，他不仅给出了著名的质能关系式：E=mc²；而且，作为“思想实验”的佼佼者，他更进一步，预言物质引力波的存在，引力场是一个弯曲的时空，引力场可使光线偏转，在强引力场中光谱向红端移动，并得到证实，揭示了不同光谱的能量子运动速度决定能量大小差异，共襄生成了这个光艳夺目的七彩世界。

发现当存量博弈达到瓶颈时，唯有创新（Innovation）实现增量博弈，这使他影响力到了“言创新必称熊彼特”的程度，而且他的“创造性毁灭”的引用率仅次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但是，创业家出于建立私人王国、胜利的热情、创造的喜悦、坚强的意志，把一些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的“五种创新”，并没有揭示走出“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根本路径和驱动力量，来自修复商业周期给自然、社会秩序以及人的身心灵健康的失衡性损坏所需要的智慧、担当和勇气——共生思维驱动创新。

人格高尚，不畏强暴，和平主义者，又能与思想相异者竞合共生，为对方的成功感到“莫大幸福”，他架起物理学与哲学的桥梁，创立了哥本哈根学派，发现对原子体系的任何观测，都将涉及所观测的对象在观测过程中已经有所改变，因此不可能有单一的定义，平常所谓的因果性不复存在。对经典理论来说是互相排斥的不同性质，在量子理论中却成了互相补充共襄生成的不同侧面，“波（线性）粒（质点）二象性”，正是互补性原理的一个重要表现。

自称“家学渊源为儒家、气质内涵为道家、宗教派别属佛家、治学学理属西家”的他，从怀特海、伯格森等生命机体主义哲学，及“不落二边的中道根本”佛学中，发现宇宙生命大化流行、绵延不断、创造不息的生生之德是人类及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没有中断的不竭动力。

矩阵力学创始人，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根据玻尔互补性原理，发现粒子位置的不确定性，乘上粒子质量，再乘以速度的不确定性，不能小于一个普朗克常数（确定量），并且，这个极限既不依赖于测量粒子位置和速度的方法，也不依赖于粒子的种类，粒子位置或速度的不确定性，受到观察者测量工具的影响，他由此发现了世界的一个基本的不可回避的或然性质——“测不准原理”。

代际关系研究第一人，洞悉到“以往我们归诸于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各种限制的一种反应。”人格具有可塑性，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有一段时期可以接受与父辈不同的价值观。研究不同文化中人们的各个成长阶段以及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后，她提出了可谓独树一帜的“三喻文化论”（后喻文化、并喻文化、前喻文化），提倡现实生活只有通过年青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

他基于时间，确立了“外在”优于自我，并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形成既相联系又有差异的“他者”理论，从而真正突破了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自我或“你我”的总体局限，可望进入体味“他者”的真切涵义。这种关系过程中，哲学是“爱之智慧”，而非传统希腊语中的“智慧之爱”，这显然可以成为共生哲学“一视为仨”思想的理论资源！

编著《英汉农业经济词典》,1987年首次使用“生態文明”，他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角度阐述生態文明。他1999年提出“人类活动行为边界论”认为，生態文明是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共生关系。

她强烈的感受到了自己要为穷人服务的心，从教皇那里取得以自由修女身份行善的许可，成立博济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帮扶弱小的生命。她相信，战争的极限是斗争双方或诸方不至于同归于尽，如果突破这个极限，人类这个物种甚至连带所有地球生灵，都将无分强弱化归乌有，所以，战争的创伤，对人的身心灵的创伤，还在战争进行时，就得有人来抚平。她曾从一座处于贝鲁特交战前线的医院中成功救出37名孩童，象《血战钢锯岭》的道斯“当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我想一点一点把它拼凑起来，这总归不是什么坏事！”她奉行原谅、友善、成功、诚实和率直、善事、快乐、奉献“说到底，它是你和上天之间的事，而绝不是你和他人之间的事”。

