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方面和突出问题

摘 要：论文描述了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的两个重要方面：国家、市场和社会领域的分化；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并指出了由这两个分化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主要问题：利益快速分化进程后期社会多元利益结构初步形成后的社会矛盾的凸显；经济快速增长后期上行流动空间逐步收缩所引发的社会不满的累积；社会快速开放阶段不同价值体系碰撞导致内在世界的丰富和匮乏并存。

关键字：社会转型、社会阶级分化、社会矛盾

中国社会最近30余年的改革开放引发了着一系列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中国国内社会看上去正在形成一种既根源于历史又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远远看去似乎和西方国家有着类似的特征和发展方向，但贴近去看其发展的路径却与西方国家大为不同。因此对中国最终能否形成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可能形成怎样的社会组织形式形式，始终充满着各种争议，各种乐观的和悲观的看法并存，各种温和的和激进的看法并存。但无论对中国现状有着怎样的评价和对未来有着怎样的预言，还是可以看到人们在两个方面是有共同之处的，一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各主要现象的描述性认识，二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机遇的双重性认识。本文试图概括地描述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方面及其突出问题。

一、国家、市场和社会领域的分化

中国社会转型最引人瞩目的一点，就是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正在逐渐地发育起来，并相对独立于国家而不同程度地显示出自主性和自身发展的逻辑。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这种结构性变化肇始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随着市场力量日益主导经济领域的行动以及由此导致的原有的单位制组织体系的日渐式微。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占支配地位的国有经济以及依附于国有经济的集体经济，建立起隶属于国家各个部门的层级式的企事业单位，这些单位覆盖了整个社会。特别在城市，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直接或间接地归属于某个单位，从而被党和国家所组织起来。对于人们来说，国家生活（或者说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经济生活（主要表现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和劳动者取得生活资料的形式）和社会生活（甚至于私人生活）时时处处地无可避免地缠绕在一起。由于附属于国家或者说完全受控于国家，经济领域呈现为贯彻国家意志的计划领域，而社会领域则几乎隐而不现。社会领域中原本丰富而多变的需求的满足内化为单位的社会福利，社会领域原本生动而多样的社会交往主要被局限在单位的人际关系，社会领域原本复杂而繁琐的问题的解决也简化为单位的社会管理功能的实现。

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一切都开始改变。单位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领域开始逐步地独立出来。随着市场的扩大，非公经济的比重不断升高，在非公经济的企业中的从业人员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员游离在单位制组织体系之下。另一方面，传统的企事业单位发生了功能型转变。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逐步转向市场导向，即首先要实现的是企业的经济功能，社会福利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则需要重新还给政府和社会去解决。简而言之，单位制组织体系既无法覆盖全社会，也难以解决社会的种种事务。于是一个正在摆脱单位制组织体系的社会领域日益获得其相对独立性，也日益活跃起来。

社会领域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在这个领域所产生的需求是极为多样化的。当社会的各个成员和各个群体一旦摆脱了单位的限制之后，那么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多样性就会很快地释放出来，他们将不断要求市场和社会来满足他们各式各样的需求，同时毫无疑问的，随着这些需求的增长也将创造出新的市场供给、新的社会生活和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如此多样化的社会性需求也必然导致社会性事务的专门化和复杂化。正如市场发展必然导致市场的不断细分，社会领域的成长同样伴随着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的不断专门化，同时也使得介入各别的社会活动、解决各别的社会事务变得更加复杂。

而在这样一个具有多样性、专门性、复杂性特征的社会领域，可能是无组织的，或组织程度很低的，此时聚彼时散。但也可能是有组织的，甚至是高度组织化的。就中国社会的现状而言，已经出现了两种新的组织力量，市场领域中的经济组织以及社会领域中的社会组织。这两种力量都在不同程度上独立于我们党和国家原有的组织体系之外，因此在国家看来都属于新的组织即“两新组织”。这些新组织的活动构成了一个新的多中心的社会自组织空间。所谓自组织，意味着个体不是出于国家的规定而是自主地形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以实现某种目标。在一个计划社会里，绝大多数有组织的集体行动都是由党和国家来指定某些组织实体来实现，但在市场社会里，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就有可能不同程度地游离于党和政府的组织体系之外。这种在社会领域涌现的或多或少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构成了一个分化出来的新的社会领域。

二、社会利益格局的新变化

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分化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利益分化更加引人注目。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同时也是不断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过程。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群体分化已经成为利益分化的两个基本现象。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分层的一般认识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1977年底中国的工人阶级规模为5137.3万人，并具有很高的政治社会地位。而占总人口82.45%的则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阶级，7.8亿农民被组织在480.5万个生产队中，平均每个生产队166人。在两大阶级之间形成了典型的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知识分子阶层在建国后也迅速增加，科学技术人员、学校教师、医生以及文艺、文化、体育、新闻等领域的知识分子总数约在2500万。“两阶级一阶层”的历史形成总体而言是相对于解放前极度不平等的社会阶级的抹平过程。虽然知识分子阶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方面一直有着很大的落差，对所谓“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但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通过抹平和归并在逐渐地趋向简单化和平等化。

