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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共生思想研究——从兼相爱,交相利谈起

发布时间:2019/05/28 共生学术研究 教育与文化 标签:伦理浏览次数:1324


摘 要:我所理解的共生思想是基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有机结合,主体之间寻求平等兼爱,互利共赢的一种政治伦理关系。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共生思想源远流长,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就是要打破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传统社会等级差别与社会固化,建立一个平等互利,尚贤使能的共生社会。墨家的共生思想以兼相爱为伦理核心,以交相利为手段,以天志为准宗教。反映的是底层人的善良愿望。需要注意的是,墨家提出了尚同的政治思想,与其兼相爱,交相利的共生思想有矛盾冲突之处。从现代文明来看,对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古为今用,完全有可能成为共生思想的价值基础之一。

 

关键字:兼爱;交利;共生


 

 

近年来,共生哲学逐渐引起思想界与学界的兴趣。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的共生,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多元并存,和谐共赢。所谓的多元,既包含政治的、经济的,更是指价值的、文明的,且价值、文明的多元化更为根本,是理解政治、经济多元化的思想理论基础。为了消弭文明与价值的冲突,提倡一种多元宽容的文化观,同情理解,从而达到和谐相处,共生共赢的目的。这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特征的文化观念,从过往的历史看,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的冲突,导致世界秩序的混乱与动荡是世界历史的常態,姑且用“旧常態”来表达这种过往的常態。这种旧常態下,国家间充满着冒险与战争,殖民与掠夺;国家内部常常表现为平等自由的政治观念受到挤压,民权、民生得不到有效保障。诸如此类。共生的主旨之一是“道不同,亦相为谋”,倡导一种多元和谐共存的文化观念,其目的无非是要构建一种“新常態”的世界秩序思想方法。就国际关系来说,反对文明冲突而导致的战争,提倡文明对话包容与同情理解,国家间彼此尊重,和谐共处。就国家内政来说,提倡保障公民的平等与自由等基本现代政治价值,让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感,有安全感、幸福感。

 

“为有源头活水来”,共生思想并非一时的想象,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早期的思想家们已经表现出类似于共生思想的光芒,平民思想家墨子的思想尤为突出,其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可以成为共生思想的价值源头之一。

一、何谓“兼相爱,交相利”?

 

何谓“兼爱”?兼爱即尽爱。《墨子•经上》云:“尽,莫不然也。”简言之就是普遍的、无差别的爱。“无穷不害兼”(《经下》),说明了兼爱的全体性、普遍性。墨家用“兼以易别”(《兼爱下》)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 1,《大取篇》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说明了“兼爱”的平等无差别性。这是兼爱的第一层意思。“兼爱”的第二层意义是“兼相爱,交相利”。“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2墨家与儒家不同,从不讳言“利”,墨子讲兼爱以利为本。墨家之“利”虽然不排斥个人正当利益,但并非个人之一己私利,是“兴天下之利”的“利”,即天下公利。正如史华兹所言:“他们最终懂得,假如不能使全体人类都认识到,只有服从普遍的利益,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满足,那么,和所有的人一样,他们将会继续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 3当然,墨家也并不否认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利与义结合起来,利的正当性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贵义篇》提出“万事莫贵于义”,“利”必须符合“义”的原则。墨家提“兼相爱,交相利”,把爱与利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只有通过“兼相爱,交相利”,人类的普遍利益才能得到实现。

 

墨家提倡兼爱但并不意味着反对儒家“仁”的思想内涵,相反,甚至汲取儒家的“仁”的观念来诠释“兼爱”。《兼爱下》指出:“兼即仁矣义矣”。“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根本,“仁者爱人”。但儒墨在“爱”上有着较大的区别,从“爱”的来源上看,儒家之爱源于人性之善,推己及人,而墨家之爱源于“天志”,“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 4。从“爱”的方法上看,儒家谈“爱人”,是“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以自我为圆心,有远近亲疏之别,是推己及人之“爱”,反映了宗法社会的血缘伦理原则。墨家虽然出身微贱,但从平民利益出发,反对西周以来的等级制度,因而反对儒家的差等之爱,力图打破血缘亲疏、贵贱差别的伦理原则,建立小生产者乌托邦式的“兼爱”社会。兼爱与仁爱的另一重要区别是,儒家讲仁爱是从动机出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5,显然,从伦理学上看,儒家是主张道义论的。墨家与儒家在这点上恰好相反,“爱”与“利”是互为一体的,表现出功利主义的特征。因此,儒家的“仁爱”有超越性的一面,接近于宗教之爱。而墨家的“兼爱”直面现实。墨家谈“兼相爱,交相利”源于其对人性的认识,墨家不讲抽象的性善性恶,在《所染》中,墨家提出“染于苍者则苍,染于黄者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也变”,强调人性的后天养成,人性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这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宣称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着相似之处。但墨家也有自然人性论的倾向,承认人性天生中有自私自利的一面,正因为如此,才把“兼相爱”与“交相利”结合起来。

