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人，亟需完成三大认知改变

当代国人，亟需完成三大认知改变

——宏观故园之日记三则

Archer Hong Qian

能够把各种杠杆、理性工具和Trust组织，置于共生思维的新范式、新语境、新生態之中True地运行起来的国度，有福了！

——摘自《Symbionomics》

认知改变

署名“老喻”写的《扭转国运》中所描述实况，体现了一种“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的精神，如果能就此召开一次公开透明的“国是会议”或“新制宪会议”讨论，并进行“全民公决”，相信不难形成一种当代中国的“国是新共识”——将世界政治文明五定律置于共生思维方式的语境和践行之中。

这国是新共识，具体说，就是十个字：文明五定律，共生新范式。我这里就此，提出三大认知改变（Cognitive Change）：

首先，当代中国人要明白，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政治经济组织行为中，各种“既要、又要、还要不可能三角悖论”（比如“既要党政特权，又要经济高增长，还要高人权”，比如“既要权力管控，又要市场自由，还要超高价值承诺”）政治话术，之所以导致各种尴尬局面，盖源自于“风波”之后，曾经自以为得计的中国特色 “渐进式改革”——其底层逻辑是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治正确偏蔽下的精英联盟“闷声发大财”——胡温2003年一上台，就将其称之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跛足改革”，从根本上割裂了政治经济体制的直接相关性，这种割裂的代价，就是如今走到其临界点（阈值）必然在政治经济文化行为上出现的倒行逆施（这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个人所为。参看《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所以，纵观胡温十年，始终无法完成设定任内“调结构、转职能”（结构性失衡）的历史任务，以至于2013年两会结束，温家宝作为总理在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心情沉重地发出那句既振聋发聩又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

这“温氏大实话”（或“温氏忧患”），背后的历史惰性和惯性，就是赢者通吃资源垄断政体下的“枪杆子、笔杆子、秤杆子、印把子、钱袋子”五子登科的共时性存在（顺便说一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所谓生产关系“五阶段论”，根本不成立）；而打破“五子登科”的底层逻辑——疗愈“温氏忧患”的因应之道，就是超越“东西南北中左右，江湖庙堂农工商”的世界政治文明五定律的历时性显现：

1、私人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2、公民生命神圣不可侵犯

3、主权在民神圣不可侵犯

4、程序正义丝毫不可马虎

5、官民契约遵循对等谈判

现代政治文明五定律，都是鲜血和智慧換來的！私产权，不可予夺，来自光荣革命划分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的边界，明晰了孰公孰私；生命权利平等，來自基督教；主权在民，限制王权，三权分立，來自大憲章运动、因人性本惡的启蒙运动（英—法）；程序正义，多數一致，保护少數，來古希臘、古罗马；官民契約义利对等，來自日耳曼蛮族族人血性关系结构、美國第二宪法修正案公民拥枪权。

世界文明五定律，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以规则为基础和以Live and let live语境为导向之生活方式创新与再选择！

其次，当代中国人要实行文明五定律，还必须在观念上打破千百年来“公私混淆”的政治道统，澄清“孰公孰私”问题上的逻辑混乱（见《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打破此道统，澄清此混乱，世界政治文明方能在东方大地阙立。

最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当代中国精英必须超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以主体（Subject）自居而视他者（她、它、祂）为客体（Object）的“出人头地”“自我膨胀”的偏蔽认知，及其惯性和惰性，树立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哲学认知（范式、语境）。

愿当代中国人，秉持Passion、Vision、Mission、Action四大品性，勇敢地书写自己的历史新篇章，而不再继续被历史书写（参看http://symbiosism.com.cn/8565.html）！

2024.8.23于Vancouver

时代背景

有朋友传来许小年换马甲式《用赦免和赎买打破国企垄断》，很有趣，问题是什么时间写的，我想起码是13-21年前说的吧？

任何改革，都有一个改革的社会心理氛围，特别是改革的官场心理氛围。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就有人提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我也写过类似的文章）的策略。

13-21年前，中国有一场“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其背景是，胡温上来和中国学界，发现中国所谓“稳健的渐进式改革”，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跛足改革”。人们接受两种教训：一是俄罗斯丘拜斯国企“休克疗法”（把国企资产分成若干股份，职工、领导都拿一份，结果企业停摆，多数职工出卖手中股份，垄断变成了新寡头）；一是朱镕基一刀切的国企改革（职工一律下岗成“世纪之痛”，领导留下做MBO，变相侵吞了全部资产）。这才有了新世纪初具有“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所谓“赦免和赎买”的策略考虑。

