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共生体

——整合超越农耕文明和工商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唯一载体

6万多年前,我们被散播在风中，

到世界各地去繁衍；

重逢和解后，

我们秉承不同的文化惯习，

灵动地走向英特网，

在各个场域自在共生……

——天下至道

时间：2008年12月28日

节目：“中欧社会论坛·中国直播室·从开放社会到公民社会”第十二期

主题：公民共生体——中国需要重建东方尊严主义

嘉宾：钱  宏，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编辑学会个人会员、凤凰新媒体首席评论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特聘研究员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来宾上午好，这里是南方都市报和奥一网以及中欧社会论坛联合主办的南都暨公众中欧社会论坛.中国直播室第十二期节目，我是奥一网主持人唐菡。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论坛，我们今天的论坛邀请到的嘉宾是从上海远道而来的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凤凰新媒体首席评论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特聘研究员钱宏老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钱老师的到来。

钱老师今天来到南都公众论坛，要和大家一起探讨的是“公民共生体”这个话题。今天的论坛，首先是由钱老师发表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在钱老师演讲结束之后，还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和现场的各位朋友进行互动，如果在座的各位有问题，或是观点想法，想表达，可以填写在我们刚刚发给大家的表格上，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同时钱宏老师今天也带了几本《爱与絮语》到现场，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将准备赠送给在座的朋友。好了，现在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们有请钱宏老师发表演讲：公民共生体。

钱宏：奥一网友和南方都市报的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一段时间事情比较多，跑来跑去，结果也没有什么准备，他们说做这个论坛，我稀里糊涂的就答应了，现在实在不好意思，如果不能让大家满意，请多多包涵。

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公民共生体，为什么讲这个题目？这里面涉及到我刚刚去欧洲参加中欧社会论坛，欧洲部分的筹备会，在会上做了一个总结发言，其中我就讲到欧洲和中国的交往可以互相学习，欧洲跟中国有些共同的历史，欧洲经过了800年的战争，特别是二战之后走向了统一，但是这个统一是尊重现有的文化和基本的民族国家基础上的统一。我们中国在2000多年前也经过了漫长的战国时代，最后也走向了统一，但是它是另外的一种统一。

现在大家都认为欧洲有很多东西是值得中国学习的，这个是没错，特别是它从二战结束之后就开始搞利益共同体，事实上它也叫欧共体，一直发展到欧盟，这是很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包括它里面还有德法和解，这是非常宝贵的，也有人提议说是不是中日之间也可以仿照这种模式进行和解呢？

欧盟本身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在政治上从欧盟来说得到最大好处的法国、荷兰，欧洲宪法在他们那里没有得到公众投票通过，还有新兴的经济体成长起来，其实对欧洲也有压力，所以我认为利益共同体，包括欧洲发明的政党政治，实际上它的模式在过去和现在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可以学习，但是它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在那个基础上提出了公民共生体，可能是人类将来和下一步的一个选择。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后年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100周年。为了完成工商文明为内容的现代主义，中国人在过去的100年内先后完成了对自身传统社会的两次毁灭性的颠覆。一个是以市场利益为导向的30年，一个是以革命理想为导向的60年，反思100年、60 年、30年，我们不能不承认，革命和市场同时作为历史的双重角色，分别扮演着传统社会解体的冲击力量和现代社会整合的动员力量。革命导向（演变为“政府管制主导型经济模式”）与市场导向（演变为“市场自由配置型经济模式”）及其混合体运行的成就和问题，是同样巨大的，现在问题是，这一百年我们在推行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家现在都讲中国崛起，还有几近起哄似地跟一些老外在辩论所谓的“中国模式”，我们二十多万亿的GDP，两万亿外汇储备，这都是看得见的成就，但是它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或者说付出了沉重的自然代价、社会代价和人文代价，即成本透支。下一步到底我们会往哪里走？

中国下一步究竟走向何方？人类发展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这个论坛它有一个命题，叫从开放社会到公民社会，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但是它怎么过渡？我觉得这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一起来研究。所谓“从开放社会到公民社会”算不算一个方向性的概括？我不是很清楚，我知道“社会”是文明形式的承载体。纵观人类千年史，从大宪章运动到光荣革命，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从世界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到中国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欧洲到美国，从西方到东方，“社会”，作为权力秩序的核心价值地位日益成长起来，使得原来以君主、国王、国家、地缘优先的权力秩序，一步一步地逐渐失去了它古老的特权基础。中国是一个“社会成长”非常不充分的国家，甚至“公民意识”至今还不明朗。

所以，尽管利益共同体是对分散的个体具有不可比拟的比较优势，然而，假如“公民社会”依然停留在利益共同体阶段，地球村的居民们将拿什么超越三大极限：“增长的极限”（自然资源）、“对抗的极限”（国家社会）和“施恶的极限”（个体生命）？如果说，我们一方面讲从开放社会到公民社会，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社会现实大家的认知，还停留在把公民社会理解为在利益共同体的前提下的话，它可能很难达到我们所说的走向公民社会的目的。

