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大危机可能引发全球生態大战！

——不要再抽國計民生的血！

最近，刘鹤先生《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总结报告（刊于2012年10月1日出版的《比较》杂志），再次在网上热传，这说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可能成为又一次“全球大危机”，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我本人恰巧在2013年专门写过一个近万字心得《对刘鹤先生<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的延伸思考——改变思维方式路径依赖与价值取向利益羁绊势在必行》，这里就不重复。

对于习惯于“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思维的人们，往往偏向从历史比较或类比中，寻找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据说，现在市场上关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会引起“经济衰退”已经取得共识，现在争论的是：是否会引起大萧条？

我想说的是，是不是“大萧条”也无需争论，更无需去和1929、2008两次“大萧条”进行比较，来预测这回是不是“大萧条”？我们只要认了这回的经济“衰退”是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中出现的衰退，争论是不是“大萧条”有意义吗？再者说，“衰退”与“萧条”，除了诉诸情绪的修辞上的不同，有什么逻辑规格上的本质差别吗？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什么时候也学起政客们玩起“以修辞替代逻辑，以利益选择事实”的把戏了呢？

这次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大危机与1929、2008两次大萧条或大危机完全没有可比性。

前两次全球大危机都是市场性、流动性危机引起，最后传导到实体经济，1929年那次是罗斯福新政干预、2008年是各国央行出手，市场性、流动性危机化解，实体经济（含军工、基建）随之恢复，政府干预刺激政策的出台短期有效！

2019-2020这次，由于新冠疫情对各国社会正常生活不仅是全覆盖性“熔断”，而且疫情将如何演变，到目前为止还是个“未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有可能出现失业潮、饥民潮。在这样一个大危机面前，各国政府可以推出的政策工具，首先是避免危机引发国民日常生活受困，甚至饥荒，进而避免出现包括微生物与人类以及人类自身在内的“生態大战”，以紧急应对“比尔盖茨难题”（Bill Gates Problem）。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波及200个国家和地区，有人甚至认为相对波及39个国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波及61个国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以不同于人类自身所有战争形態的方式开始了。这就不是什么可能引发“次生灾难”“经济衰退”的问题，也不是过往认知的国际、洲际间所谓“热战”、“冷战”（这个概念已经不适合描述当今世界的对抗）、“核战”（引发核冬天）、“生化战”，而是更可怕的“生态入侵”（非可控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病毒、有害物质）引发的广义生态危机和生態安全问题了。

生態大战，是指人类文明过度扩张，掠夺生态资源、抢占生态空间而破坏生物、微生物自然环境、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前提下，引发作为地球生命基础的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小型原生生物、显微藻类等在内的一大类生物群体）对人类的反噬，引发的人与微生物，以及人类自身相残的战争。

但是，人类必须看到，維系地球生命新陈代謝共襄生活的底盤，是微生物而不是人和动植物，这回，新冠病毒（微生物）既然选定人類為宿主，其目的仍然是：自己活也必让人類活（live and let live）才能“長期存在”与人类共生，而並非杀死人类活体，与人类同归于盡。所以，这场生態大战的结果，并非人类与新冠病毒（微生物）的你死我活。在人类活体（免疫力）在新冠微生物（病毒）进宿后，双方机能实现非杀活性再平衡过程中，一种远超国别利益共同体，甚至远超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涵盖地球生命新陈代谢共襄生长的微生物、人与动植物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生命共生体（Life symbiont）组织形態将应运而生（参看《致地球公民函》及附件《“群体免疫”概念的方向性警示价值》《改变生活方式的大事件亟需改变思维方式的大智慧》）。因而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主要着力点，依然是在通过新冠疫苗等方式促进“群体免疫力”（herd immunity）的同时，防止和避免“人类自身相残”相互推诿攻击，带来底层社会生態和自然生態难以承受之重！

我想说的是，在处理全球大危机——生態大战的意义上，在国内外疫情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变量皆不可预测的条件下，19大确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将显现超能与群体赋能价值。共生（Symbiosism）本身，是一切活体及活体间生命自组織灵动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是动力学（dynamics）与恊和学（Synergetics，又译协同学）的动態平衡。有道是“微生、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因此，共生，是天地之大德，也是人类个体与群体认知与愿行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企业、政府、国家、国际组织制度设置和运行的行为圭臬。

