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场论：共生史观、民族本位主义与公民共生体——兼论“全球公共政府”之可能

共生场论：共生史观、民族本位主义与公民共生体

——兼论“全球公共政府”之可能

摘 要：本文基于对生活的长期体察和学习型思考，认为现行工商文明基于自由、平等、民族三大主义的发展思维，在当代正遭受着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的极限三大挑战。而解决三大挑战问题的因应之道，只能依靠当代人创新思维方式。中国与世界各显神通、和恊共生，用共生价值观为发展主义硬道理导航，以迈进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新时代，建构生態文明之共生社会，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关键字：共生场论、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时代、共生史观、民族本位主义、利益共同体、公民共生体、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

一、共生场论

全球共生愿景，一经在共生场（Symbiofield）中动了念，就像蝴蝶，不，像小蜜蜂的翅膀，在采撷来的花粉堆边煽动起来，众多小蜜蜂，念念想通，必将产生全方位、同频共振效应，酿出沁人心脾的蜜汁和蜂乳，滋养世界……

须弥寓于芥末，共相藏之殊途，欲见德位相配者，破诸般迷信我执，必读授受于宇宙神明，参赞天地万物之人。人因生而具足，智慧展开之始，即富有内在、内省、内求的睿智直觉，曰：自组织灵动力。

所谓自我学习（复制）、自我反馈、自我实现，皆缘起空灵无用之思想力、自生力、合众力三力生慧。我们注意到一奇妙现象，自然界看似无用的菩提（印度），香柏（以色列）、无花果（希腊），樗（椿）栎（中华），潘多（Pando）树（美洲），及世界各地的香柏树，却皆为生命智慧绽放光华之安顿者和历史见证者。

人与宇宙的关系是一个共振共恊的生態共生场，不是机械钟表或印刷一般的模拟。人脑感知世界万物，就是与感知对象的共振共恊，形成所谓信息的“波干扰模式”，感知与感知对象是一个相互作用无可分割的过程。这是感知或记忆的本质，也是“不可知论”题中本义。感知是一个整体，并不存在“心物”两元，这是一个全身全心与对象（环境）相互约定、交互作用的过程，类似通常说的“全息”（Holos）过程，而不是通常以为的大脑的专利。通过分析原子结构，所有已知粒子或质点（particle）可以分成两族，即有“感知”能力的，无“感知”能力，但照样“参与”有“感知”能力的并与之发生相互作用。一族由夸克组成，能够“感知”只在夸克之间起作用的强力，叫做强子。另一族叫做轻子，它们不能感知强力，但参与以所谓的弱力做媒介的相互作用（或称弱相互作用），比如，放射衰变(包括β衰变)过程就是弱相互作用引起的。强子既能参与强相互作用，也能感知弱力。

在西方，笛卡尔（1596－1650）之前，神性压倒了人性，特别是理性，笛卡尔之后的500年间，到现代社会，是以科学及民族（主权）国家、市场意识为标志的理性，压倒了神性，同时也压倒了人性。如今，人类及其意识本身就是自然神性的核心枢纽，神性与理性不只是各就各位各司其职，而且可以在人性——人的身心灵相互作用产生的生命自组织力能量场——中达成一致，从而把整个宇宙联结成一个生態共生场。

笛卡尔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分而治之的哲学及其解析几何，在思想上帮助牛顿用四种相互作用力统一了自然世界，把人、生命、意识或灵魂排斥在外；为了驱散“世纪乌云”，拯救“紫外灾难”，催生了20世纪一系列伟大发现，能量不连续（普朗克）、光速不变（爱因斯坦）、电子不辐射（玻尔）、关系测不准（海森堡），此后核能、氢能的利用，人类似乎找出了能量释放的所有秘诀，也使人类及生命意识重新回来参与自然世界的运动成为可能，尽管在科学主流观念中依然只允许遵循着经典物理学自然秩序及其必然性来参与；新兴的心灵论、系统论、信息工程、生物工程、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又怂恿人们继续追寻人类直接参与的可能世界，发现自然世界运动的随机性、宇宙子时空存在的非对称性、非此在性、系统的信息熵值的耗散性，同时这种随机性表达、耗散性转换、非对称性宇宙场、非定域性零点场与人的生命活动的相关性，非独立、不连续的夸克团与生命意识的相关性。

从微观角度看，通常，当量子物理学家谈到非定域性（nonlocality），非局域性，非位性，非此在性）时，他们提到一项事实，二个粒子（质点）能对彼此产生立即的影响，即使彼此之间距离很遥远。这使爱因斯坦困惑后，说出了那句著名论断“在一段距离上幽灵般的交互作用”。因为一个粒子（质点）相关信息的移动，看来好像比光速还快，违逆了因果律。虽然这个构想违逆了直觉，非定域性现在已获得物理学家广泛认可，虽然几乎都是针对微粒子系统。单一態非定域性证明，加强了单一態与纠结態（夸克团）的等效压缩態，从而赋予量子场论（quantum field theory）的地位更多信用。

 
从宏观和宇观角度看，人类世界也就相当于一个量子世界。能量团、量子场，相当于社会、国家、家庭，个人及其意识，相当于量子实体、单个电子，比如存在思维量子、“思维子”或“智慧子”，即我所谓的“子”（sizi）。生命自组织力、思想力很可能是通过这种可以称之为思维子、子跃迁运动来实现的。

这个“”（si），应作，是“身”、“心”、“灵”的仨像恊和共生体，也是“质”“能”“信”相互作用的耦合共生场，但把“整个人的参与，会改变人事物的‘编码’”的意思“显现”出来了。物理学家说的“光”、“光子”和上帝说的“要有光”的“光”，都不是一种单纯的存在或“第一推动”，而是一个富有广义生命自组织力背景的“共生场”中发生的事件。因为虽然光的粒子（质点）状態，保持独立的随机性轨迹互不相扰，但光子相互之间的波动频率，势必能恊和共振耦合，灵动地生出新的波形组织结构整体，且相互吸引，形成相对时空意义上的“共体”（Symbiont），这是较生物世界里“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更基本的心物能共生起源（缘起），是子共生进化最高形式即人，可以体悟、体认、体证的极限。那么，“ 子”就是生命自组织力、思想力的最基本的质、能、信单位，它可能像“夸克”一样，可以是成对出现，也可以成“团”的形態出现，所以，它自身也是一个“场”，即“子场”、“恊和场”、共生场。而这个子场的“场速”是宇宙速度真正的极限，且其快慢自如，始即是终，终即是始，始终如一。

