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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共生•生生:“大道和生学”的理论突破

发布时间:2019/05/28 共生学术研究 教育与文化 标签:哲学浏览次数:225


摘 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指出了钱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的理论价值,其一,肯定了“和”的创造性;其二,强调了“同”的积极意义;其三,“平”除了具有平衡的意思之外,还可以诠释为公平、平等。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生学”,是从伯陽父的“和实生物”思想出发,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给予创造性诠释,其思路是有效的,值得人们进一步讨论。

 

关键字:钱耕森;大道和生学;共生


 

西哲赫拉克利特曾云“战争,是万物之父”,对照这种说法,中国文化则是“尚和”的,可谓“和谐,是万物之母”。万物生成的秘密,究竟是和谐,还是“战争”?这是一个问题。下面借用钱耕森先生(以下统称作者)“大道和生学”的思路,尝试做一回答。

 

诚如作者所言,中国是“尚和”的,并将这种传统的起源追溯至上古——黄帝提出“万国和”(《史记•五帝本纪》)的政治理念,而尧帝亦主张“恊和万邦”(《尚书•尧典》)。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此时,中国文化里面还没有关于“和”的明确定义。到了西周末年幽王时期,郑桓公与伯陽父讨论周朝的命运(“周其弊乎”),伯陽父引用《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断言说,西周肯定是要衰弊了(“殆于必弊者也”)。伯陽父之所以能够做出如此肯定的判断,是因为他有一套哲学理论作为支撑。在伯陽父看来,西周之所以衰弊是因为“去和而取同”,并论证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不仅如此,伯陽父还以历史传统作为佐证,“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和同之辩”。在中国历史上,伯陽父第一次对于“和”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和详细的论证。

 

伯陽父的“和异裨同”说,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百多年以后,老子更进一步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陽,冲气以为和”的宇宙论命题。孔子则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实践原则,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法论。综合起来看,在中国历史上自觉运用并明确表述“和”之哲学的人物首推伯陽父,这样一来,从“和”的哲学谱系上来说,伯陽父实在是孔、老的先驱。如果从理论的内在价值来讲,伯陽父提出的“和实生物”这一命题非常重要。在作者看来,这是因为伯陽父的理论能够回答“世界万物是如何生成的”这一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

 

对此,钱耕森先生从伯陽父出发,结合老子的大道说,正式提出了“大道和生学”这一理论。根据作者自述,“大道和生学”是自己阅读古文献时看到,自家“体贴”出来的。而正式提出则是在1994年10 月5-8日,于“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和为贵”新论——儒家与现代化》。其后,钱耕森先生围绕着“大道和生学”又发表了系列文章,而以《光明日报》(2015年3月2日16版)发表的《大道和生学》一文最为集中。在笔者看来,这篇文章有三大亮点。

 

第一,肯定了“和”的创造性。之前,人们讨论“和”的时候,往往只把“和”视为一种关系或状態。而“大道和生学”则揭示了“和”的内在精神是“生”,亦即生成事物多样性的秘密之所在。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伯陽父的“和实生物”说,比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更具事物演化的根源性。具体而言,在孔子那儿,“礼之用,和为贵”,和是礼之用。而在伯陽父那儿,和是先于“生”的,和是生的源头,“和实”方能“生物”。作者认为,“他”与“他”,本是不相同的东西,其间存在着差异、矛盾、对立。如果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对抗,其结果不但可以化解矛盾,更有可能因此而达到新的“平衡”,如此一来则会产生双赢(优化)的新生事物。这就是伯陽父关于“和实生物”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的奥义之所在。对此,作者还借助老子的学说解释云——阴陽二气,不相互交冲与激荡,是生不出万物的。单阴独陽,是无法生出万物的,正如单身男女,是不可能生人一样的。只有当阴陽二气经过相互交冲与激荡,并且还必须达到了“和”即“和谐”,“平”即“平衡”的状態时,才能产生出新生事物,生生不息,日新又日新,就能产生出万物,也就是所谓的“三生万物”。概而言之,“和”是具有创造性的,它能使事物日新又日新,使世界越来越丰富多彩,不断充满朝气和活力,永远向前发展。在此,“和”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凸显,“和实生物”强调了“和”是体,而不仅仅是“礼之用,和为贵”,这点正如作者所强调的,“和”之目的是生,而不是合,或者谐。

 

