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与Web3革命

全球化、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与Web3革命

Archer Hong Qian钱  宏

中国作家学会会员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CANADA）学术委员会主席

上海联合国研究会学术委员

本人2014年曾在厦门大学新闻系作《从 <The Communist Manifesto>，到<The Symbiosism Manifesto>》讲座，2017年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开《共生论VS资本论》讲座。所以，讲到“全球化”，我首先想到的是《The Communist Manifesto》。我相信，这也是2013年，《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德文）与马克思的《Das Kapital》第一卷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计划”的原因。

由于我是用中文写作，在开展本文论述之前，请允许我先作一个简单说明。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中，有10000多个双音节外来词，其中近60%是经日本人从西方诸语种转译过来的。“The Communist Manifesto”的中文译名，也来自日语“共产主义者宣言”。1904年11月13日日本《周刊·平民报》首次译成《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陈望道从日文本参照英文本翻译的全译本《共产党宣言》。

但是，《The  Manifesto》，应当更准确地翻译为：《公社主义宣言》或《公社党宣言》，才与诞生《国际歌》（The Internationale）的“巴黎公社”（Commune de Paris）的翻译相吻合，也和中国1950年代到1970年代曾经推行的“人民公社制”，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自井田制的“天下为公”的思想相吻合。我自20岁在田埂上读马恩著作及“国际共运史”，一直对此心存疑窦，直到1984年底购得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高铭凯等编辑的《汉语外来词词典》，这个疑窦才解开。用“共产”这两个中文字，翻译Communist，不仅是字面意思不准确，而且会引起一系列中国特色的误导，很容易在这片东方大地上产生“共产”“共妻”“均贫富”的历史与现实联系。

有道是“往者不可忆，来者犹可追”，今天，是时候摒弃日本人将Communist的译为“共产”两个中文字的译法，还原其本来面目了。在作此文时，请允许我冒昧采用“公社主义宣言”或“公社党宣言”。

不管是因为避开承认“全球化的价值观基础”，作为全球化“后发国家”，我们习惯上将全球化前面冠以“经济”二字。其实，事实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公社主义宣言》中指出，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从市场和需求两个方面，揭示全球化的必然性。市场、需求的全球扩张，必然推动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而且，资本主义（Capitalism）既推动全球化，也带动了民族主义（Nationalism）、社会主义（Socialism）及其多重变体的兴起。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财富。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形成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状态（注意，马恩没有用“封建和半封建”来区分东西方，史学界这种用法也是受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影响），从而导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矛盾上升。马克思恩格斯对全球化的揭示，不是简单停留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分析上，而是进一步揭示这种扩张催生了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必然向着人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的方向发展。而且，当时他们认为这个“新的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而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未来社会建制的代表。

可是请注意，充满批判精神的马克思，在这里不自觉地跌回到了黑格尔式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思维套路之中，把“人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的方式方法及载体，定位在他偏爱偏袒的抽象的生产力代表——“无产阶级”及其“公社党人”（列宁定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及江泽民定义的“三个代表”）身上，而不是他和恩格斯三年前发现的，作为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之“有生命的个人”（男人、女人、孩子），以及对其他自然的关系过程（1845）。

更不幸的是，尽管1888年由恩格斯亲自审定的《The Communist Manifesto》权威英译本的结束语，由原来德文版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但这一振振有词的辩证法套路，已经无法改变其偏蔽性，导致20世纪人类“公社主义运动”与“国家主义”“资本主义”“东方专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结合自我膨胀后，从滥用暴力，到资源垄断、权力操纵、过河拆桥和背信弃义等一系列灾难性的“世纪之痛”，成为给全球化笼罩阴影的思想根源。

2013年8月在雅典参加“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后，我经德国波茨坦莱布尼茨研究所到伦敦经济学院出席“韦伯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特地请朋友带我去凭吊马克思墓，在我献上一束康乃馨时，我脑子里盘旋着一个问题。回到会场，我特地向英国社会学会会长马丁·阿尔布劳（德国籍）提了这个问题：