事实上，子呈现更具活力的“波粒二象性”（或波粒场三象性）和连续与非连续的随机应变性，而“具有在一瞬间影响任何距离上另一个粒子的能力”，即具有零距离影响力。所以，量子物理学家们当年发现的量子粒子的波粒二象性、测不准关系，以及近年少数物理学家发现的非定域性量子相关效应，以及信息熵涨落等等“诡异活动”（远距离的幽灵般的交互作用），实际上也存在于人类活动之中。由于现代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互联网）、传感工具（物联网）的发明和普及，“智慧地球”、“伦理地球”、“生態地球”的出现，这一点已经不难理解。

此在，即是彼在；渺观、微观，即是中观、宏观，亦即宇观、胀观。

这个推动思想力的思维子或子，目前只好叫“超中微思维子”或“超宇速子”了，因为只有子速度，那才称得上真正的宇宙速度，而且是可快可慢，且既可在快宇宙运行，也可在慢宇宙运行，既可以穿越茫茫宇宙，又可以在全世界跨界穿越你、我、他（她、它、祂），形成全人类、全球互助、互信、互联而恊同、恊熵、恊和的共生场。
那么，现在有了（）子这个概念，根据其结构重新拆分来理解：

第一，我们不妨把以通讯（信息）方式存在，且全自旋而不占空间的能量子，如共轭光子、甚至如“黑洞”、“虫洞”、“暗物质”、“无声之音”、“潜意识”、释氏的微笑、庄子的逍遥，通通理解为一种“灵子”或“灵子性”存在 ，或信息粒子存在，那么在子结构中，用“囟”来表示，同时，囟也是一般能量子的本质性表达；

第二，非全自旋而占空间的物质，及其发展进化的最高形式，用“身”来表示；

第三，“心”这个部分，表示物质粒子即中微子、能量粒子即光子、信息粒子（质点）即灵子三位一体的通讯意识（觉知、情感、意志）和能力，包括心之能，心之力 ，相当于“量子跃迁”、“量子缠扰”中的表现出来的所谓“量子意识”、“宇宙脑”。

三部分合起来也是一个场，就是这个子的量子物理学解释。我想，正是这个 子自旋与非自旋、零速与超光速、定域与非定域的进退自如，使得物质、能量、信息（一切能够改变人、事、物运动几率和价值率的内外因子）形成整体相互作用，形成了宇宙、本体、意识的相互创造、相互依持、相互成就生生不已的统一场、子场（质量、能量与力量的合一）、共生场。正是由于子的存在，使中国古老的哲学抒情传统、印度哲学的会意传统、古希腊哲学的论理传统得以相互参赞化育，酝酿出文明人类丰富多彩的共生世界 。

反观宇宙，正负两族夸克相向相异振动，产生位能或势能potential energy和动能kinetic energy。能量子，以波质（点）二像性原理，测不准原理，质点是非连续性的、不占空间的，因此因果律有问题，但因果论，通过振动频率大小重叠构成共生结构，相互和恊，相互依存、相互摄入、相互融洽、相互作用（交变），interaction，太陽的智慧光谱（质能信）讲质能信之“信”，必须区分message（活的），Information（数据）。

2015年世界地球日，我与逢甲大学首席科学家林德培先生在昆山合议《共生场——从夸克共振到人类生活》，他告诉我，台湾将particle翻译成“质点”，而不是“粒子”，如“波粒二象性”，台湾人译为“波质（点）二像性”，原因大概是强调“粒子”的无方向性，只是一个占有空间的“质点”。

夸克，质子、中子、介子，带电不带正负各上、中、下三位一体，相互相向相异振动不已，而无以单独存在。量子力学、量子色动力学、引力场论、强弱人择原理、相对论、统一场论、SI子场论，直至共生场论（The Symbiosis-field Theory），自然生態天地人、你我他、风雅颂三文世界，无限有边的缩观、渺观、微观、宏观、宇观、胀观世界，隐性质能信与显性质能信、共时性与历时性地按强力、弱力、电磁力、万有引力顺序衍生循环统一于共生场。

“全集然文明”先生四大相互作用力衍生循环示意图

世界即是“自然”繁衍“自然”，如氧气+氢气+正常环境点燃的“母体”一直都可以“繁衍”出“水”之液体、固体、气体三態，且循环往复，以致无尽，有自称“全集然文明”者，将此种“现象”和“活动”，称之为“衍然”（繁衍自然）关系，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电磁力”、“强力”、“弱力”的关系也是“衍然”关系。四大相互作用力具足，如果从天体到人体、社会组织系统出了问题（如系统与环境、场之间熵增熵减、有序无序、开放封闭、循环失衡），需要做的无非是恢复系统自组织灵动修复能力。

天体、机体、组织性空缘起，有机生命获益太陽5777度温度至地球距离强度恰到好处地形成水的三態循环，为七种安基酸合成多种形式蛋白质、单双复合细胞提供了条件，太陽、太阴、地球相映成趣共生场。

共生场论认为，自然、自由、自在的共生愿力，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每个人生而具足生命自组织灵动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动力。只要轻轻点燃，就能用自己的光明照耀自己的道路，并在道不同亦相为谋的大慈航、大智慧、大格局中相互照耀，形成宇宙间一个个生动绚丽、丰富多彩、循环有序的共生场。

往大里说，由相互四大相互作用力及星球、星河构成的宇宙，是共生场，地球生物生態圈，是共生场；往中里说，人类聚集建立的一切组织形態，从男女两性结合休养生息的家庭，到不同技能者分工合作建立的企业，从政府机关、国家机构，到民族区域、社群社会，都是共生场；往小里说，我们的身体构成、心理反应、灵魂通达，是一个共生场，一切进入我们感知视野的你、我、他（她、它、祂），都处于共生场中。

一句话，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繁衍到今天，就是因为其本质上是一个生动绚丽、丰富多彩、循环有序的共生场。于是，所有的生灵live and let live，生生之德不孤，不同之道有位，生命之源，共生一体！
生生之德这个命题，是我发现共生后，重新对学界说共生（如写《原德：大国哲学》）时的一个基石。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故生生之谓德，德即是圣人之本位，有此本位，方可言阴陽，即本位（自组织灵动力）、阴位（亦即位能、势能）、陽位（亦即动能）之互动、繁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而非“道不同，不相为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而非求同、求大同、舆论一律），于是，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但是，历史地看，共生场的存在，在人的觉知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后形成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观念。这是由于先人们分处于不同自然地理、生物圈内，生命自组织灵动力发挥受到很大局限，不同个体、族群、国家在行为选择、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恃神壮胆、以邻为壑、远交近攻、唯物斗争、工具至上的竞争与融合过程，本来生动绚丽、丰富多彩、循环有序的共生场，一边经常遭受毁灭性破坏，一边经历着更大更深广的拓展。

