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从赎罪得救，到赎福共生

——SYMBIOSISM的精神文化背景与当代诉求

钱宏

《共生:一种约定创新生活的精神力量》（SYMBIOSISM:TheMind Power to Agree onAn Innovative Lifestyle），是一本讲述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的历史跃迁，以爱之智慧，构建“自己活，也要他者活”（live and let live）的趋零边际成本共生文明的书，也是我在英语世界出版的第一本讲述共生哲学原理和当代应用的著作。

在SYMBIOSISM 中，讲述的是古今中外历代构建彩虹桥的“宇宙之子”们，给我们当代人启示：知进退，明损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存同尊异，间道竞和，赎罪得救，赎福臻美而共生！

由于新冠疫情加剧了特权－垄断－操纵带来的信息、资源、权利“三大不对称”和增长、对抗、施恶“三大极限”，势必产生“六大冲突”、“三重失衡”。正如中国学者金观涛所说：“人类需要新的信仰，需要新的精神追求，需要新的价值观以及伦理道德观体系”。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这个大成智慧，就是共生智慧，于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创新与再选择，将成为新时代的约定！

我想从一个当代人（We the contemporary）的视角，通过简叙张载和王阳明两位东方圣哲和西方的《圣经》历史延展，交待一下《共生》秉承的精神文化背景与当代诉求。

一

张载、王陽明各有四句教，内外側重不同，对中国官民，各有千秋魅力！

我们当代人，对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多喜貼在牆上，看上去很不錯，殊不知天地之心、生民之命，本在那里，你为祂立心、为他立命？往圣就是往圣，绝学就是绝学，你是继不了的，继也是最多受点儿启发，冒名“微言大义”啥的。如此一来，最后一句“为万世开太平”岂不是空头支票一张？

再者说，每个人、每代人都有特殊的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平衡力，你岂能为（代替）他、她、它、祂？

现如今，不懂赚钱的学者到处教会赚钱的商人如何赚钱，不善学问的成功商人又到处教学生们如何做学问，而既不懂学问又不会赚钱的政客则对学者、商人通怼通吃！表演者依旧老一套把戏，只是换了几个西洋词儿！至于某位成功商人“为商人立命”，不过东施效颦附庸风雅而已，就更别当真了！

這就说到王陽明。在一个聪明人严重过剩，傻子不够用的时代，王阳明的“致良知”是我们的几成宗教的信仰。早在近500年前，王阳明感叹世事多乖，即有言“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滴骨血也。”“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生中得来。”“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足矣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至56岁终将其思想归之四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于是今天，“明阳热”在民间社会，在民营企业家中远远超过了“孔子热”。海外华人社会中，早有所谓“良知教”的出现，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各种民间教育、培训机构，甚至个别大学也再现各种“四句教”、“知成一体”、“良知教育”。

老实说，我也曾一度深受其影响，因为它看上去，将佛教的“空性”、陆九渊的“本心”、孟子的“良心良知良能”及大学之“格物致知”，甚至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验理性”、柏格森的“生命冲力”和“创化”、怀特海的“生命过程”……几近融为一炉！而且，与我的观察，体悟并相信的，即上面讲的基于“每个人、每代人都有特殊的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平衡力”之共生（Symbiosism），实在太吻合了！

但是，“致良知”派生的“知行合一”，或“知行相分”，能通过格物而“为善去恶”吗？对不起，请去问一下全世界动漫编导们：为何世界各地孩子们喜欢的动漫作品中，凡有科学家、博士、政客和传媒大亨角色出现，几乎都是作恶的坏人？为什么？？？答案有三：

第一，“良知”不等于“良智”。因为“良知”并不含蕴“良心”和“良能”的丰富性。汉传佛教经典《般若无知论》（僧肇）亦有“以缘求智，智非知也”说。且按四依原则，“依智不依识”，用真俗二谛的方法，阐述“智”与“知”的关系，是从分别、缘表的“惑知”，到穷幽、通鉴的“圣智”或良智。

