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组织形态的“新凤凰”——关于OpenAI实验产业担当的哲学-经济学思考

人类组织形态的“新凤凰”

——关于OpenAI实验产业担当的哲学-经济学思考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如果GPT-4 Turbo，甚至传说中的GPTQ*，比GPT4生成更长连接的图文视听、而且在不同的自然语言之间实现瞬间互译、更快更好的控制和价值约定;

如果OpenAI首席科学家Ilya Sutskever说的“ChatGPT可能已经有了意识。AI将万世不朽、震撼整个世界。它的诞生如同开天辟地”；

如果这位二十年前师从加拿大人工智能先驱图灵奖获得者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首席科学家，告诫世界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他的公司和其他公司正在努力创造的技术的真正威力，他预测AGI（通用人工智能），像人类一样聪明的AI，已经改写了很多人对未来的预期，把“永远不会发生”变成了“会比你想象的更快发生”，总有一天人类会选择与拥有感知、认知、自我意识、智慧与爱的AGI融合。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当预期AGI也拥有感知、认知、自我意识、智慧与爱时，GPT-4 Turbo的问世，对我们碳基生命的人，亦即对我们经典人类，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改变既有产业职场入行就业？改变伦理结构？改变国际关系格局？改变“东西南北中左右、江湖庙堂农工商”谁输谁赢的思维惯性？直接威胁人类生存？于是，强化对AGI产业的监管？规范AGI行为的价值取向？

同时意味着：人类要自我更新知识结构？适应与AGI相处、共处以取得效能最大化？

更意味着：经典人类放弃“自我中心主义”？人类作为“寄主”与AGI“宿主”共生一体？那么，人和机器哪个更值得信赖？

一句话，AI-AGI将如何从组织权能上影响我们的生意和生活，而改写历史？

这些“醒世恒言”式的问题，几乎都已然显而易见，且正在纠结中不断发酵！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纠结中不断发酵”问题，要想得到妥善解决，需要哲学-经济学上的跟进和解释，是时候了。

是的，无论从哪个视角看，“信、望、爱”，是天地万物和经典人类存在的基础。那么，就让我们从“人和机器哪个更值得信赖？”这个问题切入。

人类有不受道德和宗教约束的激情——贪婪、野心、复仇、好勇斗狠等等。

基督教指出“人有原罪”。英国人认为“犯错是常人之举，宽恕乃神圣之行”（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divine）。中国也有句老话，叫“人非圣贤，孰能无过？”（Nobody is perfect; everyone makes mistakes）。

东西方社会有一个共识：To err is human（人都会犯错）。从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John Adams的告诫，英国政治家Edmund Burke对法国大革命的观察，到德国哲学家Immanuel Kant的反思，都强调：信仰及其价值和社会民情风气对自由宪政民主制度的至关重要性。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政权”的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考察中有一个经典表述：“他们……都把宗教能在美国发挥和平统治的作用归功于政教分离”而且“法制、舆论和神职人员本身都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努力。”

身为OpenAI实验室CEO和子公司OpenAI LP掌管人的山姆·奥特曼，却提醒董事会、投资人、员工和社会媒体：“我不值得信任”。这句超越了“理性经济人”可能说出的话，里蕴涵着Adams美国“宪法只为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人民而制定”的政治规范和文化真谛。

我要表达的是，除了管住人的心，而不干预人的行之“第一推动”的神，是可孞靠的。任何人，何止是“山姆”，任何Trust组织平台及掌控者，公司、金融机构、固化的教会等等，都不值得信任。

基于伯陽父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牛顿的“万有引力”（任何物质、个体都有引力，与质量成正比，与距离成反比）、斯宾诺莎的“自然伦理”、莱布尼茨“微积分”、康德的“物自体”、黑格尔的“相互承认”、胡塞尔-海德格尔的“主体间性”、普里高津的“自组织理论”、希格斯的“自相互作用”、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交往行为”、莱维纳斯的“他人优先于自我”……共生思维，这远不是一个理性经济人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经济组织行为的综合问题。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发现，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政治自组织人、经济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仨自组织人与外连接平衡力问题——亦即“组织共生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行为！