因为自70年代以来，人类在现代主义的路上我们已经碰上了自己的底线，面对自然、面对自然资源、面对自然环境，我们的经济是不是可以一直增长下去？其实这个问题在40年前罗马俱乐部聚集了一批哲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政务官组织讨论，72年出了一本书，这是一本划时代的书，叫《增长的极限》，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对环境、对自然资源开始重视起来，你不可能一直发展下去，大家用的都是化石材料、化石资源，我想这个极限现在全世界都有很明显的感觉。第二个极限，就是原子弹的发明和制造，还在日本使用过一次，60年代核军备竞赛，特别是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使人类意识到，如果再发生大规模现代战争，将没有赢家，不管利益共同体是国家的名义、集团的名义，它是整个人类的毁灭，这叫对抗的极限。伊拉克战争也表明再强大的实力，仍不足以实现由狂妄与伪善带来的野心。第三个极限，我把它叫做施恶的极限，就是对每一个人。现在互联网、软件、生物技术的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可能是一个小伙子，我们在座的平时看起来都不是很了解，也不是特别突出，但是他可能发明一种软件，一种新病毒，直接就打到五角大楼，或者是我们国家安全部的网当中，或散布到他认为对他实施过不公的人群中，把整个国家或社区摧毁了。为什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每一个生灵都需要得到善待，如果他没有被得到善待，就可能导致这样严重的结果。技术上现在确实提供了这种可能，这个问题也不是我研究的，我是归纳起来的，我们国家有两个军事家写了一本书叫《超限战》。第一个是经济疯狂的增长，引来增长的极限。第二个是原子弹、先进武器研制，带来对抗的极限。第三个就是黑客超限战的出现，带来施恶的极限。不管是谁，你口说一套、心里想一套，行为是另一套都不成，最后你都碰到自己的极限。

大家都在说“全球化”，如果全球化不是地球村全体居民的全球化，全生态的全球化，那么，等待我们和我们正在遭遇的，就是全球化的文明危机！

作为一个自称世界公民的中国人，我想起费正清去世前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中国既然有独一无二的过去，它必将有独一无二的未来。”不管这两个“独一无二”，在中国人的经验记忆和理想愿景中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点，即如果说，现代主义的工商文明，是中国必经的历史阶段，而且，中国作为现代主义后发的民族国家，所经历的从国家资本主义积累到金融资本主义积累的60年，我们已经际遇的和我们将要际遇的，包括文明危机，都是命中注定。

诚然，危机，既是危，也是机。问题在于，中国和人类，是继续在工商文明的现代主义故道上滑行，还是率先走向生态文明的共生主义新天地，这是一个问题。我想讲的这个题目，也由这个问题而来。

何谓公民共生体？

老实说，对于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sis）这个概念，我自己也并不能说已经研究得很透彻，所以，今天我不是来宣讲，而是提出来和大家一起探讨，抛砖引玉。

如果说，按照于硕博士关于中欧三次相逢的理论，在中欧相逢的第三时期，人类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interest)，还带着现代主义地缘政治、政党政治和主权国家时代的对抗性思维方式的烙印，那么我想，一种可能的选择，就需要创建一种比“利益共同体”更加能够承载人类共同命运，并与新兴的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经济社会能量转换（Energy Conversion Parameter）以及新技术革命相适应的世界性制度。我把这种世界性制度，叫做“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sis）。

公民，是人类公共性，比如公共责任或社会保障的人格载体，或者说，是人类公心的承载力量，同时，公民也是人类“自组织力”的最小、最基本的单位（人类有三大自组织力，公民个人自组织力，是相对政府自组织力和社会群体自组织力而言）。那么，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sis），简单说，是在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interest)的小我、大我、小私、大私之上，以他者生存和自身公共性的人格承载为存在条件的社会组织方式。

在我看来，公民共生体，是整合与超越农耕文明和工商文明的唯一载体，是整合与超越西方政党政治的新的文明形式，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社会组织形态。也是真正体现东方尊严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两大传统走向融合文化形态。对中国人来说，一个直接的话题，是如何将国家民族集团感情、亲情、悲情转化成大国公民的良知、责任和自组织力，如何避免小到有毒食品、“黑砖窑”，大到鲸吞公共财产、制造金融泡沫、倒买国土资源等恶性操纵事件，继续在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中发生？对世界和中国来说，共同面对的问题依然是“特权”与“维权”，操纵与反操纵的问题。

那些可以操纵国家机器、理论、人及其组织经济行为的那一部分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们一直在对“三大极限”假装糊涂。在一个非共生关系或非伙伴关系模式的国家里，他们连什么可以进入经济行为的统计评价范畴，因而得到绩效肯定，什么不进入统计评价范畴，还有更重要的游戏规则，等等，都是可以被人为地堂而皇之地操纵。其最好的情形，也只是：出钱让一些人挖洞，出钱让另一些人把洞填平；而比单纯经济垄断者更可笑、可恶而可诅咒的情形则是：用权把土地和树木铲平盖高楼大厦，再制造就业和服务的需求，过几年再重来一遍，循环往复，直至人类的乡村生活破坏殆尽，所有城市变成灯红酒绿、冷漠孤独的钢筋混凝土丛林。

套用一句古老的非洲格言:地球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而是子孙托付我们保管的财富。就是：当下的中国，不是革命先烈留给我们独享的最后的晚餐，而是后生未来托付我们共同呵护的家园。既然金融危机前的世界经济状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那么，中国应当在变革自身经济政治体制的同时，率先建构一种全新的“全生态经济体系”。这种全生态经济体系的六个基础包括：1、人类全生态经济图景；2、全生态的文化观念与体制；3、改变和重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亦即“全涵盖力的经济指标”；4、全生态的经济政策、规章和措施；5、共生关系的经济、社会、国际结构；6、建立在“共生主义”伦理哲学基点上的经济理论，也就是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其中，重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是改变的突破口……

