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精英有没有灵魂？

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若没有相应的文化建设和精神成熟，是极其危险的。反思日、德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陪养国人“自我负责而使人富有尊严的精神”和造就良性社会心理氛围，尽快提升与经济发展相称的精神文化，使中国的精神文化与工艺文化、物质文化协调发展，从而担当起世界和平的责任。

编者简评：此文敏锐地觉察到当代中国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巨大落差，呼吁社会精英关注国人身心灵的精神文化建设，提出了“精英有没有灵魂？”这一时代课题。读来令人警醒，令人深思。

（李卫，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硕士，2003）

这两年不小心陷落官场加商场之中都快郁闷死了，最近稍好，得暇看看中国文化界和商界的那些所谓精英们都有些什么长进——我原本是看好精英的，所谓乱世出英雄，盛世出精英嘛。叫我吃惊的是：这些人没铜子时酸躁得不行，有了几个臭铜子儿还是找不到北，到现在“SARS”来了，竟还跑到那没用有害的长城上玩风筝放飞什么“中国精神——我们一定能战胜！”实在是没一点长进！

如果说中国还有精英，那么实在只能说，有的也只是些没有灵魂而且轻薄、做什么事都难免掺杂着取巧的小聪明玩弄权谋的精英——他们忘了精英之为精英是要有承担、有使命、更要秉性纯粹富有智慧和尊严的啊！本来，这些人在中国现时代（COPY时代）基础建设的硬件软件方面实在都做了不少让人尊敬的事儿，可想不明白的是干吗非要扮演什么精英呀？当然，既然我们身处COPY时代，那么自然也要有COPY精英，于是我只好向他们敬个礼说再见了！

尽管刚刚数落过别人就拿出自己的任何货色都是不明智的，可想想，恐怕咱还不能偷懒，不能沽名钓誉，不能坐视不管，还得做点什么——传媒界的兄弟姐妹们不要总跟在精英们的屁股后面乱窜啊……

1853年裴里将军率舰攻入东京湾（江户），仅隔40年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胜，50年后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又是在100年后，在吉田茂的带领下日本从战败中重新站立，10年后（1967年）吉田茂写出充满自豪的《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

1840年6月28日（道光五月二十九日）英舰封锁珠江海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50年后（1895年）中国又败给了晚13年国门被打开的东邻日本；又过12年（1908年）好不容易颁发《钦定宪法》但要12年后实行，慈禧一死满族权贵全面复辟，3年后辛亥革命暴发，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国家权威丧失殆尽，中国陷入一盘散沙……于是，中国人的幽雅气度和神韵被彻底打破而弥散。

特别是，在中国民间本来存在的脆弱的契约精神，在最近这一百多年间丢失殆尽。这种丢失，在政治层面，始于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将溥仪孤儿寡母赶出比梵蒂冈才大38万平米的故宫（梵44 ：故72）并获得大量宫中财物，史称“北京政变”。

之所以称之为“北京政变”，是因为，它撕毁了与《临时约法》一道具有共和立宪意义的《和平退位诏书》《清室优待条件》。退位诏书与优待条件约定：“大皇帝赞成共和国之政体。大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不废，共和国待君主之礼永远相待”“皇族对共和国之公权，私权与全民同等，皇族尊重共和。皇族废止共和国法律抵触的一切行为。”“清庭接受共和国”。

这些条款，足以说明“和平退位”具有比“英国光荣革命”（1688）更加文明：第一，新政权不是以杀戮方式解决旧政权问题；第二，“议开国会、公决政体”，旧政权和平退位承认中国大地政体为共和国；第三，清朝作为非汉族政权带给中国土面积约1316万平方公里，比明朝汉族政权鼎盛时期997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中后期约350万平方公里），还整整大了319万平方公里（除去俄罗斯侵占150万平方公里，169万平方公里），即新诞生的共和国，虽然保留了紫禁城或故宫给清廷，却继承了上一个政权带给中国的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资源。所以，无论从国土资源上看，还是从常识、常情、常理和情理、道理、法理上看，抑或从契约精神、约定正义上看，清廷“退位诏书”与“优待条件”，都与确立共和国法定地位的“临时约法”，具有同等效力和宪法地位。

