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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成长与时代考卷

发布时间:2020/09/27 社会 浏览次数:765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成长与时代考卷

——从2020“恒大债务危机”说起

 

 

一则传闻

 

    日前,先是有人发了这样一张图在流传。我不知就里,转给金融专家兼画家LMK先生,并向他请教如何看?

 

 

LMK先生回复我:三眸陽子思想农夫 ,现在提前还美元债是不反常的。因为现在美元利率低过去太高,借新还旧也合算。过去七元一美金,现在六元七一美金,借人民币还美元汇率也是合算的。

 

我说:謝謝主席指教,如此甚好!生意永遠有生意本身的铁律。但这几天又传出恒大负债高达8355亿(一说万亿以上)的传闻,而且还自己向广东省政府上书表示如果不能重组,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等等。

 

据说,恒大一直以来,随政府节拍而高歌猛进,8355亿债务已经坐实!有人评论说,政府也许可以债台(主权债务和地方债务)一路高筑,但是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又凭啥?能跟省政府上书,显然也是省委省政府的意思,恒大不知道各大金融机构并不由省委管理?所以,恒大这回只能闹大,平息民议,只是要让中央知道呢,还是要倒逼中央?有人说,恒大给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关于恳请支持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情况报告》,列出自己上下游企业8441家、员工14万人涉就业岗位317万多个遍布229座城市、预售商品房涉及业主204万,看似表功的背后,是暗示如果恒大不通过“重组”分担这笔债务危机,可能引发诸般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这是“巨型杨白劳倒逼黄世仁”。恒大放出这个风来,接着又辟谣:说这个文件是别人伪造的。可是不是谣言,大概率无风不起浪!反正一家公司,贷款8355亿元,每年财务费用就要上千亿,如何收场?这是中国的一个问题。

 

LMK:恒大的行为模式不可取。当然,银行业也是盲目从业,75家送钱花,形成尾大不掉的现状。

 

中国特色与真假美猴王

 

LMK先生平实的回复,引发我进一步的思考,企业“不可取”的行为模式、银行“盲目从业”,尾大不掉(欠债少银行是企业老子,欠债多企业是银行的老子)的背后,是“超高制度成本”的老问题,八十年代改革开放(1984的“社商双轨资源配置”、1992年的搁置“姓社姓资”、2001年降格承诺加入WTO)以来,“孰公孰私”(含“孰家孰国”)这个导致超高制度成本的“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的思想观念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是原来只有国企如此,后来民企亦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大陆没有国企、民企之分,甚至没有“孰公孰私”“孰家孰国”之分,公与私在中国从来就是个政治概念,而非严格的产权概念,黄宗羲早就发现家天下式“假公济私”的政治现象,而如今是既有假公济私,又有“假私济公”现象,公可以剥夺私(如公私合营方式、打土豪方式),也可以私剥夺公(如MB0方式、无限借贷方式),反正谁有通天权力,谁说了算。

 

如今,这个“中国特色与真假美猴王”的问题,已经快走到临界状态了!因此,中国2020“恒大债务危机”与美国2008“两房危机”性质,可能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即使政府出手“救助”,也未必能按得住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链式反应。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偶尔看到著名时事评论家王剑却说:“说恒大要挟政府的,要么书生气,想当然;要么带风向,有用意。在中国,任何企业,当然私企,一个处长就可以掀翻,什么关系都不好使。他恒大要挟广东省政府?呵呵,笑话不用编哈!”

 

这是编笑话吗?我且说三个情况或叫中国特色:

 

第一、对中小企业的确如此。但在中国,政府、法院、金融机构都不过是党委的派出所,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机会主义倡獗是必然。所以,“关系不好使”这事要具体看这个所谓私企所“挟”的权力有多大,“要挟”政府(具体到某官员)是啥目的?郭某人不就曾挟权力干掉省部级官员吗?我就知道一个万达就让白山县政府搬到它投资的滑雪场……恒大做到8000亿债务规模,没有挟权自重,谁信?还有,要挟有用意,一定是与官员串通好了才会发生!

