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生态社会建设论

——关于“共生主义理念”的说明

枭阳：记得你曾经要我给你一个中国大陆做出版物的选题报告样板，正好我应一家出版社的邀请刚写了一个，供你参考。

玉福：生态丛书，名称不错。具体什么角度讨论事情呢? 自然科学技术内容占有多大比重？准备讨论哪些生态问题呢？除了杨先生，还同哪些专家科学家联系过了？

枭阳：你这样提问本身存在两个问题。首先，讨论“生态”需要使用什么方式方法，在什么层级上使用什么方法，不是个比重问题，而是个性质问题。对于复杂的生物系统，尤其是对于人类来说，自然科学技术内容和方法占有的比重再大，也远远不能充分揭示和解决其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以及种群之间（同类环境）及其与非同类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因为，我们理解的生态(ecology)，显然是一个包括环境概念（environment）在内的复杂系统，是包括地球上所有生物种群尤其是人类社会不同群体（如权贵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内的全生态系统。所以，当我们谈及“生态学”时，已经超出了所谓“自然科学技术内容”。中国人有“天人合一”的观念，习惯于一种“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整体思维，也许我较早失学下乡务农未受过科班教育而又钻研过中医药学的缘故，我一开始就没有区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思维习惯，而是习惯把对象看作一个整体，比如中医治病不仅是治人体要从望、闻、问、切入手，讲究辩证施治，而且好的中医一定要了解病患的心理、情绪变化和周围人相处的关系是否正常等等，就是用药，也要讲究个“君、臣、佐、使”，简直就是一个社会系统……所以，当我们谈论“生态”这样一个大概念时，我感到需要把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与西方的分析性的思维方式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事实上，在国外也早已经出现了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群落生态学或叫社会生态学（ community ecology）的概念。“生态系统”是一个跨学科研究范畴，我们很难在方法或学科类型上用比重的观念来评说这些新学科。

第二，兄问我除了杨先生，还与多少专家、科学家联系过？这个潜台词还是只承认和相信科学家对生态学研究的权威性。这本身还是受了近代以来科学主义传统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这一传统不但造成了科学等于正确的观念，形成技术工具比人文个性可靠的政治思维方式，而且事实上最终导致中国当代政治的专家化甚至工程师化的现实，从而在非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官吏群体心理上的自卑。这里实际上也有一个生态失衡——知识生态、教育生态和政治生态选择的问题，其原因远的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专才教育、专家治国对中国的影响，追溯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留下理工科大学，及文革后大学生志愿选择普遍存在的重理工轻人文现象，近的就是现在进行时的“工程师治国”这一政治生态现象……我之所以邀请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先生联袂主编，并不是因为杨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而是因为作为科学家的杨先生，近年来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特色文化和做人做事的方式与自主创新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给予了特别关注，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顺便说一句，我一直比较注意与科学家的联系，并关注他们对人文社会生态的看法，最早是几位搞自然辩证法的朋友，后来和江玲汽车的总工程师交往，因为他对《老子》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特别是1984-1985年与钱学森、方励之、温元凯等科学家分别因为我对思维科学、物理时空与心理时空、微电脑技术的兴趣而发生过程度不同的联系，同时也因为他们，特别是钱学森先生，对人文、社会、政治比一般搞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更加关心和敏感。我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即我所了解（阅读）到的物理学家，特别是理论物理学家，几乎个个都对社会学科、人文世运给予过特别关注，如爱因斯坦、玻尔、薛定锷、海森保、汤川秀树、萨哈罗夫、李政道……还有现在接触的这位杨福家先生。不幸的是，我们的政治家们要么自大（实则自卑）地对其嗤之以鼻，要么虚荣地拿他们来装装门面。我想，这一现象将来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医学家中有许多从事文学或心理学写作，不说鲁迅、郭沫若，单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就有5位是学医的，特别是弗洛伊德对人类社会人文事业的贡献，可与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媲美。

玉福：呵呵，我只是问个问题，你就说了这么一大通，也许你说的不无道理，但就我看到的东西，生态在大陆依然是一个所谓的敏感问题，人们依然从分割发展同环境生态的视角看问题谈问题。把所谓的发展是硬道理作为忽视环境生态的辩护词。在世界经济地位的迅速上升作为政策正确的证明。换言之，中国国际地位高于环境，人们把中国经济GDP的增长视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生存的命脉。我以为，生态问题，讨论的视角及其内涵要花大力气。泛泛的政策讨论或理论争辩可能是一大忌。

枭阳：是不是大忌我不管，作为一个思想者，厘清思想理论问题是我的本分。我曾在《世纪边缘的中国青年思想者》（1998）谈到：如果说“简单性”是构造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那么，“丰富性”（各种事物存在的相关性）则恰好是保存这个世界的根本法则。因此，“生态平衡”及环境观念的诞生，可能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继近代“拓展”（Expansion）观念后，所取得的又一个伟大进步！我始终对“绿色和平组织”及一切关于“物种保存”的建议和行为——我们这个时代爱与智慧的最高表现——深怀敬意。如今政治家们挂在嘴边的一长串新词，诸如“和平与发展”、“多极化世界”、“可持续发展”、“文化多样性”，还有这个那个的“伙伴关系”等等，说到底，都是“生态平衡”及广义“环保观念”的拓展和延伸。环保观念的拓展（Expand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或生态观念的拓展（Expand of ecological equilibrium），必将结出丰硕而新美的文明成果！事实上，在“生态”、“环保”甚至“绿色GDP”的问题上，中国政府，至少中央决策层是完全接受的，并且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各种具体要求甚至刚性指标。我以为，中国提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概念，特别是2006年10月提出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以来，就开始自觉地转向“以社会发展为出发点”的思路上来了。这就是一种“全生态社会建设”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我们的生态概念正好应当倒过来，即有关自然生态的概念纳入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的框架之内。