第一位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考察“江村”社会，提出“差序结构”概念，著述《乡土中国》，继承其美国老师派克的思想，费孝通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倡议，是社会共生思想的中国式概括。

开创一种人类史上首个具有非排他性的共生体组织形态，这种共生体组织，也是一种享有独立自治权的自愿聚集的“社区经济形态”与生活方式，是等级“人类世”向直耕“自然世”回归的一种实验形式。一代一代的Kibbutz人不仅在死海边一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着“奇迹”，而且是以色列公共精英的“摇篮”。为共生经济学提出社区、市场、政府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提供部分镜鉴。

1969年任德国总理，堪称“和解共生”政治智慧的典范，他对自己1970年的“华沙之跪”解释道：“面对百万受害者，我只做了在语言力不能及的情况下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有人说“他没有必要下跪，而他却为那些应该下跪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了”。为了顺应世界多极共生需要，1990年他提出了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全球治理”的概念，成为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直接思想资源。

布鲁塞尔学派创始人，他把克劳修斯(1822-1888）创立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定律”，扩大应用于研究不可逆过程热力学现象，提出以非平衡态的开放涨落形成的自组织“熵减效应”为基础的“耗散结构”理论。开拓了一个生命活体内外开放赋能自组织新陈代谢臻美共生的崭新领域。

历史学家、翻译家，他提出“历史理性批判”，将康德揭示“真善美”，发展为“真善美信”四大批判哲学，他在2012年以92岁高龄出席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并致开幕词，指出“人类许多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这就是共生的方法，英语中有个谚语‘live and let live’也很好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事实上用社会共生的方法处理矛盾冲突，大家都能活得很好。”

哲学家，进一步发展了莱维纳斯的他者理论，提出从个人到人类整体“我们-自我-他人”三阶段说，对应“一视为仨（你我他），和恊共生”的思想，从重“我们”到重“自我”，到重“他人”，既是一个个人人生的进步历程，又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发展的道路。已进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的第三阶段一一与他者平等共生（“一视同仨”）的阶段。

他从“自然、生命、认知”三个维度思考世界社会问题，针对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重分析的思维传统，尝试以一种被他称之为“复杂思维范式”（complexit）思想方法三个原则（自组织原则，多中心原则和反思性原则），进而用复杂性思维方法，对人、社会、伦理、科学、知识等进行系统反思，以期弥补各学科相互隔离、知识日益破碎化的弊端之努力，显然与共生思想的内核和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简直可以说，莫兰先生是一位没有使用Symbiosism概念，却将“共生法则”“共生智慧”发挥到极致的思想家。

具有Symbionomics意义的美国新经济运动社区经济推动者，著述《新经济，新人文-求索“生命宇宙”人文叙事之下的人之安顿》，提升了美国新经济运动中产生的“社区经济”的哲学品位。

社会学家，2005年写出“共生千字文”，著有《共生论》，梳理了从费孝通到21世纪前后中国共生学研究者的探索，他在“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上指出：“人类共生就‘大是’，人类不共生就是‘大非’”，他是“社会共生分论坛”的创始人

当“能量子”概念被普遍确认后，不同的基本粒子如何获得质量的物理机制？希格斯提出由于“香槟酒瓶玻色子”（champagne bottle boson）能引起遍布宇宙的希格斯场（Higgs field）的场量子化自组织激发振动，玻色子通过强力、电磁力、弱力多样融合的自相互作用而获得质量。“希格斯机制”与“耗散结构”宏微相济，揭示宇宙缘起从基本粒子、分子、细胞、微生物、器官、机体、种属、生物圈到最复杂社会生活，都是这种生命活体自组织的“自相互作用”的形式，为“共生是生命活体间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机制论上的充分依据。