历史学家们根据自己的觉知，对这样的人类历史进行了各种描述，渐次形成了所谓“泛神史观”、“斗争唯物史观”、“文明工具史观”，比如，斗争唯物史观论者（梯叶里、恩格斯、日丹诺夫），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专制社会、公民社会、共产社会；而文明工具史观论者（布罗代尔、托夫勒），将人类历史划分狩猎采集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信息社会。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人类历史在不断的发展变革，下一个阶段取代上一个阶段，而且，下一个阶段比上一阶段要先进，政治会更开明、经济会更增长，文明会更冲突（武器会更尖端）、社会将趋向大同，人类将出现终结性价值选择。

但是，在全球互联的生態时代（globally-interrelated eco-Era），以共生场论观之，无论什么样的历史观，只要是“终结论”的，且是“线性决定论”的“排他”的，就一定会为了某种所谓群体利益而排斥个体生命自组织灵动力意义，最终导致对人类现实生活意义本身的否定，在哲学上都属于形而上的预置虚妄。所以，无论其逻辑、学理上多么缜密，与我们当代人看到的事实真相和历史常態并不是一码事。但这不能责怪先辈，因为，直到今天，我们才明确感知到一个身处其中的“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时代”，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灵生態圈共生场，才成为可能和必须。

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当地球温室效应日益增强、空气水土地恶化、两极分化日甚、社会道德滑坡、身心灵疾病加剧，而高速交通和移动互联网同时缩短人们的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个体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灵动力迅速提高……一切恃神壮胆、以邻为壑、远交近攻、唯物斗争、工具至上的行为选择、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无论是来自西方的罗各斯主义，特别是权利范式下的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还是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具有历史信仰意义的谋略性智慧，都将在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政治对抗的极限、生存操控（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的发展阈值中遭受穷途末路。汲汲于“发展是硬道理”的人们，无论是个体或集体，无论是利益共同体或帮派圈子，都将面临基本立场、观点和行为方式的全面更新。

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只要人类不愿走向同归于尽，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硬道理导航，就是我们当代人进入全球互联的生態文明新时代最可能的选择。

这意味着，我们当代人，特别是当代中国人，必须也完全可能在处理内部事务与外部事务上，针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不唯洋不唯古，自主创新地提出适应时代的全新哲学及其历史观。

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共生场论整合过去五百年来人类最高智能——即权利范式及其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三大传统，提出共生范式下整套新生活方式——全体人民健康、简约、艺术、高尚、富有尊严而永续圆融幸福地休养生息，以建构生態文明的共生社会；提出相应的共生史观，以超越斗争唯物史观和文明工具史观，作为纾解人类由发展主义带来的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操控的极限三大挑战的因应之道。

二、共生史观

共生史观（Symbiotic view of history）认为，从物理星系的运行，到生命组织的繁衍；从佛陀拈花微笑，到基于四大福音的新旧约；从文字语言的使用，到软、硬通货的融通，所有的命名、区分、规定、教宗、主义、逻辑、命理、意义、价值、情趣、科学、艺术、规则、制度、体制、媒介物（货币最典型）都是约定（而）俗成。
而且，既然是约定，那么就可以既是线性历史的，也可以是非线性迭代的，既可以是历时性的，也可以是共时性的，既可以是进化突变的，也可以是常態贯通守恒的。

比如，共生史观认为，当我们讲到人类文明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抑或欧洲，经验告诉我们，以斗争史观划分的封建社会、专制社会、公民社会，或以文明工具史观划分的农耕文明、工商文明、信息社会，就既是线性历史的、历时性的、进化突变的，又是非线性迭代的、共时性的、常態贯通守恒的。

我非常高兴地收到身在美国洛杉矶参加“第九生態文明国际会议”的游小建君发来会议海报，我注意到会议主题“走向生態文明”的英文，用的是Towar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即强调生物与环境、生物机与生物体之间的关系，而非中共17大后中国对外翻译的Toward an Conservation Culture（侧重保护生態环境的内涵，而忽略了“关系”意义）。这个生態文明的用法，对政界、商界、学界、传播界，当均有启蒙和棒喝意义！因为，它超越了环保概念、浪潮概念，而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信息社会，构成一种既对应超越、又呈现非线性迭代的关系，从而为世界经济走出增长性困扰、为国际政治走出对抗（同归于尽）性陷阱，全球相约共生、走向共生赋予了基础性价值。

正是在这个意义，18大之后我应邀在北京798苍鑫读书沙龙上将18大精神概括为八个字：“生態统领，共生为魂”。在初步见证习李新政并阅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后，我将这八个字进一步作为“习近平精神”的三大法宝之一，另两大法宝分别为：“依靠人民，重建社会”和“瘦身去瘤，培元固本” 。

有句老话，叫生活之树常青，理论（逻辑、学理）总是灰色的，唯有共生约定（俗成）常在。而共生约定的基础，依旧是生命自组织灵动力妙有的会心一笑。

在人类迈进生態文明的今天，我们当代人有幸能看到过去所有时代社会形態和文明形態的共时性迭代景象，这本身就是文明共生场的一个表征。如果说，农耕文明的灵魂，是（差序）和谐，其建构的社会形態，相应地称作“和谐社会”，并由此形成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约定；工商文明的灵魂，是（改造支配）权利，建构的社会形態，相应地称作“权利社会”，并由此形成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约定；那么，生態文明的灵魂，就是（全息）共生，所以，生態文明建构的社会形態，就必定相应地称之为“共生社会”，且亦将由此形成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约定。

但是必须指出，讲共生思维，必讲生態基础；打生態基础，必树共生价值观，改变思维方式。所谓生態文明，就是一种“生態共生场”，它既不同于导致环境与社会衰退的“工商文明时代的斯特拉斯堡时钟模型”，也决非简单的“天人合一”的“农耕文明时代的潘多（Pando）树模型”。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生態文明，不同于中国词典中的“生態”概念（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態），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至今形成的“环保”概念，也不只是强调了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教授创造“生態”或者“生態学”（Ecologie，英语ecology，其形容词形式为ecological）一词之初的原义，即：关于生物体与生物体之间以及生物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The science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rganisms and their environments）。而是在全球互联的新技术、新媒体、新工艺条件下，涵盖了农耕文明、工商文明在内的一种“全息生態文明”。这种生態文明，在社会形態上不仅可以涵盖封建社会、专制社会、公民（民主）社会，而且可以涵盖所有社会成员、阶层的纵横流动及你、我、他（她、它、祂）一视同仨的“全息共生社会”。

基于此，共生史观认为，今天保持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生活、生产、生態常態化，需要一种刚性的约束机制，即：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同时发挥基于生命自组织灵动力的公民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在经济形態上，必须同时建构起“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追求公益普惠化的政府经济”、“追求生活质量最佳化的社区经济”三大经济体系相辅相成、各得其所。

