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战争都是生态之争

——关于战争奖励机制的思考和终极因应之道

美籍华人作家林达说“言论自由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共生场论也认为，世界上只有实在主观的真理，没有虚妄客观的真理；存在就是被感知，规定就是否定，故而只有个人的真理，亦有众人的共识及其集体性行动，但没有众人的真理。

这意味着，必须尊重每个人将自己可能达到的自组织灵动力充分释放和发挥出来，在相互作用中取得某种可以身体力行的共识，而不是寻求某种唯一正确包罗万象固步自封的逻辑理性建构，即不是为了追求终结性真理结论，这里自然包括了尊重一切“言论自由”的意思，同时也包括“不终结真理”的意思。共识包含真理性，但共识并不等于真理，反之亦然。这与不能“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让少数人作牺牲”同理。

所以，比如某种“恶邻说”被当成真理的话，必是又一次人类生命搅肉机式生态战争的先导。

话说人类生态战争，大抵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确实是如《往年纪事：古罗斯第一部编年史》描述的为了自己生存利益进行的战争（自然正义），一类则属于为真理（教宗、主义、约定正义）进行的战争。但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三大真相：一是两类战争的空间性质上，都有所谓正义与非正义的界定；二是战争结果对胜利者都有一种与禽兽共有的奖励机制；三是大规模的地区性持续战争客观上推动了不同文化、文明、民族的相互学习与融合，这或可称之为对胜利者和失败者（只要没有被杀光灭绝）共赏式奖励。

其实，一切战争的本质都是物种、人种、民族国家间彼此长消损益交融的生态之争。生态战争也是一种特殊的生存奖励机制，所以，人类生态战争的意义和价值底线，是胜利者不赶尽杀绝，更不会导致交战双方同归于尽。我想说的是，由于人类富有灵明的特殊性，人类生态战争的奖励机制，自古至今，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或三种形态：

第一个阶段或形态，是野蛮抢劫，对胜利者的奖励，就是屠城，胜利者把所有男人都杀光，留下女人、孩子和金银财宝犒赏三军虎狼之师。

第二个阶段或形态，是文明契约，就是要求失败者屈辱地割地、赔款（如日清甲午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两个阶段或形态的奖励制度，都为复仇女神埋下了更大规模战争的隐患。

所以，才有第三个阶段或形态的奖励机制的出现，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胜利方，非但不向战败方索取战争赔偿，反而转过来扶持战败方修复战争创伤、恢复生产力，而后与之展开和平贸易平等往来，大大改变了“彼此长消损益交融”的生态状况。第三阶段或形态的出现，不仅是自觉按共生法则和共生智慧来处理人类战争创伤，而且，把人类生态战争，转换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态方式的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

我一直想弄清楚，这种竞合共生机制的思想根源始于何时、何地、何事？以前，我从英国1215年“大宪章运动”时期，国王与贵族生态战争的结果中得到一点启发，即只要用契约的方式达成公平，杀人复仇不是战争的目的，因而将战争的结果引向了国家制度建设，以“法律最高原则”划分不同等级阶级群体生态权益的边界，并且从中渐次培植和蕴育出一种政治上的英国式的“妥协精神”。

后来，我了解到1861年第一次执政取得南北战争胜利的美国共和党，作为胜利的北方，竟然没有追究一位南方将士或政治家（包括Lee将军）的战争责任，更没有对失败者实施大规模生物清除（镇压），而是全面实行“和解共生”的社会政治实践。有关这次普林斯顿战役后，美方将敌对双方阵亡将士同葬同悼的故事，有关南北战争后的大和解，已经有很多记载和研究，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我以为，这可以看作“把人类生态战争，转换成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态方式的竞合共生”的先例。

但这些都只是理性层面的认知。直到2015年春节，冯胜平兄邀请我到普林斯顿度假，并带我凭吊了200多年前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那次著名的英美普林斯顿战役古战场及阵亡将士纪念碑时，我才感到找到了人类战后和解共生的活生生的事实源头。

更有意思的是，同年10月，我应日中友好协会邀请到日本筹办“第五届全球共生论坛”，期间，NHK电视台纪录片导演滕野先生开车带我到镰仓游历的另一次感受。

当我们走进圆觉寺时，滕野先生谈到发生在13世纪的“日元战争”，我好奇心起，问他当时作为胜利者的日本，是如何处理双方阵亡将士和元军俘虏的？他告诉我，元军阵亡者，和日军阵亡将士同样得到安葬，俘虏中包括蒙古人、高丽人和宋人全部就地遣散与日本人通婚。听他这样说，我赶紧问他，当时日军最高指挥官是谁？他说，是皈依和笃信禅宗的镰仓幕府第八代执权北条时宗，而且，这个圆觉寺，就是北条时宗为了追悼祭拜在蒙古侵略日本时期死去的蒙古人英灵而建造的一所寺庙。这个消息让我震惊之处，是日本人这样对待阵亡英魂，比美国人整整早了5个世纪，而且再次印证了“所有宗教在根儿上都是倡导共生”的命题。佛教讲“同体共生了生死”，而皈依佛教的北条时宗这样对待蒙古阵亡英魂正合了这样的教义。