良智（Beautiful Mind）：心灵、爱心、思想、智慧、价值观、践行能力，良智的内部结构是，发动良知（Intuitive Knowledge）,发现良心（Conscience）,发挥良能（Intuitive Energy）。基于美国Howard Gardner对未来提出“5Mind”理论——责任道德之心（The Ethical Mind）、学术专业之心（The Disciplinary Mind）、综合统筹之心（The Synthesizing Mind）、开拓创新之心（The Creating Mind）、尊重包容之心（The Respectful Mind），Qian Hong版共生哲学提出“臻良智”（Extension of mind），并预言互联网、物联网之后，必建“心联网”（The Minds Networking），这里6个英文“Mind”，皆指向中文“良智”的基本涵意。

共生哲学（Symbiosism）“良智论”认为，人在格致人、事、物的过程中，有“取象法”（如中国远古时的“端午术”“赋比兴”）与“抽象法”（如古代希腊的“几何学”或“形学”“逻辑学”）之分。因而，缘表、取象为“知”的范畴，通鉴、抽象为“智”的范畴。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良智的内涵是心灵、思想、智慧、价值观、践行能力，良智的内部结构是，发动良知、发现初心、发挥良能（参看杜维明、钱宏：《良心、良知、良能三位一体：中国人的世俗上帝！——呼唤当代中国的“社会元勋”》（2007.6.21-25），首刊华盛顿NEW WORLD TIMES，收录《原德：大国哲学》P226-232，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

第二，“知行合一”不等于“德行合一”。“知行合一”远不能保障价值取向的正当或适宜（propriety）。比如，偷东西是致富捷径的认知，与践行偷东西的行为合一，是知行合一，但其作为参与者的行为价值取向不正当不诚实（impropriety），我们管这叫“德行不合一”。同样，舍己救人是德行合一，而知行不合一，因为不会游泳者救落水者会淹死的认知，与不实施救人的行为合一，才是知行合一。纵观古今，包括普及转基因技术、添加三聚氰胺、喷甜味素、抹激素、打假疫苗、商鞅驭民五术、桑弘羊盐铁专营、鼓吹成功学、东西左右站队或犬儒主义、机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都具有使一部分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斩获实利的“知行合一”意味。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之所以有“良知教”、“阳明热”、“四句教”、“良知教育”、“阳明学院”，谁的心里都知道的一个常识是：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就是力量，管理就是力量，权力就是力量，资本就是力量。然而，知识、科技没有方向，知识、科技也“不是一块印好的硬币，可以拿来就用”（培根），必须经过个体生命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问心无愧”“恻隐而行”。而管理、权力、资本有力量，也有自己的方向，可管理、权力（规划和支配）、资本方向，指向邪恶（操纵、垄断）的概率，远远大于指向正当适宜（公义、均衡），至少是具有“两可性”。这是因为，在社会分工意义上，知识、科技属于信息能量范畴，是非独占性工具，而管理、权力、资本属于物质能量范畴，是可独占性工具，因而具有价值倾向。当代中国盛行各式各样“知行合一”“知成一体”的“成功学”，然而，“缺德”咋办？“口言善，身行恶”咋办？“以修辞替代逻辑，以立场选择事实和法理”咋办？故意混淆“公私”“假公济私”咋办？Impropriety咋办？这也是亚当·斯密1759年发表《道德情操论》时面对的首要问题（《国富论》是他迟至15年后才发表的）。

因此，单纯的“致良知”，终究是“方便法门”，并不能解决“系统思维的信源和信道的局限性”问题，更不能解决“知识、科技就是力量，却没有方向”，以及“管理、权力（规划和支配）、资本有力量，也有偏向”的问题。从哲学上讲，不能解决“认知函数和参与函数的反向运动”问题，也就是具有“普世性”，却未必有“普惠性”的问题。