 

第二、与四十年前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同的是,1980年代后形成的党政重商主义权控市场经济,为党政机关和官员创租、抽租、寻租打开了方便之门,所谓私企老板,或大或小,一定程度上都不过是门内门外跑龙套的广义马仔白手套。对内是如此,对外看得更清楚,单是结汇这一条,权控市场经济彻底统辖了全部岀口型企业,通过廉价劳动(产品)输出和高回报资本输入,既冲击了输出国的劳动市场,又顺带人民币冲水割了全体国民“韮菜”(储蓄),中外老板哪个不是心知肚明?!

 

第三、非常态现代政治文明的正常国家:从中国特色帮派政治的权力来路非法定,到附庸经济的资本来路不明或不正,使得权力与资本既坑瀣一气,又勾心斗角,构成一种错综复杂的新型机会主义绞肉机,于是,国内国际生态战争不可避免,结果弄到谁都没有方向感没有安全感——有没有幸福感,就如鱼饮水了!

 

最后,当权力与资本坑瀣一气勾心斗角攫取财富时,埋单的必然是社会。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或党政重商主义的要害,也是衡量是否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的标准!那么,是否社会优先--把社会,即把帮助扶持中底层人民、家庭、社区发挥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从而自然、自由、自在地生活、生产,作为施政价值承诺并不余遗力地兑现政策践行而非说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是“真假美猴王”的照妖镜!

 

比如美国,过去四年来,践行承兑“社会优先”的川普总统,面对拜登这样的竞选对手,应当理值气壮接过社会主义照妖镜,而不是砸碎它!

 

这就是我为何说,误把列斯毛国家资本主义或党政资本主义当马恩社会主义的川普总统“应补上社会主义的课”,同时,中国大陆领导人,也有个“怎样做才能交上社会主义共和国名副其实的时代考卷”的问题。

 

请先别笑,请参看《重建世界秩序:论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刊国务院发研中心《经济要参》2018年第49/50,《战略与管理》2019年1/2期,P95-110)。

 

精神成长

 

在这一次“重建世界程序”的过程中,正巧也是中国展开百年融入世界的过程,那么,中国人的时代考卷,就是要完成这个“双重过程”的转型,必然要求在“熟公孰私”“孰家孰国”的思想观念上和制度设置上完成脱古改制行稳致远的精神成长,以适应“全球共生,永续和平”的需要。

 

那么,当代中国人需要怎样的精神成长做呢?

 

吉尔松(1884-1978)发现:“我们很可以想见一种哲学,在得当处承认集体,而无须为集体而牺牲个人,或为个人而牺牲集体。即使这样,也可能强调两者之中任何一个,而哲学家对于两者都含有轻重不同的估价,但适当的调停亦非不可能,而且只有那样才能实现真正哲学上的进步。这就是希腊和中古的哲学思索相互交流的实情,希腊因为从来没有否认‘个体’的实在性,才为中世纪肯定‘位格’的卓越价值,做了铺路的工作。”(《中世纪哲学精神》P160,沈清松译,上海人民,2005)

 

“调停”这个词,用得太好了。没有中世纪伟大的奥古斯都-阿奎那的哲学“调停”铺路,就不会有包括路德、伽利略、笛卡尔、培根、牛顿“因信称义”式“探究”在内的“文艺复兴”(自然正义)和洛克、斯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们的“启蒙运动”(约定正义)。

 

我不知吉尔松法文“调停”的原词型及确切含义,但从中文和英文“调停(Mediation)”的含义看,具有居间调解(恩怨、折冲冲突)、调摄养息(精神、喜好)、安排处理(云露、盐米)、恊调和谐(心手、兄弟、君臣、公私、家国)、调整(沉浮、虚实)的含义,是指争端各方以外的第三方促使争端各方直接谈判并参与或主持其谈判且达成恊议的行为。我猜想,法语“调停”含义也大致不离此般含义。所以,吉尔松讲的“调停”,就有了“和而不同”的思想意味。