共生在现实处世、处事上，指称的是待人宽容、宽松、宽厚如待己，或利他而利己（live and let live），“谋求自己活得好，必须谋求别人活得好”（习近平，2012.7）。共生过去是，將來是，今天更加凸顯为每一“有生命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与群体，包括当代企业组织（产业链与价值链、需求链与供给链之环）的基本生活观念和生存方式。

在新冠疫情大危机面前，大家正好放慢增长的脚步，等一等“掉队”的共生灵魂，考虑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积累的资源背负、生態背负历史欠债，怎样偿还和修复，而不是继续刺激社会性机会主义物欲，继续把这次防控新冠疫情中声称反对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推向极致。显然，大疫情之下，你不发展，别人也不可能有大发展，大家都满可以把各自短板好好补补，没有人逼你非要实现个什么超高的政治目标，不是吗？再说，中国实现18大定下的GDP翻一番目标，是迟早的事，干嘛非要搞“弯道超车”？生活还在继续，没有什么最后的胜利者！

可是现在，为了保增长的“新基建”这种明显生態失衡的“有人欢喜有人愁”的形式主义，你就不得不继续依靠官僚主义来发动，鼓励机会主义来依附性参与（又会有人发大财啦），结果只能是“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柯湘唱段）——加速中国社会“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道德失灵”三重失灵，而社会治理体系，以及国家治理，乃至全球治理体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建立健全起来啊！

所以，从中国的情况来说，2020年政府工作的经济政策，是要用有限的政策工具——资源重新配置——去纾困厄、保民生和保就业，而不是采用“刺激政策”去保增长和保目标，比如用什么“货币双轨制”双重发债，去支撑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基建或“新基建”），继续加重资源背负、生態背负，这无异于抽“国计民生”的血！

因而，当前各国政府最重要的事——严重信赖进出口的中国（订单收缩、采购受阻）尤甚——即使增高“消费性负债”，莫过于不舍弃任何人的纾困补短，而非保经济增长（资本增值）指标。

事实上，面对全球经济“衰退”或“萧条”，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紧急措施刺激经济抢救市场，比如大幅度降息又降准，对国民生计具体到家庭和中小企业生存实施全覆盖纾困（发钱、降税、延税）等等。当然，中国各地政府也在想招术，可是都想了什么招术了呢？中国各地政府，大概从过去三十年玩“铁公基”中玩到了太多的甜头（又是政绩合法性，又是创、抽、寻租花样，又是GDP高增长带来的腾挪空间），由此产生了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依赖和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面对经济“下行”或“衰退”，在“制度外部性张力”渐退渐消的条件下，继这几年玩所谓新自立更生的“小城镇”、“新三驾马车”（教育、医疗、养老），以及在农民无自组织“谈判权”的条件下玩农村土地“直接入市”等等都玩残了，或者玩不下去了之后，突然又“眉毛一皱，计上心头”，一下要玩5G为龙头的七大“新基建”了。

对于这七大“新基建”，有识之士早已经一一作过分析，我也在3月11日《如何走出当前中国经济困境？——共和经济学如是答（提纲）》作出“无济于事”的判断（全球共生網http://www.symbiosism.com.cn）。我特别建议中国政府实行“纾困难、降成本、提效率、强社区、重建社会”十六字方针：

1、纾困难：对象直接是千万计家庭（家庭是立国之本）、8千万中小企业、1.2亿个体户，取得超高预算内、预算外和顺差汇率收入的政府，应积极承担起国民医疗、教育、养老、住保的义务，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给中小企业提供流通资金并推迟或减免税收，“给老百姓发钱”，降低“恩格尔系数”。

2、降成本：大幅度压缩政府规模，紧缩和规范政府性行为，制订《反操纵法》，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特别要提一下，地方政府不得再强行当地企业贷款发公务员工资）和边际效益成本，重建“官吏告老还乡”制度，结束公职人员实际供养终身制（建立超大上层建筑“软着陆机制”与“官吏退出机制”）。

3、提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生产率、政策效率、法规效率，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着手解决“文件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实际冲突，解决“条条块块”上下左右相互掣肘（参看《从产权理论到共生权理论的历史跃迁——中国模式“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的死结怎么解？》）。

4、强社区：鼓励城乡社区经济，力争三年内，使社区经济形態成为与市场经济形態、政府经济形態并驾齐驱的经济形態，形成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之势（参看《五百年來誰著史，八萬里路展風流——中国的经济学革命就要来了！》）。

