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说到底是哲学危机

原题为《文化建设——背景主义如是说》，2004年7月18日

文化使人赢得尊严，建设使人富有价值，而永续追寻可能的世界且文而化之，使人接近神性。

在人类发展史上，一旦时代巨变，原有的公共价值（礼乐）迅速失范，往往能够产生大智慧和大圣哲，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中国先秦的孔子老子、古印度的佛佗。但此时的人们往往并没有心情领受，如雅典人、春秋战国人都没有倾听大智慧的心情。而若生逢“太平盛世”，人们似乎有了附庸风雅的心情，但却已没有了真正的大圣哲；至于在今天这个一切以所谓效益或效率为价值准则的浮华时代，则既难以产生大智慧和大圣哲，也没有倾听大智慧的社会心理氛围。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传播的猛烈冲击下，以COPY为主要特征的制造业推动着中国社会物质财富连翻增长，沿海和东部地区城市化、国际化运动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人们一切活动的价值，都被置于经济效益或GDP的天平上。效益，或者GDP，一方面给予人们每日生活以无尽的兴奋点，令人自豪；另一方面，又让人们在两极分化的差别中深感自卑以至惶恐。而且，由于把它作为衡量个人社会价值的唯一硬指标，人们在物欲和中国特色个人价值感（以光宗耀祖为主要特质）满足之后，又会陷入深深的精神空虚。于是，一种对于“物质的巨人，精神的侏儒”的恐惧感，以及如何永葆价值创造的活力与自处高贵的尊严之迫切感，在当下的中国思想界漫延……这就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所谓空前的文化危机与文化建设的现实。

文化危机和文化建设，说到底乃是哲学危机与哲学重建。如今，以哲学言之，无论是奠基于古希腊的西方论理系统，抑或源于古代印度的达意系统，还是成型于先秦演化至今以克己通道为指向的东方心性境界，看来莫不陷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维谷之中。因此，尽管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全面引进或全面复兴基础上，出现了形式上“中国化”或“现代化”的自由主义、新儒家、新左派、新权威主义和后现代、后后现代的哲学努力，但哲学，对于现时代人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目标，仍没有道出与一个东方魅力大国的世界责任相称的智慧和神韵，而至今无所建树。

走马灯式的引进、急起直追式的复制和将自然、人文、社会学科三者割裂开来分而治之，以及著述只为稻粮谋的个体价值选择，是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一大文化景观，是中国文化建设论者无法回避的课题，更是中国人哲学思维必须改变和超越的现实。

让我们回到哲学。

人类的哲学活动，是一种逆时追问历史存在、实时追寻可能存在、顺时追求神性存在的整体性个体活动。古人说“知人则哲”。因而哲学，是文化的内核与建设的动机。

为了“知人”，我们不妨把人直接还原为背景。存在即是背景。由于存在总是人的存在，因此背景总是人的背景。背景是一个实存的意象整体和意象的实存整体，因而背景具有可经验性和可规范性。正因为如此，在背景这一范畴里，才不会丢失本来表现为片段和破碎的世界的任何的实在性。人首先是自然的人而又不像其他生物那样囿闭于自然，因而背景首先具有自然性和人文性，是自然性与人文性的同一，由此化生出背景的社会性。联合国所谓“自然文化遗产”，其意首先是指古代某种社会性存在的物质、精神和工艺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能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总和，也就是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先于本质，是存在及其本质的价值（意义）基础。

在背景主义这里，哲学，再不能将自然、人文、社会三者割裂开来分而治之。既然背景具有自然性，那么，背景在其现实性上就必然也是一切自然规律的体现和展示——从牛顿力学体系，到相对论、量子力学体系，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计算科学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到耗散结构（熵值）理论，及数学、逻辑规律……无不体现在背景及人自身当中。比如耗散结构理论揭示的“自组织原理”表明，当某一系统趋于平衡、熵值不断增加、无序化加剧，即趋于死寂时，在远离系统平衡态的地方势必会出现负熵的自组织性，形成系统内部涨落，从而走向新的结构性融合进入新的有序发展状态。这就告诉我们，系统的创新和保持动态平衡要依靠和扶持系统内部的自组织力量增加负熵才能实现。什么叫系统，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组织集团都是一个系统，系统就是背景的组织形态。既然如此，那么任何系统都应当自觉克服和警醒一切形式的包括坏的和好的“固步自封”，而需要与时俱进（顺便说一句，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因其作者获得诺贝尔奖金而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引进，且被提到新世界观的高度引起过不小的震动。但当时，人们不知是因思维定势之故没有看清理论对传统社会工艺文化的彻底革命性，还是害怕保守势力的迫害，熵值理论很快就被中国人“不经意地”翻过去了）。再如，相对论揭示的“同时性原理”即物质、能量状态与自身运动速度同一，即时间与空间同一，则意味着，处于不同运动速度、运动方式和不同时空中的人，看到、感觉到的东西及自身状态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所谓“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所以，当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的时候，都有一个或显或隐的参照系，背靠的参照系不同，得到的答案也不同。我们说，背景是一个整体，同时，这个整体又具有相对性。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参照系都没有绝对的优越性即都不具有黑格尔式的绝对性，不同时空状态中的人有着平等的话语权利，因而过分肯定必然性并由此形成话语霸权，就可能成为人世间那些最坏的事情的根源。那么，当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场合，同一时代、同一背景下开始认识、设计和创造活动时，为了避免“以偏概全”的选择局限性，让我们要么心怀慎终追远的温情与敬意，要么干脆像儿童那样充满好奇和激情，把所有进入我们感觉通道（包括所谓“六根”）和不断生成瞬间耦合的意象形态事物，作为一个具有整体参照系性质的背景来对待。