但是，中国人真的能在新的文明形态上走在世界的前头率先垂范吗？

主题缘起

最近，RAND[1]公布了一份对中国现状分析报告，既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值得国人反省。这份来自RAND亚太政策中心的报告，从“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这一问题出发，从七个方面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表现及其深层文化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却很不乐观。报告称“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十字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从”。

自19世纪末叶的中国政府向各省督府道台广布香帅张之洞《劝学篇》以来，这横跨三世纪一百多年间，中国人始终在“体用二分”即“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西体西用”、“中体中用”的选择中转圈子，忽东忽西、忽左忽右，至今没有进入一种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复归常态、从容不迫的生活方式。如此中国，当然远谈不上是健康的中国。然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的大国，人类生活的一切指标借以“加减乘除”都不可能不对世界产生举足轻重或正或负的影响力。“任何国家都曾经和正在受惠于别的国家的经验”，文化从来都是活的、流动的，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世界上各个国家不管如何闭关锁国画地自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村落，世界各国交流的频繁程度达到了一个前人想象不到的程度，以致直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只要你按下电脑的电源键），这种交流的本质就是文化的交流。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RAND亚太政策中心这份最新报告的出发点——“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这个命题是正确的。

问题在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认为，在和平、发展、合作这一现实的国际主题之上，还需要一种更高的哲学精神主题，这就是“超越与整合”。只有不囿闭于东西南北中左右地超越历史和前人的视野，超越当下存在的问题，又同时能够整合历史和前人的智慧、创新时代的精神价值，中国才会真正形成一种大国公民乃至世界公民的文化形象，接受世人的检验，参与“全球化”进程，使之导向“全民化”和“全生态化”的目标，进入崭新的生态文明时代，从而复归人类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常态，健康可持续地生活，中国才真正能对于世界有较大的贡献。毫无疑问，这是我们今天一切关于“文化”的议题应当关注的，也是我们网友所要努力的方向。

我们应当做什么？

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时，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作为一个时代命题就提出来了。超越即是更生，超越即是复兴。这些年大家都在讲复兴，但复兴远不只是整体经济的强大，更是一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古老智慧复兴，是中国人新文化形象的复兴，是中国崛起时代共生处世哲学的复兴。为此，我们在此抛砖引玉，提出十六个字：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 全球视野

世界是一个整体，天下大道，就是全球共生。由于互联网、卫星传播、移动传播、大型喷气式飞机、高速公路、高铁，以及跨国经济流通和文化频繁交流，人与人、国与国的距离在迅速拉近，地球村已然不是一个概念而将成为活生生的实况，世界再没有什么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各个国家和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谁也不能完全孤立。钱学森先生曾将此称作“大社会”，这个大社会，将逐渐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日益促进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为走向世界大融合，奠定物质文化、工艺文化、精神文化的坚实基础。

我想，“大社会”，应当成为今日中国人了解和对待事物的新起点。是的，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运动亦即文化建设，是西方的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大西洋地区的人们即所谓西方人，于确立自身的文明共和制度的同时，经常从其他地方的人们那里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术（工艺文化），从而不成比例地引发推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变局。然而，在人类进入世界大社会之际，亚太地区的崛起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世界大社会，是世界历史发展到网络时代的产物，是和解共生年代的产物，是国家主义、平等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融合的产物。世界大社会的到来，表明人类的交往由民族、国家内的交往发展为跨越民族、国家、个人及民间团体、城市社区、组织界限的普遍交往的事实状态，是人类交往的普遍性、世界性理念和立场的体现。我们首先倡导的是一种“全球视野”，即不仅富有东方文化底蕴，更将天下、世界、社会了然于心，毫无阻隔地克服和超越自身狭隘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心态。

只有这样，才有资格、有能力、有胸怀进入整合色谱斑斓的世界文化，引发推进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世界大社会的共生、共栖、共济。那么我们，当真能够刷新人类文化建设的记录，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吗？今日中国人，世界有期待。

• 东方情怀

全球视野离不开固有文化的精神支撑。人要富有尊严而自信，富有尊严而包容，富有尊严而显现自处高贵的博雅气度，所谓中华情怀或东方神韵，即在于此。

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在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著名历史性对话中，曾专门讨论过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尊严。其实，中国自古就有人兽之辨，孟子有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君子存之，庶民去之。”“几稀”的意思，是只那么一点儿，相当少，几乎少得可怜。但就是这么一点儿差别，君子能够自觉到，寻常人却没有这个自觉。自觉到什么？就是在乎性理、性情、面子、做人的尊严。东方之道德伦理思想与哲学精神的核心，即在指出人的尊严，维护人的尊严，将天、地、人并立于世。如果说，自由主义可以视为西方文明的灵魂，那么，尊严主义，则无疑可以视为东方文明的神韵和情怀。肇始于古代希腊文明的文化精髓，是讲求自由，其自由主义的文化大潮烟波浩荡源远流长。而发轫于亚细亚的东方文化，骨子里讲求的就是尊严，亦即先秦诸子时代展现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那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性理、性情、“浩然正气”、“自在风骨”和神韵情怀。这风骨正气，神韵情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尊严主义，即遇事把人的尊严放在首要和优先位置，东方的尊严主义的传统甭管是历经两千年家国专制乃至极权利害的压制利诱，还是列强践踏，仍然灰蛇走线倔强挺立于中华大地，无论东西南北中左右，还是江湖庙堂农工商，绵延不绝，浴火重生。集大成者，乃今日仍令人无限神往的“唐宋气度”，那种自信与包容，亦曾是东方神韵情怀的灵光一现！