这说明，在中国与日本的“东西融合”的国别比较中，无论从国土资源条件上，还是法定秩序上，日本与中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160年来，中国权力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们都做了什么？100年来，所谓的共和国，每一次，甚至每一届政权更迭，都充满着无序和有序的内讧，片面而浮躁的革命、继续革命和政左经右式改革，COPY运动层出不穷，这期间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也冒出过不少难能而不怎可贵的精英，还有30多年就是我们的国门被打开200年了，200年了，我们将会怎样？有道是往者不可忆，来者犹可追，我们如今真的已经为来者铺好路了吗？ 

今天是2003年6月19日，离又一个“6月28日”还有9天，我在网上看到署名小青的文章（信）《一个八十年代出生思想者的精神档案》，同时，又看到有人在搞“血铸中华”展览，就想到上面的比较。

我敬佩小青的求索精神和对书本知识的强大消化功能，可是亲爱的小青，颠覆，甚至解构和革命一样，终归不等于建设啊！革命或批判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以及“继续革命”，无论多么过瘾、痛快，终究不能替代建设现实主义和建设浪漫主义的整合创造！

我坦率地希望老朋友麦天枢先生再读读，最好能参透《激荡的百年史——我们的果断措施和奇迹般的转变》这本书的文化建构价值，特别是作者写作时那种超凡的幽雅气度，以真正反思我们的人民需要什么。

你们是社会精英。精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可首先精英自己要有灵魂，不要做无头的苍蝇东一榔头西一棒，跟在大众后面瞎起哄，更不要为了博取赏识与喝彩，像旧时代的御用文人那样去为那些辜鸿铭先生曾批判过的“群氓行为”作文化的注脚。现在是21世纪，你们至今陷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浮躁（以写《河殇》的精英们为代表）里不能自拔，而不能引领大众“团结一致向前看”，还不如那些一心只顾挣钱的商人和那些能多少造福一方的“父母官”对国家的正面贡献大！

是的，对于鸦片战争，我们不能遗忘，因为遗忘就等于背叛。但我们的记忆应当经过理性的筛选，将“闭关自守就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内化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里面，然后带着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姿态轻装上路！如果举办展览不能使我们变得成熟理性而仍然停留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自我膨胀”情绪化层面，还不如SARS时期那些到长城放飞几万只风筝的精英们来得可爱……我们要做的事太多！

小青和麦天枢们的心态，正说明上个世纪末至今的25年，中国人虽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而中华民族的社会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发展还相当滞后。于是，匮乏时期所谓“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基本矛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正在或已然被“低质同质的生产过剩与人的高尚生活需要之间的基本矛盾”所取代，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大都市所面对的经济社会问题，早已不再只是“稀缺性假设”而突出地表现为“雷同性假设”，因为，中国人正身处一个从社会生产到社会生活方式都不断高度COPY化的时代。

我们最有希望的新生代——当代大学生及都市青年、官场新贵和自称社会精英的人们正身陷于“心灵拓展与实用需要”的矛盾抉择之中。而在经济社会高度COPY的现实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态条件下，当代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和心灵空间都成了问题——无个性无创新地COPY经济增长，同样可能像“匮乏时期”一样由于现有生存空间和同类生活资料的有限，而导致危险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自我膨胀（不等于自信！）。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尤其是我们的社会精英们无法回避且有责任倾注心力的最大的远虑近忧么？！