他以对科学、哲学、神话和诗歌各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而著称，在《姆指一族》中，他考察了从口述到手写，从手写到印刷，从印刷到新科技，人类三次跨越时空传授知识传递信息，并伴随生命活体器官出现相应分工产生新的功能的全过程，认为人类从依赖自然变成了依赖科技，年轻一代对变化的适应远远胜过其父母和祖父母，必将重构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生活形态、生存方式以及认知方式，标志着一个自由链接的非物质社会取代单向运作的社会新纪元的开始。但在《自然契约》中，他意识到，在这个网络世界，将会很快产生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在旧有度量空间所组织的法律，自然应当被赋予类似人类所拥有的权利，为“自觉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的共生思想，提供了哲理及可量化的的法理支撑。

他把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和“朝有利于己改变世界”两个相反方向的思想和意志，用“认知”和“参与”两个函数连接起来，道出了共生智慧的两个支撑点：1、一切新的智慧、创造和美，皆源自“不确定性”的易错性、反身性、非独存性、变量性的历时与共时性相互作用；2、一切个性生理机体、社会生活机体保持耗散结构，让我们获得平等的生命自组织灵动力提供的可能空间，来自“开放性”的证实性、证伪性、互补性的共时与历时性相互作用。从而揭示出认知和参与、思维和价值、自我和事件（如赚钱、慈善，公权、服务，休养生息）“道不同，亦相与谋”的动態平衡机制。

被《时代》周刊誉为“人类潜能的导师”的他，不仅著述和讲解了高效能家庭和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更重要的是，他从家庭、教育、管理、职场、社会不同领域及其政治家、企业家、职场人士、学校和医院等组织的管理者、所有步入婚姻的人，以及青少年解决“分歧与交流”“挑战与冲突”“逃避与对抗”难题的创新行为中，发现、提炼出“我看到自己-我看到你-我找到你-我和你协和”这一“第3选择思维”——间道共生智慧，是激发个人在组织中持续保持高效能的强大驱动力。

他观察到的“全球脑”的出现，是人类“身心灵”整体相互作用，即互联、互助、互信乃至恊同、恊熵、恊和的结果，由此提出全球脑“能量子跃迁”（A Quantum shift in the Global Brain）概念，由于量子总是以非连续的、跳跃的方式运动，比如从高能级跃迁到低能级同时释放出光子，所以，可以把“在渐进过程中断的那一点上发生的非连续的突变”的现象称之为量子跃迁，远远超越单纯“神经元运动”，正好对应于我称之为“（Si）子运动”（2009），为全球共生世代的到来，提供了哲学和技术思路上支撑。

他通过《干法》与《活法》总结自己人生实业的成功经验，总结出发挥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平衡力的可度量的共生公式：人生·工作的结果 = 思维方式×热情×能力。他将佛教“六波罗蜜”（布施、持戒、精进、忍辱、禅定、智慧）与作为身心灵相互作用的宇宙生命自组织力，甚至我们灵魂注定要经受累世历练的慧命联系起来，赋予智慧新的内涵，大道至简、大能至慈、大爱至纯，与天地万物共栖、共济、共生，乃至无中生有、有中生无的以太境界。

提出国家的真正财富是“关怀经济学”，由此实现“建立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统治关系的权力结构、两性关系及经济模式——形成全人类新的文化转型”，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从统治或权力关系模式，到伙伴关系模式，再到共生关系模式”，看作一个“统治-伙伴-共生”的历史链条，那么，她所阐述的“伙伴关系”，可看作既是“从特权主义到共生主义的一个世界性过渡”的绝妙建言，也为共生经济学的出场，提供了必要的伦理学基础。

从生物“新陈代谢”中提炼出共生设计理念，直接延伸在建筑、服装、产品的呈现中，他先后提出：异质文化的共生、人类与技术的调和、部分与整体的统一，内与外的交融、历史与现代的共存、自然与建筑的连续，试图以共生思想来改变西方中心和理性主义，将所有的建筑元素都看作是相互间能够产生意义和气氛的词汇或符号，最后提出“相互承认圣域”的共生论。

