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生•共生•生生：“大道和生学”的理论突破

摘 要：本文从三个方面指出了钱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的理论价值，其一，肯定了“和”的创造性；其二，强调了“同”的积极意义；其三，“平”除了具有平衡的意思之外，还可以诠释为公平、平等。钱耕森先生的“大道和生学”，是从伯陽父的“和实生物”思想出发，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给予创造性诠释，其思路是有效的，值得人们进一步讨论。

关键字：钱耕森；大道和生学；共生

西哲赫拉克利特曾云“战争，是万物之父”，对照这种说法，中国文化则是“尚和”的，可谓“和谐，是万物之母”。万物生成的秘密，究竟是和谐，还是“战争”？这是一个问题。下面借用钱耕森先生(以下统称作者)“大道和生学”的思路，尝试做一回答。

诚如作者所言，中国是“尚和”的，并将这种传统的起源追溯至上古——黄帝提出“万国和”(《史记•五帝本纪》)的政治理念，而尧帝亦主张“恊和万邦”(《尚书•尧典》)。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此时，中国文化里面还没有关于“和”的明确定义。到了西周末年幽王时期，郑桓公与伯陽父讨论周朝的命运(“周其弊乎”)，伯陽父引用《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断言说，西周肯定是要衰弊了(“殆于必弊者也”)。伯陽父之所以能够做出如此肯定的判断，是因为他有一套哲学理论作为支撑。在伯陽父看来，西周之所以衰弊是因为“去和而取同”，并论证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不仅如此，伯陽父还以历史传统作为佐证，“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和同之辩”。在中国历史上，伯陽父第一次对于“和”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和详细的论证。

伯陽父的“和异裨同”说，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百多年以后，老子更进一步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陽，冲气以为和”的宇宙论命题。孔子则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实践原则，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法论。综合起来看，在中国历史上自觉运用并明确表述“和”之哲学的人物首推伯陽父，这样一来，从“和”的哲学谱系上来说，伯陽父实在是孔、老的先驱。如果从理论的内在价值来讲，伯陽父提出的“和实生物”这一命题非常重要。在作者看来，这是因为伯陽父的理论能够回答“世界万物是如何生成的”这一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

对此，钱耕森先生从伯陽父出发，结合老子的大道说，正式提出了“大道和生学”这一理论。根据作者自述，“大道和生学”是自己阅读古文献时看到，自家“体贴”出来的。而正式提出则是在1994年10 月5-8日，于“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论文《“和为贵”新论——儒家与现代化》。其后，钱耕森先生围绕着“大道和生学”又发表了系列文章，而以《光明日报》(2015年3月2日16版)发表的《大道和生学》一文最为集中。在笔者看来，这篇文章有三大亮点。

第一，肯定了“和”的创造性。之前，人们讨论“和”的时候，往往只把“和”视为一种关系或状態。而“大道和生学”则揭示了“和”的内在精神是“生”，亦即生成事物多样性的秘密之所在。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伯陽父的“和实生物”说，比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更具事物演化的根源性。具体而言，在孔子那儿，“礼之用，和为贵”，和是礼之用。而在伯陽父那儿，和是先于“生”的，和是生的源头，“和实”方能“生物”。作者认为，“他”与“他”，本是不相同的东西，其间存在着差异、矛盾、对立。如果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对抗，其结果不但可以化解矛盾，更有可能因此而达到新的“平衡”，如此一来则会产生双赢(优化)的新生事物。这就是伯陽父关于“和实生物”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的奥义之所在。对此，作者还借助老子的学说解释云——阴陽二气，不相互交冲与激荡，是生不出万物的。单阴独陽，是无法生出万物的，正如单身男女，是不可能生人一样的。只有当阴陽二气经过相互交冲与激荡，并且还必须达到了“和”即“和谐”，“平”即“平衡”的状態时，才能产生出新生事物，生生不息，日新又日新，就能产生出万物，也就是所谓的“三生万物”。概而言之，“和”是具有创造性的，它能使事物日新又日新，使世界越来越丰富多彩，不断充满朝气和活力，永远向前发展。在此，“和”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凸显，“和实生物”强调了“和”是体，而不仅仅是“礼之用，和为贵”，这点正如作者所强调的，“和”之目的是生，而不是合，或者谐。