近代世界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必须看到，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和大国沙文主义，是原资本文化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在综合国力迅速上升时期极易出现的一种极端现象。从发动甲午战争到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日本，还有从“铁血统一”到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德国，最终给世界各国人民，也给自己本国人民带来了一场场旷世之灾，这都是前车之鉴。但是，世界近代历史也树起了另一种范例，即挣脱宗主国奴役后的美国的“和平崛起”，也在总体上提供了一种开放和成熟的国民精神世界，可以证明获益并完善资本文化对人类福祉的普遍价值。还有，1945年后在废墟上“和平崛起”的德国，由于在全体人民中同时进行了当代精神文化的补课（如成为战后包括德国人在内的欧洲人精神支柱的存在主义哲学，凸显的是一种自我负责、使人富有尊严的精神和“诗意地栖息”的心灵之境，而伴随“马歇尔计划”而来的美国大众文化是“青春和现代性”的标志），由于德国人民对战争根源作了全民性的深刻反思重新造就出一种良性社会心理氛围，从而最终树立起一个负责任、受信任的欧洲大国形象，并在今日“欧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相比之下，同样是战后重新在经济上崛起的日本国民，对战争根源的反思和应承担的世界和平义务尚不够深刻普及（吉田茂之后，鲜有出其右者），至今不被真正信任，那些参拜靖国神社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总是打着爱国者的旗号，正如一位哲人说过“爱国者的形象，永远是一切无赖的最后避难所”，他们要么心里藏匿着私心，要么是他们残缺的心灵不懂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成熟和开放，只能依靠本国人民，尤其是社会精英带头经过现代精神文化洗礼和真正内化，成为其精神心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完成。例如，“自我负责而使人富有尊严的精神”和良性社会心理氛围无法从外部给予。极端民族主义者最后吃亏受害的还是他们自己。仇恨、自卑加野心的恶性社会心理氛围，是一切战乱的罪恶渊薮，而战乱，无一例外地倒霉的永远是人民！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自身古老文化系统的东方大国，对于被极端片面和笼统冠以“资本主义”之名的世界文化的吸收融合，不可避免地比任何中小国家和民族来得迟缓，于是，我们也就不可避免地对内对外斗争、颠覆、解构、革命、批判了一百多年，而至今留下两大文化内伤需要疗救：一是历次革命包括“继续革命”以来，始终没有机会实现完成“光荣革命”，后来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那种社会大和解，二是20世纪初“打倒孔家店”以来，始终没有复兴以“中和之本，和恊共生”及“一分为三，三位一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拓展观念、人文思想（权利观念）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有机整合。对内“实现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是当代中国朝野各界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两大历史课题。

如今，都在说21世纪世界文明的重心要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尤其是“亚太地区”，而中国的“和平崛起”亦几成定局。那么，值此历史时期，我们作为在现代资本文化方面最后一个学习实践的东方大国，我们的国民，尤其是我们的社会精英和政治家们，能否在国民经济及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亦即现代物质文化、现代工艺文化水平和规模大幅度提升，中国国民的自信心和质朴的爱国主义情绪也相应不断增长的同时，尽快提升与之相称的精神文化，使中国的精神文化与工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协调发展，从而担当起世界和平的责任呢？我们应当有一个怎样的大国形象和在世界范围内的行为模式呢？

最后，祝麦天枢们展览成功，把好事做好！

祝小青们早日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行动中锤炼思想！

——我们需要有灵魂而真正有影响力的时代精英！

——我们需要娴熟驾驭现代世界工艺文化和精神开放、理智成熟的国民！

——我们需要国之公器而公用的职业政务官！

——我们需要负起中国社会大和解与世界文化建设责任的大国精神的政治家！

——我们需要描述得出现代中华人特质和高尚理想的艺术大师！

——我们需要发现自然、文化运行法则而自身超然物外的思想者！

——我们需要善待他者（她、它、祂）自处高贵而胸怀全球的幽雅气度！

总之，我们需要有灵魂的精英和自处高贵的幽雅气度。

2003年6月19日于上海开关居

作者：钱 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