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宏：哲学精神高于宗教、主义和政治

——关于第三种忠诚的对话

丽川（美国政府劳工部公务员）：听说《第三种忠诚》昨天（6月12日）已经在上海主流媒体《社会科学报》上部分刊登出来，还加了通栏大标题“对思想的忠诚”，同期还发了邓伟志和姜义华的文章。

孞烎（全球共生研究院研究员）：是呀，有人看到“对思想的忠诚”通栏大标题及《第三种忠诚》，说这是“二十年来主流媒体在思想解放上的一次实际性的突破”，感觉问题切中当前中国学风文风的要害，而且是一个极佳的选点和切口，但很不过瘾。于是，建议组织一批有份量的文章连续推出，最好有多家媒体响应，借这个切口，把问题引向深入，使新一轮解放思想结出新的现实成果。《第三种忠诚》虽不是全文刊出，但关键的东西还是刊登出来了，实属难得。这张报纸是那场风波后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社科主流报纸，有人认为其内容一直偏左，但我想至少自去年胡总“6·25讲话”提出坚定不移地进一步解放思想后，有了一些变化。

丽川：中国主流媒体能够让你文中引用的“刘宾雁先生”话及名字注销来，这是具有某种标志性意味的进步，一种国人普遍盼望有所改变的集体无意识的反映。跨越三个世纪一百多年的努力奋斗，特别是最近30年克勤克俭的努力奋斗，中国消化吸纳的时代已经过去，整合创新正处于黎明时分！如今，考验中国文化人、知识人或学人和出版家、传播家眼光、智慧和普惠心的时候到了。

孞烎：“黎明时分”，你说得太好了。当初我在为《国学大师丛书》写的总序《重写近代诸子春秋》中曾提出一个命题，即“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现在，我想中国诞生精神文化大家的条件已经成熟，“时代期待新思想的第一声叫喊”（马克思），只要新思想的第一道闪电划破长空，磅礴甘霖过后，新世纪的红日必将喷薄而出。

丽川：不过，我并不太乐观。按你文中表述，“第三种忠诚”应该是对思想所指导的身体力行（这应该是一个自觉不自觉甚至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如果一个人深信自己的思想，那他就会按此行动）。所以，“第三种忠诚”不等于“对思想的忠诚”。在中国，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人们说惯了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重新讲“忠诚”似乎是新东西了。这多少有一点悲哀。

孞烎：这里可能存在一个对词性理解差异上带来的歧义问题。所谓第三种忠诚，是区别于刘宾雁先生曾经强调的人们对于“真知灼见”的忠诚，亦即对于独立思想的某种结果、结论、主义、真理的忠诚。而第三种忠诚，指的是人们对于自己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本身的忠诚。那么，报社加的通栏标题“对思想的忠诚”，就要看读者是把其中的“思想”作动词性理解，还是当名词性理解。如果当名词性理解，那依然是指第二种忠诚。只有作动词性理解，才属于第三种忠诚的范畴。所谓忠诚，就是竭尽全力。至于“身体力行”，正是“忠诚”二字所表达结果，所以，无论第一种忠诚（忠于君和权）、第二种忠诚（忠于事和物），还是第三种忠诚（忠于精神和大写的人），都必须做到的。它们是相对于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嘴惠而实不至，及为了现实需要而曲意逢迎、牺牲原则或打折保留等等行为，在生活中习惯成自然的现象而言的。

丽川：那么，你觉得在中国这种情况改变了吗，还会持续下去吗？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啊。中国人太聪明了，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还要振振有词地说，玩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王顾左右而言他”、“实惠归拿牌坊照立”的把戏。要是仅仅是某些个体行为也就罢了，你就自个儿自欺欺人好了。可是，如果整个主流媒体和公开意识形态都如此话语（私下里当然不可能做这种傻事），姑且不说媒体和官职这种国家公器应当如何如何，但在社会文化心理上造成的结果，就势必会出现信任危机，乃至信仰危机。这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就是你文中最后说到的精神文化退化的问题。

孞烎：你把为何要提出第三种忠诚的结症点了题。有朋友读了《第三种忠诚》后对我说：“你的话语一针见血，有理想敢承担的学者与年俱减：除了和政界、商界的权贵们一样本能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去满足作为一种自以为是的特殊生物体的欲望与快感……他们在学理、概念、理论体系、思想观念、精神文化创意上，走出了半步或坚守了什么没有？”另一位朋友则表现出一种“身在江湖，心不由己”的无奈，他说：“你的信及附录文化战略思考等文，我都读了。很受启发。当下中国知识人价值关怀的缺失，无力、无理、无气、无心，甚至无聊、无耻，已经成一大病症。你痛下针砭，好得很。而且你说的第三种忠诚，确实可以回应目前第二种忠诚不可一世的气焰。我身在体制中，说话不如你那样肯定明白。但是我心里是支持你的。”中国现在确实又到了重建精神的历史转折点上。

