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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水面勾兑的浆糊经济学”思维误区

发布时间:2021/02/22 公司新闻 浏览次数:179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和目的是什么?

——走出“水面勾兑的浆糊经济学”思维误区

 

钱 宏

Member of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CANADA)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编者按:前深圳市发改委主任、幸福研究院院长徐景安先生,今晨在我发起的“普林斯顿-复旦”群中转贴了据称著名法学家史良女士反思性的文章:《邓小平的真实面目和理论实质》!冷不丁一看,吓一跳,史良1985年已经去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年提出,“邓小平理论”名称,也是1998年才正式确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2才确认,而文章是2004写的,2009年传了一阵子,没有太大反应。但问题在于:假托是真假托,但这回由政治不倒树徐景安先生转发出来,只能说明:问题是真问题!而且是硬问题!真问题、硬问题,就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必须面对,真格地解决,否则,是不好办的!

 

景安先生转发“史良”大作时,还作了一个勇敢的评论,提出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必须面对的九个问题(附后),这与我在2019年提出的“一个元问题,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和目的,究竟是什麼?”不谋而合。

总结历史人物,无关个人毁誉,而是事关国家前途命运!近十年来,少数掌握国家话语权的嘴力劳动者,显然有一个自误误国性判断:中国“弯道超车”式绕过2003年胡温意欲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跛足改革结构性问题”,也照样“赢得巨大经济成功”,足见中国道路、制度、理论的优越性与正确性。这一“自误误国性判断”,甚至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决策层,直接影响了中美关系及中外关系走向,使中国陷入极其不利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生态环境之中。

 

而事实上,加入WTO“15年保护期”满的2016年后,“胡温命题”——即:中国自身“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与“孰公熟私”思想认知缺陷,及其“超高制度性成本”(朱云来2018年底披露,中国各种循环债务高达600万亿)问题,依然是原事在,而且已然陷入可怕的混乱——即在已经取得“资源配置”方式(1984)和搁置“姓社姓资”(1992)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实践成果上,开历史倒车(请回顾一下温家宝总理最后一次中外记者会上的心思凝重的那段视频)。结果,这些年来,中国政治生态状况是这样的:一边是高端产业规划、顶层设计频频出笼,热气腾腾飞满天,层层下指令、月月有文件,貌似“智者千虑,疏而不漏”,实则继续为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机会主义温床;一边是底层驱动严重缺失,顾此失彼,无所适从,吃力不讨好,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乱象丛生。在这种矛盾与混乱中,贪官污吏和“利益集团作祟”,不过是一个“开倒车”与无所作为的倒果为因的遁词!

 

加上中国经济与正在建构的全球化重组的“三链趋势”推动“三零规则”体系脱钩,实行封闭的权力市场经济,回到“杜吉黄内卷化”供给-需求侧摇摆的存量博弈(包括所谓的“七大新基建”),势必造成当代中国这一次改革开放的中期断裂,落入“转型中期陷阱”(参阅2018年9月19日出版的《经济要参》)。

 

如此一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着眼于释放国民、国土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使中国走出秦后专制文明治乱循环怪圈,成为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正常国家——势必越发遥不可及!

 

孞烎2021年2月21日于Vancouver

 

 

如果这是“海里传真”SZQH真实信息,那么,“谋局者”想谋求的东西,还是一个字:赢!

 

由这个赢字出发,其他包括几个“放弃”“淡化”“聚焦”和“重新定义”,特别是“重新定义改革开放”,会弃、淡、聚什么,会重定出个什么新义,也可想而知。

 

什么是赢?《说文》中字面的意思是“贾有余利也”,这看起来自然而然,所谓“钱不是万能,没有钱万万不能”嘛。但《左传》里说得直白:“贾而欲赢,而恶嚣乎?”意思就是,你想要赢而利,就是再多人议论,哪怕不要脸,不管他人死活,也别在乎!

 

这个意思,从“赢”的造字结构,就可以知道。

 

贏,由亡、口、肉(不是月)貝、凡构成。也就是說,追求“贏”的前提,就是以凡人、凡事、凡物之肉、为食,作犧牲换取財富之谓。所謂“割韮菜、剪羊毛、锤思想”者,为贏,与為虎作倀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既定方针一致!

 

正如中国文化可分為“易前文化”与“易后文化”,如果把中國歷史分为“秦前文明”与“秦后文明”,再考慮一下秦始皇嬴政的“嬴”字,古代通“赢”,那麼,就很有意味了,“嬴政”赢了的代价是什么呢?是六个国家的灭亡和三分之二非正常死亡的人命!這种政商囂贏下,一将功成萬骨枯的歷史,演繹到今天,誰敢说已經結束了?凭什麼判斷我們是一个正常的國家了?