背景具有意象的整体性，因而背景先于本质。就是说，我们应当首先搁置选择，超越片面，去试着秉承背景，承受后果，拓展背景，创造从而在出背景——即自立新的参照系；同时，获得人自身新的本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之灵，人为自然界立法，人是唯一自由的生灵。

人的最高本质，在其可能性上是化庸常为神圣，乃至化腐朽为神奇。因此，人的个体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完成“由秉承者向在出者蜕变”的一个充满惊险与魅力的追寻过程。作为在出者，人总是能够首先不拘一格“搁置选择”，而以其博大的胸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于秉承天文、地文、人文之气的同时，在其具体的生产、生活、生态创造活动中表现出更多的“智悟”、“灵性”、“德馨”和“神来之笔”，从而脱颖而出成为某个领域出类拔萃的“后起之秀”。人这一“成为在出者”的心路历程，是一个蓬勃向上永续追寻、不断获得和朗现气蕴、知识、性情、真理、善良、美趣、灵慧、德道、神韵、及无限可能的世界，从而尽情体验生命快乐臻于化境的过程。在出者，即创造者，亦即文化建设者。

人之所以能化庸常为神圣、化腐朽为神奇，是因为人既从背景而来，又能把所秉承的背景以各种意象形态内化为自己的观念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人比蜜蜂的优越之处，在于人在从事创造活动伊始，其结果就在人的表象中观念地存在着。我们把这种“在人的表象中观念地存在”的东西，叫做“意象形态”。我们通常所谓定势形态、意识形态、愿景形态、理念形态等等，都属于意象形态范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意象是创造之父。

这种意象形态，是一切文化和文化建设的核心，也是哲学的核心。人，就是通过逆时追问“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欲何为？”而感知、认识自然、人文和社会的历史奇迹（地点、人物和事件，或天文、地文、人文，或物质、精神、工艺）及其现状——即显现为静态意象形态的生存实况（背景）；通过实时追寻“我（你、他）可能成为谁？”“我（你、他）将去何方？”，进入生产、生活、生态的实践建设和创造——即获得动态意象形态的生存机制（背景）；最后，通过进一步追问和追寻“我（你、他）欲何求？”、“我应是谁？”、“我（你、他）可望成为谁？”通感洞察及瞬间耦合赢得和显现神奇意象形态及其现实，从而自我设计、自主创新和超越现存背景，在现存背景中脱颖而出——即在出，为人类提供新的合目的性而又可能的生存基础亦即新的综合背景。然后，再以此为起点重新进入新的意象追问、追寻和追求之阶。同时，这也是一个发现良心，发动良知，发挥良能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良心、良知、良能三位一体，是背景主义哲学的生命价值观。

所谓文化，在其现实性上，是物质、精神和工艺的三位一体，一存俱存，一变俱变；而在其可能性上，就是人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由秉承者向在出者永续追寻文而化之的创化过程。背景主义文化建设动力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这一创化过程的规律进行揭示。

我们说，无阻隔地秉承背景，进而永续追寻可能的世界且力求文而化之，是背景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人性的哲学倾向，亦即人类文化得以代代相续的根基。

正是人的这一哲学倾向，使我们赢得做人的真正自豪与欢笑！基于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人，要想永葆价值创造的活力与自处高贵的尊严，就一刻也不能停止哲学思考！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曾深情地指出：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的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中跳动着，就会表现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因此，我们深信，每个人成为在出者（创造者）的努力，将导致整个人类的长进和幸福。

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运动亦即文化建设，是西方的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大西洋地区的人们即所谓西方人，经常从其他地方的人们那里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术（工艺文化），从而不成比例地引发推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变局。而人类新的千年已然开始，我们似乎看到新千年中的第一个世纪将是亚太地区的崛起，那么我们，当真能够刷新人类文化建设的记录，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吗？

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也许正是富于建设性思维的背景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