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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难题”“秦晖双重失衡”“赫拉利全球合作”导向

发布时间:2020/04/19 社会 钱宏专栏 浏览次数:1358

 

“比尔盖茨难题”“秦晖双重失衡”“赫拉利全球合作”导向

以球为本,共生为用

——搁置一切自我中心主义三观与知识阈值

 

重新审视三大根本问题

 

“比尔盖茨难题”

 

“秦晖双重失衡”

 

“赫拉利全球合作”

 

全球共生需要引入他者观念

 

蓝血人:看比尔盖茨、秦晖、赫拉利等知名人士对这些年“异常事情”发生的分析,我感觉全球化在隐退,当代人在做迷茫的选择。教授的《<共生十愿>10周年再奉献、再反思》将给人们提供一个可选择的方向。

 

感谢蓝血人认可!多少年來,我是这樣感覺的,也是這樣孜孜不倦乐此不疲朝你说的方向、方式做的。但是,老实說,共生是一種真俗不二的新語境、新思維和新方法,这对于習慣了吃现成快餐或享受金句、聰明而望文生義的人们,包括領导、领袖、学者、教练讲师們会有一些难度,也因此,甚至会遇到一些惰性抵制。

 

重新审视三大根本问题

 

我想说的是,通过“比尔盖茨难题”“秦晖双重失衡”“赫拉利全球合作”,我们看到了什么?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当地球村居民被迫相互隔离在自己窄小的空间时,只要心心相印,且相信No one is an island,正好让平日里为了“权、钱、性”,陷入“忙、盲、茫”的我们,有机会安静甚或宁静下来,从百年赶超权重思维和自我逼仄膨胀的失魂落魄中,“退一步海阔天空”,直接退到更原生、更底层、更通用,也更有余地的生命、生活、生態连接口,清空我们人类头脑中那些奢侈冗余(形式主义、机会主义、犬儒主义)的东西,重新审视认知、愿景、笃行三大根本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认知,我们人类在世界所处的真实位置?

 

人类并非地球的主宰,生命世界里的主宰者,也许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菌、病毒(微生物)。新冠病毒的真实身份,也许是地球生命的信使——代表祂传递的信息是:“以人为本”征服自然且经常性自身斗争相残的观念和行为狂妄、可笑,而不堪一击,且一个不小心就将前功尽弃、自取灭亡!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类与小小的微生物(细菌、病毒等等)托底的所有生命活体,所有地球生灵,是什么样的关系,又应当怎样相处?就需要重新定义。我在《共生菌如是说:人类文明止步,自然需要安宁》(2019)有过一些思考,但还远远不够,不过仅此反思,已然颠覆了轴心时代以来,特别是近500年来过往的人类中心主义三观和知识阈值。

 

第二个问题是愿景,我们人类想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中?

 

基于第一个问题,人类有没有对“未来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取决于人类智慧的高度和愿行的格局。这意味着,当代人类注定要自创范式,而不是在过往的现成范式(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所谓自创范式,就是要完成“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的历史跃迁!《共生简史·当代哲学宣言》(2019)只是一本“抛砖引玉”的小册子。我有一个命题: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

 

第三个问题是笃行,人类现存一切组织形態面临改变?

 

基于第二个问题,只要人类智慧的高度和愿行的格局足够大,一切组织形态,政府、企业、学校、宗教、公共当局都将面临改变。我们不难发现,任何组织主体(subject),都有追求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的体验性效能,而不再是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行为方式都同时具有开放赋能(Open empowerment)的政治自组织人、经济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三位一体全人称(你我他)共襄生长的特征。我们将这种开放赋能的三位一体全人称市场主体,称之为“仨自组织人”。更重要的是,不同市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之间,呈现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超越了,甚至消除了传统的主客体(Subject and object)关系。因而,所有“仨自组织人”从组织内到组织外,都彼此互为主体。而且,互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能够实现系统中任何一方主体都无法单独实现“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三感统一,且可体验的高效、高质行为。于是,一种全新的组织逻辑——相对于同质化、排他性的共同体(Community)新型社会组织形態的共生逻辑——共生体(Symbiont)组织,将成为人类的自觉行动。

 

“比尔盖茨难题”

 