丽川：说到重建精神，就要关注承当精神文化载体的文化人、知识人或学人的状况。什么叫文化人？简单说，就对自己的言行有要求、有原则、有约定的人。孔子说：“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就是说，品德高尚的人只要过简朴、审慎的生活，就能够有助于造成和平、安宁的局面，有助于促进真正的世界文明。“笃恭”就是约定，“笃恭”的生活，就是今天人们说的简约主义，亦即对自己简单约定的忠诚。所谓“第三种忠诚”，表现在文化人或思想者的个体生活上，就是这种简约主义。简：简单要素；约：约定，与天、与地、与人、与上帝、与佛、与道、与自己、与心之约，如《圣经》是信徒与上帝（圣）的约定，比如所谓“十条诫定”（佛教也是这样），所以叫《旧约》和《新约》。约，也是约定俗成，俗，即惯习，约定俗成就是某种约定已经成为一种惯习，一种生活方式。简约，就是自己给自己几条简单生活要素，并约定不因外界的变化而改变这种自己认同、认定约定，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人认同、认定的生活方式。把简约放在其它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优先位置的理念、信仰和做法，就叫简约主义。主义，即是优先之意，亦即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孙中山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笃恭者得以自恃的第三种忠诚的力量。正如不同的人或不同阶场域的人，有不同的幸福指数一样，每个场域的人都有自己认同的不同的简约主义。比如王元化一经给自己确立了精神独立、思想自由和人的尊严第一这些约定后，便始终笃恭其行。从而体现出一种忠诚的精神和美德。某种约定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后，人们可能表现为两种倾向，一是狂者行为，一是狷者行为。狂者总要做点什么，狷者总有一些事是绝对不会做的。孔子及其门生的学说可能由于其给统治者（过去即与臣、子、弟、妻相对的君、父、兄、夫）留下太多方便（生活空间），而没有给人民多少的公共空间（极其狭小），因而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但生逢春秋战国那样一个混乱时代，孔子自身的生活实践却给人们树立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毅形象。他自己就说过，他宁愿与狂者或者狷者为伍，也不会与流俗混为一体（“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孞烎：你把简约主义与第三种忠诚联系起来，这很有意思。而说到主义，就不能不稍稍回顾一下世界和中国文化的走势。20世纪的人类囿闭于“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使得20世纪的世界文化成了一个走向大融合又大分化而险些毁掉自己的世纪。在中国，则表现为两种各执一端的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是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前者完全否定了中国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工艺文化-精神文化）的现实价值，后者则完全拒斥西方文化（精神文化-工艺文化-物质文化）的现实价值，而所谓的“体用之争”只是这两种文化虚无主义的一种持续表现变体形式。然而人类，不管是在实然还是应然，抑或科学和价值意义上，人类又注定要互补共生和平发展，在这个以互联网、卫星电视、新技术革命以及跨国传媒、跨国经济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去国家化”、“去区域化”即将成为人类新的生活方式的时代，在这个“由国家（官）本位向社会（公民）本位转化”的时代，一种既不同于农耕文明，又与工商文明大异其趣的生态文明，已然降临世界，只有在深广背景的意义天空下，我们才能说“对立就是互补，共生才能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他们那一代或几代人都葆有着一种无杂念的纯粹的平常心，保持着对自己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忠诚。因此，当人们反思两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时候，也许这种反思的结果（多半为否定性的）不乏某些“真知灼见”，但却不能轻易否定不管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文化激进主义者们自身对于自己精神文化立场坚守。而面对这种反思思潮，今天的学界学人却没有跳出就事实而事实、就学理而学理的层面，其中还不乏“鹦鹉学舌讨赏钱”的现象。就是说，比如反思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形成的文化激进主义，学人们可以从20年代大革命一直推导到中国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灾难根源，却忘记了反思的目的和意义，最后必须落实到当下社会生活方式运行的现实，忘记了反思者自己就是当下现实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最具体的活生生的自己唯一最可控制的部分。近年来，当中国学界学人婉惜老一辈大师级的学人一个个相继仙逝而追思不已的时候，忘记了这些大师级的历史人物正是那也许在今天看来是可批判甚至可咀咒的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结出的精神文化成果，忘记了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是不管自己反思的结论是什么却始终忠于自己的反思精神，因而忘记了反思自己是否秉承到了这种文化成果和反思精神之万一，忘记了自己当下应当承当起点什么，期望点什么，笃行点什么。这种忘记，就是忠诚精神的丢失，就是文化精神本身的丢失，亦即“第三种忠诚”——思想者对于自己思想的身体力行的忠诚——的丢失。正如希伯来的上帝与他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之间“约”，精神独立是思想家跟自己立的一个“约”，是对思想自组织本身的极端忠诚。第三种忠诚，更重要的是精神，特别是人的尊严、智慧与良知。