我们说，中国人亟需精神重建，首先就要复兴这种富有中华情怀的尊严主义，这种讲求人格尊严、国格尊严、文化尊严，就是人人自我负责而富有尊严地生活着（一种永远的现在进行时）。如此，中国的官场文化、商场文化、艺（娱）场文化、社区生活等等，就没有那么复杂，中国人就不必那么累于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权谋或谋略，中国的地缘政治、人缘政治，乃至整个生产、生活、生态也将为之改观。每个人的尊严是一切人尊严的前提，所以，尊严主义必然导出自信、包容、自处高贵的文化精神。只要这种“神韵情怀”成为每一个中国人行为方式的现在进行时，中国人的精神重建也就开始上路了，现时代的天下相安世界共生之道亦必行于世。

• 善待他者

东方神韵情怀的展现，需要内在心灵的安顿。在现时代，中国人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智商和情商，还需要唤醒内在的灵商，中国人也需要自己的“世俗上帝”。因为，人类面对的一切危机，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危机，人性的危机，价值的危机。当代中国精神重建的核心命题，依然是华夏先贤大哲提出的良心、良知、良能。即：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发动良知是为了发现良心、确立本体；发现良心是为了发挥良能、重建世界、重建社会。良心、良知、良能三位一体，就是中国人的世俗上帝，此亦即海外华人所说的“良知教”。这一世俗上帝的第一原理或道德律，就是“善待他者”。

所谓他者（the other），是指“我者”(Myself或Ourselves)以外的所有的生命存在，所有的人，所有的社群，所有的国家，所有生态，所有物事。是“五伦”关系即“官民、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关系之外的“第六伦”，即陌生者，亦即“群伦”关系，尤其是相对“我者”，处于弱势的陌生人群、弱小国家以及“我者”的“过节者、厌恶者、仇恨者”，“异族”、异国、异类及其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以及“第七伦”即物事，“第八伦”即神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曾经把“他者文化”，界定“狄”“狨”“蛮”“夷”“匪”“伪”“非人”“异己分子”“蕞尔小国”……并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么，如此相处的结果，迟早是要么“我者”彻底征服，甚至彻底消灭“他者”，要么“我者”被“他者”征服或消灭。然而，人不能也不可能只限在自己的自然生命及亲情之内，每一种我与自身、亲情之外的个体、社会及自然事物即“他者”的关系，都成为一根生命的经纬线，从而构成生命的世界图景（锦）。当我们把一根一根的生命线抽取、剥离下来时，生命之“锦囊”便空无所有了。所以离开健全的人伦关系、人情关系，就没有了人生，也没有了社会；离开了人在他者中所创造和传播的文化，就没有了天下，没有了世界。

人性无善恶，因良知而有向善、从善、至善及臻于完美生活的秉赋。何为善？善，善就是没有歧视，就是let live，就是他我、群己合适的和合共生关系的实现。

那么所谓“善待”，就是公正地对待、兼相爱地对待、无私地对待、真诚地对待、平等地对待、自主地对待、无差别地对待、无障碍地对待、宽容宽松宽厚地对待。生命是地球优于群星的标识，生命是地球最美丽的花朵，人类作为生命意识形态的“我者”，是从第一次发现“他者”的存在，开始确立“我者”的存在，即从“他者”观照自身的快乐体验中，重新发现了“我者”，也发现了“他者”是“我者”存在的条件这一事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每个人善待他者的行为是一切人善待他者行为的条件，于是，善待他者的行为便成为人类一切公民共生体、幸福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今日中国人，应当树立起这样的信念：善待他者的人格形象、国格形象（包括外交形象）、文化形象高于一切。是人际交往、国际交往的最高准则。一颗高贵的灵魂，无论独处还是群居，无论他走到哪里、生活在哪里，善的种子就播洒到哪里！

• 和合共生

如果说“善待他者”还有目的，那么其终极目的就是：普天之下，和合共生。

今天，人类的生产、生活、生态已然走向“三大极限”，同时还有三大融合：一是经济生活领域里的“增长的极限”与全球融合，一是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里的“对抗的极限”与天下相安，三是文化生活领域的“施恶的极限”与全民身心灵安顿。尤其是后两者，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受着地缘政治为核心的权力关系转圈子，而争斗不已，单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就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核军备竞赛和意识形态争斗为内容的“冷战”，尽管早在60年代就清楚地知道核战争无最后赢家，而互联网时代可能出现的黑客“超限战”，更是只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就可以在一夜之间让一个国家的核心部门归于瘫痪，“对抗的极限”的底线，“施恶的极限”的底线，是任何群体或个体生命如果得不到善待，他或他们的身心灵如果无从安顿，即使你强势到结成国家集团，或不可一世的帝国（如美国和前苏联），也可能在瞬间瓦解。于是，人们不能不重新认识到保护地球、呵护生命、尊重生态高于一切，不能不重新认识到众生和合共生——和解共存、和衷共济、和谐共享——的价值高于一切。

这里，我必须强调，和合共生的第一步是“和解”。正所谓“劫波历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和解，表现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承认所有人（包括敌人）的生存权利，不以人为敌、以邻为壑，而以谋求共存共济、互补合作为出发点；在政治经济上，再次确立“公民主权高于官员主权”的运行秩序，所有阶层及国家，不再谋求获得特殊利益的权力为政治目标，从而以生态政治、生态经济超越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总之，和解，即恩格斯曾深情表述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以及人与自己的和解，在和解的基础上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全面的互助关系、伙伴关系、共生关系。是谓“和解的年代”，也是我所谓和解哲学、背景主义哲学的现实诉求！和解的年代，是建设的年代——即提升智慧改变思维方式、改革体制、创新制度的年代。有句英文谚语，叫做“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得好，也让他者活得好！”），和合共生，真正体现出人类“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怀和“他者高于一切”的哲学伦理原则。