“你们英国人保护的这位先生，一个生前视自由为生命的人，死后何以成为剥夺无数人自由的魔咒？”他笑笑说，那得看谁用，在英国，马克思就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帮助我们认识到“劳资关系”的重要性，我们采用了很多办法来调节，许多问题都有了解决途径，钱先生说的情况，多半发生在东方国家，这就要问你们自己到底做了什么？问你们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你们真的了解马克思吗？你们了解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有什么关系吗？我们早就有工党而且多次执政，为什么没有发生你们东方国家的情况呢？

我也笑笑回答：马克思对我们大概就是个符号，有句俗话叫拉大旗作虎皮，意思跟“天下为公”“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相当，这是我们东方人争权夺利的一种方式，以前这张虎皮是中国人自己的圣贤如孟子。反反复复搞了两千年不灵，结果苏联革命成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俄国人送来马克思这张皮，其骨子里还是东方人争权夺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叫接地气，而非你们为解决问题费脑筋那么麻烦的思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所以我们可能对马克思完全不了解，那也没有关系，只要有他这名号，目的是自己行为方式完全可以是自己惯用的手法，比如兵家诈术、比如吃大户、比如“打土豪分田地”、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比如“打江山坐天下”、比如“抓阶级异己分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等，其实这里还有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你们英国伟大的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伯克的思想，在我们东方是没有生长土壤的！

马丁·阿尔布劳先生说：“所以钱先生的问题大概有了答案：与长眠于这公墓里，这个叫马克思的德国人无关！而且恕我直言，你们中国执政者依旧只是拿这个人的名，而并不要这人的思想，中国政府今天对本国社会对国民的许多做法恰好是马克思强烈批判的，钱先生只要再读一下当时英国人委托马克思写的《The Communist Manifesto》就会发现，那里面说的情况正在中国过度发生，这是全世界没有的现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你们中国人真正要正视的情况！”我没想到马丁·阿尔布劳这个欧洲人竟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情况，一点没有当下中国人的要么戾气冲天，要么犬儒式疯狂逐利，要么娱乐致死或者干脆“卷”“躺”“润”，谁会真的费脑筋去解决问题自找麻烦呢？

基于这样的反思经历，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一下《The Communist Manifesto》逻辑结构，以对其思想得失有所扬弃，进入到我们这代人，也是从加利到古特雷斯四任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全球性问题”。

是的，《The Communist Manifesto》表达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但是，什么样的基础，都要建筑在大地上。这个大地，就是马恩早在1845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发现：“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所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才是承载“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的大地！

这个“大地”，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表述为：“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权”，以寻求“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并造就“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1848年《The Communist Manifesto》）。

请注意，“重新建立个人所有权”，是一个既不分财产多寡种族阶级，又不论有无组织平台的无差别的天赋权利，并不以“有产者”或“无产者”的区分为条件，而是以有没有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为前提。

所以，“有”与“无”之间，以及《The Communist Manifesto》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的表述，对于有“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的个人而言，不是一个绝对固化的关系，而是可以循环转换与调节的，甚至是相互依存交互主体（Intersubjective）共生的关系；

第二章“无产者与公社党人”，并不是直接关联，无产者可能做的，资产者也可以做到，甚至更容易做到，比如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由共和党人谢尔曼提出的《反垄断法》（Sherman Antitrust Act），反之，公社党人更容易提出的《公民事权法》、《反操纵法》、官员财产公布等，却至今没有去做；

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所批判的内容，同样适合公社主义(后来人们又叫作科学社会主义)自身；

第四章“公社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即以所有权作为公社主义运动基本问题的“两个到处，一个目的”（“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达到“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目的）的思想策略，就可能在实践中走向反噬包括“资产者”“无产者”和“公社党人”在内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抹杀“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毁灭“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