第二，作者对“同”进行了正名，肯定了“同”的积极意义。作者指出，美中不足的是，伯陽父看出了“同则不继”的消极一面，却没有肯定“同”也有“生物”的积极一面。作者认为多元的“他”，只有经过“求同存异”，才能达到“平”“平衡”，才能达到“和”“和谐”，才能“生物”。对此，作者以古文为证。首先，《易传》中即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系辞上•第八章》)的名言。而传统《周易》第十三卦“同人”则是专门论述“同”在人生中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又，《荀子•乐论》则提出了“乐合同，礼别异”的命题。《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考释》甚至说：“和则同，同则善。”可见，存在这样的逻辑可能，“和”与“同”二者为一，“和”“同”与“善”三者为一。这样，作者将同异之间的关系也纳入了“和实生物”的讨论范围，拓展并深化了这一古老命题。在当今世界，人们往往过于看重差异性，甚至走到了否定种属内部同一性的地步，重新肯定“同”的积极意义适得其时——当然这种肯定最好建立在“不同同之”的基础之上。

第三，“平”除了具有平衡的意思之外，还可以诠释为公平、平等。这是作者最富创造力的部分，颇受学者好评。在伯陽父那儿，“和”意味着“以他平他”。作者认为，此处的“平”，是“平衡”的意思，还可引伸为“平等”与“公平”两种关系。即当“他”与“他”共同创造新事物时，首先是“他”与“他”必须以“平等”的原则参与其事；其次是“他”与“他”又必须以“公平”的原则充分发挥出各自的作用；之后则是“他”与“他”在互动中必须并且能够达到高度的“平衡”。这段解释确实精彩。平等、公平，皆是现代社会基本价值。而平衡，应该是和谐的题中之义。如何在“平等、公平、平衡”三者之中做出合理的价值排序呢？作者认为当以“平衡”为主。如此一来，东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在“大道和生学”中皆获得了充分的阐释空间。用作者的话来说，所谓“大道之行也”的“大道”，不仅包含了“天下为公”的“大道”，而且包含了“天下大同”的“大道”，还包括了“天下大和”的“大道”，当然也包含了“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的“天下大生、广生”的“大道”。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中，其中一个问题即是如何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作者将“平”解释为平衡、公平、平等诸义，这样“和”的形態并不局限于平衡之“和”，还有平等之“和”，公平之“和”，等等。这样就将伯陽父“和实生物”说的兼容程度大大扩展了。

以上三点，是笔者学习“大道和生学”的若干粗浅心得。现在还是回归到之前的问题，万物生成的秘密，究竟是和谐，还是战争？“大道和生”四字可以算作一种答案。在辩证法中，统一性、斗争性两者的关系众说纷纭，难有定说。不过，其中关系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无论多么剧烈的斗争，如果没有统一性作为前提，则一切不复存在。或许这也是中国“尚和”传统中坚持“仇必和而解”的原因所在。这种“和”，在根本上即是各种差别性存在所呈现的共生关系、状態乃至过程。诚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可以说是一种“不齐之齐”。在自然界，它所展现的是鸢飞鱼跃，万类霜天竞自由，犹如孔子的感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陽货》)。在社会领域，社会由个体构成，而个体本是各异的，是异而不同的，有自为性。面对这一现实，作者满怀激情地畅想，由于这个社会实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原则，就可变“私”为“公”，甚至为“大公”；变“异”为“同”，甚至为“大同”。也就是说，公-私，同-异等区分，实际上是不了义的，从“道不遗物”的视野来“看”，公-私、同-异等存在关系，还有转化、提升的可能与必要。经此一段工夫，自然和社会之间的障碍消失了，一切存在关系都充满了“和谐”，无论是心態，抑或是世態，还是生態，在这一世界里都是和谐的。这样一来，“和”与“同”所具有的意义，在这样的世界里，大大超越了伯陽父当年提出的“和同之辨”，在全新的高度上互动互补，有机地统一起来，持续不断地“共生”出万事万物。

毛泽东同志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对待古代和外国的文化遗产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法和態度。钱耕森先生“旧瓶装新酒”，将伯陽父“和实生物”的古老智慧经由创造性诠释，变成了融会古今、会通中西的“大道和生学”，用自己的方式注解了“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其思考值得学界重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作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大道和生学”，其思路是有效的，在文章表达中充满真知灼见，在以后的岁月里，期待有更多系统而深入的论述，相信会有更多惊喜。同时，笔者也希望作者提出的观点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思考与讨论，加深对于中国“和谐”、“共生”文化的讨论。

作者：孙国柱，中国政法大学讲师

参加第四届全球共生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