想想我们中国也有内战，但战后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处理，完全采取了彻底的镇压清除方式，明眼人不难看清，我们许多历史现实问题至今得不到解决的根源正在于此。

再想想世界目前虽无大战，但局部战争（不是为了生存利益，就是为了教宗、主义的教派、党派，或二者混合。“贸易战”只是一种比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们当代人类该如何反思战争及战后事务的处理？这已经不是个境界问题，而是事关全体人类的生存问题。

当代人类，特别是我所处的国家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上，何时能进入这样的和解共生境界，或者说能够拥有高超的共生智慧，而把所有战争平息在萌牙中呢？须知，由于核武器、生化武器、信息战、超限战、极限战、不对称战（人质外交、金钱收买）的出现，人类再也承受不起大国战争了，大国战争只要打起来，就没有“战后”的胜利者，也就是说，今天的人类，不共生，即共死。

谁能保证目前各国开展的新一轮军备竞赛不会实际派上用场？又有谁能保证局部的邻里冲突、社会阶层冲突不会产生蝴蝶效应呢？那么，人类战争有没有第四阶段或形态？

我想这个问题先留给读者朋友，这里请允许我抄录三段30多年前写的有关战争起源的“思想笔记”。这三段笔记，先后发表在《百花洲》（1990）和《青年一代》（1991）杂志，并收录在《爱与思语——追寻可能的世界》（1997）里。也是我最早提到“共生”概念的记录。

一

生孩子，作为人类性关系的当然结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男女双方为人类的延续、基因的保存所能尽的头等义务；而为了尽此义务，社会也就为男女双方建立家庭、谋取私利、经营自我、消费资源、囤积财富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世界上再没有“为子女着想”这一口实，更有理由以种种手段保持永久性“自私自利”和自我封闭（排他）。

但是，纯粹的性关系即平等谐美的人与人（首先是男女）之间信赖关系之最，并不具有这种永久性“自私”和“排他”的属性。因为随着人们个性的日益丰富，人们必然要求扩大“信赖关系”的范围，乃至建立多重纯粹的“性关系”。问题在于，人类必须找到一条使每个人共同拥有子女后代的途径，否则人类就不能“延续下去”；而且，由于失去了“为子女着想”这条正当的自私口实所具有的行为动力，而可能导致人类生产、创造活动的停滞。人的个性无论多么丰富，如果没有纵向延续保持的指望，人类生产创造的种种努力几乎随即会显得毫无意义。正是“为后代造福”、“创造美好的未来”等信念，支撑着身处逆境中的人们努力探索可能世界的热情永不消逝。

那么，有什么途径可以使人类延续下去，同时又广泛建立那种纯粹的“性关系”，使社会生活保持勃勃生机，从而富有意义呢？鉴于近现代以来，人类在保持“纯粹关系”方面从理论到实践都已作了种种探索（人道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当今主要应着力探索的是如何“使人类延续下去而不过于自私”这一关键课题。我想，人类遗传工程、试管婴儿、建立基因库等种种努力，也正在朝着解决这一课题迈进。至于对后代的哺育，则可以作为社会分工或“就业问题”来加以认真解决，而且，人们养育后代将纯粹出于对后代和人类未来的热爱，因为，这时人们已完全抛弃了作为“自私”之源的子女问题。再没有“你的”“我的”“他的”之分了，而是人类大家共同的。

二

战争的产生，我以为仍然是“为子女着想”这一口实的社会化（民族化、集团化）带来的后果。

首先，一切战争归根到底都是民族竞争、集团竞争的产物。发动战争的首脑们，总是以扩大自己民族或集团的生存空间，或者民族或集团生存受到威胁等种种口实来动员本民族、本集团的人投入战争，他们以国父、元首、党魁的名义宣布，战争行为是为本民族、本集团的人民（子女）着想，不得已而为之。

其次，“为子女着想”，总是意味着代表或代替“子女”选择可靠的成功的生活模式。父母和首脑们，正是带着自己生活模式的优越感，以及保持或推广这种生活模式的责任感，来强制儿女和人民接受某种“可靠的成功的生活模式”。所谓“优等民族理应统治世界”、所谓“东亚共荣”、所谓“革命输出”“资本输出”、所谓“维护民主政体”等等战争口实，都是这个意义上的“为子女着想”的扩大化。

因此我想，要消除战争的根源，就要消除“子女私有”（派生出“财富私有”），使“子女社会化”的过程，不能通过政治的途径（历史已证明这里一条导致后代、他人工具化的道路），而只能通过教育与科技的途径。