如此，世界各国经济将不再从因“投资、内需、出口”失衡而周期性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的世纪潮”困境中解脱出来。

共生史观认为，在生態文明时代，不需要“全民经商”的欲望刺激，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的规模都将得到恰当的规范，而大量存在的是与人们“在地化”休养生息和科学艺术创新密切相关的社区（乡村）经济及其“社会企业”。最终形成一个“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即：一种健康、简约、艺术、高尚、富有尊严而永续圆融幸福地休养生息的生活方式。

所以，2009年10月10日，曾经挥笔写下《为自由鸣炮》的胡德平与我时隔20年在北京西华门重逢，畅叙中国百不逾的主题流变：从民族、民权、民生到良智（Mind）、文明（Civilization）、共生（Symbiosism）时，他问我：你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吗？直截了当地回答：中国大有希望。胡说：愿闻其详。我说：一切发展、进步、希望，都和社会动力学相联系，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最深厚的动力机制，是社会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用一个公式表达，即：

综合国力=政府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

中国过去三十年，仅仅重点发挥了政府自组织力，就取得了综合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三的成绩，当然也付出了巨大成本并压制损耗了巨大精神体能，但还有两大自组织力没有发挥出来，就是说，即使按加法思维，中国也还有三分之二的巨大成长空间！如果用乘法思维，13亿人的精神体能再×三大自组织力，其综合效应有多大？世间一切能源中，人是最宝贵的！胡再问：如何做到这一步？我再答：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改变现行的社会发展评价标准，就两个字，曰共生。用共生法则、共生智慧，来权衡处理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党内事务与政府事务、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经济增长与自然修复、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亲情社会与公民社会等八大关系，从而积极、陽光、正向地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创建。

离开共生约定的一切排他性自由基，包括政府公司主义的政府与市场合谋、自由人的利益共同体（Community）、攻守同盟的生命共同体，要么被机体消除，要么终将导致机体解散。一切皆为约定，任何标榜为真理、主义、教宗的东西，都只是小范围、小概率事件。

约定，就是一种秩序，而且本质上是共生场秩序。当权利范式及其标志——资本逻辑及其三大传统（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遭遇其阈值极限（对抗、增长、操控等），致使人类陷入零和博弈而进退维谷之际，实际上首当其冲遭受挑战的，是一国社会生活和国际社会生活赖以维系的旧有秩序约定。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以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和《第三次浪潮》，及汤因比、池田大作对话集《展望21世纪》为代表的关于“21世纪属于……的世纪”的议论，一直不绝于耳。这个“21世纪属于……的世纪”的假设，实际上说的就是一种关于21世纪人类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约定？

今天，当全球互联的生態化趋势日益显现之际，我们终于有可能直接来讨论（反思）整合、超越权利范式及其三大传统的新约定——全球共生秩序及其新的生活方式之可能。

中国有无可能成为继工商文明后发国家之生態文明先发国度？除了利益共同体、生命共同体，一种可能的世界性制度文明，是一种什么的组织形態？

现在我们都在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生宣言》指出，复兴不是复古，复兴首先是指适应今天全球互联的生態化时代的智慧的复兴。

那么，中国传统智慧中，在文本上揭示整体融通的，当然是《易传》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在思想言论上达到整体融通最高境界的，是西周末年伟大的思想家陽父（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但在人生行为上达到与天地整体融通的，除了庄子，再无出其子右者。

其他所有所谓圣贤或其流派，整体上均未超越附属于王本位、霸本位、官本位“谋略性智慧”的范畴。

而且，如果没有庄子，中国人很难理解并接纳佛教、科学、人权（特别是其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观念，就连后世儒家津津乐道的“内圣外王”，也是出自庄子，其余诸如什么“王霸”、“纵横”、“儒法”、“道佛”、“道统”之争，在思维方式上亦未超越庄周所设阈值。另一位用行为为人间社会立定融通规则且超越了谋略性智慧的先贤，是子墨子及其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

庄、墨是超越个人功利得失而将其生命自组织灵动力发挥到极致的中国先贤，所以，庄子是整体融通的真人，墨子有社会融通的真情。而且，他们也分别在天人共生和社群共生方面，成为体现共生法则与共生智慧的最高行为典范和文化基因。

有了这样的文化基因，我们就不难理解人类社会自组织力，是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工艺文化三个层面的同心文化共生体作用于社会文化系统 。

物质文化，以文明形態为标志：狩猎-采集-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生態文明。在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的交替融合时期，人类形成了四大文明轴心。文明轴心的形成，是以精神文化的自组织（创造）为核心纽带的。
精神文化，以思维方式为标志：采用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一书中的轴心理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在精神上的重大突破时期。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中华文明轴心期出现的陽父、墨翟、庄周（或管子、孟子、荀子）三种思想体系 ，刚好分别代表了人类内在组织良知、良心、良能展开的三个思维向度；而希腊文明轴心期，则出现了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印度文明轴心期出现了释迦牟尼等；希伯来文明轴心期同样出现了许多先知先觉等。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精神文化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期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这些古代精神文化都出现了“大爱”、“人文关怀”、“终极关怀”的自觉。从而在道德、理智、宗教上完成了一次对原始文化的系统超越与整合，而超越与整合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欧美、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態。那些没有实现超越整合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玛雅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只给考古家、博物家和艺术家提供想象的记忆空间。

精神文化创造的外化，形成各种自觉的制度性的包括军事组织、政府组织、宗教组织、行会组织、学校组织、技艺组织、王权-皇权式微后，还有政党组织在内的各种各样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是工艺文化的出现。

工艺文化，人类自组织社会形態的阶段性划分为五个阶段：以中华为例。

第一阶段，文明史前社会，特点是：氏族-神话-英雄三位一体，历时：约170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

第二阶段，文明轴心国家共和主义社会，结构方式：王权-分封-民本三位一体之公私分明体系，历时：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包括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

第三阶段：世俗家国宗法专制主义社会，结构方式：皇权-官权-民生三位一体，历时：公元前221年始皇统一六国～1912年末代皇帝退出历史舞台止；

第四阶段：民族国家共和主义社会，结构方式：民族-民生-民权三位一体，历时：1912～今（但是，由于中国“世俗家国宗法专制主义社会”的历史惯性与世界各个文明的非自然杂烩及人为片面的选择，形成了一种非常態的亚文化社会形態，这就是以“城乡二元结构”-“政府市场二元结构”-“官民二元结构”为基础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形態）；

第五阶段：全生態社会共生主义社会，结构方式：物权-事权-人权三位一体，历时：如果从现在开始，那么～永续。

第二、第三阶段，相当于农耕文明时代，其社会人格载体形式为宗法体制，地缘政治的族际权力关系，高于公私权力关系，且最高权力拥有者几乎不受任何制约，维系其关系的精神文化，主要是宗法荣誉和宗教信仰。