她在《有丝分裂细胞的起源》（1967）中首次指出“现今的某些细胞组分曾经是营自由生活的细菌，任意一种比细菌大的生物都 是通过细菌菌体合并而共生起源产（Symbiogenesis）生的超级生物。”即真核细胞的线粒体和叶绿体起源于内共生于真核生物细胞中的原核生物。发生在不同界或门之间的生物共生关系，是驱动演化的力量。她认为遗传变异的存在，是源自细菌、病毒以及真核细胞之间的“超体性”信息转移。这一理论也解释人类基因组中部分DNA序列的来源。1973年人类意外地发现，在完全没有阳光的深海热泉口旁与管虫共生的细菌旺盛地生活着，有些是我们至今未知最古老的物种，意味着这里可能是远古时期生命起源的地方。

提出“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的政治原则，以及方法论意义上的结构化理论和“双面诠释”的规则，试图克服过度强调结构的决定论和过度强调行动的意志论的理论两难，以及“积极的中央”或“断然的中间立场”、左派或右派之间的政治两难，认为社会结构是通过人们的行动所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的团结不能靠国家自上而下的行动或求助于传统来保障，人们的谋生方式必须比前几代人积极，要更加积极地为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他认为社会政治总目标是帮助公民安然度过“全球化、个人生活的种种巨变”以及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古特雷斯秘书长这样评价他的前任，“他曾以无与伦比的尊严和决心带领联合国进入新的千年”，巩固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1995年首次提出“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计划，要求世界工商企业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遵守、支持以及实施一套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贪污方面的十项基本共生原则。

她始终关注的是人类未来之路，1987年，她向联合国大会递交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变成了行动方案，她提出“多元文化的世界能够为后代创造更多的机遇。”通过她的努力，“Sustainability”（可持续）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够成危害－－成为时代强音。

“敢于想象一个没有贫困的社会”，他创建的孟加拉Grameen Bank，立足于社会底层人民的经济社会共生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充分展现出和平、人道、普世的伊斯兰精神。

是美国科罗拉多州机场一名高级会计师，深谙“价值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2006年出版《Symbosism》。他提出的“Symbiosism”，是综合了东西方各个宗教、哲学的道德传统，包括无害伦理学（一种古印度哲学）、功利主义伦理学、宽宏伦理学以及一种来源于“黄金律”的全新伦理学，作者将其称为“互惠主义”，这一概念与《共生简史》作者提出的“共生”及其“Symbiosism”形成超时空未谋而合。

尽管他基于“哲学家没有跟上现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前进的脚步”这样的自我设定，而宣称“哲学已死”，也尽管他面对“在一个政治、社会、环境都很混乱的世界，人类如何走过下一个100年”这样的存在问题时，陷入迷茫，但是，霍金以其生命践行，在人生困境中突破人类自身认知的限制，去理解推算宇宙生命的源起密度和质量无穷大，提出“大爆炸”奇点原理和终归坍缩“黑洞”理论，提出时间里存在比分子原子还小的缝隙（间道），能在超越光速的速度里由“四度空间”的“虫洞”实现超距离穿越，以及通过“大设计”得出“宇宙和人类能够，而且将是从无到有自己创造了自己”的乐观结论，又对人类发展生物人工智能提出警示……我们从他身上看到即便一个人宛若流星也能够点燃烛照时代的共生之光，即便命运无情也要努力活出光亮快乐，从而拓展人作为生命活体的别样存在方式！

《大数重合与宇宙论中的人择原理》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与哥白尼相反的观点：“虽然我们所处的位置不一定是中心，但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特殊的地位。”此后至今，不管是“弱人择原理”（WAP)、“强人择原理”(SAP)，还是“最终人择原理”(FAP)，都一致认定，自然定律惊人地适合碳基生命的存在，正是人类的存在，才能解释我们这个宇宙各个基本自然常数，，从而为人与自然共生提供了深刻的认识论支撑。

2008年出版的《融合与共生》中，对中日共生论者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共生是以异质性的他者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共生非但不回避而且肯定矛盾、冲突、斗争，承认和尊重他者（尤其是少数者、弱者）的存在及其权利，要求公平、公正地对待和处理“非我族类”及地球众生灵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反对“自文化中心主义”。