5、重建社会：构建社会治理体系、扶持NGO组织、制订《国民事权法》，保障国民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的发挥空间，实现社会再平衡、政治再平衡、经济再平衡（参看《重建社会机体，恢复健康正常——通过广义智慧城市示范呈现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物流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再强调一遍，14亿人的中国，真正可持续发展，在城乡社区各具特色生活方式再选择（再生、再创造），以及为城乡社区共生体（Symbiont），提供相对应的“新基建”服务（基建本不是产业），这才是政府、大型企业和社会基金，应该花大气力的方向和导向。比如，象娄底市市长杨懿文那样，实施每个社区匹配“全科医生+常规诊断机器人”（休养生息），建立社区“内置金融+区块链”（创业创新），社区经济看起来小，实则没有比这更大的事，“大”也是从“小”做起来的，比如苹果公司大不大？但它最初就是几个社区青年做的小微企业。再比如，如果有可能，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展“以共生经济为内容的生態文明实验区”建设（此文正式发表在2020年3月25日出版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經濟要參》上。）。

现在，我干脆直接亮明我对所謂“新基建”的观点：不是“新基建”，是不是真的“新画饼”（许小年）的問題，而是中美贸易得失和规则摩擦并未解决的情况下，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又熔断了国际国内“产业链、供應链、價值链”三链趋势（必然持续相当长时间）大大影响世界经济“信心指数”的背景下，再添猛抽已经面临干涸的国计民生的血——而且势必推高“生产性负债”——的問題！

必须指出：消费性债务，直接与国民身心灵健康相关，在非常时期，如全球大流行疫情情况下对国民纡困，可能收得“留得青山在”的效果；生产性债务，直接与政府业绩相关，在非常时期，如继续扩大规模搞什么“新基建”拉动生产，可能收得“杀鸡取卵”的效果。如果政府必须负债经营，那么，无论从眼下还是长远利益看，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如果中国各地政府（即使中央政府同意也要靠地方政府配套实施），真要如此“没事找抽”，硬是“29万亿”“30万亿”甚至“50万亿”地背债，也要霸王硬上弓，那么，后果必将是挤压占用与国民生产、生活、生態直接相关的所谓“民营经济”和“农业经济”供血通道！

说到“民营经济”的供血通道，这些年老是轮回到所谓的“要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二元对立选择的思维陷阱中。我想，面对“新冠疫情大危机”，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再也不能回避的课题，这就是：“孰公孰私”的问题？也就是对标榜“公有”“私有”的产权经济学，要来个正本清源和根本制度设置上的改变的问题。

其实，在事实层面，“孰公孰私”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相对“国有经济”或“政府经济”的所谓“民营经济”，尤其是具有“五六七八九”社会功能的中小型企业，这里的五，指承担并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六，指承担贡献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七，指承担并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八，指承担并贡献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九，指占有中国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何立峰、马君、胡德平、刘鹤、习近平）。这就非常清楚，比仅承担了不足“五四三二一”的社会功能，却在自然资源、政策资源占尽垄断优势的“国有经济”“政府经济”，具有更大更具体的“公有经济”或“社会经济”。我们中国所谓的“民营企业”，是更普遍的“公众企业”，在中国却被混同于某个人、某家族、某集团所有的“私有经济”或“私有企业”。

情况很清楚，放下“自家人”和“共和国长子”等说法，中央2017年7月就在“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中把“稳就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而承担并贡献了83%就业的所谓“民营企业”，还不算是“公有经济”和“社会经济”，谁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著述《中国近代通史》中有一个结论：“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级官员。”这一结论，为我發現的“中西社會差异：官民矛盾与阶级斗争”，提供了一个证据。“官民矛盾”反映的不是中國社會各阶级的狀況，而是貫穿社会各层級強势与弱势个体、群體、共同体（含宗教、政党、行会）的不同狀況。官民矛盾衝突的域限或临界点，远低于不同阶级的域限或临界点，用马克思基礎与上层建築理论来表达，就是：庞大上层建築与超负荷政治經濟文化基礎的基本矛盾。当一个王朝或政权从顶层到底层的“官官相護”机制，不足以應对和解决政治經濟外交危機和公共事务（含卫生）危机时，各层级官员勢必开始分化，形成中国特色“帮派斗爭政治”，而所有帮派头领几乎都会拉起不同的“替天（民）行道”的旗幟，以让民为其卖命，而長期被压迫压抑的民怨和仇官恨富的能量也就有了获得釋放的机会。于是又一轮惨绝人環的中国式自相殘杀就开始了（参看《从“三个代表”到“新三大法寶”－－以共生的名义：重塑“私有財產”与有公信力的公权力》（刊精神文明网2019年7月29日）。

