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生活方式的大事件

亟需

改变思维方式的大智慧

——钱宏与日本友人的隔洋对话

在人类历史上，凡是发生改变生活方式的大事件，必然催生改变思维方式的大智慧，从而开创人类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的世界”。

如果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是二战以來最大的可能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歷史事件，那麼，既然二战炮火中誕生了維護世界和平安全的“聯合國”（1945），以及颁布了《世界人權宣言》（1948），这两项伟大创举，可谓在人类行为方式和思想意识上，代表著那個時代的人类最高智慧、胆魄和慈悲！！！

那麼今天，在这次超越“主权国家”（1648）甚至超越人类间斗争对抗的抗疫、防疫大戰中，各国政府和公民能不能擱置相互攻讦推诿而團結起來，支持古特雷斯秘書長“聯合國改革”，推動在创造聯合國基础上，再誕生一个旨在解決超主權的“全球性問題”的全新組織，比如：“全球共生理事会”，以及《全球共生宣言》？

這是一件值得地球公民期待的大好事！参看《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台湾晨星出版社（2018）。

为此，我特意写了《致地球公民函》和《“群体免疫”概念对人类具有方向性警醒价值》。我希望同时用中、英、法、德、俄、日文发表。

但是，我请在日本的朋友翻译时，他有一个顾虑，就是可能在日本一般国民中引发的反响，可能和在日本精英中引发的反响，可能完全不同。他这样告诉我：

这篇翻译稿审稿要化一些时间。

但问题是，昨天和一个日本朋友聊起您的这封信，他有些话非常惊人。他问，您这封信要给谁看，如果给一般的日本国民看，可能得到了结果是让日本愤青找到批判中国的借口，因为新冠病毒先在中国发病的，您却要让大家接受和病毒共生，这会让这些愤青觉得中国是在找借口逃避责任。事实上当美国都在明确说是中国病毒的时候，日本也有很多人也在寻找发泄口，他们已经在批评日本政府为什么不跟着美国一起指责中国。如果愤青拿您的信借题发挥的话，反而不利于在日本的中国人。

他认为，您的信应该给日本的精英看，事实上只有这些精英才能理解您的主张，并且，他们有能力做一些事。所以，这封信用英文发表就可以了，因为日本的精英都能看懂英文的。最重要的是，日本人比较迷信欧美，英文版更具影响力。

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话比较中肯，现在世界各地因为新冠病毒而发生的排华事件已经有很多起了，据说纽约华人还开始自我武装保护自己。您的建议可能会成为外国的愤青废青发泄的借口。所以，建议，您的这封信最好只出英文版，其他语言版最好先不要出。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亚南

我觉得这位朋友说得有理，任何事情一旦屏蔽了理智而诉诸情绪，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的信完全是中立的，叫人类自己不要相互攻讦推诿（甩锅），浪费资源和精力。因为在生命世界，整个人类无分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在微生物（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小型原生生物、显微藻类等在内的一大类生物群体）面前都算不上什么，没有微生物的帮助，不与微生物共生，人类连起码的生理新陈代谢都做不到。

新冠病毒（微生物），这回找到人类或蝙蝠（身带千种病毒却是小型哺乳动物中寿命最长的）、猴子作宿主，第一它们一定是有我们目前尚不清楚原因，第二它们既然找上门来，其本能目的也是要自己活（live）并与人类一起活（and let live）即共生（Symbiosism），而不是杀死人类。杀死人类不是它们的目的，因为杀死人类的结果就是同归于尽，它们自己也活不成。但在共生机制形成之前，新冠病毒和人类（或还有别的动物甚至植物），特别是自以为高贵的人类，肯定有一个相互适应（即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

