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的恊同进化论之二：生態文明与社会演化的恊同

摘 要：五千年人类文明史是一部战争升级史，在人类以自己为敌的竞争压力下，文明与社会复杂化急剧升级而不顾人民幸福，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典型例子。人类到了另寻出路而换种活法的时候了。以文明与社会恊同进化 人类社会应以人体细胞自然管理体制为借鉴考虑如何把竞争化为不分胜败的平衡反馈，回归生態文明。

关键字：生態文明，社会进化

一、两级社会理论与人类文明史

据说，六个月的孩子在得到一个新玩具而兴高采烈时，就会与妈妈不断交换眼色而达到心理与情感的交流，¹ 这时的妈妈即使有天大的不高兴事，也没有“道不同而不相与谋”的心理基础，她会立即把自己的不高兴忘得一干二净，被孩子心情所感染，自然而然地换上笑脸来分享孩子的欢心。这是天然人性的胜利，是人性不可压抑的证明。

从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到今天西方议会两党对骂以及联合国大会各国争吵而后投票决定，而2015年第四届全球共生论坛却以“道不同，亦相为谋?”为主题。这使我想到，1980年在英国剑桥留学时，常常与一位曾在朝鲜战场做过中国志愿军俘虏的老汉一起喝茶聊天，他说：“我们这些不同的人坐在一起象是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一样，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会面时也握手拥抱，笑得诚心诚意，但国家领导人回国后与他们自己的国人在一起，两个国家就打起仗来了。”

这提出一个社会不同层次的问题，在不同社会层次的人类行为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将人类分成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后，发现二者处于不同层次。正像下列宇宙进化表所显示，两级社会的区别有如原子与分子、细胞与组织器官的区别一样，它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一面。

以这一两级社会理论审视人类历史，发现中国战国前仍是原初社会体系，而西方文明开始于典型的二级社会。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主要分别有：前者以人性为运转机制，心理与情感交流使原初社会成为潜意识层次上的统一体，这种心理与情感交流也可发生在人与物之间，即审美的发生，也成为泛灵论(万有灵论)的基础；后者有方向与目的，以奖惩与暴力为动力，其统一有赖目标与理性认识的统一。作者推测，人脑左右半球的分工及其联结可能是人类建造二级社会的神经学基础，用以说明两级社会不同层次式的区别。原初社会的人有文化，也有意识，但维持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力量是潜意识，是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系；二级社会的结构与其稳定主要依靠人们意识层次上的理性认识。²

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的差别，类似于生物进化史上的鱼类上陆，鱼类上陆形成后来的鸟类、爬行类、哺乳动物等。鱼类上陆，是不同的自然环境构成了对原有鱼类的巨大自然选择压力，而迫使上陆后的鱼类进入生物进化的急剧演化期。人类进入人造二级社会后，由于二级社会有无数可能形式，这就是二级社会的不可人为操纵性，从而导致人类与自己为敌的不断升级的战争。

根据艾柯阿尔德研究，人类五千年文明史是一部战争不断升级史。他发现战役(battles)频率、帝国面积、文明三者在五千年中同时螺旋式上升。艾柯阿尔德用进入百科全书与教科书的名人数目作为文明的度量。艾柯阿尔德将这些名人称为天才，即天才的数目构成文明的度量。这一天才数目应与人类创造的知识积累的总量是两个平行相关的数目。艾柯阿尔德发现所有文明例子在螺旋上升过程中，不仅文明、帝国与战争同时上升，并且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扩大，表现为：奴隶制，种姓制度，阶级分化，与社会等级制等。总之，在战争面前求生存的巨大压力下，人类完成了知识积累过程以及社会组织的复杂化过程。³

艾柯阿尔德发现显然不适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自1945年至今的七十年中，科技飞速发展，人类知识积累与财富积累一二十年要翻一番的程度，并不伴有战争的升级与帝国的扩大。有人研究发现，中国夏商周三代时期与同时代世界其他地区动乱局面不同，显示出可与二战后的当今世界相比的超常稳定。⁴

这导致作者多年前发现的一个历史事实：中国夏商周三代时期是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中国还没有进入艾柯阿尔德所发现的战争文明螺旋升级史，而这种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在孔子时代还没有解体。孔子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话，但也同时说过“无可无不可”的话。鲁国叛乱的家臣陽虎、公山弗扰以及晋国一个叛乱家臣都请孔子去帮助他们，孔子曾考虑去。他的学生们反对，尤其是子路，孔子回答说，“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孔子说即使与这些人同事，自己的洁白不会被他们的污黑所染，即孔子有黑白相处的胸怀。从侧面提示，当时的政府容纳不同思想的人，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后来政治发展与分化的结果，并不适用于孔子时代。

语言在原初社会与二级社会有不同功能，原初社会语言大多停留在美学层次，而二级社会才注重语意及其在人造二级社会中的意义。在孔子那里，“道不同不相为谋”与“道不同，亦相为谋”同样透着美学的意韵，有如母亲面对幼儿的天真笑脸时一样，道的同异已经失去了意义。”