面对“为完善自我而生存”的难题，他提出人需要呈现核实自身目的正当性的实例，以印证“人格实现价值”“人格构成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思索能够转化为一定的实例，而这种预览模式的存在，也将为构建道德人格提供必要的便利性。他1992年出版的《走向共生的冒险》中，提出社会“向异质者开放”的共生思想，主张共生“不限于内部和睦的共存共荣，而是相互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之自由活动和参与的机会”。

身受“斗争哲学”之害，受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洪黎民《共生概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展望》启发，提出“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任何人都生活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生系统中。……社会共生是一种关于人如何存在的哲学”，他在《社会共生论》中描述出36条社会共生基本原理，并率先在复旦大学开设研究生选修课。

发现19世纪后半页至20世纪前半页，从生物界，到人类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基本的声音是“生存斗争”概念，20世纪末至21世纪，生存斗争逐渐让位于“共生”的概念。在人与自然的共生，国际化与异文化交流的共生，高度信息化社会与信息通讯，富裕社会中的交往异化共生，以及和山口定（1934-2013）一起在“消极共生与积极共生”问题上，作出了有益探索。

韩国“连友论坛”会长，2005年出版《共生时代：东北亚区域发展新路线图》，引导韩国和国际社会舆论的发展，并参与创建和维系旨在发展韩中关系的企业家交流协作研究会和以帮助中国赴韩留学生为宗旨的国际学生联谊会。

提出“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概念引发技术革命，1992年著述《濒临失衡的地球》，提出对地球遭受的破坏，我们再不能以“事不关己”为由而“高高挂起”了。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后代的子孙，我们迫切需要全人类共同关注人类生存的环境，并朝改善环境这一个方向去努力。2006年，制作纪录片《An Inconvenient Truth》，为全球变暖提供了科学证据，指出人类制造的温室气体若没有减少，将导致全球经济和政治发生重大变化。

基于自愿接受、中立、不得已自卫三原则，创造了一种公正公开透明的维和形式，发挥着阻止局部冲突扩大化、防止冲突再起、帮助战争受害平民，为最终政治解决冲突创造条件的和解共生作用。

为纪念歌德诞辰200周年，瑟夫·巴鲁加（芝加哥大学教授，德国文学家）、罗伯特和鲍尔·皮波尔（芝加哥的实业家）三位美籍德国人，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成立该当研究所，宣称：“对现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共性问题，希望各界领导人广泛地提供一个能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思索和互相讨论的场所，以交流意见，探索未来文明为目的。”致力于人类的价值观、爱和创造力，及更为广泛的人文研究领域的研究。

 2008年始创造数字加密货币协议及其相关区块链软件，不仅将会彻底改变我们对金钱的思考方式，还将彻底改变法律合约的方式，使全球自由流动、不受政府监管和控制又对政府发行“法币”起着对比监督作用的货币成为可能，让人类生活朝着边际成本趋零的共生社会提供了技术支持。

著名记者，提出自由主义与合作主义相结合的共生新思维，实现共生思想的路径是“破敌人观”和“破暴力观”，以“健与疾取代善与恶”的新视角，废除一切名义的暴力。

“万维网之父”，他深谙“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万物互联的深邃，凭一己卓有成果的劳动，推动人类信息沟通、物质联网、心力能量转换的交互作用，而且主动放弃专利权，因为“这是给所有人的”。

早年洞察人类新生机，将刚刚出现的个人电脑真正普及到世界各国普通人，为消除人类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公平现象立了大功劳，最后又在气候大会发起成立了全球性的能源突破联盟The Breakthrough Energy Coalition，旨在为全人类提供价格合理、可靠、接近零碳排放的能源。

“环保酵素救地球”创始人，她以慈悲的精神将 30 多年来研究酵素的秘密完全公开，认为只有家家户户都懂得制做环保酵素，生活化地利用环保酵素，我们的环境污染才能减低，调节食物、空气和心情大家才能更进一步过着健康有机生活。成为泰柬边境 3 百多万难民、原住民健康守护神。