 

从哲学上看,调停行为中出现的“第三方”,不仅是“你我”之外的“他”(她它祂)者,而更是内在的精神体能(你我他的身心灵)。人生而俱足,有个体生命自组织(自然本性)与外连接平衡(约定本性)力,这一自然本性和约定本性,既是“个体的存在性”根基,也是“位格的卓越价值”承兑之道。当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强调的“人性”“理性”之权利智慧及其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普及到全世界,引发东西、左右、阶级、官民、人权主权的全面冲突时,体现“神性”“他者”的位格价值诉求,便再次提上全人类的议事日程。人们将再次发现,只有哲学家的“调停”,才能让作为冲突各方的公与私、家与国、个体与集体(共同体),走出“道不同不相与谋”的诸般“无间道”,而获得自我救赎,最终复归“人性”“理性”“神性”的和而不同三位一体!

 

“和而不同,三位一体”的思想之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东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伯阳父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

 

如果说,吉尔松讲的哲学上的“调停智慧”,正是当代中国要拥有的精神成长,那么,刚刚仙逝的当代中国哲学家张世英(1921-2020)先生,则进一步发现精神成长的认知与愿行路径是这样一个过程:从重“我们”,到重“自我”,到重“他人”,似乎既是一个个人人生的进步历程,又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发展的道路。

 

张世英在《致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的贺辞》中指出,人生之初,缺乏“自我”的独立意识,其思想言行主要是从“互倚型自我”出发,言自我所属群体的“我们”(包括家族、社会群体等)之所言,行“我们”之所行,思“我们”之所思。待逐渐有了“自我”的主体性之后,产生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则以“我”为“主”,以“他者”为“客”,把万物都看成是为我所用的工具,以致轻视“他人”。当入世较深,觉悟到“他人”和“我”一样具有独立的、特异的“自我性”之后,人生就进入了一个超越“使用”的阶段,不再视“他者”为使用的工具,而有了尊重“他人”的意识。这是人生的第三阶段,可称之为“超越自我”的阶段:“他人”是不能为我所用的,我只能“面对”他人,与他人“平等相遇”。

 

我想,这也许就是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提出“一视同仨”的意思。特别是,这个本属北方方言中“仨”字,一经提到哲学的层面,立马显示其奇妙无比的魅力。其思想实质,说白了,就是尊重他人,此时,个人才进入了人生的审美境界。

 

与个人人生历程的这样三个阶段相适应的是,人类整体文化发展的历史,粗略说来,也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现在已进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的第三阶段——与他者平等共生“一视同仨”的阶段。考虑到“仁”这个字,表达的是“二人”,延伸为“你我”、“亲人”、“自己人”,也就是“我们”之意。其思想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炎黄联合打败蚩尤之后形成的“华夷之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他者”(others),包括代表男女的“他/她”、自然万物的“它”,还有表示神灵的“祂”,都难以体现在“仁”的观念之中。基于自己人的“仁”的观念,不仅隐含着后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直至文革中指称“阶级异己分子”的歧视心理,而且明显带有“把万物都看成是为我所用的工具”之嫌,而先天缺乏“生命之源,共生一体”的哲学思维(见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P476,晨星出版社,2018)。

 

道理很简单,从吉尔松的“调停”哲学,到张世英“精神成长”的哲学发现,本质上透露出生命、生活、生態的智慧就是:物各有性,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故而必须“存同尊异,和恊共生”。这里的“和”“共”乃自然社会万事万物的生命、生活、生态基础,这里的“恊”“生”则是永葆个人、家庭、社区身心灵健康的生命、生活、生态愿景。因而从伯阳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引出的共存襄生,就是社会优先的生態文明新时代的哲学思维与价值圭臬。

 

当代考卷

 

有人问,为什么中国转来转去,为什么总是一不小心就转到治乱成败循环的历史泥淖中去出不来了呢?