二、战争成为社会进化的动力：中西方的比较

如果在人类历史上，战争在社会组织与文明发展上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的话，在科技高度发达以及现代通讯设备使人类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地球村的今天，文明发展与社会组织的改进都可以与战争脱离。

五千年文明史在西方是一个不断升级的战争，而中国历史把西方这五千年战争升级史压缩在二三百年的战国时期，战国前后各有两千年的稳定期，但秦汉之后呈现社会结构的超稳定与大规模的周期动乱。⁵ 纵观当今战乱，并非在地球上平均分布，而是高度集中在原地中海文明周围，也即西方文明的起源地。从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纷纷解体而庞大的中国能和平过度来看，中国仍延续几千年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据杨纪绳统计，⁶ 中国在三年大饥荒饿死3600万人，这是中国社会结构超稳定的代价，人们不是因为美德、激情、骄傲等情感的满足走向战争。

在后现代的今天，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把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相汇合，取长补短，即不要不必要的竞争与冲突，也不要二级社会发展不足而导致的社会混乱。

很明显，中西历史对两级社会的本质差异采取的完全不同的处理，在西方文明主导世界而走向尽头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中国历史吸取营养：向原初社会–生態文明社会的回归。

三、文明冲突与文化冲突：中西方对民主社会的不同理解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S.P.Huntington,1927－2008）以他的文明冲突论而闻名于世。文明冲突可以表达成战争以及社会混乱，也可以停留在原初社会的美学层次，表达成美学的绚烂与色彩。当然也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以对方存在作为己方成长的前提。更现实一点，可以创造共生的平台，即在各个不同文明之上建造一个统领各个文明的新的社会层次，如此等等。如果亨廷顿来自社会顶层而倾向于二级社会思维而看到冲突一面的话，来自社会下层的普通知识分子可能有更多的原初社会情感，看到和平共生的一面。

这里我从两级社会理论角度，重新审视西方民主的问题。民主最终要落实的人，落实到人的心理感受。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正是原初社会的现实，所以原初社会是最民主的，现代民主不过是二级社会在某种程度地向原初社会回归。

对民主程度的一个本质上的衡量是： 1)个人没有被人控制的感觉；2)情感自由：拒绝忍受残酷现实的自由，如不观看人被宰杀的场面等伤害人类情感的现实；3)行动自由：把握个人生活的自由，而不是二级社会探险与实现自我的自由，更不是操控他人的自由。

对民主程度的这三条衡量只有在原初社会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在二级社会是很难达到的，但也可以某种程度地达到。西方从圣经描写亚当夏娃儿子们兄弟残杀开始就讲人性恶，实际是对二级社会非人性以及不可人为操纵性的认识，但也是对人类情感的一种伤害，没有人生下来就愿意接受自己天性恶的说法。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人性恶的认识，或者正由于此，才有上面提到的：西方人为了美德、激情、骄傲等情感的满足走向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国人却在因为过分相信人类的美好与能力而导致的混乱中丧生。结果：西方人对人性恶的事件司空见惯而提高了耐受能力，中国人视而不见而采取遗忘与扭过脸去的自我封闭生活。这也提出以上民主程度的三条衡量的另一个问题：仅仅提高人民对不民主现象的耐受程度以及对不民主现象的隔离，而非在政治上做实质的改进，就可以提高在个人感受层次的民主衡量指数。

以上面三条来界定民主政治的话，中国夏商周三代原初社会式超级大国无疑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即使到了秦汉之后的集权制度，也不无民主成分可谈。如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科举制度有与西方民主制度相同的功效，使平民有通过学习努力而进入官僚阶层的机会。

亨廷顿所预见的文明冲突，或者不同文化的冲突，也有演化成暴力冲突以致局部战争的可能，当然也有重回五千年战争文明的可能，世界上所有知识分子以及关心人类命运的人民，都要携起手来寻求共生共存的可能，也寻求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可能。如按西方文明的思路走，要避免暴力冲突与战争，如按中华文明的思路走，要避免自上而下的混乱。

如果西方历史导致无休止的竞争与战争的话，中国历史两级社会分隔与集权没有解决好平衡反馈的问题，将现实生活的美学化、虚幻化，最终将解决西方文明史的冲突与战争以及中国文明史的整体机制的周期性坍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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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David Premack and James Premack(2002):Why animals have neither culture nor history. In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edited by Tim Ingol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²李柚声(2014)：换个角度看孔子。苏州大学出版社。

³William Eckhardt(1995): A dialectical evolutionary theory of civilizations, empires, and wars. In: Civilizations world systems studying world-historical change, ed by S. K. Sanderson. Walnut Creek, USA: Alta Mira Press. p75-108.

⁴Claudio Cioffi-Revilla and David Lai (1995): War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China, 2700 BC to 722 BC: Measurement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9:467-494。

⁵李柚声(2012)：从宋襄公坚守作战规则而败于楚看东西文方战争文化的不同。（《学灯》第二十四期；（《学灯》第二十四期；http://confucius2000.com/writer/yousheng.htm）

⁶杨纪绳(2008)：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