第四阶段，相当于工商文明时代，其社会人格载体形式为利益共同体，民族国家政治的权力关系，高于宗法和公私权力关系，同时，又要受到一定制约，维系其关系的精神文化，是理性革命和市场法则。

第五阶段，就相当于生態文明时代，其人格社会载体，是公民共生体，全民化政治人际、我他关系高于利益权力关系，维系其关系的精神文化，是自组织的公共生活、社会良智和社区法则。

中国目前处于自组织社会形態的第三、四、第五阶段，介于有序无序之间的交织迭代状態。这是一个从全球化到全民化的过渡时期，在这种社会形態的过渡时期，一般会出现三大危机：即文化哲学危机、经济伦理危机、政治道德危机。

常言道，危机也是生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克服三大危机，并把它转化生机呢？雅斯贝尔斯（1883-1969）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的思考与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到目前为止，人类克服重大社会工艺危机的办法，都是回到文明轴心时期的精神文化，因为文明轴心时期创造的精神文化，就像一个处于青春期的人，面对自身问题时，第一次暴发出以生俱来的综合生命自组织力灵动，蕴含着可以组织起创造一切奇迹的可能性，有一种通过当下整合与超越从而自我更生的能力。

今日中国，是一个考验中国人智慧、担当和格局的历史时刻。

那么，面对当下中国遭遇的三大危机，我坚定地认为，首先应当在精神文化上树立三种思想观念，第一，在发展观点上，树立生態文明主义，以克服当下的经济伦理危机；第二，在基本立场上，树立社会共生主义，以克服当下的政治道德危机；第三，在理论方法上，树立背景自组织主义，以克服当下的文化哲学危机。

与此相适应，对内要有充分的智慧和胆略实现社会大和解，真正克服斗争哲学和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对国家民族精神的癌变侵蚀；对外要有广阔的视野和前瞻的责任，力推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建构，以期用生態文明的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nt），整合与超越农耕文明时代的命运共同体（Fate Community）、工商文明时代的利益共同体(Interest Community )，实现全球共生。

生態文明主义、社会共生主义、背景自组织主义三种思想观念形成四句话十六个字，构成中国现时代的处世哲学或处变哲学：全球互联、生態情怀、善待他者、和恊共生。其方法和目标，就是：“用共生价值观为现代与后现代的发展硬道理导航，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这里，我要再次重复这一结论：保持社会自组织活力，形成社会自组织均势，是地球人类生態系统得以永续存在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如果说建设生態文明的自觉知识形態、自立财富形態和自由权得形態，是一个社会共生主义的运动体系，亦即一个全生態全民化社会建设系统，那么，自组织灵动力及其法则，对于人类、国家、民族而言，建立整合与超越农耕文明的宗法差序社会（生命共同体）、工商文明的利益共同体之公民共生体，就是生態文明形態约定的组织结构方式。

对中国而言，如果说我们过去几十年在“一盘散沙”的条件下较好地发挥了“政府自组织力”，形成“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论者所描述的积极成果，同时也造成了近年来左、中、右人士所诟病的社会性消极后果，付出了巨额代价，那么，如今到了亟需政府、社会、公民组织创新的时候了——在发挥政府自组织力的同时，引入“社会自组织力”和“公民自组织力”，并使其潜能充分发挥作用，以形成三大自组织力的相互作用。

三、民族本位主义与公民共生体

当前，中国人都热衷于谈论股市、楼市、“一带一路”、“东亚自贸区”、“新战国策”，作为“全球共生论坛”的发起人，及《大中华：共生崛起》 一书的作者，我对金融界，把现在的国家战略浓缩六条，如此调侃有点担忧，他们说：1、把中国投资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过“一带一路”释放到国外去。2、把中国如饥似渴的消费能力，通过“自贸区”吸收到国内来。3、把中国盲目乱窜的巨量货币，通过“股票市场”转移到实体中。4、把中国无处可去的外汇储备，通过“亚投行”投到同盟国去。5、把不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的企业引导到资本市场锻炼去。6、把远走海外的优秀科技企业，通过估值溢价，吸引到A股来。

从民族本位主义（National Departmentalism）和国家战略出发，谋略性智慧即从术的层面看，不能说是错，但还是那句话，当利益共同体的运作过程缺失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的约束机制，当命运共同体的整合过程缺乏共生大慈航、共生大智慧、共生大格局的场域规范时，可能越是精明强干，越会是灾难性结果，摊子铺得越大，灾难也可能越深重。尤其是，现在不少人感觉到了“一带一路”的各种风险后，主张政府和国企在后，让民企在前，更要在思想理论上讲清楚，重建人类世界“政治伦理”和“经济伦理”的历史必须与现实需求。

爱因斯坦指出，你不能用造成问题相同的思维去解决问题。当代人（特别是中国人）搞国家战略或顶层设计上，如果还停留于“文化规划”式地“东”抓一点，“西”来一撮地选择复制，继续在张之洞《劝学篇》道器脱节、体用分离的掩盖下囿闭于实用主义“思维路径依赖”和“既得利益羁绊”，而不去下功夫整合创新，只能是浪费生命和资源。而要整合超越融通创新，就要直面近代以来，中国人被近邻日本人逼出来的民族本位主义组织动力。因为，以民族本位主义作为国家发展动机的问题，既是一个“萧何定律”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因为无论中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態，必然以包括国家霸权主义、沙文主义和“学科崇拜”的形式表现出来。据小建介绍，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及其研究员王治河博士在《生態文明呼唤超越“学科崇拜”——基于建设性后现代视角》中提到，他读到“学科崇拜（disciplinolatry）是当代美国大学盛行的一种偶像意识。该概念由世界著名生態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在《为了共同的福祉》一书中首先提出，是指一切把学科视为神圣，坚持过度学科化，轻思想重学术，拼命捍卫学科权威的文化现象……在达利和柯布看来，学科崇拜已成为今日美国大学里占有绝对支配地位的宗教，以至于如果在大学内部对其提出挑战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亵渎行为。”在这篇文章里，王治河博士阐述了“学科崇拜”的三个危害：封杀了综合性思维和原创性思维发展的空间；抑制了批判思维的能力；放弃了大学的社会责任。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本位主义，依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时代课题。下面，我们通过对权利范式下的民族本位主义的反思，带出利益共同体（Interest Community ）与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nt）组织形態的分析。
事实上，民族本位主义在联合国及其各种组织平台上，已经被广泛多样地讨论。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多元主义与文化一元主义的争议（参看拙作《跨国传媒:世界文化交融的宏大叙事》），甚至已经结出相应的国际成果，比如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采纳《关于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公约》。民族与民族主义不同，民族生活（生产、生態）状况及其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多样性永恒的背景，而民族主义则带有明显优越性或卑劣性的特殊利益倾向。文化多样性讨论的背后既有民族问题，也有民族主义的问题，民族主义的背后仍然是地缘政治的权力关系，以及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的近代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概念（世界性的“人民主权”的概念，始于1948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我以为近年来法美之间，或者说欧美之间的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中国与邻国（据称背后是美国）之间的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争，也属于这一范畴。