市场经济的引入则在80年代重启了社会利益分化的进程，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无论是农民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内部不断分化，同时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例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农民工群体等等。中产阶级开始出现，虽然对于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及其规模的估计仍然是各有各的说法，从7%到15%有着各种估算结果，但是没有人否认中产阶级已经再次登上中国社会的舞台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中产阶级的网络社会参与已经展现出对国家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社会利益的分化同时导致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表达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利益冲突的复杂化和激烈化。长期以来计划体制下利益均质化的格局被打破，原有的利益整合机制已经不足以解决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之间的显在的和潜在的利益冲突，因而迫切要求一种利益恊调和社会整合的新机制。利益格局的改变造成了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受益状况也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三、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1，利益快速分化进程后期社会多元利益结构初步形成后的社会矛盾凸显

最显著的问题正是由于社会利益分化所带来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利益分化的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如果说前15年的社会利益分化是以分化出来的社会各阶层普遍得利为其特征的，那么后15年取而代之的是部分受益、部分受损的复杂局面。分化出来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呈现，原来潜在的矛盾趋向表面化。
一方面社会多元利益结构已经初步形成，分化出来的不同利益群体对自身的权利意识开始日益明晰和增强，同时这种权利意识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越来越显示出不兼容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很难再向改革开放早期那样可以在较少的社会干扰下来制定，相反，各利益群体开始程度不同地自觉参与到公共问题的讨论中来，试图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而此类讨论常常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歧和利益矛盾公开地人们面前展现出来，有些利益矛盾已经开始导致直接的社会冲突。在不同利益群体日益增强的不同方向上施加的压力之下，国家政策开始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政策制定的合理性问题、合法性问题、程序正义问题等等正是在此背景下涌现出来。

另一方面由于稳定的社会利益格局事实上尚未最终形成，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结构也尚未取得社会的共识，因此利益分化的过程还将在今后一段时期里继续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各社会阶层和各利益群体对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对国家的社会压力仍将日益加大。

2，经济快速增长后期上行流动空间逐步收缩所引发的社会不满正在累积。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就业结构，而经济高速成长事实上向社会大幅开放了上行社会流动的空间。同时在工业化市场化的作用影响下，自致性因素逐步取代先赋性因素成为决定人们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努力奋斗以及学校教育、技术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因其能够客观上有很大的可能直接带来上行流动，因而充分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诸如“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成为时代的流行语，整个社会因此充满了活力。

然而这一局面延续至今却正在慢慢地发生改变。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步放缓，因经济结构而形成的高流动率开始出现拐点，上行流动空间客观上逐步收窄，人人越来越开始直接感受到上行流动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但主观期望的改变总是滞后于客观状况的变化，高期望仍然会在很大一段时间内在社会上普遍延续，但上行流动空间收缩必然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期望落空，从而在社会上产生普遍的相对剥夺感。

同时，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初步形成，既得利益群体拥有了更强的意愿和能力来实施社会再生产。阶层固化虽然刚刚开始，但已经让人们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自致性因素的作用开始减弱，而先赋性因素重新开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虽然其形式上较之过去更加隐蔽，但实质上已经表现出对已有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富二代”、“屌丝”、“拼爹”等网络用语的兴起正是当前社会流动新特征的生动写照。在这些话语中，各种情感混杂在一起：调侃、自嘲、愤怒、怨恨……

3，社会快速开放阶段不同价值体系碰撞导致内在世界的丰富和匮乏并存

改革开放不仅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而且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封闭世界变成了开放宇宙。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不断交汇激荡，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不断交汇激荡，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不断交汇激荡，由此在社会意识形態领域造成了十分复杂的局面。过去被认为不足取的东西，现在成了许多人的追求；过去为人们所珍视的东西，现在正在被许多人淡忘；过去总是看法一致的事情，现在引起了社会的争议。这些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恰恰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一个还比较传统的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一方面中国社会通过内在世界的开放，得以有可能最广泛地占有各种精神产品，东方的和西方的、传统的和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科学的和非科学的、自由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儒教的佛教的和基督教的等等；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现代现象，这诸种意识形態却各成体系，表现为“诸神之争”，这使得个体对之的占有，与其说占有不如说占有不得。个体的精神世界因此普遍地既是丰富的又是匮乏的、既是充实的又是空虚的、既是积极的又是颓废的。而表现整个社会层面，则是既渴求社会整合又害怕社会整合。

在这种复杂矛盾构成的转型阶段，任何以“斗争哲学”或“绥靖哲学”为其指导思想的组织化行动，都有可能使得中国的社会转型进程导向社会自身秩序的瓦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越简单化的斗争思维和绥靖思维，提倡社会共生的基本思想，或许是可能的解决之道。

作者：徐珂，副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兼复旦学院副院长。《社会学概论》（主编）、《农村社会学》（副主编）等

本文是作者出席2016’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共生分论坛”（兰州）论文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