 

当然,搞管理學的人对“贏”还有另解,什么“亡,是危机意识”之类。我也有其他解释,但此为正解。

 

总会有人说,“先富”是为了“共富”,也就是“共贏”。对这种“以修辞替代逻辑,以立场选择真实”的意识形态说词,只要懂一点欧元之父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就知道“共同富裕”为事实上的不可能。

 

共富、共赢和共產一樣,日本人把Communist或Commune,译成“共产”两个中文字,误导了中国各界人士一百年。让有着深厚“道不同,不相为谋”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围绕“中国向何处去?”的所谓时代主题,互相打架撕杀了一百多年,亿万生命生灵也随之涂炭抹掉了。当然,这符合中国人不择手段的实利主义传统。说是“历史的选择”也不为过!

 

谁让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动脑筋呢?我手头有一本刘正埮、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1982年重印修订1958年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请诸位也去买一本翻开看看,晚清以来,中国人使用的双音节词中,竟有65%强,是日本人转译来的(另有约10%来自印度佛教、5%来自前苏联、10%直接来自欧美)。

 

如果说,“共产”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剥夺少数人的生命财产”,那么“共富”“共赢”,就是“为了一部分有机会勾兑的人先富,可以挤兑大部分吾土、吾民的生存资源与自组织活力”。当“少数人”和“大部分人”,连生的机会,都被剥夺共产了、被勾兑给先富者了,“共富”“共赢”,当然就是“事实上的不可能”!

 

一句话,大同、共产、小康、共富、共赢,都不是共生——都没有用“国土、国民”之“生”,来规范“共”。

 

不客气地说一句,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很简单:人需要群体生活,需要资本-社会,所以也必需要“共”,回避“共”是杯弓蛇影的“幼稚病”;但必须用“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规范“共”,离开马克思说的“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之“生”这一绝对价值目的,讲“共”,就是坑蒙拐骗的“狂躁症”。

 

“为生而共”,才是有社会的社会主义,才是有共和的共和国,所需要的“共”!

 

共生学人,现阶段要求不多,就是让近百年来、七十年来、四十年来,无数革命先烈、无数和平建设者,以及当下中国全体精英-草根们,用鲜血、汗水、脑汁和身心灵焦灼换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明规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名副其实、文信忠行地运行起来!

 

回到当下,现在,中國人自己用“共贏”,来翻译“你、我”“自己人”构成的all-win ,或win-win,请注意:不是你、我、他(她它祂)的构词:win-win-win!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绞尽脑汁“谋局”,忽悠底层人民、削弱社会、强暴共和,也快三十年了,再欲“贏”下去,極而言之,必然走向中国传统“治乱循环”的又一次轮回!

 

中国这片土地上,自商鞅-嬴政兴秦、刘彻-桑弘羊兴汉,“秦后文明”2700余年间,发生过大大小小6000次戰爭,经历25次“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改姓换代,屢经人口大批量死亡,最多时竟然死亡六分之五,这一次轮回如果发生,会如何呢?

 

呜呼,发“共生十願”,且不惜薄力而篤行之的我,并没有理论野心,也非做什么学问,不需要再評職稱职务,更无意做“货与帝王家”的肉食者,且上天有好生之德,庇我简約的生活亦当无碍,然,我為何依然较真,而希望尽可能以共生思维影響有影響力的人——“一娘生九子,连母十样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他”全人称的活生生的人?

 

仰望星空,俯念蒼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已矣!

 

现在,请允许我说说传说中几个“重新定义”,最核心的当然是“重新定义改革开放”。

 

这又回到一个元问题,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和目的,究竟是什麼?我一直坚信,当代中国“开放改革”的价值目标:内外开放赋能,改变和完成“秦后”两千年政治、經濟、文化治乱循环的社会转型,让中国成為一个现代正常國家,让中国人率先全球获得“生活方式再选择”的机遇。

 

所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应当不同于历史上商鞅、桑弘羊、王莽、宇文泰、王安石、张居正強化中央集權、朝廷(政府)斂財、利益集團借机自肥,尾大不掉的权控经济,以“民生”之名,行“官生”之实式的传统改革!