我将Bill Gates在2015年TED演讲中提出的下一次“全球灾难”将由微生物而不是战争引起的警示(If anything kills over 10 million people in the next few decades, it’s most likely to be a highly infectious virus rather than a war. Not missiles, but microbes),概括为“比尔盖茨难题”(Bill Gates Problem)。

 

“比尔盖茨难题”已经得到艾滋病毒、SARS病毒、禽流感病毒、埃博拉病毒,特别是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漫延肆虐情势的证实。同时,也暴露了人类“在防止疫情的系统上”——无论是投资、科技、医疗体系,还是公共卫生疫情信息流通、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匹配上,都“没有准备好预防下一场大疫情的发生”!

 

只是可惜,至今鲜有人回到“Bill Gates Problem”本身,从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亦即哲学上,重新思考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特别是人与微生物究竟是且可能是什么关系?由“比尔盖茨难题”(Bill Gates Problem),我提出了一个时代新命题:以微生物作人类生活方式的参照物(参看2020.2.7的《“Bill Gates Problem”的哲学指向》)。

 

今天,必须反思启蒙时代以来“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的时候了!今日世界,再不是农耕时代智慧中讲的“你我”仁人世界,而进入了生態文明共生智慧倡导的“你、我、他(她、牠、它、祂)”仨人世界,而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无需重复“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或者“蝴蝶效应”的老调儿,中国的事儿,会波及世界,世界的事儿,也会涉及中国,而中国与世界的事儿,都只是地球生灵宏观、微观叙事的一部分(参看William H.McNeill《瘟疫与人》余新中译,中环科出版社,2010;卡尔·齐默《病毒星球》,刘旸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9)。

 

所以,总体上你不“共”,也得“共”,关键是“共”什么?或者说,以什么来规范“共”。我们“共生学人”,都明白,我们要共的是“生”,而且要以“生”规范“共”,而不是相反,以“共”来规划“生”(参看《共生简史·人类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

 

所以,我们并不惧怕放弃“以人为本”或“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的自我定位,而基于“生命之源,共生一体”的信念,要精进到以对地球生灵和一切活体存在来说,不可或缺的微生物为本——即以微生物(固氮、合成氨基酸、组织蛋白质)为我们人类认知和愿行的参照物!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就是人类,再没有什么“自己人”(包括中国特色以户籍、房产、阶级、党派、族群、国家为界别的“自己人”与“异己分子”)就有优越感——正如海明威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所言,伤害个体势必伤害全体!

 

“丧钟”一旦敲响,就再不会只为,或不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姓氏、哪个党派、哪个区域、哪个群体或“特殊材料做的”个体而“鸣”!所以,今日世界,一切专注“自己人”的思想文化传统或斗争意识形态,都将是害人害己又害他(包括微生物)而终必伤及全体的意识形态宣传!

 

其实,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有敌人,就是自己!今天,我们不难发现,“一切战争的本质都是生態之争”,而避免生態之争的因应之道是个“度”——各种生命、生活的生态平衡与再平衡的问题!

 

细菌、病毒、变异基因,或“敌人”(包括“阶级敌人”、“民族敌人”和“贪官污吏”),他(它)们生之目的,也和你我一样,不外乎一点,就是“活下去”,“活得好一些”。因此,如何做到“自己活,也要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而非“自己邪恶,也让别人邪恶”(evil and let evil)?这才是关键。这个问题,是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后至当下的我们这一辈,有没有可能进入地球世(Earthropocene)的大智慧、大愿行和大担当(慈悲)的最大考验和挑战!

 

第92届奥斯卡小金人奖获得者瓦昆·菲尼克斯说:“我认为我们严重地与自然世界失去了连接,让我们很多人感到内疚的是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世界观,认为我们是宇宙的中心。”“用爱去拯救世界,和平自然会到来(Run to the rescue with love, and peace will follow)”。所以:“当我们以爱与同情心作为指导原则时,我们可以创造、发展并建立一个有益于所有生灵和地球环境的全新系统。”

 

“秦晖双重失衡”

 

2018年4月2日,秦晖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危机》的学术演讲。他从“历史轮回”、全球化及其两个特例造成“双重失衡”加剧的现象,提出世界“将是良性进步,劣币驱逐良币”选择问题。虽然秦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厉有为提出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参见《重建社会:改良社会政治生态与“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扬弃——厉有为、钱宏庚子新春的讨论》),但并没有超越何兆武的“真理与国情”孰轻重的问题,没有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古典与现代,以及左右、权责(自由、平等、民族)等等范畴。

 

首先,这些范畴,其实都是基督教演化出來的理念、政治、行为艺术,但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都成了不同国别的强势集团維護“自己人”權益的招幌!