纵观世界历史的近代脚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惟有全民和解后，才能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心全意奔全球。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如此，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如此，天鹅绒改革后的俄国也必将如此（不要眼睛看着鼻子底下）。中国要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也必须“对内实现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而社会大和解与魅力国形象，都是离不开教育——广义的关乎国民精神健康的教育。

正所谓，经济再好也只能管今天，科技发达尚可管明天，惟有教育方能管后天，管未来，我们的教育，应当着眼于和合共生——这一中国精神重建和文化再造的时代主题！

进一步探索的要求

完成中国人新的文化形象塑造，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文明的超越与整合，共生儒学将从以下六个层面渐次展开探微索幽，即：一切从身心灵的健康开始；一切从语言的改变开始；一切从世道人心（社会诚信心理氛围）的改进开始（或一切从收复道德失地开始）；一切从全民全生态社会的人权、事权、物权开始；一切从现代政治文明（结构）的建构开始；一切从发挥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开始。一句话，让我们把迷失的发展目标和常识性生活找回来。

这七个层面，就是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基本范围与方向，衷心欢迎广大网友一道来参与，一道来帮忙。因为：

——我们需要有灵魂而真正有影响力的时代精英！

——我们需要娴熟驾驭现代世界工艺文化和精神开放、理智成熟的国民！

——我们需要国之公器而公用的职业政务官！

——我们需要负起中国社会大和解与世界文化建设责任的大国精神的政治家！

——我们需要描述得出现代中华人特质和高尚理想的艺术大师！

——我们需要发现自然、文化运行法则而自身超然物外的思想者！

——我们需要善待他者自处高贵而胸怀天下的幽雅气度！

这是我提出新人的形象，也是新中国国家形象具体载体，它表现在不同的层面上是这样的展示。果然如此的话，我想再次引用美国中国学开创者费正清先生发人深省的话结束今天的发言。

他说：中国既然有独一无二的过去，它必将有独一无二的未来。这个未来，就是引领人类超越和整合工商文明的现代主义率先走向生态文明的共生主义新天地。

未来的生态文明时代它的社会载体就是我所谓的公民共生体，这也就是所谓“共生儒学”的价值目标诉求。谢谢大家！

以下是提问部分。

主持人：非常感谢钱老师的演讲，刚刚在演讲当中钱老师讲到超越三大极限、三大融合，以及他和赵启正老师提出的十六个字，全球视野、东方神韵、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收集大家准备好的提问，我们把写好的纸条交到工作人员的手中。

这位朋友说我对国有企业很了解，国企是被政府搞垮的，但是人民公仆却变成了企业的主人，工人主人下岗分化流向社会，党政军退休人员比国企退休人员待遇高，说明什么问题？

钱宏：这是现象的描述，任何的事情都有其历史的形成的过程，关键是我们对历史现象怎么去看待它。比如人生下来是平等的，作为一个理念、作为一个要求，是绝对没有错的，我也是一直强调全民、全生态的全球化，否则的话任何人没有得到真正的善待，就会引发整个社会的崩溃、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的崩溃，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但是说到国企的转型过程中出现很多的问题，这里面有技术问题，也有处事者本身的思想意识问题，也有他的历史惯性。现在国企的基础资源和存量资本，显然是过去时几十年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积累起来的，同时，由于其占据甚至垄断了许多宝贵资源又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所以，国企改革过程中必定涉及公平正义问题，包括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问题、二次分配的问题。这倒是要讲中国特色、中国国情的。可是该讲特色、国情的时候，我们的官员和学者他们不讲，只讲所谓的经济规律或干脆说管理规律，要搞MBO，就难保不会出现把拥有诸多垄断资源而且是全民几十年血汗积累起来而现行“经营效益差”的企业，贱卖给这些企业的领导班子，即所谓的“管理者”、“经营者”这种荒唐结果。“郎咸平现象”的出现，就反映了这个问题。但是不是能够全民参与某个具体的国企的二次分配，就有个历史地对待的问题，所以，中央政府要有统一配套的一揽子系统方案，才能较妥善解决。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法国首先在18世纪经过启蒙运动之后，法国大革命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但是你去看看当时的法国宪法、包括罗伯斯比尔他们，他们还把公民分为消极公民和积极公民，我们今天看到美国相当民主，现在黑人都当总统了，但是黑人是经过了多长时间的苦难走到了这一步，美国产生了黑人总统。

这个过程你要去讲一个具体的事情，不仅仅是讲一个概念上的公民权，而是去想怎么去改变这种情况。比如“二次分配”如何实现，如低收入者购房补贴、增加国民工资福利、平衡企业资源利益等等，要落到实处。

主持人：谢谢钱老师！这位朋友他想问您去欧洲参加中欧论坛的预备会，有什么人参加，是谁举办的？欧洲的人们在当下的中欧关系上都有什么看法？对于生态时代的来临，欧洲人和中国人同为地球村村民，如何学会合作与对话呢？中欧社会论坛能让中国人和欧洲人平等对话吗？

钱宏：平等对话不是一个政治权利，你能不能平等对话，首先取决于你们有没有共同的话题，在共同的话题、共同的逻辑层面，你有没有能力，你对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有过自己的思考，如果你有过自己的思考，同时你有足够的智慧，就有平等的对话权利。