 

当然,最近这一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有很大不同。邓是以开放促改革,就是他那句话“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1979)。因为他很清楚那种权力控制榨取中国农民工人血汗和体力劳动,实施赫鲁晓夫给咱的156个工业项目、“大跃进”和文革式“抓革命,促生产”,专注国内存量博弈的苏联模式,早已超越了中国国土、国民能够承受的极限,即便不搞文化大革命,这闭关锁国的全权控制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然不可逆转地走向崩溃。只有对外开放(特别是对美国开放),实现多种经济主体法理上的增量博弈,才能改变。不管邓小平是否完全意识到欧美经济打破权力控制存量博弈的方式,是大航海与全球殖民带来的巨大增量,促进欧美社会阶层由官本位走向民本位,从而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法治上革命性的飞跃,但是,邓小平毕竟是士大夫官本位文化土壤中长出来的一位政治领导人,“打天下,坐江山”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心理情结,他很清楚“开放促改革”的底线,是坚持“权力操纵”。

 

在这个底线前提下,邓小平倡导对外搞“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只做“二传手”,对内搞“权控市场”(从商品、土地、金融“价格双轨”,到“资源配置”倾向偏袒先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显然,这样的改革,在目的和本质上与从商鞅、桑弘羊到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只是大同小异。

 

我说的小异就是,中国这一次“开放促改革”,赶上了世界经济进入全球配置资源的时代,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实现了没有殖民,却照样可以利用外部资源、占有外部市场、赢取世界利润。邓小平虽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在“权控市场经济”的前提下,真实起作用的,仅限于是否有利于配套“利用外部资源、占有外部市场、赢取世界利润”。这里的积极意义在于,中国顺便建立了一种“有限保护私人财产”为基础的法治体系!

 

于是,中国取得了“未向任何国家殖民就赢得了巨大经济成功”。这里,我想对那些热衷于“中国做对了什么”的人们,说几点关涉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办的认知问题。

 

第一,中国赢得巨大经济成功的关键,不是“是否殖民”,而是是否“利用外部资源、占有外部市场、赢取世界利润”?所以陷入是否殖民的意识形态之争,非但起不到提振国民信心的积极作用,反而助长十分有害的自我膨胀。

 

第二,中国赢得巨大经济成功的方式,是在“权控市场”的底线下,怂恿实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GDP增长率锦标赛”,在留美回来的专家官员精致计算下,发挥土地金融资源禀赋和无有效约束的公权力“两大比较优势”,人为规划制造各种有效需要的“市场壳”。一边大兴土木,一边赚取外汇,一边法币大水漫灌冲淡居民储蓄,一边挥霍无度天债经营。结果是,对外开放全球配置的小异,依旧跳不出桑弘羊、张居正式改革,再次造成当代中国“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即胡温2003年上台就想改,而根本改不动的“政经跛足结构”这一中国模式(雷默,2004)。

 

第三,中国赢得巨大经济成功,没有解决“孰公孰私”的思想认知及其制度建构问题。众所周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15年(保护期)内,赢得GDP世界第二、购买力平价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制造业世界第一业绩的情况下,胡温发现的“政经跛足结构”问题,几乎被完全遮蔽了,这种所谓“中国模式”非但未有改变,反而越发加固。

 

这就造成了因思想认识上没有解决我称之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孰公孰私”心结障碍问题,而陷入实践上的可怕混乱——即在“资源配置”方式(1984)和搁置“姓社姓资”(1992)的态度上,开历史倒车(《三中原则,对应仨自组织人观念变革——读高尚全<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以至于严重冲击着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好不容易建立的“有限私人财产为基础的法治体系”。这些年发生的什么“国进民退论”,什么“新公私合营混改论”,甚至“私有经济离场论”等等甚嚣尘上,至2018年第四季度达到顶点,显些毁掉“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刘鹤,2018.10.19)的民营经济。

 

所以,不在思想观念上解决“孰公孰私”障碍的问题,就很难真正在制度安排和运行上解决为WTO“15年保护期”过后,作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备胎”的诸多自由贸易试验区,所需要的三个必要条件:“独立的司法体系”(初始条件)“信息的完全开放与自由传播”(心物条件)“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货币的自由兑换”(边界条件),更不要说参与“三链趋势”推动“三零规则”新世界经济体系的建构。

 

在“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与“孰公熟私”认知混乱双重挤兑情况下,如果再加上中国经济与正在建构的世界经济“三链趋势”推动“三零规则”体系脱钩,实行封闭的权利市场经济,回到内需供给制存量博弈(苏联模式+中国模式),势必造成当代中国这一次改革开放的中期断裂,落入“转型中期陷阱”(参阅2018年9月19日出版的《经济要参》)。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着眼于释放国民、国土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使中国走出秦后专制文明治乱循环怪圈,成为一个现代正常国家——也似越发遥不可及!