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及其各种变体（如国家资本主义或政府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党主社会主义）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把人际关系、国（族）际关系、代际关系，从家庭、社区，到一切中间人（Minddleman）或信托人（Trustor）式的组织平台，都变成支配性专制性金钱垄断、假公济私、权力操纵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有生命的个人（男女老少尊卑贵贱）多半处于单纯生产（生育）工具、金钱工具、战斗工具的地位，而失缺自然、自由、自在的丰富性。所以，从欧文到李嘉图，从斯大林到毛泽东，从希特勒到波尔布特，几乎所有建立“支配垄断专制操纵关系”的实验都归于失败。

顺便说一句，倒是朝鲜，自1967年金日成把“主体思想”（ Juche Sasang）上升到党国意识形态后，干脆下架了可能威胁朝鲜劳动党独大的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金正日更过分，对主体思想的发展使朝鲜在意识形态上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比我们中国掌控话语权者要有勇气，既不虚伪，也符合逻辑。

其实上述事实并不复杂，我在《从“中国向何处去？”到“中国何以处世？”的主题转换》的第二章中详细分析了其中原因。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各种变体，注重的都是一种“共结果”（存量）的“共产关系”，最多只能作为手段，而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目标。而且，作为手段也是有限手段，因为“结果”本身总是有限的，“共结果”就必然把重心放在对结果的分配上。而要对有限的结果进行分配，就要建立一种所谓“公有制”或“共有制”，这个公有制或共有制不可能是抽象的“公有”或“共有”，而必须象“私有制”一样，落实到一种组织平台上去操作才有实践意义。这就势必落实到不同层面、组织、机构，结果就实际成为那个层面、组织、机构的掌控者所有（或所用）。比如，“公有制”或“共有制”落实到国家层面，就是“国有”；落实到部门层面，就是“部门所有”；落实到单位层面，就是“单位所有”；落实到一个集团的层面，实际就是该“集团所有”。

所以，早在1969年胡耀邦就曾上书毛泽东直言“全民所有等于全民所无”（胡德平著、温家宝代序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

其实，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说过：Communist“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而只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那种把建立“支配垄断权力操纵关系”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言行和制度安排，只能是哲学的党性原则、日丹诺夫式和“文革”式的话语霸权。

今天，要把失缺自然、自由、自在丰富性的“有生命的个人”（男女老少尊卑贵贱），从处于单纯生产（生育）工具、金钱工具、战斗工具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就需要超越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将从家庭、社区，到一切中间人（Minddleman）或信托人（Trustor）式的组织平台中处于支配性专制性金钱垄断、假公济私、权力操纵人际关系、国（族）际关系、代际关系，都变成共生关系（Symbiosism）。因为，共生主义与Communist不同，由于其注重的是一种“共过程”（增量）的，生生不息（Live and let live）的“共生关系”，是包涵了历史上Communist者的良好动机，又真正体现“全生态社会”（共富共福）要求的可操作的生活规则，所以，是最能体现“有生命的个人”普遍正义、普遍福祉、普遍尊严和幸福价值目标的社会形态、生活方式，能够达到世间生灵“无一物不得其所”的仨爱世界（参看钱宏《原德：大国哲学》P34-44，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有道是“生命之源，共生一体”（The source of life is the symbiotic unity）。

那么，从我们，到地球公民：超越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支配的专制共同体，走向“生生不息”伙伴关系的共生主义范式，势在必行（Thus, from us, to the Earthlings: It is imperative to move beyond the dictatorship of resource allocation, from the capitalist, nationalist and socialist paradigms to a “live and let live” partnership of Symbiosism）。

而且，对有生命的个人，从技术上、人文上、教宗上实行无差别开放赋能——确立分布式区块链去轴心的Web3全息个人所有权。

只有无差别开放赋能,确立分布式区块链去轴心的Web3全息个人所有权，才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并参加社会财富分配和管理，进入“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世界”，从而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长，创新一种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永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孞烎2022年6月30日于Vancouver

 http://symbiosism.com.cn/70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