问题是，1960-1970年代以来，当我们面对对抗性思维、增长性思维、施恶性思维的三大极限时，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世界大势，我们的世界应该成为一个共有家园，当今世界已然是这样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生体。人类再也不能拘泥于民族主义的主权国家时代的思维定势，不同区域和民族的人们必须学会尊重各自的差异、历史语境和传统圣域，通过平等对话、交流与合作，以保持对奢侈攀比、铺张浪费的超越与整合的活力。

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是这种世界格局的一个侧面。

尽管如此，但在中国，民族本位主义问题可能更复杂，中国的民族本位主义传统并不深远，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它是封闭的中国在一步步被逼上现代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被主动接受现代主义的近邻——日本人的炮舰、铁蹄和刺刀教育出来的。就是说，中国民族本位主义的兴起不会早于1895甲午战争。严格说，从那时至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本位主义在中国主要还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流行和言说，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最突出的例子是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尽管有“民族解放”的目标，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力量是典型的民族本位主义者，但夺取政权并不是依靠民族本位主义。这一目标的实现，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传统的均田运动和反独裁的民主运动整体格局大势使然。而后，在中国民族本位主义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苏式社会主义”的信仰标签，于1950-1970年代在国家垄断一切生产资源和最大限度剥夺工人、农民“剩余价值”的基础上，极富成效地实施了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积累和建设（完成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全国工业化布局），其最高成就是“两弹一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自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至此，中国百年不逾的三大主题，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问题中的“民族主义问题”终于在国家层面获得了解决。

所以，千万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下，为了解决民族本位主义问题，每个今天50岁以上的人、每个经历了那激情燃烧岁月的家庭，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许多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为之付出了最宝贵的生命代价。接下来，中国人民、国民、公民更多地应当为解决 “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而努力奋斗。同时，那些利用中国人民解决民族本位主义问题过程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名义下”垄断起来的“国家资源”、积累起来的“国家财富”，“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名义下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再也没有理由打着民族本位主义的旗号让中国国民继续付出“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代价。

而中国民族本位主义在社会和个人（公众）层面的普遍兴盛，是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亦即1980-1990年代后至今。随着在政府公司主义主导下以GDP为参量取得国家金融资本积累达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及购买力平价世界第一的成就，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强，同时，中国社会和个人相对1978年前，开始有了非公共言说的自由，而心理上带着近代积淀起来挥之不去的屈辱感，伴随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的出现，更加上90年代以来，“全民经商”成为时代风尚，随之而来的是官方主流意识形態失范和社会基础秩序紊乱，权责不对称、资源不对称和社会公平缺失，导致“基尼系数”不断攀升，公共空间窄小，公民组织缺位，社会各阶层平等对话、交流、流动和合作的机会与平台极其有限，形成“信息不对称”、普通教育鄙陋和思维方式的碎片化（专业化），以至于“上下交相利”（孟子语），甚至“口言善，身行恶”（荀子语）成为国人尤其是具有示范和影响力的某些精英（包括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的行为常態，即基本国情之一。同时，由于互联网新技术、新媒体的普及和“网开一面”的网络民主，为中国的草根-精英虚拟联盟提供了可能。于是，民族本位主义乃至极端民族主义开始在民众中勃然兴起，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了。顺便说一句，不无讽刺意味的是，1980大陆开始输入港台武侠片，尤其是近代题材的武侠片对大陆民族主义（包括爱国主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人不无深刻地指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由于中国民众在外交领域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及中国政府重建内部合法性的需要，中国民族本位主义再度兴起。这里，有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需要新的精神力量维系，以支撑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原因，也有中国民众借民族主义（包括爱国主义）说事曲折表达对社会不公的现实不满的成分，还有民族人格成长过程中的历史扭曲问题，比如所谓极端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的人格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先生曾指出，“这是现代政治人格成长的一个特殊阶段。个体人格初步形成但还不够独立、成熟和坚强，寻求对半人半自然的民族国家共同体（Community）的依附。它也是现代独立人格在形成中受到压抑、挫折和误导的表现，其人格特征表现为：以集体的自私掩盖个人的自私；非理性，情绪化，不善于克制，寻求发泄释放敌意；好斗精神和软弱的性格的结合——在最安全的地方表现其最大勇气；暴力倾向等。如果这种思潮主导了中国的政治走向，影响中国的外交政策，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不但影响到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而且将使中国现代化发展步入歧途，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民族主义存在空洞性、非理性和国家本位等倾向，因为它处于反抗西方和学习西方的困境中，还没有以国内公民权为本位来建构民族认同。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如果进入政策领域，其内在缺陷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

说极端民族主义的人格缺陷形成的原因时，我赞成丛日云先生这样的评估：“教育的一大误区，是突出了仇恨教育和爱人类、爱和平价值的缺失，没有从历史的苦难中升华出人类之爱，而是将其转化为仇恨。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是一种崇高的感情，但它不是惟一的人类之爱。人类之爱指向不同的目标：个人、家庭、社区、民族、国家、文明、人类以至各种生命。国家或民族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对国家之爱不能否定人类之爱，要与对其他民族的尊重相结合。我们过去的教育曾灌输阶级的仇恨，带来像文革那样灾难，红卫兵们是带着教育给他们的阶级仇恨投身文革的。现在，一些民族主义者习惯于通过对其他民族的仇恨表达对自己民族的爱”。

在我看来，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当代国人缺乏身心灵健全人格教育的问题。如果我们用智慧、担当、格局三大参量去衡量一下，就不难发现我们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哪些是多余而无济于事的，最后，了解什么是真正健全而幸福的民族生活！

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本来就因为她拥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及其文化。我们要民族，不要民族本位主义，正如我们要科学，不要科学主义一样，科学主义可能导致人类普世价值的丧失，使我们变得没有慈悲心或敬畏感，民族本位主义则可能把人类导向对抗性思维，使我们变得虚狂或怯懦。民族本位主义只是现代主义流行以来由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一个阶段性的产物。尽管中国民族本位主义的兴起有其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但它是近一百年来在现代主义道路上“选择复制”的一个并不成熟的果实。所以，我们也需要对其进行整合与超越。