第二,作者对“同”进行了正名,肯定了“同”的积极意义。作者指出,美中不足的是,伯陽父看出了“同则不继”的消极一面,却没有肯定“同”也有“生物”的积极一面。作者认为多元的“他”,只有经过“求同存异”,才能达到“平”“平衡”,才能达到“和”“和谐”,才能“生物”。对此,作者以古文为证。首先,《易传》中即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系辞上•第八章》)的名言。而传统《周易》第十三卦“同人”则是专门论述“同”在人生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又,《荀子•乐论》则提出了“乐合同,礼别异”的命题。《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考释》甚至说:“和则同,同则善。”可见,存在这样的逻辑可能,“和”与“同”二者为一,“和”“同”与“善”三者为一。这样,作者将同异之间的关系也纳入了“和实生物”的讨论范围,拓展并深化了这一古老命题。在当今世界,人们往往过于看重差异性,甚至走到了否定种属内部同一性的地步,重新肯定“同”的积极意义适得其时——当然这种肯定最好建立在“不同同之”的基础之上。

 

第三,“平”除了具有平衡的意思之外,还可以诠释为公平、平等。这是作者最富创造力的部分,颇受学者好评。在伯陽父那儿,“和”意味着“以他平他”。作者认为,此处的“平”,是“平衡”的意思,还可引伸为“平等”与“公平”两种关系。即当“他”与“他”共同创造新事物时,首先是“他”与“他”必须以“平等”的原则参与其事;其次是“他”与“他”又必须以“公平”的原则充分发挥出各自的作用;之后则是“他”与“他”在互动中必须并且能够达到高度的“平衡”。这段解释确实精彩。平等、公平,皆是现代社会基本价值。而平衡,应该是和谐的题中之义。如何在“平等、公平、平衡”三者之中做出合理的价值排序呢?作者认为当以“平衡”为主。如此一来,东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在“大道和生学”中皆获得了充分的阐释空间。用作者的话来说,所谓“大道之行也”的“大道”,不仅包含了“天下为公”的“大道”,而且包含了“天下大同”的“大道”,还包括了“天下大和”的“大道”,当然也包含了“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的“天下大生、广生”的“大道”。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中,其中一个问题即是如何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作者将“平”解释为平衡、公平、平等诸义,这样“和”的形態并不局限于平衡之“和”,还有平等之“和”,公平之“和”,等等。这样就将伯陽父“和实生物”说的兼容程度大大扩展了。

 

以上三点,是笔者学习“大道和生学”的若干粗浅心得。现在还是回归到之前的问题,万物生成的秘密,究竟是和谐,还是战争?“大道和生”四字可以算作一种答案。在辩证法中,统一性、斗争性两者的关系众说纷纭,难有定说。不过,其中关系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无论多么剧烈的斗争,如果没有统一性作为前提,则一切不复存在。或许这也是中国“尚和”传统中坚持“仇必和而解”的原因所在。这种“和”,在根本上即是各种差别性存在所呈现的共生关系、状態乃至过程。诚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可以说是一种“不齐之齐”。在自然界,它所展现的是鸢飞鱼跃,万类霜天竞自由,犹如孔子的感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陽货》)。在社会领域,社会由个体构成,而个体本是各异的,是异而不同的,有自为性。面对这一现实,作者满怀激情地畅想,由于这个社会实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原则,就可变“私”为“公”,甚至为“大公”;变“异”为“同”,甚至为“大同”。也就是说,公-私,同-异等区分,实际上是不了义的,从“道不遗物”的视野来“看”,公-私、同-异等存在关系,还有转化、提升的可能与必要。经此一段工夫,自然和社会之间的障碍消失了,一切存在关系都充满了“和谐”,无论是心態,抑或是世態,还是生態,在这一世界里都是和谐的。这样一来,“和”与“同”所具有的意义,在这样的世界里,大大超越了伯陽父当年提出的“和同之辨”,在全新的高度上互动互补,有机地统一起来,持续不断地“共生”出万事万物。

 

毛泽东同志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对待古代和外国的文化遗产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和態度。钱耕森先生“旧瓶装新酒”,将伯陽父“和实生物”的古老智慧经由创造性诠释,变成了融会古今、会通中西的“大道和生学”,用自己的方式注解了“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其思考值得学界重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作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大道和生学”,其思路是有效的,在文章表达中充满真知灼见,在以后的岁月里,期待有更多系统而深入的论述,相信会有更多惊喜。同时,笔者也希望作者提出的观点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思考与讨论,加深对于中国“和谐”、“共生”文化的讨论。

 

 



作者:孙国柱,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参加第四届全球共生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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