 

刚刚读到晓岚兄非常亲切的《听爸爸张世英聊往事》,其中一段讲到张世英先生2011年1月10日在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做的题为“做什么选择,才能发展哲学”的演讲稿,对“和而不同”的正解。张世英在引述了《论语》、《左传》、《国语》、《晏子春秋》对于“和”与“同”的解释后,指出:“我观孔子的‘和而不同’,其指归在强调尊重不同的东西,包括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反对盲从和随声附和的小人,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尊重他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所以,“不能把‘和而不同’的本意解释为‘求同存异’。”

 

我想,张世英先生在《做什么选择,才能发展哲学》的课题中特别讲到“不能把‘和而不同’的本意解释为‘求同存异’”,正切中了当代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遭遇困境的内在精神误区——把孔子讲“和而不同”理解成“求同存异”,直接背离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存同尊异,间道共生”的真相、正义、宽容、和解的智慧。

 

老实说,从国内,到欧洲、东南亚、北美,以我所见所闻,盖因我们中华人,至今没有完成张世英先生“我们-自我-他人”的认知与愿行过程。我们总是很难处理好公与私、家与国、个体与集体(共同体)的关系!

 

自诸子百家陷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式治家治国的纠缠始,中华人就在天人关系、人我关系、心物关系上拘泥于“合一”或“相分”“同一”或“分裂”,落入求同存异、求同化异一根筋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不能自拔。从而缺失了“合一与相分”中共存襄生的进步——为肯定个体的实在性又肯定位格的卓越价值铺路,在得当处承认集体无须为集体牺牲个人,或为个人而牺牲集体,抑或强调两者之中任何一个,并对两者都含有轻重缓急不同的估价,而加以适当调停共生!

 

今人把孔子“和而不同”理解为意思完全相反的“求同存异”“求同化异”,亦当属历来特殊“指鹿为马”式二元对立政治思维惯性所致,这当然不是富有历史感生活感的哲学思维。

 

张世英先生正解“和而不同”,进而发现“我们-自我-他者”是一个民族精神成长历史过程的哲学思想!上承东方最伟大思想家伯阳父的智慧,后啓当代中国人融入世界的认知与愿行,有着不可或缺的“脱古改制,行稳致远”的当代意义,值得中国士、农、工、商、兵、学各界在内外“开放赋能”中花大力气研究和普及,切实笃行,以避免再次跌入“治乱成败循环的历史泥淖”!

 

 

我想,这也是身处“恒大债务危机”——引发诸般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风口浪尖的当局者,引以为戒的一道时代考卷。

 

如今,中国人正处于张世英先生发现的,从“我们”进入“自我”过度的或后端,刚刚踏上拥抱“他者”的门槛,所以,我们亟需“脱古改制”,在观念上完成从“仁人世界观”到“仨人世界观”的历史跃迁——以涵盖你、我、他(她它祂)身心灵健康的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超越片面“公权”“私权”的产权观念,是当代中国与世界的终极价值诉求和最大的政经制度诉求。

 

当代中国人的考卷,不再是拘泥于“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的复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对不等于复古,而是复兴超越“假公济私、家国混淆、求同存异、出人头地”贪嗔痴纠结的智慧——本着公元前8世纪伟大贤哲伯阳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八字箴言,发扬“存同尊异,间道共生”的精神,为“人类未来生活方式再选择”,开创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长的无限臻美共生的可能世界!

 

孞烎2020年9月26日于Vancouver

 



 

作者:钱 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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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doZeitseele洪一礧:恒大没有债务危机,但中华有文明危机。许家印未有加持恒大反而通过派息将收入转出,上下的“门槛”利益链也尚未出资帮助恒大,这样的房企倒了纳税人也不吃亏,如果成功变成公有上市企业能藏富于民要比现在的割韭菜龙头利大。文明危机四伏,危机后56个民族还能是那56个民族的大中华还说不定。扇贝跑路、猪被饿死、粮仓着火、洗衣液消失,还有虚危假机?
    这个留言很棒,“中华有文明危机”,说得很到位,这也正是提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成长与时代考卷”所针对的问题,请接着说,谢谢!


    2020年09月29日上午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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