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超越“闻着臭，吃着香”的“鸡的屁”？——GDP小史与共生经济范式三大要素

如何超越“闻着臭，吃着香”的“鸡的屁”？

——GDP小史与共生经济范式三大要素

钱  宏 杨知源 周  振

2013年6月28日，刚上任半年多的新领导人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谈到选人用人问题时说，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那么，让我们先说说被国人幽默为“鸡的屁”是如何来的？

GDP（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是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的首要核心指标（在1991年之前，美国以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即GNP作为首要指标），尽管从其提出到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的近80年时间里显示出许多缺陷，例如缺乏对资源环境成本、非市场性经济活动的价值、收入分配状况等要素的合理衡量，但仍然是全球范围内接受并实施的国民经济基本核算指标。苏联式的物质产品平衡核算体系曾与之比较过。近几十年，国际上也有不少的补充完善性或替代性的经济社会总体状况核算体系构思提出。然而，任何指标体系的提出和发展都有其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改变现实存在的不合理性，首先要理解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尤其是对于与宏观干预和福利国家的政策选择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的GDP体系而言。

国民账户的估算最初是由英格兰的托马斯·配第于1665年作出的，其目的在于估计该国的征税能力。亚当·斯密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国民的财富”并非仅仅植根于农业、金银，而是植根于“国民的生产过程”，因而也把制造业等部门包括进来。尽管观念上取得进步，斯密也未就怎样衡量一国的财富（或生产）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洞见。而且，斯密并未考虑到今天在其更广泛的意义上一般被称为“服务业”的产业部门，例如律师、娱乐、金融和政府，作为国民生产的组成部分。斯密称那些职能，无论有用与否，最终是“对任何价值非生产性的”，因为它们并未产生有形的产品。

经济发展是为了实现经济福利之于人的普遍化。福利经济学试图将对生产的衡量与人的福利联系起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20世纪初发现，生产过程如不考虑个体的消费者对被生产出来的产品的评价，不能被有效地衡量。马歇尔还严格地将效用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的思想。这导致生产的市场价值（即价格）这一概念成为最好的衡量尺度。这一概念的蕴含意义一直沿用到今天。有价格的商业上可交易的一切增加到GDP。这惟有凭借这仅有的事实，即它被生产和购买，才会发生。借助此依据，至少在其中货币“不易手”的两个巨大的领域被留在“可记录的福利”之外：家庭/社区，以及环境。

就国民生产衡量的突破而言，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由西蒙·库兹涅茨的工作所引导。柯布（Cobb）等(1995) 将此情况描述如下：

“1931年，一群政府和私人机构的专家被邀集到一次国会听证会，回答关于经济的基本问题。结果他们不能回答：最近的数据是关于1929年的，它们对回答而言是基本的。1932年，美国参议院要求商务部准备对国民收入的综合估计。不久以后，该部安排一位名叫西蒙·库兹涅茨的青年经济学者以开发一套统一的国民账户的任务。这成为我们现在所称的GDP这一核算体系的原型。”

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的问世，也带来了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它倡导政府在需求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等等。由于凯恩斯派的管理通过货币流而非官僚机构的规划发挥作用，这套新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工具对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按罗伯特·索罗的话来说，库兹涅茨的GDP（国民账户核算工具）为凯恩斯的“生理学”提供了“解剖学”。 此外，GDP在二战期间发挥了作为战争规划的工具的关键作用。这些核算账户使美国和英国（设置上稍有不同）能确定经济上未被利用的能力，能大大超出常规的生产水平。

确立国民账户核算工具及其对福利的贡献的真正的突破，于二战后出现。战前，就公共政策而言，经济学者们极少受到援引或咨询。柯布等人注意到，战后，他们成为“政策的最终权威”。此外，当凯恩斯派的学者把消费提升到其经济管理的首要角色位置时，决策者们不再视“人民”为工人、农夫和商人等等，而只是视为消费者。

然而，正是国民账户体系的创始者们，首先出来批评GDP的适用范围和程度。西蒙·库兹涅茨于1934年在倡导此核算体系的使用时，就已经警告道，“一国福利几乎不能从以上定义的国民收入的衡量标准中推断出来。”于1962年写道：“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之间、成本和回报之间，以及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区别必须切记。实现更多的增长应详细阐明关于什么和为什么的更多增长。”

如今，从“生态文明，共生发展”的新时代意义上，我们不难发现：当作为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态方式本体（组织）的人、人民、公民，被简化为“消费者”时，“人民”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必然被慢性抽空，所谓“自主创新”也必然被追求资本或法权两大特权所取代；而所谓的“经济增长”，也就被简化为各地政府与企业合谋“投资、消费（内需）、出口（外需）”这样一种兴高采烈“GDP锦标赛”的冷冰冰过程。

