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免疫”概念的方向性警示价值

——中国有科学素养或权威光环的公众人物不该混淆视听

对于新冠病毒疫情，1月30日，世卫组织（WHO）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月21日，WHO派遣专家组赴武汉时表示，防止疫情全球扩散的“机会之窗”正在缩小，23日专家组认为“全球防控机不可失”；可是，迟至3月3日，WHO又“表示新冠肺炎可防可控”（Contain），但短短6天后的3月9日，WHO便再次改口升级——新冠疫情构成“大流行”（Pandemic）的威胁“已变得非常真实”。

根据WHO的定义，大流行病“是一种蔓延至全世界，或跨越国界、蔓延至极广泛区域，通常影响大量人群的流行病。”

而且，更要命的是，这种新冠病毒（微生物）到目前为止，医学专家和临床治疗结果，使人形成比较一致的共识是，除了人体自身免疫力并无真正有效的医疗手段和药物（包括感染痊愈者带抗体的血清）。这意味着，除了疫苗，人类对新冠病毒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疫苗的作用并不是治疗，而仍然是激发人体活体产生相对应的免疫机能。

但如果是“全球大流行”，即使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找到或发明出来了，也不可能立马普及到全球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和城市乡村，更何况新冠病毒自身还在发生变异，可见“疫苗防疫”的老办法，这回也会防不胜防！

于是，一个相对于个体免疫（Individual immunity）的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概念应运而生。

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是指人群或牲畜群体对传染的抵抗力。群体免疫水平高，表示群体中对传染具有抵抗力的动物百分比高。因为，疾病发生流行的可能性不仅取决于动物群体中有抵抗力的个体数，而且与动物群体中个体间接触的频率有关。如果群体中有70%—80%的动物有抵抗力，就不会发生大规模的爆发流行，反之，则可能发生大规模爆发流行。

据称最早由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院，继而英国首席科学顾问瓦伦斯爵士（Patrick Vallance）和德国病毒学家柏林Charite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针对新冠病毒疫情提出的“群体免疫”概念，其所指称的，并不是人类防疫或抗疫行为措施（包括“有意”让众多的人接触病毒从而获得免疫能力，从而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救治重症病人），而是指称：一种人类活体（免疫力）在新冠微生物进宿后，双方机能实现非杀活性再平衡过程，形成的一种共生现象——远超国家利益共同体，甚至超越人类文明共同体的一种涵盖地球生命新陈代谢共襄生长的微生物（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小型原生生物、显微藻类等在内的一大类生物群体）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共生体（Life symbiont）。

今天的人类，必须明白，維系地球生命新陈代謝共襄生活的底盤，是微生物而不是人和动植物，这回，新冠病毒（微生物）既然选定人類為宿主，其目的仍然是：自己活也必让人類活（live and let live）才能“長期存在”，而並非杀死人類同归于盡。

根据这次新冠病毒及变异情况、人类（及动植物）不同个体差异情况，这种共生现象亦即生命共生体（Life Symbiont）的形成，不会是一蹴而就，可能需要三个月、半年、一年以上，甚至更漫长过程。

所以，这并不意味着，在人类活体作为宿生者抗体与新冠微生物作为活体寄生者侵蚀之间达成动态平衡的共生关系之前，人类可以消极地坐等“群体免疫”的那一天，不用采取必要的行为措施，包括医疗保健的、公共卫生的、行政管理的、生活方式的等等，以缓解缓冲疫情蔓延，恊调新冠微生物感染的节奏，以减少新冠病毒“给人类带来的伤害”，而这样，也许形成“群体免疫”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但伤害和损失会小很多。

所以，我虽然从不评价主权国别做法差异上的孰优劣，但必须强调：只要避免过度反应（医疗过度反应、行政过度反应、心理过度反应）带来的“次生灾害”或“人道灾难”，不是不作为，而是不乱作为（特别是不借机乱作为），该作为的必须作为——无论新冠病毒是不是一次感染終生免疫（含群体免疫），人命關天，該作为的必須作为，特别是强化国际合作，比如成立更具“生命共生体”意义的全球共生理事会。

但是，更加积极地针对新冠病毒在内防疫、免疫措施，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否定“群体免疫”存在的理由！

根据佛教智者“须弥寓于芥末，现象即是本质”的古老观察，既然人类无法消灭新冠病毒（微生物）的存在，而且，“群体免疫”又是人类唯一可以接受和承受的最好或最不坏的结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加深理解，并积极配合适应这一规律，釆取相关行动呢？

比如，针对“人类如何避免下一次更大疫情和灾难？”的问题，讨论在世界大联合意义上，组建一个旨在解决包括“疫病疫情”在内的超主权的“全球性问题”的总恊调机构－－全球共生理事会（参看钱宏《致地球公民的函（Letter to Earthlings）》）！

下面，我想特别说说，公众人物对待“群体免疫”概念的态度。刚读过网传饶毅的大作《英国首相的“群体免疫”谎言》，我的感觉是，这回大嘴饶毅先生彻底错了。作为一个有科学素养的公众人物，竟然弄不懂科学与政治的边界，将一个科学概念与一位政治家的政治技巧混为一谈！

第一，“群体免疫”的科学概念与“群体免疫”的政治措施是两码事。

第二，针对同一个概念，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用途，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借用甚至强调“群体免疫”的用意，不过是一种“激将法”——因为英国民众游行示威反对隔离，他作为一位民选的首相，如果正大面强调“隔离”，必然引发公众更大反弹，所以，他借用公众对“群体免疫”概念的夸张性解读和似懂非懂，故意说政府不采取强制隔离措施。结果，在新冠病毒疫情蔓延数据上升、意大利甚至北美等国都采取封城闭关……的情况下，英国公众自动开始隔离，乖乖呆在家里不参加社交活动了，这样，不用政府强制，达到了实施隔离的防疫效果，此时，英国政府宣布三条隔离措施，英国公众就“从善如流”了，这说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富有高超的政治运筹能力。