 

如果认真,欧美诸邦,更多符合恩格斯第二国际社會主义的本义(政府更小的权力更大的责任,社会更大的权力人民更多福利);而中國大陸(社会更多责任更小的权力更少的福利,政府更大的权力更少的责任),才真的成了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泛滥到每个毛孔!

 

其實,無論中外,一百年来,无论是皮凯蒂讲的“两极分化”,还是向松祚讲的“三个两极分化”(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两极分化,真实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信用资源分配两极分化),都是利益集團綁架政府政权工具,利用自然、资本和劳动资源驱动,收割魚肉本国人民又让人民互害窝里斗和主权国别冲突,惹的禍,与民族國家的民眾公众沒毛关係,这世界才這麼混亂。

 

而且,人们不难发现,即使本可以通过科技工商经济信息化、生態化、全球化给后发国家或地区劳动者不平等、不自由的待遇问题,带来帕累托改进,但凡事总有例外,无论是劳动,还是资本,离开特定的历史时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工商文明权利智慧强调的平等和自由问题。在“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官民)矛盾作用下,如秦晖指出的两个例外,即种族特权歧视的南非与官本位资本资源决定“劳动低交易权”的中国大陆,在全球化进程中通过输入资本输出劳动或廉价商品,既带了输入国家劳动与资本不平等的失衡,又没有解决本地区社会分配的失衡问题,而且由于这两个例外的经济体量足够大甚至超级大,又会倒过来使得“全球化在全球都造成了一个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双重失衡”结构,让经济全球化变得非常脆弱,甚至会带来大危机、大萧条!

 

那么,如何让资本和劳动回归生命、生活、生態,以及人类最基本生产单位的家庭身心灵健康?如何将“撒谎不是好孩子”的诚信承诺约定法則進行到底?将成为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哲学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这个问题,对中国而言,可以简化表述为:有家才有国与有国才有家,孰公孰私?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蔓延,我这次来加拿大温哥华,不能马上返程,但思想上的收获非常之大。这主要是有机会较长时间与我大女儿一家和她的几个朋友相处。

 

在与我女儿、女婿和外孙Rechard外孙女Rebecca日夜相处中,在与这里结识的朋友交谈中,特别是我女儿对我说:“这里一切制度安排都是为了孩子,他们认为‘有小家才有大家’,也就是‘有家才有国’,不是我在国内接受宣传教育说的‘有国才有家’”,对我有很大的冲击力。是呀,大家寓于一个一个的小家,犹如须弥寓于芥末,所以,“国家”准确的叫法,应该是“家国”,有“家之国”,方有“家国情怀”——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哲学常识和政治伦常啊!

 

有朋友说,绝对赞成“有小家才有大家”,不能颠倒,反过来强调的人,是占着公共资源的人,那些小喽喽跟着哼哼!反观我们走过来的路,我不能不说,颠倒这个根本性的政治伦常,是中国人民百年苦难之根源!

 

我强烈感到国家制度设置上的差异,反映在家庭生活重心上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让我在与吾土吾民吾国对照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差感,这就是人类不同区域地理条件下两种制度设置的基礎性差异渐渐明晰起来,先大致概括如下:

 

一种制度设置,是家庭第一、社會优先、服務公众;一种制度设置是家族第一、集團优先、服務官宦。

 

家庭第一(Family first),是一种生活方式,家族第一(Clan first),是一种管控方式。在工商文明的政党政治條件下,決定了前者是公共政治的结党为公,后者是帮派政治的结黨营私;在社會動能上,前者着眼于每个人的生命自组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后者寄望于集團的自组织力与外威逼利诱能力;在意识形態上,前者必须诚實公正智慧,后者只能虛伪做作权谋;在生产生活资源分配上,前者奖励強者,照顧弱小,競合共生,后者官阶一统,人身依附,垄断操纵……说到这里,又想起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及“黄宗羲定律”积累莫返之害(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他因此指出天下非共生的原因,为君臣官僚集团“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党羽),受享无穷”,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社会共生思想。