丽川：我想你说的首先应当是哲学精神吧？我感觉重建中国精神文化，还是要对中国学界学人发起一场攻坚战。作为精神文化载体的文化人、知识人或学人的状况不改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精神。元化先生为了学人的尊严拒绝接受医生的抢救而提前仙逝，他是在以“唯精神”的力量召唤着这一攻坚战。 所谓攻坚战，当然不是针对肉体，而是心灵，是精神状态，是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就是“攻心战”，是扪心拷问自己，是不是具备了一个学人应当具备的“第三种忠诚”。正所谓“改变，从心开始”。

孞烎：是的。精神独立，当然首先是哲学本身。哲学精神是一切精神文化的精华，是一切人间首创精神的源泉，是一切人类文明种子的种子。因而，哲学高于宗教、主义（宗教和主义在英语中的表达式是一样的即“-ism”）和政治。然而，世界上至今还有许多国家的哲学，尤其是那些“政教合一”或“准政教合一”的国家的哲学，至今要么依然是某个宗教、主义的婢女，要么是权力的姘妇，而未能独立起来。而精神的独立，哲学的独立，又有赖于一个国家是否出现一批崇尚高贵灵魂并身体力行的人。否则，说重建精神无异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丽川：这种崇尚高贵灵魂并身体力行的人，未必都是哲学家，但他们都是富有智慧、尊严和良知的人，即富有哲学精神的人。这让我想起文艺复兴时期人们为何普遍推崇那些康德后来说的心怀“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希腊人。比如那位写下约束自己造福患者的《誓言》的作者名医希波克拉底，比如宁可付出生命也不会丢掉时刻主宰自己灵魂的原则而去践踏别人豆田的伟大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特别是在生命最后关头拒绝逃生机会而高贵地面对死亡的哲学泰斗苏格拉底，还有为了不曲意逢迎叙拉古国王而差点被卖为奴的《理想国》的作者与世界上最早的NGO组织“柏拉图学院”创办人柏拉图，他们都是在神与权力、荣誉与金钱面前葆有“第三种忠诚”这一美德的伟大哲人。

孞烎：正因为古希腊出现了这样一批批出类拔萃的“精神贵族”，所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深情地指出：“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它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它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同样，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代，之所以被称为“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也是由于那些“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无不在精神上独立于神权与政权，超越于地位与金钱，从而完成了那个时代远远超越国界、超越民族、超越文化而具有人类性的精神重建。

2008年6月16-17日于上海-华盛顿

附录:《第三种忠诚》全文

第三种忠诚

——追念王元化先生

钱  宏

2008年5月9日，一代学界宗师王元化先生仙逝，享年88岁。我得知信息已是12号晚上，我这个客居上海的圈外人的第一反应是，中国眼下再没有象他这样博古通今又身体力行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学问家了。

16号在追悼会场外碰到翁思再先生，他说“在先生出的九十年代日记里，见到足下去晤见的记载，我问他是否江西的那位钱宏，答曰是的。你看先生还记得你呢”。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元化先生，是2001年在衡山宾馆参加先生招待刚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吴彬小姐的晚餐会上。他一见到我走进来，就亲切地把我招呼到身边，还朗声向在场的上海朋友介绍说，“你们知道吗，这是钱宏，是我的老朋友”。如今先生仙逝，遗憾的是，我竟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我的心情难以平静，于是打开电脑，一口气读完了当时能找到的与元化先生有关的文字后，我在Word上联成这样四句话：