“人”在这一过程中，不过是追求超平均利润率的理性工具，亦即自己成为自己谋求特殊“权、钱、性”的奴隶。于是乎，陷入一种钟摆式世纪困境：在经济体制机制上，要么市场自由，要么政府管制。在政治体制机制上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资本垄断一切，要么法权操纵一切；在意识形态上也必然相应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所谓“右”，要么所谓“左”，且互不相融，明争暗斗，互害算计，内耗不止。虽然各领自以为是的“风骚”三五年，但无论是“左”是“右”，结果都会留下一大堆“烂尾”“烂事”给社会、给后人、给大自然去消受。

【有两个青年是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天才，他们常常为一些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争辩不休。一天，他们出去散步，发现前面的草地上有一堆狗屎。

甲就对乙说，如果你能把它吃下去，我愿意付给你五千万。乙迅速掏出纸笔，进行了精确的数学计算，很快得出了经济学上的最优解：吃！于是甲损失了五千万，当然，乙的这顿加餐吃的也并不轻松。

两个人继续散步，又发现一堆狗屎，这时候乙开始剧烈的反胃，而甲也有点心疼刚才花掉的五千万了。

于是乙说，你把它吃下去，我也给你五千万。 于是，不同的计算方法，相同的计算结果——吃！甲心满意足的收回了五千万，而乙似乎也找到了一点心理平衡。

可突然，天才们同时嚎啕大哭：原来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却白白地吃了两堆狗屎！他们怎么也想不通，只好去请教他们的导师，一位著名的经济学泰斗给出解释。

听了两位学生的故事，经济学泰斗竟然也嚎啕大哭起来。好容易等情绪稳定了一点，只见泰斗颤巍巍的举起一根手指头，无比激动地说：“1个亿啊！1个亿啊！我亲爱的同学，我代表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你们仅仅吃了两堆狗屎，就为国家的GDP贡献了1个亿的产值！”

两个青年的冲突以学术问题为内容，虽然冲突的发生影响了他们的和谐关系，但对于国家利益而言，冲突的影响却是正面的。】

国人把GDP嘲讽为“鸡的屁”，看上去是开玩笑，但实际上，是当代中国出现“民怨”与“官腐”两大危机的集中反映。须知中华文化意象中的“凤凰”原形，就是“鸡”（雉鸡），当全民经商只关注“鸡的屁”成为世风时，中华之凤凰还能飞提起来吗？还有灵魂吗？

基于共生权范式（Paradigm of Symbiorights）的共生经济学（Symbioecnomics），提出生态文明的GDE价值评估参量体系，正好从中文谐音表达了一个时代诉求：从关注“鸡的屁”到关注“鸡的翼”的认知飞跃。

GDE是生態文明共生经济体（Symbioecnomy）发展的全新价值评估参量体系。

因而，GDE要求的不只是解决GDP遗漏的家庭、社区、以及环境等非记录的庞大福利领域，也不只是关照质量与数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区别，而首先是还原生产与消费、开源与节流、休养生息与环境气候之间的循环平衡关系，尤其是鉴于工商文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遭遇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的极限三大极限，以及步其后尘参与其中的当代中国遭遇泛中等收入、泛产业化、丘陵山地人口大国城市化三大陷阱，而变相对狭隘的生产价值估算，为更广泛的能量转换价值评估。

GDE价值估算参量的特点是：1、除了将GDP遗漏的领域很自然地纳入其中；2、并且将区别数量与质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速度与质量、供给与需求、效率与公平参量，用乘法思维进行正负评级估算；3、尤其重视人的精神能量（如创意、管理、规划、领导力、思想力、文化力等）转换价值估算。

当然，这里只是一个简单描述，要真正成型并可以投入现实运行，需要组织一个多学科多领域的佼佼者连续工作三个月时间。

    那么，什么是共生经济范式三大要素？

根据钱宏《大国哲学——从“中国向何处去？”到“中国何以处世？”的主题转换》一文论述，共生法则蕴涵于时间、空间、物质、能量、信息和生命自组织的相互关系之中，生態文明建设，有赖于重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共生权范式。共生权范式的本体要素、能源要素、规矩要素三大要素的结构性表达如下。

1．组织（本体）要素[Organizational (ontological) elements]：生命自组织的本体要素，是身心灵健全的人以及由人构成的聚质量、能量、信息和时间、空间、运动于一体的社会组织。从男女恋爱结婚、繁衍生产的家庭组织，到政治、经济集团，以至国家集团、世界性全球性组织，包括各种各样形形色色正式的、非正式的、合法的、非法的、常设的、临时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社会组织，莫不由这种由生命自组织本体构成。而且，任何社会组织，皆是由内共生而至外共生关系的本体构成。