第三，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群体免疫”概念，无论最早是由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院（lang-nl|Rijksinstituut voor Volksgezondheid en Milieu，简称RIVM）提出，还是由英德科学家跟进研究深化，都是值得人类高度重视并可能对人类防治适应环境变化具有开脑洞意义的一个科学概念，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毫无关系。

如何利用“群体免疫”概念，需要进一步深入，你可以据之采取一些相应措施，也可以不承认它，但最后，时间会证明一切！就象卓别林说的：“时间是一位伟大的作者，能写出一切美妙的终结”！

下面，我再补充三点（北京时间3月19日）看法。

一是钟南山院士讲的“集体免疫”（collective immunity）和荷兰、英国、德国科学家讲的“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是既有重合部分，又有本质区别的概念。具体说，就是钟南山的“集体免疫”含有更多的行政措施的成分，所以，他可以说“新冠肺炎不能靠集体免疫解决”（广州，3.18），而荷、英、德科学家提出的“群体免疫”，更多地是在人类学、人类与微生物（病毒、细菌）发生关联过程中的免疫现象、免疫类型，以及免疫史意义上的一种科学态度。

二是无论有多少科学家联名反对“群体免疫”概念，反对无效！因为，科学真理不是政治意志，政治意志可以用投票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暂时性解决不同意见（这还有个前提，就是保护少数人发表和保留意见的权利）；科学真理却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中。

三是只要“群体免疫”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情况，人类在这一次面对“新冠病毒”，除了人类自身免疫力（疫苗也是激发免疫力而不是“治疗”），并没有有效医疗手段和药物的条件下，这个概念，就具有如何面对“新寇疫情”的方向性价值。至于，基于这个方向性，各国各地具体采取什么样的行政措施，包括是否把“讓足夠多人口獲得免疫力”作为一个策略？包括默克尔“减缓病毒的扩散，将病毒的扩散分摊到好几个月……为了让已经得病的人得到最好的救治”，也包括荷兰首相吕特16日发表电视讲话说：“最终大部分荷兰人都会感染（新冠）病毒，而政府在做的是控制病毒只在低风险人群中传播，希望可以建立群体免疫力，让医疗系统有能力处置所有患者”等等，属于政治智慧范畴。

最后，我不得不说一句，对于“群体免疫”这样的科学概念，即便是有科学素养或甚至科学光环的公众人物，也当谨言慎行，不该混淆视听而阻止了人类的认知与愿行的脚步。

千万可别应了那句隐喻“英雄难过美人关，科学家难过政治关”啊！

孞烎2020年3月17-18日于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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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关“群体免疫”概念来自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院”的资讯，来自昨天与荷兰作家林湄女士的聊天。她还告诉我：荷兰近日已研发新冠疫苗，因国内无工厂，已高价转让发明权给德国，美国想以78亿购之，德国不让，现美德合作，很快将面世。

由此，我再次想到荷兰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面积虽小，人口不多，但近代以来对人类的贡献非常大！

一、出了伟大的哲学家斯宾诺莎，他的泛神论理性主义思想，奠定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基础，为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乃至人类现代化的道路洞开了思路——哲学思想是一切财富的源头活水。

二、在经济方面，荷兰人发明了股份制公司，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市场。人类北极探险历程 ，也是荷兰人巴伦支的贡献。

三、在科技方面的贡献更多：

1、伦勃朗光至今被无数摄影师所使用；

2、1913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海克·卡末林·昂內斯用液氦将金和铂冷却到4.3 K 以下，又将汞却到4.2 K 以下，测量到其电阻几乎降为零，于是就正式发现了超导现象；

3、发明避雷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和发现了氢气的亨利·卡文迪逊（英）的荷兰朋友简·英格豪斯，发现了光合作用现象；

4、威廉·埃因托芬发明了人类最早期的心电图和心电图测量装置，他也因此获得了192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5、许霍·德·弗里斯第一次“pangenes”后缩为“genes”（基因）定义，并对月见草的观察与研究中建立了“突变学说”；

6、商人兼科学家的安东尼·范·列文虎克改良了显微镜（显微放大275-500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微生物学家，将生物研究带入微观世界；

7、第一位找到暗物质存在的证据的天文学家雅各布斯·卡普坦；银河系自传理论的创立者之一，银河系悬臂结构的发现者扬·奥尔特；

8、杰拉德·柯伊伯是阿波罗登月计划着陆点的决定者，海王星之外存在“柯伊伯带”（有可爱的冥王星的那个地方）的理论创立者。

四、在艺术方面的贡献：

荷兰还有许多世界著名画家：梵高、林布朗，维米尔，等等

五、还有还有：荷兰水利工程、科技电子菲力普、填海、造船业、世界第一大港口鹿特丹、Heineken 啤酒、芝士奶酪、鲜花、电脑关鍵零件阿斯麦asml （美国要求不售给中国），农业技术（室内农产品）、联合利华（Unilever)、建筑师（央视大厦）、保险公司、医保及社会福利等等，均闻名于世，赐福全人类。

反观我中华地大物博人多，500年来对人类贡献竟乏善可陈，惭愧啊！不由得又想起了“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作者：钱  宏（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