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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态社会建设论——关于“共生主义理念”的说明

发布时间:2020/07/06 社会 浏览次数:1004

附二:

 

中国社会生态失衡中的四大贫困与四大不公(综述)

 

(作者:贾品荣)

 

一、民生中“四大贫困”

   

 1经济贫困:主要以收入、消费、福利等经济学手段来衡量。中国总劳动力中,大概80%的劳动力属于低收入水平,他们甚至没有达到税收的门槛。城乡之间收入水平的纵向平均差距有20多年的时间,城乡横向的收入加上福利的差距达到6倍以上,全国10%最高收入组和10%最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是9.5倍,20%城镇最富裕的家庭拥有全部城镇金融资产的55.4%。

 

2 能力贫困:主要是指人文发展因素,包括教育、卫生、健康、营养等。教育花费成为农村致贫的首要原因。贫困地区,营养和健康是制约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目前乡村医疗体系逐渐瓦解、新的医疗服务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贫困地区的健康状况是这些地方部分人无法摆脱贫困的根本原因。

 

3、区域贫困:中国的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从地区分布来看,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贫困县。一定程度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有益于经济增长;但区域非均衡超过一定极限之后,非均衡的继续扩大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甚至会出现负增长。其合理性应该首先建立在能够保障贫困地区人口最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基础之上。 

 

4 权利贫困:主要是指弱势群体被一些严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排除在社会经济福利之外。人们权利意识的薄弱以及权利意识生态环境不发达是根本。倘若公民及其社会没有或者严重缺乏权利意识,那么,国家宪法赋予的权利形同虚设,既得权贵集团才会肆无忌惮。

 

二、民权中“四大不公”

 

所谓不公指的是由于权力、制度等外在因素,人为地造成经济行为歪曲和社会生态失衡。中国的权贵集团,有三大特征:第一,他们并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也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更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个人利益。第二,他们获得利益的方式靠的不是正当竞争,而是非正常手段:1)一些部门、行业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利润,其中的成员将利润转化为个人收入和在职消费;2)一些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资源分配权进行权钱交易,获得不合理收入;3)一些群体通过营私舞弊、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走私贩私等非法手段攫取社会财富。第三,既得权贵集团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1、资源配置不公。从行业准入看,许多领域民营经济进不去,而国有企业长期获得垄断利益,职工获得超额报酬;从融资环境看,民营企业的直接融资困难重重,尤其是基本不能上市,而其间接融资的条件和交易费用也远远高于国有企业;从竞争环境看,民营企业在市场上要面临更多的限制。

 

2、行政垄断。金融、电信、电力、自来水、铁路等行业,政府控制着大量的资源,进入门槛高,通过行政手段获得垄断利润,然后将利润转换为个人收入,有的国企领导还将企业消费、正常的业务费转化为个人消费。据统计,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3、明规则缺失,潜规则必然盛行。如一些党政官员入股上游产业,药品审批与流通环节的交易,批发官帽,由非正常渠道获得政府的特许、配额、许可证,这些给权力部门和相关领域某些人带来了高收入。潜规则的危害在于人们为了获得个人利益,往往不再通过增加生产、降低成本的方法来增加利润,相反,却把主要精力用于公关上。

 

4、歧视弱者。中国式暴富容易产生两种心理:一是鄙视穷人,根本不把穷人当人看,肆无忌惮地欺诈、掠夺穷人,山西黑窑事件就是例子。二是财富的不合理使用。他们宁肯在澳门赌场一掷万金,为一饱口福大摆黄金宴,也不愿为农民工及时支付工钱,不愿给被拆迁户以合理补偿,不愿支持社会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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