20世纪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维克多•雨果和温斯顿•丘吉尔的“欧洲合众国”理想的被重新唤起。欧洲的经验，是果敢地走上和解共存的利益共同体( Interest Community)之路。从《布鲁塞尔条约》 (1948)到《罗马条约》（1957），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终于完成了欧洲的重新统一。这是一种尊重民族差异和文化个性基础上的统一，欧洲联盟与联合国不同，它是实实在在的国家集团。由此，我们很容易想到早在2千多年前，中国也经历了一次“天下大战”，最后也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但那是强权消灭民族差异和文化个性的一次统一。此后，中国还经历了多次这种我们中国人称之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分合循环”或“治乱循环”。历史是一种存在或一种背景，无论悲剧、喜剧或正剧，我相信中国人2千年来的经验，非常值得今日世界过于沉湎于经济得失的人们重新总结和评价。总结和评价的形式，可以是由中欧合作拍摄一部同名电影或电视剧。

同样，于1994年（钱宏针对福山“终结论”和亨廷顿“冲突论”应邀写作的《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同年发表）正式成立的欧盟，碰巧后来成为我朋友的卢森堡前首相雅克•桑特先生出任欧盟第一届主席，桑特不仅与欧洲央行行长一起正式启动欧元，而且打破了欧中关系自1989始陷入的僵局。我一直认为，欧盟是人类创造的一个奇迹。值得全世界尤其是东亚国家和中国学习和借鉴。然而，让人费解的是《欧洲宪法》却在两个欧盟主要国家（也是受益最大的）法国和荷兰的全民公决中遭到挫败。当时，我正在巴黎大学副校长高德涵（Godfroid）博士家做客，我向他请教个中原由，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并不是法国人不赞成《欧洲宪法》，而是他们要借这次全民公决表达对希拉克总统的右派政府的不满。”这使我想起，我那喜欢日货却又参加反日游行的女儿和她的同学们，我不能不认为，这是民族本位主义对于欧洲一体化运动的一次超功利的反抗。
所以，欧洲一体化进程要想取得最后胜利，也象中国和俄罗斯需要解决国内问题、美国需要克服金融海啸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一样，恐怕还应当有更富有智慧、勇气和慈悲心的内容。这意味着一种超越现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全新的梦想！

地球作为人类公共家园，要求人类组织起保障涵盖所有“主权国家”的所有公民的尊严、自由和安居乐业的治理机制，要加倍快速地革新我们的理论思维和制度建构。这样，一个极富挑战的问题就摆在了各国政府和人民面前，即：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确立的世俗民族本位主义“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将面临被超越。

一个超主权时代必然到来，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態、制度文明也将势必面临重新约定和重新建构。那么，最可能的世界性制度文明的组织形式将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说我的朋友于硕博士关于“中欧相逢三时期说”中“人的特征”，果真是循着“神圣人、英雄人、经济人、生態人”的脉路演进，如果说中欧相逢的第三时期人类建立并完善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共同体，还带着现代主义主权国家时代的对抗性思维方式的烙印，那么我想，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创建一种比“利益共同体”(Interest Community )更加能够承载人类共同命运并与新兴的生態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共生经济、共生政治、共生文化、共生社会相适应的世界性制度，我把这种世界性制度，叫做“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nt）。

为了促进公民共生体的成长，我们不仅需要提高智商，更需要提高情商、乃至灵商，我们不是工具，我们是人，我们需要爱，不只是对自己国家、民族和利益共同体之爱，还要人类之爱，健全的人不只需要科学，还有价值，需要灵魂。总之，主权国家时代的无限增长与对抗性思维，必须被超越与整合。唯其如此，人类才能迎来同处世界公共家园的各民族的真正融合与和平。因为，真正的民族融合，必须建立在发挥个人（公众）、政府、社会三大自组织力的基础上。三大自组织力一个都不能少。

方针还是“依靠人民，重建社会；瘦身去瘤，培元固本；生態统领，共生为魂”。

为了帮助国际社会适应“超主权时代”的涌现的各种新情况（比如“地球变暖”、“荒漠化”、“人权灾难”、“雾霾”、“核扩散”）、新事物（比如“跨国传媒”、“移动互联网”、“超主权货币”）、新形势（比如“全球共生运动”），确保中国导向“生態统领，体行共生”，为全球作出生態文明的表率，展现大国风范，重新唤起人类的希望，我们建议中国将主动要求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暨《京都议定书》下一次缔约方会议，放在中国的某一城市举行，比如台北市。

中国将在这一世界平台上倡议：将“气候政治”、“地缘政治”，转变为“生態政治”、“共生政治”。“世界气候大会”将不再是讨论各国“权利划分”，而是讨论“全球共生”问题。为此，“世界气候大会”，将正式更名为：“全球共生大会”。并将设立一个常设机构：“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the Global eco-political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或“全球共生基金组织” 。

从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的权利范式，到共生范式的主题转换，即是从权力到责任、从利益到义务的主题转换。因而，“全球共生大会”的参与主体，将不再单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而是与其名称相匹配地分别以：地球公民、现行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各国及地区NGO组织、教科文卫体艺媒组织、跨国公司、跨国集团、地区结盟组织等，分别按一定比例派出与会代表。

同样，“全球共生基金组织”或“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的资金构成，亦将按地球公民、现行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非政府性组织、教科文卫体艺媒组织等参与主体的比例出资，比如无论什么国家民族的人，人均拿出1美元，每个国际组织、NGO按比例均拿出若干美元……由此类推。

全球共生基金将用于：保护地球，空气、水、土地、植被、动物、人类，退居还“原”、退居还“林”，设立“自然保留地”（如世界仅存的几块净土，如西藏高原、东南亚雨林、非洲草原、西伯利亚、东欧森林、亚马逊雨林、南极洲、北极圈）、帮助有机使用高排放、无机开采高放射的国家或地区解决技术难题和人口迁徙、帮助南北纬20度范围内因海平面上升失去家园的人类、动植物安顿新的家园……所有这一切，在“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将可望在“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框架内逐步加以解决。

人类自觉回归自然，开启自然、社会与人良性循环（均衡制衡）全球共生新秩序，将由此开始。因为，从全球气候-生態问题切入，当为最小阻力原则。同时，也是对中国综合国力的真诚检验：能制衡自己者，必是内心真正的强大者。其全球示范效应，依然是：改变现行“特权政治秩序”和“霸权政治秩序”，势在必行，且完全可行。
正如我的一位好友最近来信中指出：只要人类不想走向全球毁灭同归于尽，那么，在互联网时代、核武时代、发达国家老龄化时代、新兴国家崛起时代，霸权政治必然会让位给共生政治。为此，我们在哲学和国际政治的领域讨论共生政治问题以及新的国际秩序，乃至建立“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或“全球公共政府”（the Global Public Government），将无可回避。