第三，“良智-文明-共生”行为风范。良智、文明、共生行为风范，才能解决人的“认知函数和参与函数的反向运动”问题，从而恊调当代人类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一体化。因为从“定在性”或“定域实在性”（Local realism）上看，我们人类自以为是的认识，实际上都是原始定在（俗称“先入为主”，今时称“洗脑性”）的，特别是前辈们的行为模式和成文经典。而每一代人面对经典文本知识传统，大抵有两种倾向，这在东方，就是陆象山发现，并与朱熹争执不下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在西方，就是马丁·路德改革，并与罗马教廷抗争的二元对立命题，即：“因信称义”，亦即“因信基督称义，不因信教规称义”。到今天也演化成：“因信基督称义”，还是“因信教规称义”？显然，后世人很容易发现，陆王心学开辟了较之程朱理学更宽广的认知与参与空间，一如马丁·路德新教开辟了较之罗马教廷更宏阔的认知和通达心路。

但是，陆九渊和马丁·路德，其实都设置了一个二元对立的选择性圈套。我这里不进入这个“陆九渊选择圈”或“马丁·路德式萧何定律”，只说这两者各自存在的问题，以便使当代人明白，这两者都不过是“先辈们的传统留给我们的梦魇”（马克思）。我们当代人，对传统需抱有温情的敬意，以示你有文化，有传承，但传统成了梦魇，就必须敬而远之，以显现你完成了“从秉承者到在出者的蜕变”（背景主义，1994）。因为，“我注六经”问题多多，总是消解人的“当代性”认知与参与，如罗马教廷设“宗教裁判所”般独占经典解释权；“六经注我”主义多多，总是导致“公婆孰理多”的乱象，如马丁·路德“因信称义”式宗教改革后出来两千多个对立教派，而每个教派都要求自己的信徒“因教规称义”，从而回到了以“类（共同体）的封闭性自组织”，消解了人的开放性生命自组织力。这也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后世一切乌托邦的“实践悖论”。

共生哲学的“良智论”认为，良智是良知、良心、良能的统一，而且，因为人在解决“思想与现实”这对矛盾时，必然遭遇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认知函数与参与函数这样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良智呈现为一个动態过程，即是一个不断“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的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过程。因此，只有良智，才能解决知识、科技、管理、权力、资本既有力量又有适宜方向的问题。

19-20世纪，人类走过了从光荣与梦想，到贪婪与浮躁的一百年，各主权国家的精英们，在科技主义、知识主义、机会主义、形式主义、发展主义硬道理的放纵和驱赶下，一味追逐“权力、资本、色相”，陷入“忙乱、盲从、茫然”状態。21世纪头20年，神两次派出的“黑衣天使”——SARS-新冠病毒，逼迫“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We the Contemporary，回归淡泊与宁静的内在空间，以爱之智慧，来反省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更根本的“第六次大灭绝”问题，反思我们当代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让生产回归生活、让生活呈现生態，以修复因灵魂价值迷失，遭受创伤的身心灵！

二

我相信，由旧约与新约凝成的Bible，是神与人的《圣约》，而如今，人与人以及宇宙间一切神造活体，还需要一个秉承圣约的新約定——臻美共生之约，即圣约“记号”（创世纪9：13）的七色彩虹！

在《从因孞称义，到臻美共生——SYMBIOSISM英文版序言》中，我意犹未尽的话就是：

BIBLE记述了神与人的约定过程。

所以，我一直认为，把BIBLE翻译成《圣约》，也许比翻译为《圣经》更符合神的原义，也更能理解，为什么有了《旧约》，还需要《新约》，而且，还有从伟大的Aurelius Augustinus和托马斯·阿奎那，到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因信称义”。

基于此，如果能把综合古今中外“宇宙之子”思想精华的SYMBIOSISM，看作“圣约”的一个延续，那么，我冒昧地认为，“圣约”经历了，并将历经《旧约》《新约》《共生》三个阶段，以适应“人类生活方式全球化重组”的精神需要：