不过，在实现“后代社会化”之前，有一个在伦理上尊重子女、理解子女、信任子女以至尊重、理解和信任他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问题。我以为这是消灭战争的第一步，它将首先使人类从“都是受害者”（不是说未来战争没有胜利者吗？）的命运中摆脱出来。

现代教育和科学精神的普及，在伦理上是使儿童发现父母、政府、僧侣（传统的解释权威们）关于“不共戴天者”并不存在——通过互相尊重、理解和信任，人类在宇宙中本来是也可以是平等地共生共荣（与其他生物亦如此）、和衷共济的，人人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谁也不比别人更优越，因而剥夺他人的生命是“天经地义”。并且，剥夺者本身就是被剥夺者，无论“政治家”、“资本家”还是“说教家”，实际上都是“片面人生”的可怜虫。

追求真理的热情和蔑视虚伪的心理，将使儿童们正视自己的存在，从而重建自己的生活方式。

三

我承认，人类的永久性精神课题，是扩大自我，将自我拓展为与“终极的存在”同样广延的东西。但为此，我想人类必须学会调节自己。人类无论达到何种伟大而美好的境界，都不得变成自大狂而忘记了自己是“终极存在”造化的一部分，并对维护宇宙万物的和衷共济负有特别的责任和义务。

由于宇宙万物是相互关联的，人与人、人与物（尤其是生物）之间的关系必然要互相补充才能获得自我的存在。问题在于，宇宙万物（尤其人类自身）生存的互补方式，应是互相奉献（兼爱）而不应是巧取豪夺。互相奉献，则全体共生，巧取豪夺则迟早得毁灭（同归于尽），因此，社会教育必得把着眼点放在“每个人的精神努力”上。

有人看到我对美国南北和解和普林斯顿战役对阵亡将士的处理的赞扬，直接问我：“请教钱老师，再往前，印第安人的美洲主导地位是五月花号到达前失去的还是之后？现在和解了吗？”而且，他还引用《五月花号公约》的话：“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耀，我们飘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地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被认为是对这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我能对这位朋友说的是，时间不可逆，生态战争既然是大自然的一种激励机制，我们只能评判和把握其底线，而后比较战后处理方式的优劣，最重要的是如何将生态战的方式转换成相关方可以接受或承受的程度，今天的问题是，生化武器、核武器、AI武器（如无人机）等可能毁灭全球武器怎样才能避免其使用。

至于历史上的生态战争，特别是第一阶段的处理方式（屠城）在东西方都发生过无数次（也许由于西方是城邦制国家而人口相对少之故，历史上的屠城记录远低于东方国家），幸好那时的武器杀伤力有局限而未能赶尽杀绝。这与《五月花号公约》如何完全没有关系，要比较，只能比较这个公约产生的前提：欧洲尤其英国的长子继承法带来的问题！制定《五月花号公约》的那些人，在其家族中都不是长子，但同时，又和长子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却没有财产继承权，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希望，到了一个新大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从五月花号到美国《独立宣言》第一句要表达的理念：〖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朋友继续说：“是啊！要是《五月花号公约》里的全体人民包含原住民就好了”。我想说，我们讲印弟安人的遭遇和柏楊先生讲《塔什幹屠城》的故事，好有一比，高仙芝将军没有公约，也同样没有塔什干全体人民。你说他们是犯罪，也都是事实，但不构成彼此抵销，然后，似乎谁更道德谁更无耻的结论。问题在于，爷爷和爷爷之间的恩怨，不可能让孙子辈来承受，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要孙子承受爷爷，乃至曾爷爷、曾爷爷的爷爷的罪过，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在很大程度，可以看作是中国处理内战，处理中日关系上，至今陷入困境的原因。

最后，朋友提到“就像是现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包含植物动物微生物和其他无机物就好了！”我想，这是必须包含的，因为人类早就知道植物动物微生物过得好不好，与我们自己的生活直接相关，如果一味猎取，人类就会自取灭亡，而最后导致整个地球生灵的同归于尽。

那怎么办？答案并不复杂：既是讲生态文明，就是要彰显所有地球公民（Earthlings）live and let live的共生大智慧、大情怀、大格局。因而真要讲生态文明，就无可避免地必须具备以共生思维及共生价值观，重构人类组织形态－－即从过往各种各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转变成“地球公民共生体”（Earthlings Symbionts）组织形态－－的基本素质和格局，并由此重估一切现行硬道理及其制度秩序安排！

所以，我高度评价19大阙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思想和基本方略，并综合17大“生态文明”战略、18大“五位一体”布局，提出“生态文明统领，共生思想为魂”的全息共生、全球共生新世界秩序构想，以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以来建构的世界秩序（参看《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晨星出版社，2018）！

最后，要终极解决人类生态战争对地球生灵的毁灭，还要“自觉限制人类文明的足迹”。

孞烎2020年1月7日于辽东湾童心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