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主权国家体系及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信仰，已经使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危机。工商文明系统由于后发的民族国家、新兴国家加入和崛起，“霸权政治秩序”本身已经完全失控，无法解决当今人类面对的共通问题，即：因为对地球过度开发而陷入环境污染（碳排、毒排、放射线）、物种灭绝、资源破坏、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恐怖袭击、战争恐怖、核武讹诈的险境，加上地缘政治带来此起彼伏的地区冲突，严重威胁地球生灵的基本存在。

“全球共生大会”及“全球共生基金组织”，能否作为国际社会从维护世界和平恊调机构的“联合国”，顺利过渡到生態统领共生为魂——创建一个共生世界的“全球公共政府”（简称“全球公府”）之雏形？值得期待。

如果说，在人类“地缘政治”转变为“生態政治”、“共生政治”的过程中，美国思想家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Jeremy Rifkin，基于“物联网基础设施和相应的恊同共享机制构建的运行模式”、“现有的能源体系和结构将被能源互联网所替代”、“人-机革命来临”等三大可能，所预言的“零边际成本社会”，注定由中国引领，并确保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中的领袖地位”，从而“为一个更公平、更可持续、更繁荣的后碳生態文明铺平道路” ，那么，只要对这一技术革命注入“共生价值观”的哲学引领，世界就将注定按照这样的路线图，将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变为现实，即中国要引领建构的是：共生中国－共生世界－共生地球，而在这一过程展开中，也许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欧盟＋联合国”性质的天下世界、全球公府！

我们惊喜地发现：美国近年兴起的基于城市社区重建的“新经济运动”、“乐活运动”和“生产性民主理念”，与中国的新乡村-社区建设运动、新农人生活和环保修身运动，以及全球共生研究院倡导营造的“共生场”、“共生史观”、“全球共生运动”和“公民共生体建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共生运动中，真正体现着：关爱一切众生的大慈航、洞察万法实相的大智慧、彰显普世幸福的大格局。
我们将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继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联合国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确立人民主权社会秩序之后，“全球生態政治超主权组织”颁布又一个历史文献——《全球共生宣言》，以确立超主权、超人权地球公民秩序。

愿：天地人、你我他，一起来，心手相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生生不息、共生吉祥！

全人类各显神通，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

¹为了节省篇幅，本文只阐述“共生场”概念，有关共生（symbiosis）概念、共生哲学，本人在《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2007）、《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以及受命执笔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2012）形成的《共生宣言》时，已经作过一些梳理，这里不再作重复。这方面的历史梳理工作，我以为早期有日本黑川纪章先生1980年代就开始著述的《共生思想》（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胡守钧先生的《社会共生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于真先生著述的《共生论》（2011）这三位先生做得相当好，是我学习的榜样。后来，许多年轻学者，比如袁年兴博士在《共生哲学的基本理念》（2009）中对共生哲学的进化、共同、合作、互惠、相变理念进行了详尽和历史梳理；孙国柱博士在《共生概念的哲学考察—基于星云大师有关共生的思考与实践》（2014）又作了进一步梳理。他们的工作难能可贵，谨在此表示敬意。

²绝对世界没有空间、时间，但是有光的波动和粒子（质点）存在，这个光的特性一旦产生，就有一个范围，一个有范畴的存在，即与光（波动、粒子或质点）相对，又同时存在的整体（场），由此，张立德在《心、物、能一元论》或《当哲学遇上近代物理学》（学林出版社，2011）中推导出波动、粒子、整体三象性存在的概念。那么，在相对世界如何拥有一个相对的绝对呢？通过心灵不动而动的妙动，形成波动、粒子、整体三象性缘起（组织、结构）的“妙有场”（超“有”与“无”之上的原始存在，或非有之有，空而不无，便成妙有），正向的妙有场，就是心、物、能统一的共生场。负向的妙有场，就是共灭场。共生场、共灭场还原到绝对世界里，生灭就合一“常住”（本体秩序）了。那么，从绝对通往相对，相对复归绝对的内在组织动因，单是有光，或光子、中（次）微子并不能达到觉知上的圆融、喜悦，而这个动因又非“上帝的第一推动”，必有一种自组织存在，使光子、微子与其范围形成整体合一，成为这个内在组织动因，我猜想，这就是与整体合一的子及其自组织运动，形成（XIN）力。然后，从子（能）到形（力），人的觉知（阅）就开始（自组织）启程了。联系到人世、人事、人物，我们从“阅人”、“阅世”到“悦读”的真谛，是心、物、能共生场的展开——慧心、玩物、聚能、美力、红颜、性色、艳歌、曼舞、生趣、健身、天伦之乐、共生而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

³灵子，是张立德在上书系统提出，用于解释“心灵”，进而解释“心能”、“心力”从何而来的概念，并作为与中微子（物质粒子）、光子（能量粒子）并列的“心灵的最根本粒子”存在。我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发现与创造。在我的观察和理解中，灵子可以是与光子、中微子并列，且同为0次元或正整数境界的粒子，但它并不能完全表达“心灵”、“心能”、“心力”之存在，而只是“以通讯（信息）方式存在”的能量子，即所谓“信息粒子”的存在。所以，窃以为，也许 子，正好能够更全面、精准表达张立德先生“心、物、能一元论”之“心灵”的能量和力量存在。

⁴参看王守仁 “一盏心灯万古明”，“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等论述（《阳明传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毛泽东《心之力》（1917）等。

⁵以上内容参看钱宏：《一个当代东方人对霍金的回应——哲学死了，还是回到哲学？》、《 子论：生命自组织力的能量源》、《“三恊论”、共生场、处世哲学——在“超光速中微子研究报告会”上的发言》，分别《原德：大国哲学》P166-177，P217-225，233-241，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

参见钱宏：《再访遵义，刍议“习近平精神”》，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5年第4期。

⁶参看钱宏：《我们从何而来，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童庆炳主编《大文化战略》，全国工商联出版社，1995年版。
老子、孔子的言论，是对《易传》思想及阳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源代码一体两面的发挥，故未列入。

⁷钱宏：《中国：共生崛起》一书的繁体字版本，已于2015年4月由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在台湾出版，并更名为《大中华：共生崛起》（分类：大陆中国研究/经济发展）。内容只是增加了一篇自序《共生：从“单口相声”，到多学科参与》，另外，《共生十诫》改为《共生十愿》，其他只作了个别错别字的修订。

⁸钱宏：《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组织构想》，《上海证券报》2010年3月24日。

⁹来自澎湃新闻http://m.thepaper.cn

作者：钱 宏

单位：全球共生研究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