我这次到欧洲参加中欧论坛的预备会，中欧的论坛以往的讲座都有过介绍，它是两年一届，叫双年的大会，第一届在广东的南沙开；第二届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就是欧盟的总部；第三届是在香港的理工大学开。首先中共论坛不同于其他的论坛，所有有兴趣的参与者都可以来参与，它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不要等到开大会，你自己就可以讨论，或者两三个人，或者十几个人，或者上百个人，你可以围绕着某一个主题展开讨论。尊重每个人的智慧和个性。

在你的小组里面，你们讨论下来得出了一定阶段性成果的时候，再拿到大会上去进行交流，没有一个人在上面做长篇报道，我认为这种方式非常好。

这次我在欧洲开预备会，也是分成五个小组，每个小组当中也分成若干个主题，我在那里也讲了我的观点，我说现在从概念上说一千、道一万不好说，但是在中国的江西，我们新的省委书记苏荣，一到江西就提出江西要建设生态试验区，是环鄱阳湖的，有南昌、九江、上饶、景德镇、抚州、鹰潭6个中心城市，人口2000多万，提出建设第中国一个，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态文明或生态经济试验区，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值得我们中欧社会论坛来关注，也值得欧盟委员会来关注、值得联合国来关注。

所以我们应该给他们一定的帮助，特别是欧洲，为什么？因为欧洲在过去的几十年，尽管它前面也走过先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但是他们毕竟很多方面做得非常好，包括生态保护，包括怎么样保持它原先的乡村生活，不像我们整个城市化过程，把乡村生活基本上都消灭掉了，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发展之路，他们有他们成功的经验，有他们好的技术、也有过沉痛的教训。这些经验、这些技术、这些教训，江西要建这样的生态试验区是有很多帮助的，如果江西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有助于江西这个实验成功的话，反过来说也是给欧洲提供一个更新的范本。我说你是帮助江西、帮助这个试验，也是帮助自己。

第二天卡蓝默主席（欧洲梅耶人类发展基金会和中欧社会论坛基金会）一早找到我，说上午开大会之后，请你和香港中文大学的黄教授做一个总结发言。在总结发言当中我就讲到江西省，我们这个论坛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智慧这是很好的，如果能有一个统一的观念，把所有的分主题都能够整合在这样大的观念下，不是说要统一，而是作为一个方向性的东西，那可能这个论坛会更有效果，于是我又在那里介绍了江西的的这个创举。

主持人：这个朋友说钱先生演讲当中描绘了理想的王国，要实现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不仅要流汗，还要流血，在宣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如何看到黑砖窑的现象、血汗工厂的现象？

钱宏：这个题目比较现实，但我说的理想状态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每个人还原到自己，你作为小孩子的时候，你遇到的一些事情自己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在这样的状态去面对这个世界、去看待这个世界。我的思考都离不开这些基本点。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好，建国六十周年也好，他们其实分别取得了成就，你要历史的去分析，前三十年难道没有成就吗？有很大的成就，因为我们需要整个的完成工商文明的移植过程，也就是完成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工商文明的体例就是这样的，作为个人是这样的，作为国家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有第一桶金，要有原始的积累你才能开展一系列的建设。中国前三十年完成了什么？其实当时我们搞革命，发动农民来分土地的过程，其实这里面的性质并没有超过历史上类似的做法。但是当新中国成立之后，如果我们认为现代主义是合理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认为当时的领导人他们还是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中国要完成现代化、要完成自己的工业布局，你的积累从哪里来？你靠外援？不可能。靠每一个个体和一个个的小公司那样去积累国家的财富也不可能，所以它只有重新把人组织起来，把原来分配给你的土地重新聚拢。马克思有一个伟大发现，就是原始积累是靠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完成的。作为国家来说，现在不叫榨取，榨取剩余价值的主题不是资本家、不是个体，它作为国家可不可以呢？因为这个国家你要完成现代化、要完成工业布局那怎么办呢？你现在只有这样，当时还有国家安全上的考虑，朝鲜战争之后，和西方世界断了联系，中国比较要发展，当时的苏联有一整套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法，就是所谓的计划经济，他们在53到56年最后得出了结论，就中国最大的资源禀赋去搞工业化，那就是首先是牺牲农民的利益，牺牲工人的利益，甚至牺牲全体国民人身自由权利，你想啊，中国是世界上最穷最落后国家竟然与世界上最发达最强的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打了个平手，那是何等的辉煌胜利？这仗是谁组织打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这就造成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再也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挑战者，她必然是说一不二，连言论上挑战者也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从所谓的“毛梁周马面子台阶之争”到“反右派”“反右倾”只是几朵小小的历史浊浪而已！）。

其实，当时共产党内中央争议也很大，但似乎没有办法，只有从领袖到人民，大家全都勒紧裤带，用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军工现代。城里的人一个月8块钱、18块钱一个月，难道你创造的只有这些？我自身本身就是农民，给你记积分，比如你是创造劳动力积10分，而这10分有可能一毛钱都不值，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完成了起码的工业布局，最大的成就就是两弹一星，这里面有太多的不公平，当时所有的人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之下，没有人表示异议，它的好处是什么？在国际上中国造出两弹一星之后，世界上所有的人也不敢小瞧你，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但是这样的代价是什么？我想不用我去重复，中间又插了一个文化大革命，所谓的十年动乱，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饿肚子，经济没有活力，包括农村世代农民种地，过去有句老话是世上只有种田好，半年辛苦半年闲，但是一个国家要搞现代化，由不得你有优哉游哉地过日子。