 

现如今,中国特有的新情况,一边是高端产业规划、顶层设计频频出笼,热气腾腾飞满天,层层下指令、月月有文件,算是“智者千虑,疏而不漏”;一边是底层驱动严重缺失,顾此失彼,无所适从,吃力不讨好,可谓“按下葫芦浮起瓢”乱象丛生。

 

从传统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到“有效需求决定生产供给”的芝加哥学派和凯恩斯主义;从“供给侧挖掘新市场、创造新需求”的新老自由主义、新老结构主义,到新政治经济学,在这种情势下,能够做什么呢?不外乎生手煮面条——“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而已!

 

于是,有朋友风趣地说,在“独尊儒术”的文化背景下,当现实情况临近最大公约数引发诸多不确定性叠加,让每一个原本熟练的和面手,都成了生手,无所适从!而那些热衷于跟着英国人雷默问“中国做对了什么?”,只知自己“赢”,休管他人“输”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不过是这种“水面勾兑共赢”的浆糊经济学!其实,两千治乱循环,都不过是重复“水面勾兑共赢的浆糊”模式。

 

这种只知“自己赢”的浆糊经济学,是当代中国改革的最大思维误区,既不能解释、解决当今中国的问题,更别提解释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并对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再选择有所助益,必须从基础理论上加以革故鼎新。

 

经济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在社会与国际分工中有没有“免费的午餐”,并围绕着多重“两极分化”及其供需义利矛盾,讲述着新老“资本论”的故事;他们不仅让自己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也让世界徒生出各种分裂与冲突。然而问题在于,追求高额资本增殖,却脱离生活常態的生产,已然超出自然、社会、人的身心灵健康可承受极限,那么,超序改变,何以可能?

 

我看见,一种不同以往的经济学思想——即:共生思维驱动创新未来(Symbiotic thinking driven Innovation for the future),“让生产回归生活”,为开辟“生活方式再选择”(Lifestyle Re-selection)提供可能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全新概念,应运而生,并将帮助中国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帮助世界走出“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帮助一切生命活体恢复“身心灵自组织与外平衡能力”。

 

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The greatest politics is the physical and mind health of human beings)!

 

不过,共业、别业至深的吾土、吾民能不能共享这份福报,由化解分裂冲突、自我赎罪,而赎福共生,这就要看每个尚有生命可塑性的你自己的修为,而非我心力可为之事了!

 

陽子哥2019年9月3日晨于辽东湾童心公寓

附录十年前的心声,作今昔镜鉴对照:

 

附录一:

中央政治局经济会议提出的意見不錯,但实施(包括只反壟斷,不反操纵)結果,依舊是两可:

1、动態平衡的配套政策做好了,就是共生經濟学。

大前提是“对内开放赋能”,发挥公民、社會两大活体自组織力与外连接平衡力,走出“吉杜黃内卷化”与世界正常联结融合!

2、落不到政策實施上,就是个修辞,即“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浆糊經濟学。

繼续依靠自我感覺貌似完备的各種規劃和顶层設計,結果只能是各利益团伙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費”每个环节中谋利--權力資本坑瀣一气又勾心鬥角,混水摸魚,进一步与世界經濟脫勾,超高制度成本,让中國大陸社會、公民、后代、自然埋单!

参看《当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实质和目的是什麼?--走出“水面勾兑的浆糊經濟学”思維误区》,刊2019年9月国务院《經濟要參》。

附录:中央政治局经济会议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試錯成本,将超越吾土、吾民、吾國、吾官的極限承受力!

钱宏应金建方之邀而作

2020年12月16日于Vancouver

 

附录二:

徐景安:史良此文全面否定了改革开放,代表了当今中国很大一部分人的观点。怎么看待改革前三十年与改革后四十一年,是我党不能回避的根本性的理论、道路问题,用一句都不要否定的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tx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第二、41 年的改革,带来生产力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这是事实的存在,历史的进步,史文却故意回避。

第三、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产能过剩,这是原始资本主义的通病,又怎么解释?

第四、史文批判把发展作为共产党的执政要务,社会主义的本质,确实哪个国家的执政党都重发展。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但发展生产力不等于社会主义。

第五,将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制为主体作为初级阶段的原则,事实是非公经济已经超过了公有经济,违反了宪法。对改革的质疑,有宪法的依据。不能长期置之不理。

第六、史文全面肯定改革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全面否定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让中国回老路 ,是不可能的,那么未来的路究竟怎么走?

第七、什么是社会主义,究竟怎么坚持社会主义,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党的理想、目标和追求,在建党百年之际,必须讨论清楚,作出理论解释。

第八、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理解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走向人民幸福为目标的新时代。这同样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成为党和国家的总纲领,指导实践,落实于一切工作之中。

第九、当今中国再不能忽视理论,忽视意识形态的分歧,理论不能解释现象,不能指导实践.就不能凝聚民心,一切问题产生于此,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也系于此。

 

2021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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