今天，“庞大上层建築与超负荷政治經濟文化基礎的基本矛盾”，集中体现在“孰公孰私”纠缠不清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实践“双轨制”和“两张皮”上（参看《“四中原则”对应“孰公孰私”等观念变革——从高尚全下一步改革离不开“两个中性原则”引发的思考》）。

如果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真的要催生经济学的中国理论和中国学派，那么，我们认为，以“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理论”取代“产权理论”是一个思路。这一思路蕴涵着解决“孰公孰私”历史背负，可以“集团共同体”和“公众共生体”两种不同企业的组织形态，作为划分“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标准。

这种划分的理论价值，在于明确一个事实，不是西方、东方的问题，也不是左和右的问题，而是单纯政府资本主义和单纯市场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经济学思维方式，都需要调整，而且要引入新的概念，以及新的体制机制。

所谓引入新概念、新机制，在中国，则意味着，当代经济学家们，应当停止一切既无实质性理论建树，又为虎作伥式“做壳”思维，又来玩什么“货币双轨”“新基建”之类把戏，而用合符常识、常情、常理的正常人思维+专业知识，着力于引导中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超高价值承诺的意识形态（或大外宣）官员，以及面对庞大上层建筑“官本位”背负，不得不实行“与民争利”的政策实践（或行政区）官员，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4）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的“权控市场经济”“发展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中走出来，打破权力与资本（包括外来资本）“合谋”的老套路，在内外开放的政治条件下，超越以“理性经济人”为出发点，以“资本增值/减值”为价值导向，以“投资、内需、贸易”为动力的新老“政治经济学”、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老“结构主义经济学”以及新老“双轨制权谋”纠结百年的“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进入以“仨自组织人”为出发点，以“资源能效/能耗”为价值导向，以社区、市场、政府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条件下的“生产/生长、交换/配置、生活/生态”为动力，“让生产回归生活，让生活展现生命，让生命恊和生態”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新天地。

我不是危言耸听，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背景下，中国政府官员和主流经济学专家们，如果再不从思维方式的路径依赖和价值取向的利益羁绊中解放出来，做好“孰公孰私”这门功课，树立“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全民无差等的共生权理念，而一意孤行，這个吹得神乎其神的中国式“新基建”，將可能成为点燃新冠疫情健康危机后的粮食危机（供应、贸易、安全）、就业危机、金融危机、政治危机，乃至广义生態大战危机等一系列危机烈焰的最后一把干柴！

所以，我虽人滞留在加拿大可谓享着“天伦之乐”，心却无时不牵挂着中国，作为“共生经济”（Symbionomy）的提倡者，我不能不对中国各地政府说：不要再抽国计民生的血了！

无论是地球，人类世界，国际社会，一个国家，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存量再大，坐吃山空，增量再怎么创新，其实抽取的不是他国他人的，就是子孙后代的份额！就你聪明！？

旧的經濟學思维方式和價值取向，到了改弦易轍的時候了！

所以，解決問題走出困境的辦法，首先要在哲學思維上从二元對立，向三元互動突进，在市場自组織力与政府自组織力中，引入社会具體到公民社區自组織力，形成“三大自组織力”各显神通相互作用共襄生長的格局，以實現社會生產、生活、生態再平衡，让理性經濟人（個人、市場或政府）还原为經濟政治文化仨自組織人，让生产回歸生活，让生活回歸生命！

所以，我再说一遍：走出中国目前经济困境根本因应之道，还是要从和平但毅然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入手，将中国的立国之本，中国的制度设置，中国的经济结构，无心理阻隔地建立在“家庭第一，社会优先，服务公众”（Family first & Social priority & Serving the public）的基础上，让生产回归生活，从而让吾土、吾民、吾国成为一个富有良智（Beautiful Mind）、文明（Civilization）、共生（Symbiosism）的正常国家！

   孞烎2020年3月9日-27日记于Vancouver

作者：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