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一：

关于“共生主义理念”的说明

当我8月21日写完这篇《且说“全生态社会建设”》时，第二天醒来，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词：共生主义！

我一直想，国家形态与社会形态是很不同的，就是同一种也应当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比如国家形态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与社会形态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有区别的。而有此理念只属于国家形态，或其所指主要是侧重国家形态。比如“共和主义”，主要指向就是国家形态、政府形态，尽管作为一个词源周朝时的“周公共和”，但作一种广泛的制度形态，是近代以来，人类的一种政治理念和共识，它表明的是政治生活上的一种“共和关系”，即把“共和”放在人类政治生活的优先位置。共和主义的理念和共识是人类对于原有宗法专制政治空间的一种拓展。

那么，社会形态、人的基本生活形态呢？既然现在需要的是“全生态社会建设”，就理当有一种不同于国家形态、政府形态的理念和共识，即反映社会生活上的一种“共生关系”，即把“共生”放在社会生活的优先位置的理念，那么我想，再没有比这个“共生主义”更贴切的了。于是，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共生主义思想”六个字，我奇怪自己一直在使用共生、共和、共享这些词，为何以前没有想到共生主义这个词呢？

后来几天，由于陪小女儿玩儿，接着又就送女儿去南昌上学，也就没有多想什么。9月3日回程途中，我突然越想越觉得自己生造的这个词有道理，既是“全生态社会”，自然就要在社会生活中提倡“共生主义”，直至使她成为大家的共识和生活本身。没错，共产主义为什么终究未能成为人类的普遍共识和理念，从欧文到恩格斯，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实验都归于失败了，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共产主义理念及其实验，注重的是一种“共结果”的“共产关系”，最多只能作为手段，而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目标。共产主义理念及其实验的冲击波，激发了资本主义进行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进步。然由于其注重的是一种“共结果”的“共产关系”而在实际运行和操作上很难彻底执行，如果强制执行，其结果也不可能是“全生态社会”所要达到的生活境界。只有注重“共过程”的“共生关系”的共生主义理念，才能构建起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普遍正义和福祉原则的社会形态。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而只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那种把建立“共产关系”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言行，只能是哲学的党性原则、日丹诺夫式和“文革”式的话语霸权。

共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则恰好相反，由于其注重的是一种“共过程”的“共生关系”，是既包涵了历史上共产主义者良好动机在内的真正体现“全生态社会”要求的可操作的生活规则，所以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普遍正义和普遍福祉原则与价值目标的社会形态，能够达到世间生灵、生态运行“无一物不得其所”的太和境界。呵呵，自我表扬一下，这一天赐之念，真是太棒了，当时甚至想到应该写一篇《共生主义宣言》！

如果不是电脑，不是互联网，可能还以为自己是一个“共生主义”独行僧呢！9月5日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电话通知，让我参加一个关于思想解放的小型专家座谈会，我当即就想，要不就讲讲这个“共生主义”和全生态社会建设的问题。既然是要发表，就得成文，要成文，就得尽可能多找些证明材料来丰富完善不是吗？于是，很自然地撕开电脑，在酷狗上输入“共生主义”四个字，结果让我惊吓不已——网上不但有“共生主义”这个词，而且有叫刘巧燕、胡爱生者早在2000年就提出了这个概念、2001年甚至写出了《共生主义宣言》，到2004年他们已经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从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进行了堪称系统的论述，特别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在酷狗上竟发现了胡守钧先生正式出版著作的《社会共生论》……

世界上的事，真的是无独有偶，处于不同时空中的人，在没有任何联系、沟通的情况下竟能产生几乎完全相同的想法，脑子里立马想到牛顿和莱布尼茨各自独立发明微积分而后争执首创权的历史公案……这简直是对相对论的一种挑战。人的思维总是这样挑战物理学规律，使物理世界都貌似相对的东西变成了绝对必然。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客观规律”，这世界才变得可知，人也就在这可知中感受到些许自由。

人类有可知的自由。可知的自由是一种信息，信息需要他者来分享，在分享中显现可能的价值。同时，信息也可以分享，也可能被分享，甚至是人类可以无限分享的唯一财富。分享就是传播，可知的信息一经传播，人与人之间就可能，才可能产生共鸣，才会有知音。于是，人类的某人、某些人开始发现新的生活边疆将被拓展。共鸣、知音的一再重复叠加，就成了共识，共识的内在观照就是思维定势、惯性，其外在显现就转换、积累为行为常规、程式。于是，又一个领域，又一种技能，被人类驾驭和征服，人类生活也由此变有序而方便。方便就是幸福，幸福是人人追求的。一种幸福的生活持续下去就是安逸，安逸使人产生惰性，于是，世界可知不可知，许多人也不想知，如果没有更方便、更幸福的生活样式、生活领域被誉为发现、被拓展，分享、安逸与惰性就是人类生活最幸福、最美满的境界。

然而，世界上任何由人构成的有序而方便的生活，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群体、团体被置于不同的位置运行，有的人处于主动、优先、优越的位置，有的人处于被动、从属、劣势的位置。这就有了一个问题，当这种不同人的生活运行位置处于相对均衡状态时，一种方便的幸福生活自然是可以照常持续地过下去，而问题是，不同人的生活运行位置一旦处于绝对失衡状态，就势必会出现一部分的生活比另一部分人更加方便而幸福的现象，因此一部分人的生活则变得艰难困苦而郁闷不爽，以致不堪忍受，有时简直猪狗牛马不如！今天，所谓“强势权贵集团”与“弱势草根阶层”，就是对这种问题带来的现象的一种描述。

今天是9月7日，《且说“全生态社会建设”》一文，将作为《枭阳通讯》专栏的最后一篇刊登在华盛顿出版的《新世界时报》（NEW WORLD TIMES）上。同时，我用快递购得胡守钧先生《社会共生论》，读到他引用洪黎民教授的话说：“普通生物学者深刻体会到群落中生物相互关系的复杂性，鲜明地揭示了个体或群体胜利或成功的奥秘，在于他们在这个群体中密切联合的能力，而不是强者压倒一切的‘本领’，自然界如此，人文科学中的生物哲学亦可如此理解。”（《共生概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展望》《中国微生态学杂志》1996年第4期，转引自胡守钧《社会共生论》复旦大学出版社）不胜感慨系之，可惜本文写作和发表前没有读到胡先生的书，特转摘录于此。

2007年9月7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