唯精神元化万物，

行尊严自立天地，

录沉思新风开来，

传薪火海派奔流。

写完并冠以“大师风范”四个字，以表我这个圈外人的追念。*

未料日前看到有网友给我留言，说他16日从追悼会场外的“唁电唁文留言板”上用手机拍下了冈村繁、庞朴、王蒙、陈方正、金观涛、刘青峰、沈建华、许江、施惠等先生的挽诗挽联，还有我的追念。这位网友还告诉我，说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报道王元化追悼会最后推出的特写镜头，就是我写的《大师风范》。于是，他从价值中国网上找到了我的博客留言说，前面三句写得都很准确，唯第四句中“传薪火海派奔流”不敢苟同。若说是八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上海，还有点实事求是，但“传薪火”三字明确说的是王先生之后，那么试问九十年代以来哪有什么“海派”更哪来“奔流”？该网友最后批评我，说我差不多是“睁眼说瞎话”。

我不想反驳，也没理由反驳这位网友的批评，因为我在《中国智库之现状》（2006）中已作过解析。但是，既然这四句话引起了媒体的青睐，我想我也许应当把当时写《大师风范》时，这种近似直觉的追念作一点说明。

四句话每一句中的前三个字，即“唯精神”、“行尊严”、“录沉思”、“传薪火”是我对元化先生生命本质和文化价值状态的一种感受与体认。这四个层面的感受与体认，既得之于我本人与元化先生的神交，也得之于拜读胡晓明、林毓生、张汝伦、汪丁丁、翁思再等先生的相关文字。我私下以为，元化先生的生命本质与文化价值，概括起来说，是一种人类特有的：忠诚的精神或忠诚的美德。

我很早就自命是搞哲学而“不吃哲学饭”的人，但由于身处江西农村我又非常孤陋寡闻。最早知道王元化这个名字，是1983年在朋友处看到先生的《文学沉思录》一书。因为此前的1981年底，我曾不揣冒昧给胡耀邦写信，认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应当那么快就结束，中国思想解放的还得远远不够，思想解放的目的，不仅仅是号召国民要如何如何做，而是要培养国民实事求是身体力行的精神，而要达此目的，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看到“沉思录”三个字，我感觉遇到知音一般，就抢借了来拜读。读元化先生的大作，从他对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我感觉这种实事求是身体力行的精神，就是康德说的获得勇气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和黑格尔说的反思。元化先生异乎寻常地忠于自己的纯粹理性和反思精神。如果说中国需要继续解放思想，那么落实到我身上，一定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培养自己的反思精神。后来我在《谈谈理论思维的内部机制》（1984，刊于1985年第8 期《国内哲学动态》）等文中，将其概括为发挥“个体思想自组织优势”亦即元化先生说的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我相信，只有象王元化先生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身体力行地坚持解放思想，才是真正有效果的。因为，反思意味着以一种无杂念的纯粹的平常心，保持对自己独立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忠诚。

这种忠诚，无疑是美德。但不是普通的美德，而是人们通过忠诚和为了忠诚而忠诚才有的美德。刘宾雁先生在《第二种忠诚》的文章中，曾经把对国家的忠诚划分为两种：一种忠诚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老实听话、从无异议”；除此之外，还有第二种忠诚，那就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国家、社会和政治人物，并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对国家提出真知灼见。我想，这两种忠诚，都符合忠诚的精神，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第三种忠诚，即思想者对于自己思想的身体力行的忠诚。没有对自我的忠诚，就没有有道德的人，没有正直者的忠诚，就没有正义，没有人文主义者的忠诚，就没有人文关怀，同样，没有思想者的忠诚，就没有思想自由。光是表白、呼吁或号召，说得再好听，都无济于事。窃以为，在王元化先生身上，就体现了这“第三种忠诚”。

如果说，第一种忠诚与第二种忠诚是社会角色使然，其美德还没有超越类似于“武死战”、“文死谏”和“坚持真理”的传统政治范畴，那么，第三种忠诚才是人性使然，是精神使然，其美德才真正进入到“揭示真理”、“永葆生命活力”的现代伦理范畴。第三种忠诚，既不在政治立场上有多坚定，也不在于在学理成就上站得有多高，但它具有人类的、社会的、普世的价值。所以，不管元化先生是著书立说，还是出任党的宣传部长，都能体现出这种忠诚的美德。对于学者、知识分子或思想家而言，只有融入生命的学问，才是真学问，只有贯通学问的生命，才称得上思想家的生命。因此，第三种忠诚的美德，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源头活水。