 

基督教的博爱也讲平等的无差别的爱,但兼爱理想与博爱不同。博爱源于神的启示,是宗教式的超越之爱,其根源在于上帝,博爱完全从动机出发,不计利益关系。墨家虽然讲兼爱是天的意志,但墨家的天志并非宗教式的超越之天,天志是平民阶层无力改变现实,而幻想借助于外部力量的反映,即“神道设教”,至多可以说是准宗教,“天志”的根本就是墨家自己的意志。墨家兼爱并不否认世俗利益,甚至承认世俗利益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把“兼爱”与“交利”结合起来。而且,墨家谈兼爱从不否认自我,《墨子》有云:“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 6因此,墨家爱人、利人,从不排斥自己。

 

什么样的行为才是体现兼爱原则的?《墨子》对兼爱有具体的界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7 兼爱的思想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描述非常相似,《圣经》指出:“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8 兼爱不仅是个体之间关系的要求,也是群体关系、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遵循着兼爱伦理原则,就会实现“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9

 

二、缘何要“兼相爱,交相利”?

 

面对社会的纷乱与战争的频繁,墨家认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人们不懂得也不愿意接受兼爱这样简单的道理。人们只知道自私自利,而不知兼相爱交相利,其结果必然是个不幸的社会。“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10

 

墨家认为,解决世界纷乱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因为“兼相爱,交相利”反映的是上天的意志,自然的法则,“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11 人们顺应天意与自然法则,就应该做到兼爱交利。墨家从殷周以来的宗教传统中对天的敬畏来论证“兼相爱,交相利”的必然性。

 

兼爱伦理具有可行性吗?

 

在《墨子•耕柱》中,记载了墨子与巫马子之间的辩论,巫马子是墨子假设的一个儒家弟子,儒墨之间就为什么要提倡兼爱展开了一场有趣的辩论,巫马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反对兼爱,墨子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反驳。论证的实质是儒墨关于爱的论争反映了对“爱”的理解的差别,儒家从人情或人伦来诠释爱是以自我为圆心,由近及远的“推爱”,因为关系的远近亲疏而有差别,即所谓的“爱无差等,施由亲始” 12之说的“无差等”,等于有“差等”的另一种表达。儒家这种“差等”之爱符合农业文明的伦理属性。在农业文明的社会,人们按照血缘亲属聚族而居,除非不得已,终其一生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之中。墨家群体则以手工业者为主,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与社会交往性,在社会活动中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共同体中本着“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原则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素朴的平等观念,墨家并把这种素朴的功利主义平等观推而广之。在这场儒墨论战中就体现了两种不同价值观的“爱”的交锋。不过,在当时农业文明出于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墨家的“兼爱”伦理很难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

 

三、“兼相爱,交相利”何以成为共生的思想基础?

 

如果说墨子的兼爱伦理不适应传统农业文明的社会法则,因为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民众大多按照血缘的亲疏聚族而居;那么,在现代文明则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法则,兼爱则有可能成为人们之间关系伦理基础。

 

就国内社会发展来说,我们国家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诸多矛盾纷纷暴露,可以说是矛盾比较集中的时代,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195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中,错误的强调阶级斗争,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矛盾,撕裂中国社会,导致中国社会的诸多对立;如阶级对立,城乡分割等等,给国家的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带来一系列的灾难后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伴随着这些成就的取得,人们的认识水平、思想观念的进步却显得滞后,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障碍。有鉴于此,十多年前,建设和谐社会愿景的提出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因为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的对抗与对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对和谐社会的理论诠释缺乏新意,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文化的传承与思想理论的创新。

 

关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我以为,一是不赞同对古代文化的执着,或者是文化复古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代思想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历久弥新,社会的发展在价值观念上是倒退的,背离了古圣先贤的思想要求,因而主张坚守中国的文化传统。二是要破除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认为必须用西方文明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早在百年前,胡适先生在《先秦名学史》中曾经说过:“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决不会感到自在的。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外国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它的,那么这种不自在是完全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 13因此,继承与创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诠释,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开放性的生长点,汲取现代文明中有价值的因素,显然,墨家的兼爱伦理就是这种开放性的生长点,给墨家的兼爱伦理融入时代需要的内涵与意义。

 