哲学上讲的主体是人，人与主体又不能划等号，只有政治、经济、文化行为中体现主体间性的人——富有生命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力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实践、认知、审美、臻美共生的主体。Intersubjectivity是胡塞尔-海得格尔-拉康哲学中凸现的一个范畴，它指涉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或规范一个主体怎样与完整的作为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互相作用？A·莱西在《哲学辞典》中将“主体间性”定义为：“一个事物是主体间的，如果对于它有达于一致的途径，纵使这途径不可能独立于人类意识。……主体间性通常是与主观性而不是客观性相对比，它可以包括在客观性（他者）的范围中。”

共生哲学，进一步赋予主体间性新的内涵，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存同尊异，间道竞合”的规定性，这就超越了人们纠结于“主客观”的偏蔽冏境，而直接在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上，将你、我、他（她它祂）全人称或全生态全息共生，引入人类组织行为及其形态变化的观察。

这也就为经济学中能够“将所有者和经济活动主体（法人）”既统一又分别看待（参看意大利人Don Angelo Pietra在1586年撰写的《最有秩序的教育Sia Ordinatissima Instruitione》），厘清生活实验性的“独立实体”与成本/收益率的“会计主体”的相互关系，铺平了道路。

让我们以“OpenAI实验室”为范本，观察AI-AGI将如何从组织权能和结构形态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时间拉回到2015年底。山姆·奥特曼牵头，召集一批AI领域最顶级的大师，召开了一场闭门会议，想成立一家AI实验室。成立OpenAI实验室的动机和使命，是保护人类更安全，既要避免出现垄断式AI权力霸主，把人类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又必须研发最佳性能效能的AI和AGI，让人类经济、科技、创新行为的财富欲望最大化，转变为幸福最大化，为全人类身心灵健康服务。

因而很自然地，奥特曼、马斯克、伊利亚、布洛克曼（Greg Brockman)，以及硅谷一众大佬们，在人类现行经济组织序列框架内，将这个“OpenAI实验室”，定义为一家“非营利机构”——没有股权、没有股东、没有分红，财产和收入也不会分配给任何捐赠者或经营者。于是，OpenAI实验室创立章程中，有了“确保通用人工智能（AGI）造福全人类”的约定。

这就有了两个大问题：

一是AI（人工智能）和AGI（通用人工智能或强人工智能）会不会超越人类智能，而脱离人类自我成长？

二是研发高性能高效能的AI模型需要的高投入高成本，从何而来且可持续地来？

对于第一个问题，通常，习惯了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人们认为，机器人再好也是现阶段高智商人的复制人具，人是一直在升华的，机器人是利于人类生活的方便工具，不是人本身，人永远创造创新，学先辈、胜先辈代代在进步。但是，当高性能、高效能的生成式GPT模型机器人AI，超越“法乎其上”阐释“微言大义”的人类时，“它”还只是“他”的工具吗？正如“他”吃了智慧果有了识别力（放开了“祂”的红线），产生了多余的欲望，“他”还只是荣耀“祂”的群众（君之羊）或羔羊吗？

对于第二个问题，主流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和“没有免费的午餐”定律，决定了高性能、高效能、高能耗的生成式GPT模型机器人AI、AGI的存在，需要高成本来维持，而付出高成本的“投资人”和付出高强度智力劳动的“内部人”，也需要收益回报，来取得“成本收益消长呈反比例”平衡，于是，“技术主义与商业模式”，或干脆说“商业化和使命化”的分歧，在所难免。

但是，我并不同意把刚刚发生的所谓OpenAI管理层“政变”，界定为“有效加速主义（e/acc）和超级‘爱’对齐”之间的纷争。因为“信任OpenAI”、“由人性治理AI”和“争取政府监管AI”，从来都是奥特曼本身坚守的原则。有人甚至这样描述OpenAI实验室：“一群顶级科学家，放弃高薪，在一个没有股权没有慷慨福利没有高薪游艇嘉年华，没有资本溢价预期的平台上，很纯粹地就想保护我们的人类，多么伟大的动机！”