“唯精神”、“行尊严”、“录沉思”、“传薪火”，体现在元化先生身上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具有自身的纯粹性。其中“唯精神”和“行尊严”既是元化先生的生平自况，又是他的自我价值肯定，且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录沉思”和“传薪火”更是精神和尊严本身的特征。人们常说，大自然是伟大的健忘者。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物质的。物质就是遗忘，只有精神才有圣奥古斯丁说的“过去的现在”，即记忆，亦即过去留给我们的，以及保留在我们身上的。这就是人类看似脆弱，影响小且时间短的个体精神，但由于记忆，忧虑和忠诚的精神便得以开始和延伸其勃勃生机。有人说，一种思想只有努力抵制遗忘、习俗和利益的变幻无常，以及投机或权力的诱惑，才能摆脱虚无或饶舌。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就是由这种努力构成。马塞尔·孔什告诫说，任何思想“都有不断地失落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努力保住它的话。”所以，没有忠诚就没有思想，为了思想，不仅需要回忆，还需要愿意回忆。忠诚就是这种意愿。忠诚指向“过去的现在”即精神本身，而忧患则指向“未来的现在”即人性本身，再自私的人也不会永远忘记未来。面对“祖国的花朵”（儿童少年），无论是否己出，人们都会寄以某种期望。即使精神是一种疾病，人性是一种灾难，但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每一个忠于自己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人，都是一个人文主义（人道，或人之道）的守望者和期望者。对于过去，不要动辄打个落花流水，对于未来，更不必悲观绝望。人的全部尊严在思想里，思想的全部尊严在记忆里。容易忘却的思想，没有精神，容易忘却的守望和期望，没有意志、没有心愿和灵魂。人只是由于记忆才有精神，由于忠诚才有人性。正如希伯来的上帝与他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人之间“约”，哲学思辨是思想家跟自己的一个“约”，是对思想自组织本身的极端忠诚。所以，自况唯精神、行尊严的哲人如元化先生，势必会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始重新“录沉思”，以“传薪火”。这种忠诚的精神，就是精神本身，亦即道法自然，法尔如是。

有人说，斯宾格勒在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提出其文化宿命论，第一次敲响了西方文明的警钟。汤因比又从对西方文明的忧患中展开其历史研究，提出“挑战与应战”的命题，并将其关注的范围由西方文明扩大到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最后诉诸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级宗教的解决途径。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亨廷顿又由这种文明忧患中引出他那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认为应当从这种忧患论与冲突论中得到启示，去建立有效的文化战略来促进中国的文化建设。但是，我以为所有这些论调，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停留于对文明现象利益诉求的抽象描述，就算都是“真知灼见”，也至多体现了“第二种忠诚”。而元化先生的“沉思”和“思辨”，就是回忆他的期望，期望，就是他想要的东西。他忠实地记录下他的沉思和守望，就是未来的忧患本身，而不只是一种概念或总念。

只有从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本身的第三种忠诚中，人们才能从自己的文明忧患中产生对文明的活生生的期望。胡晓明说，元化先生晚年最关心的是文明忧患，这个世界越来越和他期望的不一样。所以我想，尽管元化先生也许并没有把他所期望的文明具体地描绘出来，但他身体力行所遵循的“有思想的学术和学术的思想”，他的“唯精神”和“融入生命的学问”，他的“四不主义”（友人李晓东发短信告诉我，他记得元化先生在获得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时的答辞中有“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的话），他在逆境和病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面对医生肉身抢救方案所表现的人的“尊严”，足以给我们指出了文明薪火的传承方向。