当时很多人反思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比如说反右运动，其实当时一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拥护共产党的那些无党派人士，当时你打土豪、分田地，为什么现在又收回去了？这句话对不对？我们觉得对，至少你前后不一致。但是国家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把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他们就成为了牺牲品。

前面三十年完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也没有可持续性发展，不可能再继续发展了，为什么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然后有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自下而上“时势倒逼”的结果。也是从农民自己先发展起来，就是对原有的体制进行反抗，我们知道安徽的小岗村没有饭吃，大家把田地分了，没有钱用（大量逃港事件）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深圳，中央财政不堪重负才有简政放权“财政包干”国地税分流，还有“企业松绑”、“价格双轨制”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等等，直至干脆把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最终形成了今天大家看到感受到的“搞GDP增长率为纲”。从这样一点一滴，然后慢慢的这个社会开始有活力了。但是作为国家来说，它的导向是什么？它的导向是要继续完成国家资本主义的金融积累。包括刚才讲到国企带来的问题，这都是在国家主义、现代主义的背景下去完成的，用的还是政府组织搞阶级斗争为纲的老办法（据说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我们要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这样做就是合理的，就是正当的、合法的，但是它有它的合理性。关键是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所以，我所思考的都是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包括我提出公民共生体，这个公民共生体就不只是针对我们国家，而是针对现在人类的走向，因为人类已经到了历史转折点，你怎么走？

这里说的敏感一点，它包括对政党政治的超越，政党政治本身就是西方的，大家老是讲民主，但是民主它有前提，是要在健全的共和制度基础上才能实现民主，并不是那些反对民主的人说中国的老百姓都是愚昧无知，这种说法非常的可恶，蒋介石的时代这么说，一直说到现在，还是这么说。什么叫共和制度？共和制度有两条原则：

第一条原则就是确立法大于权，它拥有所有人必须遵循的法律，这是第一原则。法高于世俗权力。

第二条原则法怎么来的？它叫公平契约，通过契约产生，大家可以讨价还价，争论，最后确定出来。有了共和制度的基础，民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关键是我们要去实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主持人：这位朋友有两个问题想请问钱老师，您所提出的公民概念是全球化的公民还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公民？公民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化解？第二个是利益共同体和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有什么不同？

钱宏：我刚才说了，我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政治家，我把自己假设为一个世界公民，以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感觉来探讨公民的概念。如果你要从学术上去讲，那可以从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公民讲起，讲到罗马的共和制度，英国的大宪章运动，然后讲到近代、讲到法国大革命、讲到俄国革命，一直讲到中国人通过日本把公民概念的引进，我把这些背景都简化，我讲的公民就是一点，它是一个承载人性中的公共性，或公共性承载的载体，或者说承载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说的公民它没有国家概念、民族概念、区域概念、家庭概念，或者说这些概念都是次级概念，是公民要面对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现实中生活的一个公民，它并不排除你跟某个家族、某个地域、某个国家发生关联，因为你一定是具体的出生在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哪个家庭里面的，你当然首先要去关注它的变化发展。比如说我到了欧洲，我还在讲我的老家江西的情况，希望他们关注它的最新变化。但是我不认可什么说法？你这是爱家乡、是爱国，我还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公共性，我是在这个意义上去做的。至于另外你怎么去评价，你这是爱国主义，那是说的人自己的需要，说的人自己出于某种需要，因为我尊重他，同时关注这样言说的背后，有无谋求“特殊利益”的动机。辜鸿铭在《中国牛津运动之内情》中嘲笑群氓之首袁世凯时引用过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的一名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其用意都是在“国家”这个概念的迷惑性，而强调人类普遍价值高于一切，人类公共性高于局部的“利益共同体”。

主持人：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最后这位朋友说，钱先生您的理念是根于自然和人性的，是人类的基本大道，你有什么方法实现这个大道呢？对当前的金融海啸您有什么基本的看法？

钱宏：首先我不是一个政治领袖，也不是学术专家。关于美国金融海啸的问题，工商文明发展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经过凯恩斯主义变革，到70年代脱离“金本位”而建立以美元为主导的世界体系，它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个体系本身是一开始就存在着问题，只不过它带来了很多好处，它的问题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大家没有意识到它。它的坏处是以前我们的货币、我们的通货是以黄金作为基本的符号，金融并没有脱离实体经济部门，单独搞成一“金融帝国”式的“金融市场”，还可以搞金融创新、搞次级贷款，美国一枝独秀，美国人发现反正以美元结算，我只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然后不断的印我的钞票，来支撑，亏了就往这里面填，然后世界各国不得不按照这个法则来。金融风暴出来他们还是很有良知的，格林斯潘进行了反省，他自己出来承认，他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光靠金融创新，虚拟资本不断的膨胀，没有实业资本，你就不管实体资本发展，泡沫总有一天要吹破。

其实，我们中国这三十年，特别是90年代以来走的就是这样一条思路。像今年的股市一泻千里，还有楼市，为什么泡沫还降不下来？是因为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希望通过别的方式来躲过这样的难关，实际上如果说中国的老百姓看得很清楚，除非要结婚紧急需要房子，大家都不去买它，这个房子一定会降下来的。现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体系是不是要改变的问题？它是一定要改变，也一定会改变的。所以第一次G20峰会开始的时候，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大家聚在一起，要制定一部《反操纵法》，这个世界不可能由少数国家玩弄于股掌之间，大家很穷的时候你是帮助了很多人，但是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金融海啸，就是世界的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的衰退。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要跳出这些小圈圈去看问题。这些年，总有些人带有煽动性的语言，比如讲美国人高消费，但是美国人通过金融海啸之后有反思，他们觉得我不超前消费了，一不消费对我们的影响更大，本来我们很多产品就是针对美国市场，然后现在不消费了，他说我高消费了，我不消费了，我不超前消费了，我也紧巴的过日子。这样一来，对美国大量出口消费品的国家的“就业问题”、“生产过剩问题”立马显现出来了！