 以其超常艺术家视角，在其影片《地球公民》Earthlings和《万物一体》（UNITY）中，通过对生命的存在并不依赖二元冲突，而是追求完整存在过程的各种诠释，呈现不论是人类、动物或者树木，均源自地球，给所有追求更深刻的生命意义、谋求与他者和美共生的人们以深刻启迪——生命之源，共生一体。

经济学家企业家，2002年出版《企业的共生理论：我看见了看不见的手》，提出共生律、共生力、共生度系列概念，发现“共生总是生存成本最小，生存快乐最高的生存方式”。

不仅是物联网之父，而且洞悉到，物联网并不是简单的“智能化”，而是通过传感器完成物与物之间信息数据的交换，将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通过广泛的信息化网络紧密相连。如今，物联网已在智能交通、智能电网、远程医疗、智能家居等领域成功应用，为新型智慧城市和全球共生提供了技术支持，凯文•艾什顿显然是一位意识到全球共生趋势的了不起的人物！

从1972年提出《增长的极限》报告，警醒全人类“资源供给与环境容量无法满足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形成联合国“只有一个地球”的共识，到最近出版50周年庆文集，指出“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以共生思维驱动创新，促进内生性经济成长”。

20世纪50年代由山岸已代藏创建，并坚守着一种生活-经营一体化的共生体组织形态，这种非排他性共生体组织，彰显非政府性自觉人和自然的和恊共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物质财富、消灭私有、铲除私欲、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人类走向共襄繁荣的另一种尝试。

凭着“当全球都联系在一起时，游戏规则改变了，每个人都互相关联，一切都会快速发展。当知识传播出去后，会以最快速度到达全球各地，得到反馈，得以传播，而它的潜在价值是无形的”的信念，克里斯·安德森买下TED大会，为那些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在“科技、娱乐、设计”三个广泛的领域塑造着人类未来生活方式的人们聚合在一起，进行“超级大脑SPA”和“四日游未来”，正是“翻转极限，觉醒共生”的集中体现。

认为宗教是特定时期人们组织生活的方式，绝不意味着某种极端价值，而宗教暴力，只是“对无情世界的痛苦回应”，于是，她以天主教徒身份成为一名专精于伊斯兰的学者，着力于引导民众正当认识和理解当代伊斯兰，这一行为本身，便具有“存同尊异，和恊共生”的境界。2008年始在全球倡导“你我他”全人称的《仨爱宪章》（The Charter for Compassion）。

主席Vance Martin及各国志愿者，提出人与自然“天下共生”理念，认为“自然银行”提供的“生命支持系统”为人类提供永久的福利，有助于为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尤其是人类社会，保存一个总体类型的“生命保险”。“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保护地球空气、水源、土地、微生物、动植物原生態、“生物多样性足迹”（Biodiversity Footprint）及其动态平衡原动力，限制人类文明足迹，实现全球共生提供范例不余遗力。

 以“持续公平的社会发展、国民幸福、促进文化发展和多样性、良好持政”四大支柱支撑人民幸福指数，表明其深谙“共生智慧，普惠价值”为治国理政之灵魂。

由于诸多编程语言创始人的卓越贡献，本色上具有“社会化编程”意义的开放源代码社区(Open Source Software Community or Open Source )，使得被散布在全世界的编程者沟通交流有了全新的途径，大大推动计算机软件发展与应用普及。

共襄生成想出了在互联网上寻找信息的方法，并决定放弃学业，创建搜索引擎，将想法商业化，使处于“信息爆炸”时代的人们，异常便捷地查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仅从自然中拿走维持最低生存必须的东西，他们会想方设法将猎物“物尽其用”，提出Kawsak Sacha(活森林)宣言，保护领土和自然，2013年获得联合国人权与跨国公司和其他工商企业问题工作组，人权协会 (Conectas) ，法律、正义和社会研究中心 (Dejusticia)和全球正义组织 (Justia Global) 的支持。