回到前面那位网友对我的批评（即说我写“传薪火海派奔流”是睁眼说瞎话），这使我想起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香山卧佛寺召开一个国际性学术会议期间，在元化先生的高足傅杰先生的帮助下，我有幸第一次拜访元化先生的情形。这里，我要先作一点说明，1990年底，我与友人尹飞舟、王守常、钱文忠、欧阳哲生等策划《国学大师丛书》，丛书旨在总结并纪念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完成东西方文化交融对接和结构性创新作出杰出贡献的一代英豪，以激发当代学人不要重蹈此前整整三四十年间中国学人几乎留下创新空白的历史覆辙，完成自己该完成的思想文化使命——又一个世纪之交的结构性创新。为了成其事，我就不揣冒昧地写了一个编辑说明《重写近代诸子春秋》（有朋友拿去分不同篇幅发表在《光明日报》、《文学报》和《文汇报》上）。文中提出三个相关命题：“诸子百家三代说”、“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历史不会跨过我们这一代”。为了组织这套丛书，我先后拜访张岱年、赵朴初、季羡林、任继愈、汤一介、周一良、王永兴、戴逸、龚书铎、庞朴、刘桂生、戴文葆、姜义华、阴法鲁、石峻、刘梦溪等学界前辈，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张岱老和季羡老，首先肯定了“诸子百家三代说”的理论假设和“国学”新定义，从而使我获得面对中国学界的勇气而至今感念至深。记得那次，元化先生垂询了丛书组织进展情况后，笑着问我在编辑说明中最后提出“历史不会跨越我们这一代”这个命题，有没有现实依据，他问我心里也这么认为吗？当时我不无尴尬地回答说：说是“一个命题”，与其说是一种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一种期望，我相信所选“国学大师”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以说这种期望本身也就是组织这套丛书的目的。元化先生听到这里，笑着说“看来你比我乐观，也比我勇敢哪。不过，你们年轻人办事，应当有这种勇气”。我当时感到，元化先生既是批评又是鼓励。其实，当我写下这个“命题”时，心里面何尝不是在想：尽管恢复高考和国门打开之后，学贯中西古今的年轻一代学人正在成长，但仅从现象上看，由于当代中国以利言事的特殊国情、学者们的现实生存竞争和与经济建设接轨的碎片化教育体系……恐怕想不“跨过我们这一代”也难。

后来，我在《背景主义：关于大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1994）和《读〈读黑格尔〉所感》（1998）等文中，曾就中国学人以现成选择为圭臬代圣贤立言教化万民的传统和述而不作的学术研究惯习，因而缺少西方理论思维的训练，从而造成了中国的思想理论只能达到“现象的描述”水平问题进行过分析。主张中国学人应尽早实现中式的阐释研究与西式的理论思维的联姻。这种联姻，就是发挥个体思想自组织优势，完成从秉承者向在出者的蜕变。从生命主体上讲，中国学人最大的问题，除了思想治学的理论思维含量非常之低外，就是缺少元化先生对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这第三种忠诚。

参加王元化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回来，我收到《社会科学报》编辑部朋友的短信，说他们报社也要搞一个追思会，建议我就元化先生生前关注的中国文化与精神越来越退化，需要教养主义的推行的问题，写点东西。我想，确实应当为此写点什么了，于是，就在电脑上写下《经济学思维向度：文化精神从进化论到退化论》这个题目。当我用五笔打字，想打“退化”这个词，不小心打错了一个键，结果出来“奴化”这个词。这倒是很有意思。说到今天中国文化和精神的“退化”，可不就是直接与这个“奴化”相关吗？政治强权当然是一种奴化，而无尽的物质欲望，则是另一种更普遍更易主动接受的奴化。据吴敬链先生回忆，在元化先生最后的日子他去看他时，元化先生问及的，还是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情况到底怎样？在吴先生讲了自己的观察判断后，元化先生说：我看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马科斯•韦伯指出过的“工具理性”膨胀问题。人们把理性当作实现物质欲望最大满足的工具，而不承认它有“自我存在”的理由，因而泯灭了对于文化的渴望和对于理想的追求。一些年轻人也满足于房子、车子等物质享受，而不关心我们的社会走向何处。上海这一个月内贾植芳、王元化、蔡尚思三位大师相继仙逝，三位大师留下的精神文化空白，不知何时何地何人能够填补。窃以为，中国不解决精神文化的退化问题，这样的空白恐怕一下子很难填补。当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教育、科学、卫生都按照经济学思维向度激发起来的业力演变位移时，“退化论”规律就不可避免地开始发生作用了。

以我的愚见，其实，精神文化上一切的“退化”，都因思维方式而起，当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都被迫采用经济学思维向度去面对时，人们怎么能不斤斤计较，怎么能不各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挥自己社会地位和职务上的“比较优势”？中国的精神文化和文化精神怎么能不越来越退化？这似乎是一个历史的悖论，中国人在100多年前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浸润，却在“站起来”扬眉吐气后的60年内走进了“退化论”这种尴尬的精神状态。

今天，面对奴化而退化的文化精神状态，我们需要推行教养主义，更需要高扬元化先生的第三种忠诚。

2008年5月23日于上海开关居

*好几位朋友事后告诉我,上海电视报道王元化先生追悼会,最后推出的特写镜头,竟是我这个圈外人写的这四句话(我用启功体放大打印出来,有关方面了贴在追悼会现场来自世界各地和港澳台名流悼词栏。后来，我知道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刘世军先生的安排):

唯精神元化万物，

行尊严自立天地，

录沉思新风开来，

传薪火海派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