玉福：这么说来，似乎又有点儿道理。我还可以帮你举出以下关键性事实基础及其历史脉络：首先是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达成“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与环境不可分割的共识，罗马俱乐部还发表了反思工业社会发展模式《增长的极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接着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地球峰会，通过《21世纪议程》，接着，中国政府也依据与会承诺于1994年完成《中国２１世纪议程》，其中提出中国可持续城市的目标是：建设成规划布局合理，配套设施齐全，有利工作、方便生活，住区环境清洁、优美、安静，居住条件舒适的城市。这一目标含城市规模、城市功能、城市景观和城市素质几个方面。城市规模：指人流、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所形成的核心聚集量；城市功能：指能够满足上述各种“流体”进行国内外交住和城市社会、经济、市民生活所需要基础设施和机制。城市景观：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和城市风貌；城市素质：指城市文化素养、道德风貌和居住安全。特别是2002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明确要求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质量，确定真正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需要在经济增长和公平、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社会发展三个关键领域统筹行动。于是，生态环境问题迅速演变成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各国尤其是大国间围绕环境问题频频展开外交攻势，这无疑将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2007年2月中国科学院正式向社会发布《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和《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建设的意见》，以“完善和谐学术生态，建设制度规范体系”为题，正式出现“和谐学术生态建设”的概念。此外，在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文章中很早就出现了“教育生态”的概念呢。呵呵，语言本来就是约定俗成。看来，我只好姑且接受你的所谓“全生态建设”的说法啦。

枭阳：所以，我请你看的《生态中国丛书选题报告》中才这样提出问题：作为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后发国家，同时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存在，中国目前最基本的问题，依然是近代一个半世纪以来早就应当解决，而始终没能从容、充分解决的社会生态、文化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建设问题（自然生态、教育生态、学术生态等问题从根本上看都是具有派生性的问题），我们不妨称之为“全生态社会建设”问题。我们以为，全生态社会建设问题，不仅是中国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中国最特殊的问题，更是经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史积淀之后，当下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那么，际遇中国社会开足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引擎的时代，当一家出版社约我主编一套关于社会热点的丛书时，我最想主编的丛书，自然是关于当下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和建设的基本思想、思路和理论方面的内容的，不妨称为《生态中国丛书》（或《全生态建设丛书》），丛书将以横跨哲学、人文、自然与社会学科综合研究和思想理论创新为特色，分若干专题逐步展开。

玉福：这个我注意到了。开个玩笑，原来还是挂“生态”羊头，卖的是“社会理论”的硝肉。可能是不在桃花源不识桃花面，就目前这些标题来看，我大概不会成为这套书的热心读者。不过，有一点我是同意的，就是你说的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最终导致中国当代政治的专家化甚至工程师化的现实。最近，我看了吴稼祥写的《中国政治的工程师时代接近尾声》，很有启发。他指出“政治是制度化的利益协调这一法学观念，将代替政治是一个可调控的系统工程观念。”

枭阳：呵呵，我也开个玩笑，恰恰相反，说句大言不惭的话，你确实不在桃花源，可却身在庐山不识此山啊。我的这套《生态中国丛书》选题中，就是按你说的“自然科学技术内容”比重再大，恐怕你老兄也不会是我的目标读者，更不要说是“热心读者”啦！吴稼祥是一位很有洞察力的难得的具有建设主义思维方式的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想理想社会时认为“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生活方式”（《德意志意识形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是“一个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这些关于理想社会核心价值的思想在他们逝世之后，很少为人们所提及。我以为，吴稼祥近年的许多论述都是对马恩思想的直接继承，比如他在这篇《中国政治的工程师时代接近尾声》说“国家不是什么人设定的轨道上跑的动车组，而是由个人和团体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就是把“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用于国家理论建构的一种表述。“利益共同体”有一前提，那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反过来说自由有一个主体，就是马克思说“有生命的个人”。在和平年代，除了殉道，任何要求他人作牺牲的说词或规章，都是自私自利的，不可取的，甚至是自欺欺人的，而“有生命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说“由个人和团体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存在，是人类社会一直（特别是二战以后）在不断实践着的、待完善的“现在进行时”。绝不是一种遥不可及的信仰或理论，更不总是要求牺牲个人利益尤其牺牲生命为代价。“全生态社会建设”概念，正是这一实践努力阶段性诉求。

玉福：我想，你所谓“全生态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还是全体人民在现代化条件下的“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枭阳：是的。“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是人类社会生态平衡永恒的主题。“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古人在《礼记》中渴望的“理想”，在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不只是个“社保”和“福利”问题，也是个全生态社会建设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