 

对于这次天降新冠疫情暴露的社会治理(governance)问题,所有反思,所有追责,所有改变,如果能把重心放在新中华立国之本,即: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即“有生命的个人”及其“家庭第一,社会优先,服务公众”(Family first & Social priority & Serving the public)基础上,强调建构当代社会治理,必经充分“对内开放,重建社会”,将会更有益于形成思想启蒙全民行动的冲击力量,造就一种当代中国人“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

 

我相信,这是当代中国人真正的历史使命!倘若当代中国人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以中国超大体量的影响力,世界完全有可能避免秦晖担忧的“劣币驱逐良币”逆全球化方向发展。

 

“赫拉利全球合作”

 

再来说说《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最近在《金融时报》发表的《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长文中提出的人类未来生活方式再选择的两个问题。

 

赫拉利认为“在危机时刻,我们面临两个特别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在极权主义监视与公民赋权之间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是在国家主义隔离状态与全球齐心协力相互支持之间的选择(In this time of crisis, we face two particularly important choices. The first is between totalitarian surveillance and citizen empowerment. The second is between nationalist isolation and global solidarity.)

 

赫拉利通过皮下监视(Under-the-skin surveillance)、紧急布丁(The emergency pudding)、肥皂警察(The soap police)等细节分析,既指出在疫情流行和危机时刻,极权主义(totalitarian)监督的惯性力量,会逼迫人们在“隐私与健康”作出二元对立的选项,又理性论证了只要葆有对科学、公共当局和透明媒体的信任和公民合作,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同时享受隐私和健康”这样明智的选择。

 

于是,这位著有《人类简史》三步曲的作者提醒说:请记住,相同的监视技术通常不仅可以由政府用于监视个人,而且可以由个人用于监视政府。这让人想起分布式记账的区块链技术的又一种可能的应用。所以,他特别警示大家:冠状病毒的流行是对公民身份的主要考验。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信任科学数据和医疗保健专家,而不是相信毫无根据的阴谋论和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如果我们未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放弃了我们最宝贵的自由,相信只有听任政府监控才是维护我们健康的唯一途径(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is thus a major test of citizenship. In the days ahead, each one of us should choose to trust scientific data and healthcare experts over unfounded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self-serving politicians. If we fail to make the right choice, we might find ourselves signing away our most precious freedoms, thinking that this is the only way to safeguard our health.)。

 

在国家主义(nationalist)孤立与全球齐心协力相互支持的这个选择面前,赫拉利非常明确和肯定:流行病本身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都是全球性问题,只有全球合作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Both the epidemic itself and the resulting economic crisis are global problems. They can be solved effectively only by global co-operation.)。他指出,为了战胜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共享信息、医护资源和产业供应链,这是人类相对于病毒的最大优势,但前提是发挥“全球合作与信任的精神”。特别是较少冠状病毒病例的富裕国家,应该愿意向较多病例的较贫穷国家提供宝贵的设备,并相信如果以后需要帮助,别的国家也会同样帮助自己。这样,新冠病毒客观上帮助人类认识到:全球不齐心协力相互支持不仅会延长危机,而且将来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灾难,反之,这将不仅是对抗冠状病毒的胜利,也是抗击可能在21世纪袭击人类的所有未来流行病和危机的胜利。

 

最后,赫拉利呼吁,我们需要一项全球计划(We need a global plan)来达成公民赋权与全球齐心协力相互支持。我想,这也许能看作是“比尔盖茨难题”的“赫拉利式回答”。

 

全球共生需要引入他者观念

 

我们不难发现,人类越是际遇“比尔盖茨难题”“秦晖双重失衡”和“赫拉利全球合作”问题,就越发说明一种情势:从大蕭條,到亚洲金融危机;从七十年代世界经济滞胀,到美国08金融海啸;从前苏联的畸型计划经济,到中国的权控畸型市场经济,三种經濟形式,终于演变成今天的国别社会政治文化结构性冲突,全面挑战现有世界秩序!