生命自组织理论设定，人或组织，大致由经济组织人、政治组织人、文化组织人，即“仨自组织人”，或“仨和社会人”，缘起结构而来。这个本体（组织）要素，即“仨自组织人”，具有经济学研究原点的价值，或可称为经济学研究的相对独立的最基本的单元，即“经济单元”，姑且用英文Economic Unit加以表达，或干脆简称“经济元”。任何“仨自组织人单元”，作为相对独立的最基本的单元，都具备一定的实现经济资源输入（Energy Input）、能源转换（Energy Conversion）、产品输出（Product Output）的社会经济活动功能，因而，作为经济学最一般的研究对象当之无愧。仨自组织人作为经济元，相当于现行经济学理论不同学派设定的诸如“理性经济人”、“商品经济”、“非理性经济人”、“市场经济”、“市长经济”等研究对象，只是比这些现行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济元，更全面更客观而更接近真相。

2．能源（价值）要素[Energy (Value) elements]：社会组织内部及其之间的共生关系，莫不以本体能量及相关资源转换为纽带相联结，并作功、发力。这里的能源，与英文中的Energy相当，涵盖能源、资源、能量、活力、产能、干劲、精力、能力、活力、能效等多重含义，而且，一切自然物质运动、社会生产运动和精神文化运动，乃至仨自组织人运动都是以一定量的Energy Conversion（能源转换）为信息介质来完成的，因而，能源（价值）要素，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能作功、发力，产生某些效能，以满足生命自组织本体之需要，因而，其能源转换作为共生关系的基本参量，可以用于将人自身的生产，人的物质、精神、工艺生产，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予以全方位、全生態地加以观照（如用GDE）与参赞化育的价值基础。

从经济学上看，共生关系展示的这个“能源（价值）要素”，就是“仨自组织人”能量转换、力量转换（Force Conversion）过程的展开与实现，包括一切仨自组织人内部及其之间，以及仨自组织人与自然体之间的能量交换与经济联系，形成“经济流通”（Economic Flowing），比如物流、能流、信息流、人力流、货币流、知识流、情感体验流、思想流等，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逐渐建构起来的从劳力经济、产品经济、货币经济、关系经济、知识经济、体验经济、消费经济……等经济学价值理论的依据。

3．规矩（伦理）要素[Rule (ethical) elements]：“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方圆即场（Field）。从混沌到有序，宇宙运行、生物进化、人类文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本体要素、能源要素即由规矩要素为结合节点，物种种群内外、大树与小草、小鱼与巨鲨、农夫与禽畜、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乃至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没有规矩要素行成的营商环境的约束、契约、履约和分工、交换、信用等行为，全生態的共生关系就无法维系。规矩要素，即是共生关系的各个本体都必须遵守的条件和底线。一旦本体要素、能源要素失去规矩要素的支撑，就是从有序走向混沌、混乱的开始，相应的一组共生关系也宣告崩溃，无法存在和继续。我们熟知的道德、法律、宗教、礼仪、风俗习惯、意识形态、制度契约恊定等等，都是人类共生体、共生场赖以存在与可持续发展的规矩伦理底线。

正是人类共生关系展示的“规矩（伦理）要素”，使得“本体（组织）要素”和“能量（价值）要素”统一联结起来，形成了一个人类所独有的具有相对整体性的所谓“经济领域”（Economic Field），或者说形成了一个与“共生场”相对应对接的“经济场”。于是，仨自组织人构成的“经济单元”，按一定的“规矩（伦理）”运行在其形成的“经济场”中作功、发力，并建立相互联系推动“经济流通”，受“经济场”的制约、激励和影响，同时，这个“经济场”自身，也在不断地强化、优化、锁定、僵化、创新、整合、超越而新陈代谢。这正是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马克斯·韦伯到道格拉斯·诺斯，从卡尔·马克思到约瑟夫·熊彼得，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杨小凯，从冯·哈耶克到理安·艾斯勒……各个经济学派倾注热血心力的地方。

本体（组织）要素、能源（价值）要素、规矩（伦理）要素，对于共生经济体系来说是必要条件，三者相互作用关系用数学语言可表达为：

S=OER，即共生权范式=本体×能量×规矩

因此，当共生智慧向着广度、深度、高度三个向度上延展，贯通于生態统领的五位一体建设时，全新的价值评估参量体系，也必将呼之欲出。

注释：

1、本文为作者即将出版的《共生经济学》第九章第一节内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3年第四期。

2、《原德：大国哲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11月出版，2013年8月第2印刷。

3、参看钱宏《中国：共生崛起》一书中《时代呼唤中国经济学——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建立“全生態社会经济体系”的尝试》和《中国全面改革的关键：创建以民生质量为核心的GDE评价体系——读<第二次革命：全球100名专家献策中国改革>》等文，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5月版——编者注。

（作者单位：全球共生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广东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