1、人类（和动植物机体）免疫力肯定会本能反抗，自发产生抗体杀死外来入侵者病毒，病毒也会反抗；2、但抗体过度就会杀活自身相关器官的细胞（肺穿洞不是病毒之过而是抗体本身之“过”），这次疫情死亡者中相当一部分是自己抗体反应过度，使用激素抑制抗体引发的问题杀死的；3、抗体过弱、抗体不足以和病毒抗衡的年老者也会死亡，还有错用抗生素（对细菌有效对病毒无效）；4、但多数人特别是年青人自身抗体与入宿病毒会达成平衡（将其控制在一定边界如细胞间隙，不使其侵入人体细胞内或腔管）而相安无事；5、事实上人类对待新冠病毒存在反应过度（心理反应过度、医疗反应过度、行政反应过度）引以的“次生灾害”和“人道灾难”，还有“经济衰退”，也许已经远远超过了疫病疫情本身；6、像历史上许多“瘟疫”最终解决方式都是产生“群体免疫”效应一样，这次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不管人类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抗疫、防疫，也不管新冠病毒传染的“世代间隔”时间多长，最后，也必是产生群体免疫效应，才能告一段落。由于新冠病毒“基本传染系数”为R0=3，所以经过在一定时间“世代间隔”传染全体人口的2/3之后，R0(1-P)<1=)P>1-1/R0，也就是一人传染3人，设若其中2人已感染，那剩下只能感染1个，R0就衰减到1以下以至于0传染60%-70%人口被传染（除1%死亡率）人类就获得了“群体免疫”，病毒就无法传播了。

所以，面对这场人类所谓的“全球大流行”疫病疫情，及“次生灾害”“人道灾难”“经济衰退”等等，是原发何处何地何时何因？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如何把灾难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并避免或应对一下次别的更大“全球性”灾难？在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只能靠人类自身免疫力，只有等待“疫苗”和“群体免疫”机制形成的情况下，各国领导者和国民，都要有充分的认知和积极的愿行！

人类要面对象“新冠病毒”疫病疫情这样的“全球性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最紧迫的有贸易摩擦、经济衰退……

所以，要象古特雷斯秘书长说的，病毒大流行以实实在在的方式提醒我们，人类大家庭本质上相互依存的。然而问题在于，目前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现行最大的国际组织机制，都不足以处理超主权的“全球性问题”。这里的全球性问题，是指：荒野问题、荒漠问题，气候问题（全球变暖）、难民问题、粮食安全、维和问题、核武扩散、生化武器、贸易摩擦、疫病疫情，联合国第二委员会负责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体系、和外债的可持续性）、发展筹资、可持续发展、人类住区、消除贫困、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发展业务活动、信息和通信技术、海陆空运载工具促进发展、生物人工智能，以及“六大冲突”——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态冲突、文明文化冲突、人与自然冲突等问题（参看钱宏《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致2017’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大会组织者》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17-10-2/1456304.aspx）。

怎么办？

这才是我写《地球公民的函》的目的。至于哪个民族（主权）国家的愤青作出情绪性反应，正是这封信要解决的问题的之一。

不过，你这样说，看来真的要把《“群体免疫”对人类有方向性的警醒价值——中国有科学素养或权威光环的公众人物不该混淆视听》作为附件，一起翻译出来作为附件。

钱兄，我们没有说您的信没有意义，而是说翻译成日文没有意义。对日本的精英来说，英文版既隆重又有权威，一旦翻译成日文反而变的不重要了。而对愤青来说，您不可能说服他们，反而成为他们闹事的借口。日本的华人现在没有受到日本的歧视，我们不希望因为这封信而弄出一些事来。所以建议您使用英文版，英文版是足够传递您要传播的主张的。