兼爱伦理,其实质就是寻求共同体的共生!兼爱伦理一方面承认,个体有正当的利益需求,应该满足与尊重;因此,人们在获取自己正当利益的时候,也应该尊重他人的正当利益需求。所谓的正当利益,是指符合“义”的原则与内涵,“不义不富,不义不贵。” 14《墨子》中讲过一个故事,当楚王准备给墨子丰厚的赏赐而不愿意接纳墨子的主张时,墨子谢绝了。其原因就是不符合“义”的原则。另一方面,墨子认为,社会的公利,也就是共同体的整体利益是更为重要的利益,并为此能够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利不再局限于个人之利,而是涉及问题相关的个人与群体的公共利益,利体现了仁的精神,符合正义的原则。墨家对利益的判断并非仅仅是从动机出发,而是主张动机与效果的有机结合。《鲁问篇》提出“合其志功而观”,《大取》篇的“志功为辩”都表明了墨者非常注重动机与效果的有机结合,表现出极其鲜明的功利主义伦理特色。

 

站在功利主义伦理观的立场上,兼相爱必然交相利,承认每个人的正当性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必要性,人们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平等互利的,用何兆武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因此,可以做合乎逻辑的推理,不愿意自己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就理所当然的平等对待别人;不愿意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就理所当然的公正对待别人;不愿意自己在困难时处于无助的状態,就理所当然的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不愿意自己的自由受到不正当的限制,就不会用不正当的方式限制别人的自由;……诸如此类的推论,可以认为,墨家的兼爱伦理具有自由主义的基因,可以契合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符合共生的思想要求,可以成为共生的思想基础。
在国际关系上,坚持兼爱伦理,表现形式为非攻,即反对不正义的战争,和平共处。国与国之间的侵略与掠夺不仅使人们饱受战争之苦,也使人们的尊严受到侵害,国家没有安全感。战争也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破坏了社会生产。因此,寻求国家间的共生,必须坚持兼爱伦理,共赢共生。

 

在现代文明体系中文明冲突是不争的事实,非攻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对待战争的態度上,还表现在文明冲突上。由于历史的原因,世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文明系统,在全球化时代,文明碰撞是必然的现象。对待文明碰撞的回应的原则是什么?墨家的兼爱伦理或许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意义。也就是尊重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产生的不同的文明具有同样存在的理由与同等的价值。文明的碰撞不是先进与落后的问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同情理解,彼此尊重与平等对话的问题。在碰撞中持开放的態度,既可以保持一种文明的相对的独立性,又有利于文明的新的生长。文明本身就是在不断演进的。没有必要因为文明的演进而失去了一部分固有的形態感到悲观,发出如同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叹,乐于见到文明碰撞的新的生长。这样的回应態度,则化解了文明碰撞你死我活的冲突,回归到不同文明的共生共赢。诚如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所说:“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

 

当然,在肯定与提倡墨家兼爱伦理的时候,是认为墨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在今天依然具有光芒,并非是仅仅采取拿来主义的態度。事实上,必须警惕墨学“尚同”思想可能导致的思想与政治上的专制倾向。唯有如此,墨家思想才可能成为共生的思想源头之一,才可以在今天复活。15

 

就墨子的最高社会理想来说,是在现实社会建立一个“兼相爱,交相利”的美好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16 在这样的社会,“上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 17(《尚贤中》)在《墨子》的所描绘画卷中,从信仰层面看,敬天事鬼,灵魂安处;从伦理层面看:互爱互利,人心向善;从社会生活层面看,社会安定,民生幸福;从国家间关系看,大道和平,没有战争。这是一个奉行“兼相爱,交相利”的美好社会。

 

 

———————————

1儒墨皆提倡“爱”字,儒家主张以自己为圆心,由近及远的“推爱”,由此而衍生出“爱有差等”,切近人情。

2《墨子•兼爱中》。

3[美]本杰明•史华兹着,程钢译: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版,164页。

4《墨子•法仪》。

5《汉书•董仲舒传》。

6《墨子•大取》。

7《墨子•兼爱中》。

8《圣经•马太福音》7章12节。

9《墨子•兼爱中》。

10《墨子•兼爱上》。

11《墨子•天志上》。

12《孟子•滕文公上》。

13胡适: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0页。

14《墨子•尚贤上》。

15[日]池田大作,[英]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汤恩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11页。

16《墨子•尚贤下》。

17《墨子•尚贤中》。

 

 



 

 

作者:解启扬,中国政法大学伦理学所、马克思主义与全面依法治国恊同创新中心教授,全球共生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是作者参加第四届全球共生论坛(北京香山)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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