作为科学网站io9.com的元老级编辑，敏锐而有担当地写出《第6次大灭绝——人类能挺过去吗》，总结45亿年地球生灵进入自然世之前，生命曾遭受的冰封、甲烷毒气、地外星体撞击、超级火山喷发引发的5次大灭绝，而幸存者总算维系着生命的进程，但是，这一次的幸存者，走过“自然世”而进入“人类世”至今，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可能人类力量的自我膨胀引起第6次大灭绝，那么，包括人类在内的200多万个物种，生命将能否超越自我膨胀而进入臻美共生的“地球世”？

1998年在《文化创意者：5000万人如何改变世界》中，提出“健康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概念（Life 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LOHAS），提倡既要享受现代技术便利又要对自然环境负责的生活态度，形成跨越地理、种族、年龄限制的无界渗透地球人的生命理想和行动的乐活族生活方式。

他主导的漫威系列电影，不仅将蜘蛛、蚂蚁、狐狸、树木、精灵，植物、微生物、人物、人造物的价值与可爱展现出来，同时，通过各具神通的系列“超英”之间恩怨情怀展现一条了真相：“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有敌人，就是自己”，所有生灵将自己特有的价值发挥到极致，即是对世界的贡献。所以，必须给世人自医、自救的赎罪行为，提供机会，破解冲突，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

他在《民族多元共生的基本逻辑: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中将原来生物学中的共生概念提用于民族关系的构建中，旨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和分离主义的认知缺陷。共生不只和谐共生，更重要在于有包容的共生，各民族之间互相包容方能产生力量，民族关系也能向着更高层次有序演进。

收入赫拉利，显然是因其写作出了极富专注和清晰边界的《简史三部曲》，可谓是霍金《时间简史》的另一种更具贯通性的诠释。《人类简史》重新梳理了人类发展的脉络，改变了有关人类进化而来的认知，《未来简史》则从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切入，刷新了我们对未来的想像，《今日简史》当然是直面当今问题和挑战。

基于“所有人都想被誉为连接起来”而且“某人或许能够连接整个世界”这一朴素理念，“相信自己的使命”“用心”“向前看”，致力于让新生儿童参与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当中，增进人们的潜能，推动下一代所有孩子之间的平等，他强调人与人相互连接共襄生长。2019年公布 Libra白皮书，将解决“金融资源不平等、不平衡”，以实践“普惠金融”，“让更多人享有获得金融服务和廉价资本的权利”作为其追求目标。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他在“5·12汶川大地震”这样一个特定时空，毫无阻隔地張开佛佗般”人我一如间道共生”的慈悲胸怀，一念之間迎接了108个有着无限可能的孩子降临，以其生命践行了天地人共生之德与佛院主持之位－－德位相配的伟大意义，从而发现“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奉献自己的时候!”

从1995-1999联合国《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要求企业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遵守、支持以及实施一套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贪污方面的十项基本原则，到2019年“商业圆桌会议”（BR）发布由181位顶级公司CEO签署的《公司宗旨宣言书》，重塑新时代公司核心任务——最重要的目标不再股东利益，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从早年“池塘一草养三鲢，人畜庄稼风水甜”的农夫生涯和“自采中草药，针砭疾苦人”的实践体验中，意识到生命都是在自然环境中共襄生成而生长，生命机体若遭遇困境或“疾病”，大部分都能自然修复，或通过“医生”帮助自动修复，由自然生命活体构成的人际、群际、国际、洲际、代际关系和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应当大抵拥有这种自组织生长和修复机能。大自然足够富饶而且慷慨，足以让每个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人类文明创造的物化世界，更是足够丰富多彩，足以让你、我、他相拥生活，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艺术家，诗意地栖息！但是，身心灵病态的人，自恃才傲物，往往把足够慷慨的地球自然，作为“他者”施与无止境的改造掠夺，仿佛可以“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当今人类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信赖和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导致相互比拼争斗已然趋于生活方式同质化——奢侈浪费的代价，必是生灵涂炭，最后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