这里的新问题在于，平心而论，同样富有“确保通用人工智能（AGI）造福全人类”使命感的奥特曼，作为OpenAI实验（非营利组织）的CEO，他不能恊调各位富有使命感的顶级科学家的意见分歧而耗时耗能，又能不变通法子，为AI到AGI的研发，找来庞大的资金支持。他深知，实验室最终可能需要“比任何非营利组织筹集到的资金都多的资金”，来不间断地实现AGI的研发生产。

特别是，当OpenAI创始人之一马斯克的捐赠因故退出和“断供”后，关键时刻，奥特曼发挥了自己的资本圈人脉，找到两位硅谷大佬融资千万美元，其确保回报的方式是，奥特曼同意OpenAI体系内创建营利性部门，即在OpenAI（GP）旗下设立了一个营利性组织OpenAI LP。投资人的资金，是出资到这个OpenAI LP，而且，其运营，是由GP组织OpenAI的董事会负责。OpenAI的董事会一共6人组成，奥特曼、伊利亚、布洛克曼三剑客+三位业界独立董事，还规定任何一家投资人都没有董事席位，包括后来进入的微软。OpenAI LP的持股人主要是投资人和内部员工，董事们只有少部分人有一点股权，奥特曼本人没有股权，而这些股东的收益回报设了上限，即最多100倍。一旦超过100倍，超额利润将回报给非营利组织OpenAI实验室。

正如微软CEO纳德拉所说，在科技领域，不存在所谓的特许经营价值（Franchise Value）。从个人电脑及其软件Windows占据主导地位，到网络、智能移动手机，以及云计算的高速发展，再到AI及AGI五个阶段，不仅从根本上改变所有类别的技术转变，也必然伴随商业模式（组织形态）的根本转变，“你不能指望未来的商业模式和过去的商业模式完全一样”，如果你的商业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技术转变，那么“你可能会失去一切”。

突然想到，实施“OpenAI实验”的奧特曼与实施“曼哈顿计划”的奥本海默，性格和心理素质上好有一比，区别在于，两个人面对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组织规格与组织形态——“曼哈顿计划”是政府项目，“OpenAI实验”是民间项目。毫无疑问，OpenAI实验需要更高超的组织才能和更崇高的道德品格，才能与一大群品格高尚又睿智且卓尔不凡的人们，超凡脱俗，共襄生长，将实验进行到底，无论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天空海阔！

OpenAI实验中，OpenAI（GP）与OpenAI LP的组合，不仅可能成为“新兴技术转变与商业模式转变”相适应组织运营的一个范例，更是大大超越主流经济学思维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所期待的组织创新。所谓OpenAI戏剧性“宫变”或“风波”，还需要更深入的解读，要在哲学上说清楚IT业界，从开源社区，到OpenAI，在权能、产权、股权、所有权制度上的共生权范式转移（Symbiosrights paradigm），带来社会组织形态创新率先于现行一般企业组织，呈现出经济科技组织主体间性（交互性）的共生模式。两呈现出个基本观察点：

第一个基本观察点，OpenAI实验的所有参与者，都符合共生经济学界定的“仨自组织人”（Triple Self-Organising Men）特征，而非仅仅是“理性经济人”或“自由行动人”，包括马斯克在内的OpenAI四位创始人，都同时是技术、商业、使命三者兼备的行业翘楚。

第二个基本观察点，OpenAI实验的组织架构，都符合“共生权范式”（Symbiosrights paradigm），而突破了产权理论的窠臼：1、技术研发者核心管理者拥有管理决策权，但不拥有OpenAI股权或很少股权；2、投资人拥有设定上限的投资回报（100倍）却不拥有OpenAI所有权(Ownership)；3、非投资人的员工却拥有一定限额的OpenAI股权。

然而，凡是创新都要经受一系列严峻的考验，但我相信天道酬勤——勤于变化、敏于适应的人们，有热情有智慧赢得一切，此亦是使命使然！

顺便说一句，天才的埃隆·马斯克担心AI，但并不是要扼杀AI，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他的“火星计划”与“OpenAI实验”，都是为了拓展人类当下未来生活方式的空间。可谓天上人间比翼双飞，全球共生宏微相济。马斯克对于人工智能的担忧并不是要限制其发展，而是希望确保其安全和可控。他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潜力和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他积极推动对AI的监管和研究，以确保其符合人类的利益。马斯克的“火星计划”和奥特曼的“OpenAI实验”，都是为了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人类提供更多的生活选择和未来的可能性。他希望通过将人类定居在火星上，探索适应外层空间的生活方式，以解地球生活之艰。而OpenAI实验，则是为了探索和拓展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以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解决“稀缺性”和“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等地上重大问题。