 

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人类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及其各种冲突的周期性困境,这表明五百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需要改变,以达成社会自组织再平衡和生活方式的再选择。加上2020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暴露出现有世界秩序已不足以承载化解人与自然冲突的职能,国际社会急需思维方式和價值观创新,进行全新的哲学对话,以避免各自封闭隔离带来空前的信任危机!

 

所以,我高度赞扬联合国秘书长将2020新年伊始就发起75周年系列纪念,及时改为全球网上对话活动,而且呼吁“采取行动——对任何地方的每个人”,特别是保护和促进人权必须置于中心位置,同时增进性别平等,赋权于青年,增强他们的权能,并且深化联合国改革!所以,我们不同意“新冠疫情是压死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观点。

 

我们认为,新冠BC与新冠AC,在人类思维方式上的标志性区别,是克服过往单纯经济学思维的“工商文明全球化”——由于其人际、社际、国际、洲际、代际资源不对称、权责不对称形成的生態失衡,必然导致官粹或民粹的Nationlism反弹;进入“全球共生”观念和价值标准引领下的“生態文明全球化”——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不是改变,而是帮助人类完整认知和改善“全球化”再出发的新起点。因此,我们也在向联合国申请,举办2020’联合国75周年网上全球共生论坛(UN75 Global Symbiosism Online Forum)。

 

我们注定要自创范式,而不是在现成范式(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中心主义)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这个范式,就是共生和全球共生!请参看《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上、下)》(分别刊登《经济要参》2018年第49、50期,《战略与管理》2019年第1/2合辑)。

 

共生(Symbiosism),需要保持每个“有生命的个人”不懈发揮身心灵自组织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在自己生命、生活、生態所涉关系中永葆动態平衡和再平衡的可塑性!

 

所以,我们永远要从别人(Others)、青年、新生代学习智慧与愿行!也因此,共生不仅强调赫拉利公民赋权(citizen empowerment),更注重“公民权能”(Civil rights & powers)!!

 

共生不只是你的、我的,也是他、她、它、牠、祂的,共生需要地球生灵“道不同,亦相与谋”的智慧(文殊)与“一视为仨,间道竞合”的願行(普贤),所以,赫拉利呼吁的全球合作需要引入他者(异己者)观念。如果人类能在过往文化、制度设置强化的“你我”“自己人”中,引入别人,甚至突破“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自以为是,树立you、me & Other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地球生灵将真正進入四海一家永续和平全球共生的新世界!

 

所以,要解决“全球性问题”,必须具备“全球共生”意识,搁置一切自我中心主义三观与知识阈值。“比尔盖茨难题”“秦晖双重失衡”和“赫拉利全球合作”导向:以球为本,共生为用(The earth the first, The symbiosism the way)!

 

回到蓝血人提出的“共生思想将给人们提供一个可选择的方向”观点,我完全同意。只是难点在于,共生(Symbiosism)不是柏拉图到马克思的烏托邦,共生不是孟子的大同世界,共生不是荀子的小康社会。共生沒有救世主,更非“打天下,坐江山”強者为王那样具有鼓动性、煽情性和“跟着走,见者有份”的诱惑性。共生需要将“摩西、耶稣、十二使徒”“伯阳父、老子、子墨子”“文殊、普贤、弥勒”们的认知、愿景、笃行贯通起来,适时推陈出新!

 

清晨,收到谷峰转来彭昭(物女王)的《为什么说物联网时代,“接口”的重要性会超过“入口”?》,传来谷歌和苹果联手的好消息,他们共襄开发保护新冠接触者隐私的追踪技术,不再“浮于”APP和单个应用,而是“深潜”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平台层面,以推动生態系统运行。这显然是一种非排他性的全球合作行为赋能路径,故而谷峰批注说:从API接口到API经济,是共生的另一种表达——从入口到接口,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条条大路通罗马,从现代启示录到当代启示录,共生就这样涌现了。

 

蓝血人:跟您一起努力。从自身做起,联通他者,共襄生长。记得您说过,要为孩子们建一个全球共生公园。。

 

 

太好了,是的!让我们一起努力,live and Iet live(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全球生灵各竞神通,共襄生活,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孞烎2020年4月17日晨于温哥华

 



 

作者:钱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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