但是，在实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书记市长市场经济”（或“半统制半市场”）+2001年加入WTO获得“15年保护期”条件下，根本不可行，也没有必要行（已经从世界经贸中赚得盆满钵满）。

所以，才有了后面“加入世贸组织15年保护期到期”（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15-06-18）后，欧盟、日本分别提出报告鉴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2016年Trump上台，发现中美贸易大幅度逆差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结构性失衡”（反映在分配机制上，就是工人收入过低，政府部门及其依附的私人部门，拿得过多形不成真正有效的“消费市场”）。于是，有了继胡温之后，美国总统Trump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海湖庄园会面伊始，就提出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为前提的“100天准备”历时两年多的“贸易谈判”，却不知什么鬼，代表习的刘鹤跟代表Trump的莱特希泽谈了十二轮的成果，被突然破裂！

于是，有了2018年的“贸易战”开打和后续的所谓“中美脱钩”进程,包括多重原由导致的外交孤立，而在中国国内,也有了倒转的“国进民萎”，以及所谓的经济整体上的“内卷”和看不到扭转希望的“经济衰退”，加上三年疫情举国“清零”与突然“放开”，所谓“报复性增长”期许完全落空……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远远不是什么“打破国企垄断”问题。

是什么问题？用在“意见（文件）治国”惯性惰性套路下催生的“意见领袖”的话说，是“国运”问题！

病急乱投医

说说一个聊天记录里的两篇文章和一个评论。

前一篇文章《重大消息来啦！央行竟然开始下场买国债了，这可不得了》，署名“张总”。很夸张，却只是抛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刺激诱饵，是类似“飞龙在天”或“潜龙在渊”式的巫术思维，以相（美联储发币政府发债 刺激经济生产消费生活之Live and let Live）的比较，来解释相（中国人行发币发债刺激经济之貌似Live实际却未必and let live），忽视了相背后“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官”的社会运行机制，给权力资本操纵留下一堆似是而非，乃至以非为是的选择空间。

 后一篇文章《一旦美国宣布巨额国债全部作废，世界将会怎么样？专家：自废武功》，署名“关权教授”。和前一篇文章一样，只是除了巫术思维，更是价值双标，结果把同一种政策工具的是非、正反、好坏、善恶、美丑、黑白全都混淆颠倒了！

评论者旅美华人金建方，是参加过第一届、第二届“全球共生论坛”（2012、2013）的老朋友，他的评论，说出了金融工具的底层逻辑，澄清了一些中美国情的真相，有利于帮助我们PRC国人根据自己的生活实相，对中国出台和使用政策工具可能产生效果的预测力鉴别力的提升！

但是，我要说的是，诚如日前老喻（扭转国运）、6年前高善文（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15年前任剑涛（中国不是平民的共和国而是主权在官权力垄断的共和国）们所言，中国目前多重问题或遭遇麻烦的叠加状况，是内政体制，是国际关系，是国运问题，是政治经济文化组织“病态”行为问题，怎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了得？！

退一万步看，就算是经济问题，也不是加息/减息、卖债/买债等等工具问题，更不是GDP总量问题，而是国人的收入、边际成本和生活信心问题，也是“塔西佗陷阱”（国家公信力）问题，说到底，即国运问题。

国运共识

既然是国运问题，那么，解决、解困、改运之道，当然就根本不是采用什么政策工具，而是国人对产生和造成目前问题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本身的偏蔽问题，及其偏袒权力-资本的体制机制，必须有明确认知和参与改变的愿力和共识！

 一句话，我们PRC必须经历一翻政治经济组织行为上的脱胎换骨，才能如是我闻，“扭转国运”！

而且当今世界，改变的方式，在世界范围的可见经验上，要么象阿根廷米莱总统，或克罗地亚米拉诺维奇美女总统那样“自上而下”的方式，要么象孟加拉学生运动推出诺奖得主尤努斯那样“自下而上”的方式！

当然，作为几十年目睹亲历和探索PRC国运起伏的共生论者，我深切而热情地希望出现一个“上下、左右、官民、内外”交互主体共生（Intersubjecive Symbisism）驱动的態势！

这就取决于国人能否形成“三大认知改变（Cognitive Change）”的国是共识了

“谦虚的人，有福了！”

Archer 孞烎

2024.8.30-31晨于Vancou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