总之，以OpenAI实验室与OpenAI LP新典范的权利架构、组织架构，是人类尝试新型经济组织形态，以及拓展人类当下未来生活方式实验的一次严峻考验，也已然呈现出主体间性的“仨自组织人”的权-能-臻美之新凤凰雏形。

这个人类组织形态的“新凤凰”，将呼唤全球化、生态化、数字化条件下的人的政治经济组织行为，有一个现时代的全球性约定——这就是Live and let live的你我他全生态共生权范式约定！

这也是人类的新觉醒，包括民主机制的政权、企业法人，或个人独裁机制的政权、法人，都只能给予相对信任，且必须严格限定和规范其权力控制范围的价值取向。

同时，有鉴于AGI具有意识——意味着他（她它祂）不只是工具（如核子生化武器），而是具有掌控工具使用价值取向的属性——只是时间问题（Ilya）这一新情况，还必须有一个与“AI产业担当”相关的产业、产品的“约定”或“公约”，所以，人类负责任的个体、共同体和Trust（信托）组织，应该签署一份《全球AI公约》（Global AI Convention，GAIC），或《人机共生公约》（Man-Machine Convention，MMC）。

这样一份GAIC或MMC，对于AI、AGI研发者、设计者、生产者、使用者，具有一些底线约定，比如任何情况下，AI、AGI都不能伤害人类（无论是多数人类还是少数人类，彻底摒弃“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的乌托邦信条），再比如AGI不得拥有“自主惩罚人类”（这是经典人类自己的事）或灭绝任何物种的“司法性”权限，并给AGI设定“违约自毁机制”等等。这都属于“强者自律原则”范畴（参照交通规则中处理交通事故的最基本原则）。

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心系化解文明冲突、地缘冲突、社会阶级冲突，尤其是新旧冲突，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和幸福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人们，亟需发起一项超主权、超文明、甚至超人权的《全球共生公约》（Global Symbiosism Convention，GSC）签名活动。

第一，防止三种暴政：包括暴君的暴政、多数人的暴政、可能的AI、AGI暴政；

第二，给不同族裔的社会生存方式，保留余地和再选择的空间；

第三，为不同个体思想创新社会生活方式，葆有青春活力。

而《全球AI公约》或《人机共生公约》，当属《全球共生公约》（GSC）签字活动的一部分诉求。

如此一来，随着AI及AGI參與财富的创造，人类生产收益的边际成本和社会交易成本将不断趋于零，困扰人类几千年的物质“稀缺性”问题，将迎刃而解，山姆和伊利亚们期待的全民基本收入（UBI）不是梦。

我们当代人，将亲历脱胎换骨的改变——再次重估经典人类一切价值，知识观、教育观、财富观、权力观、科技观、人文观将全部改写，拉开“需求差”后的新新人类，精神诉求高于一切。每个有生命的个人，都处于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活的动態平衡状态之中……

从牛顿的“绝对时间空间观”，到爱因斯坦的“相对时空观”，再到共生思维的“时空意间观”表明，人要活在当代，沉缅于任何现成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包括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华夏中心主义——都不能解决当代面临的“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科技、人文、教宗）的全球性问题”！

21世纪的当代人，注定要发挥自己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平衡力，以甘于奉献的Passion、深见卓识的Vision、悲悯敞亮的Mission、超越时空的Expansion、义无反顾的Action五大品性，从各个生活领域切实：

从我们，到地球公民：超越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分配的专制（垄断或操纵），走向“生生不息”伙伴关系的共生之域，势在必行！

Thus, from us, to the Earthlings: It is imperative to move beyond the dictatorship of resource allocation, from the capitalist,  nationalist and socialist paradigms to a “live and let live” partnership of Symbiosism（http://symbiosism.com.cn/7153.html）。

富有地球情怀的人们，行动起来！

孞烎2023年11月27日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