理解了，谢谢！

斗争思維解決不了病毒性疫情蔓延！

另一位日本朋友Linshun（东京大学生化博士）给我留言说：在冠状病毒骚乱的过程中，中国熟人钱宏发来了一封呼吁“与病毒共生”的邮件《蝙蝠侠如是說：与病毒共生者，壽！》。“共生”是今后的全球世界生活的时候的信条，应该是最重要的思想。我想这会成为事实。但是仔细考虑一下，人类个体是60兆个细胞和与其几乎10倍数量的细菌共生的复合生命体。然而，病毒是生物和无生命的中间存在也遵循进化规律。它成为宿主细胞的一部分，每天都在变化和进化。所以，如果被侵入的生物体制造抗体与被侵入的病毒達成平衡的话，病毒就会与该抗体共生，在宿主的体内生存下去，这样就会发生变化。强大的病毒杀死宿主，自己也必死無疑，殉情或同归於尽。在与老人和患有老毛病的宿主一起自杀的病毒中，不能和抗体共存的强病毒不能适应环境，被自然淘汰。为了能够成功入侵，不杀宿主，与宿主产生的抗体共存，变化的病毒存活下来，实现增殖，能够再生产下一条生命。达尔文发现的伟大真理(强大的不是生存，而是变化并能适应环境的生存)现在正在这个地球上展开。就像在看光谱剧一样。看起来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强行的法西斯防疫措施取得成功，其实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它并没有让病毒全军覆没，只是拒绝与病毒共生，推迟解决问题，允许病毒逆袭，只是外表上的政权存续表现而已。但是看着世界政府的动向，到处都是相似的东西。明明拒绝共生的“自己优先”，是没有未来的。

对于这位日本朋友的话，我不想作更多评论，读者各得其所。我只想说，共生哲学认为，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果说有敌人，那就是自己的思维定势与价值取向，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性-文化-制度”惯性与惰性。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改变人性-文化-制度“惯性与惰性”，还须将权控驱动、贪腐驱动转变为共生思维驱动创新。

地球众生灵，都是大自然母亲的孩子，当人作为自然故事的参与（参赞天地、化育万物、操纵事实）者，尤其是作为“完全性的参与者”或“完全性契约的履行者”（Bengt Holmstrom，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都会遇到一个哲学问题，即：“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参与者在处理这个关系时，会遵循我称之为“文殊（智慧）-普贤（愿行）定律”，或“索罗斯定律”中的两个相反方向（功能）去做——一个是认知（或智慧、理性）函数，“连接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一个是参与（或愿行或操纵）函数，“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世界”。

 认知（或智慧）函数属于思维方式，具有惯性特征、易误性特征（inherent fallibility），但追踪真相、真理（truth）越过了边界，就成了谬误(misconception)，认知理性放大扩散谬误（fertile fallacy）；参与（或愿行或操纵）函数属于价值取向，具有利己特征，但追踪利己、权力（power）过了头，有可能事与愿违，终归在现实遭受失败。所以，朋霍费尔说：“愚蠢是一种道德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

 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特征在同一个参与者身上，可以是“知行合一”的，如人对自然存在的参与，只是受“易误性”（fallibility）制约，但人在参与社会存在及其价值创造时，由于既受易误性制约，还要受到“反身性”（Reflexivity）作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知行分离”是必然的，这就是索罗斯说的“不确定性原则”（Uncertainty principle）和他从他老师波普那里借来的“开放性原则”（Open principle）。于是，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动態的“概念框架”，以尽量实时把握消解“不确定性”，并尽可能主动适应“开放性”，这就是像他说的和做的那样“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

如果我们不因人废言，在此，我们看到的并非媒体造作的“金融大鳄”，而分明是一个即便在生態文明新时代也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或在永恒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找到人的安身立命之位的，堪称具有“共生思维”的哲学家（《试论“共生权范式”——怎么建立基于“科斯忠告”的社会创新机制？》。

有人问：是中國欠世界一个道歉？還是世界歉中国一个感謝？那么，我只想问：是相互指责攻讦阴谋阳谋，还是更智慧、勇敢、慈悲地共襄生活于这个七彩星球呢？

 世界無分中国世界，地球更无所謂東西左右，新冠病毒引发的WH肺炎，甚或新冠脑炎、肝炎疫情蔓延，都應該感謝病毒！

在这个意义上，新寇病毒（微生物）是上蒼的信使，祂來对正在走向生態斗争極限——同归于尽——而各固己見自以為是以非為是的人類，傳遞著摩西式的惩戒和文殊式的认知，傳递着基督式的大愛和普賢式的願行！ 人啊，該翻轉極限，覺醒共生了！

全人类各显神通，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2020年3月21-22日于日本-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