我想深圳处于沿海地区，我们的经济是外向型的经济，以外贸为主，还有基建型的城市化，这里面要反思的东西都很多，那都是有具体的部门、具体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去反思、去做。我说的是整体上的历史走向，“三大极限”摆在那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必须要改变，这个世界上之所以能够被人操纵，它还是结合在一起，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考虑，根子上没有脱离地缘政治权力关系的范畴，G7、G8也好、欧盟委员会也好，二十国集团也好，G2也好，金砖四国也好，还有各种类似的国际组织、APEAC之类的都是利益共同体，对“我”之外的没有加入者讲究“内外有别”，“有我有他”的，即不是全民公共性的、人类公心的东西，不是共生的概念，即不是真正的伙伴关系、共生关系。

所谓许多迹象表明，各国领袖们一边高唱人类共识，一边还有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和“保护主义”抬头，这是特别需要警惕的动向。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如果发展只是为了GDP增长率，谋求任何形式的单边、单一发展，都有可能迷失方向，造成灾难。

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泡沫化”趋势正在形成，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开始收缩乃至迷失，中国的商营环境，特别是承载了70%就业职能的中小企业或叫民营企业的商营环境，不是更好了，而是恶化了。商营环境恶化，不只是带来经济（如交易成本、边际成本高）问题、社会公平维权问题、政府公权的正当性问题，还会带来一个国家社会人文道德风气的恶化，使未来越发显得不确定。

如此一来，就经济说经济的“单纯经济观点”和“经济学思维方式”也将失去现实意义，因为，“中国问题”和“美国问题”的不同，远不是讨论“通涨”耶？“滞涨”耶？抑或更糟的“滞缩”耶？而后对症下药的问题！“美国问题”是霜前冷，而“中国问题”是雪后寒，所以，千万不要盲目乐观。“中国问题”远不只是“美国问题”，更非好于和小于“美国问题”，而是大于和糟于“美国问题”。

但是，我们相信，13亿人民的中国，只要充分在发挥中国政府自组织力的同时，充分发挥和扶持中国社会自组织力和中国公民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形成合力之际，不管是“霜前冷”，还是“雪后寒”，抑或“雪上加霜”，都将会赢得一个“太阳出来喜洋洋”的好时光！

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事实证明，受“主权国家”时代民族主义驱使的所谓“国家创新系统建设”或“自主创新”及其所谓的知识经济，也并不能走出人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作钟摆式选择”的惰性，而失去了创新作为人的灵魂的核心价值！

由于知识经济已然出现了由“金融创新”引发的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经济衰退，而且紧跟其后的还将会有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主权国家时代危机……继知识经济之后，也许将是一个价值经济、体验经济的时代，这时，社会创新系统建设、生态平衡创新系统建设，公民共生体创新，即“全生态社会创新系统建设”，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现在经济学的显学地位，可能被誉为社会学所取代。因为，人们很可能最终发现，公民共生体创新，全生态社会建设，及其价值经济、体验经济或观念经济，才是摆脱这次恰好处于熊彼得“长波理论”尾声的世界性衰退的全新动力，也是世界新一轮“经济长周期”的开始。

全生态社会创新系统建设及其体验经济，很可能就是引领人类走出世界危机的新曙光！所以拯救这个世界，我认为，就是“全生态社会”公民共生体。

谢谢！

主持人：再一次感谢钱老师来到南都公众论坛！现在我们要将钱老师的书赠送给提问题了朋友，大家提的问题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今天我们南都公众论坛中欧直播室第十二期的节目到现在就结束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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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者注：兰德公司(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AND），以对客户讲真话著称。是于美国加州注册的一家非营利的民办研究机构，被誉为美国的“思想库”、“大脑集中营”，它影响和左右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事务的决策。让人称奇的是：RAND虽然多半是与美国政府保持一种客户合同关系，但却拥有发表研究结果又让公众获取研究结果的自由，而且，作为政策研究机构，花钱雇RAND的客户要准备接受其研究结果同他们的政策不相符甚至相互冲突的可能。因此，RAND的客户更注重其研究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而不是要RAND告诉他们想听的东西。RAND一直保持着这一富有尊严的文化传统，独立地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方面的各种问题进行系统的跨学科分析研究。

原文网址：http://news.oeeee.com/channel/2659.html《钱宏谈公民共生体》

*此文去年底应南方都市报和奥一网邀请在深圳科技馆作的演讲，意外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广东省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办公室、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广东网络文化协会主办的“1978-2008百万网民话改革谈发展”评选活动中获得二等奖。——2009年5月于上海补记

又及：《半月谈》编辑部首次为读者从浩繁的社会新闻事件中，评选出2009年中国公民社会十大新闻。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南方都市报和奥一网承办的广东首届网民论坛当选为“2009年中国公民社会十大新闻”之一。《半月谈》对广东网民论坛点评道：网民论坛，变过去网络问政的无序为有序的、有组织形态，尽管“民间智库”成员的特点是草根性、多元化，但可贵的是公民有了这个参与社会治理的稳定渠道。此文演讲是其活动的一部分。——2010年1月1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