第一阶段：《旧约》记载神经由摩西把“十诫”（诫命）和其他的诫命交给犹太人，好让他们领会“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诗篇 119：105a）。《旧约》告诉犹太人神爱他们，要拯救他们，等待着他们悔改归正。

第二阶段：《新约》叙述耶稣降世、出生、长大、传扬福音（四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被犹太人拒绝钉死十字架、复活了、建立了教会，将神的护佑和爱传递给所有人，《新约》告诉全世界上的人神爱他们，“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 3：17），以拯救他们，等待着他们相信耶稣悔改归正，而赎罪得救。从此，《圣经》不再是单单给犹太人的而是为全世界每一个人。

第三阶段：SYMBIOSISM通过重述古今中外“宇宙之子”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探索，将神的爱与智慧赋能于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人及神造活物，他们生而俱足又非独存——神赋予他们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平衡力。所以，共生没有教主——即并没有神及其用血为世人赎罪的耶稣之外的“救世主”、“代理人”、“乌托邦”，每个人都必须也能够自我负责，富有“爱之智慧”，醒悟“你的福在他那里”，从而诚心诚意地从他者（她、牠、它、祂）那里赎取幸福、分享快乐、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赎福共生，而生生不息！所以说，《共生》是一个秉承神的新約定——臻美共生之约，就是圣约“记号”的七色彩虹！正所谓：

罪原罪己皆救赎，神應神許赎孞誠。

福往福来当勤赎，愛出愛返赎共生！

总之，人类走到今天，践约，或不践约，承兑，或不承兑，是一个关乎灵魂的生死问题，亦即：一个新情况下的“to be，or not to be”式的老问题！

有朋友表示：落实到最简单最直接的问题上，“践约”二字，西方称为契约精神，东方称之为诚信，但落点都应该落在践约上。不践约，西方的契约精神和东方的诚信，都将是空中楼阁，坍塌在即。

举个例子，比如都说“上帝保佑美国”，但是，如果基督徒们仅仅只有祷告，那么“五月花号”还能到达北美吗？1776年美国还能独立建国吗？宗教信仰和“We the People”的权利和自由还存在吗？……毋庸置疑，所有的这一切都来自于神，然而，神所给予人的这一切，不是靠我们动动嘴就能轻易得到——神只成全“积极自组织，架设彩虹桥”的人们！

回到一个东方常识：天道酬孞、地道酬勤、人道酬爱！这“孞勤爱”，也是共生哲学的当代诉求：尊重和发挥每一位特殊个体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平衡力。

当所有人都处于开放赋能的状態，便再没有人成为“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于是，分裂-对抗-冲突的解决方式也就会发生历史性改变——过去年代一方不管生灵涂炭靠算计谋略取胜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也不大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的结果可能是“同归于尽”，即“不共生，就共死”（共生是自生或自组织的伦理底线），于是，人类解决“分裂-对抗-冲突”的方式，就回到了基于现代政治文明的约定公义——践行契约的法律途径。

所以，我相信：用共生（Symbiosism）哲学思维与价值观，重新定位人天（自然）、人我（社会）、心物（身心灵）“三大关系”，一切本着“自己活，也要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精神，尽情发挥“We the people”（每一个人）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就能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关系过程中的“分裂-对立-冲突”，为“人类未来生活方式再选择”，创建一个可能臻美共生的世界——从而使得任何“统治全世界的帝国政治企图成为不可能”。

显然，这是一种关乎各民族国家社区公民的生死抉择，必须诉诸“你、我、他（她、它、祂）”行动力的全球性事业，我们称之为达到人类永久和平的“全球共生”行动。

愿我们当代人, 愿全球共生人，听从心灵的呼唤, 永葆阳光的本性, 释放良智（Beautiful Mind）, 创新文明（Civilization），顺势而为，体行共生（Symbiosism）!

孞烎20201128于Vancou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