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开放：共生是检验真理的价值圭臬（提纲）

对内开放：共生是检验真理的价值圭臬（提纲）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原载爱思想网 更新时间：2019-01-13 22:42:24

题解：真理的评判，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准确性，证据的充分性，实践上的可行性，还应考虑它在实际应用中是否能促进不同个体、群体或观念之间的交互主体共生。如果一种观点或理论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或不同观念之间的存同尊异，间道竞合，那么它被认为是更可行更有价值的真理。这种共生关系能够体现真理在实际中的价值和效能性。

         2009年10月10日，曾经挥笔写下《为自由鸣炮》的胡德平和思想农夫钱宏，时隔20年在北京西华门重逢，畅叙中国百年不逾的主题流变：从民族、民权、民生，到良智、文明、共生。

　　期间胡德平问钱宏：你觉得中国还有希望吗？钱宏即答：中国大有希望。胡说：愿闻其详。钱说：一切发展、进步、希望，都和社会动力学与协和学的动态平衡相联系，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最深厚的动态平衡机制，是社会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用一个公式表达，即：“综合国力=政府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中国过去三十年，仅仅重点发挥了政府自组织力，就取得了综合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三的成绩，当然也付出了巨大成本并压制损耗了巨大精神体能，但还有两大自组织力没有发挥出来，就是说，即使按加法思维，中国也还有三分之二的巨大成长空间！如果用乘法思维，13亿人的精神体能再×三大自组织力，其综合效能有多大？世间一切能源中，人是最宝贵的！

胡再问：如何做到这一步？钱再答：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改变现行的社会发展评价标准，就两个字，曰：共生。用共生法则、共生智慧、共生价值观，来权衡处理中国特色与世界潮流、党内事务与政府事务、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经济增长与自然修复、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亲情社会与公民社会等八大关系，从而积极、阳光、正向地拥抱世界、融入世界，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创建。

一、回顾动能1978-2012（官生与民生）

　　思想解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开放：为我所用的以外促内式变法，即以开放促改革

　　破题：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

　　财政联邦：GDP增长率为纲锦标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口号下的政府公司主义世纪之痛

　　瓶颈：权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改良与改恶，权力重新分配下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转机：加入WTO和人权入宪，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与稳健走上生態文明的路

        跛足改革拖累：调结构、转职能，和谐社会成“河蟹”

　　逆转：世界金融海啸与四万亿救市冲击下加剧结构性失衡，跛足改革导致国进民退复辟，陷入政府、市场、道德三重失灵

　　转型中期陷阱：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当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整合“一中心两基点”国策，势在必行

二、反思势能2012-2018（利益格局羁绊与思维路径依赖）

　　共生：交互主体新认知，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统一旧思维，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让别人过得好，全社会大和解与魅力大国风范

　　反腐：重建国内公信力，厘清“孰公孰私”，摒弃“自己人与异己分子”陈腐观念，克服商鞅-桑弘羊刑徒经济“货殖论”偏好，超越塔西佗-黄宗羲陷阱

　　核心：人民中心，谨守四中例会精神，依法治国（治官），摒弃“部门立法”陋习，克服“文件治国”“批示（折子）治国”惯习，无需须言必己出、行必己令，不必“利出一孔，利入一孔”，而顾此失彼吃力不讨好

　　承诺：国际公信力、中美摩擦与“制度外部性”，反促国内“结构性失衡”的转变，是谓“全面深化改革”

三、激发效能2019-2023（三重启蒙与三重突围）

　     自然启蒙是缘由，“自我突围”，走向你我他全从称

         权利启蒙是补课，“改革突围”，重塑社会政治生態

　　共生启蒙是通心，“创新突围”，修复生態机体活力

　　对内开放：“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恩，1846），“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一国之内无分体制内外的机构、阶层，国民待遇（城乡生养、就业、健康）一体化，以负面清单破除无形壁垒，开放社会资源要素门户（打破不同经济主体获取劳动力、土地、金融资本、技术、信息不对称性）交互主体共生，开放产业行业门户（金融、能源、汽车、建筑设计、高端服装、医疗、教育、康养、电信、快递、互联网、新闻出版、广电影视全产业行业），开放城乡区域流通门户，以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GDE价值参量”，建构市场、政府、社区三维经济形態，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周期性钟摆困境”

　　夯实对内开放之基：《中国法典》（宪法、官法典、民法典、刑法典），限制顶层设计，激发底层驱动，超越两千年“制度-文化-人性”恶性循环漩涡，实施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共生是检验真理的价值圭臬：有社会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呼唤中国的社会元勋，以间道智慧处理各利益主体间共生关系，用“存同尊异，重建社会；瘦身去瘤，降本赋能；生態统领，共生为魂”新三大法宝为一切硬道理导航，一视为仨，间道竞合，一国之内也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代中国的政治家们必须在心底里，在行为上，毅然决然地放弃慈禧老佛爷创下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那份政治遗产！晚清至今，任何固守这份政治遗产者，无论一时取得何等耀眼的光环，终将成为不齿于国人的土鳖。当代中国的政治家，要么步先辈后尘，要么成为国家的社会元勋！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

　　錢 宏2018年1月11-13日于辽东湾童心公寓

附录：

自我救赎，赎福共生：“吉黄杜内卷化难题”之根性

最近几个月，随着“内循环”“双循环”口号的热炒，一个更具社会学与经济学意义的概念——内卷化，受到各界重新审视。我想，无论讲“内卷化”的人士出于什么动机和论述指向，都应当受到鼓励，没有必要急着定个什么调调。

内卷化（involution），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因为，在内外边界设限的条件下，单位劳动边际收益在过密投入下，会出现递减，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和无法升级。

内卷化，或过密化，或内卷效应，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柯立弗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并用于描述印尼爪哇地区农业经济“自我战胜”过程，指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以获得较高的产量。然而，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反而出现了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的现象。

有人打比方说，内卷化，就像一棵成熟了的卷心菜，始终在原地卷着，既不会再长高了，也不会再变大了。所以，单纯的内卷化，相当于“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难能，却并不可贵。

作为15岁至26岁（1968-1979）在人民公社和知青场做了11年勒紧裤带为政府和城市人口奉献“商品粮”的地道农夫的我，对吉尔茨内卷化描述的现象，特别是黄宗智（Huang Zhongzi）教授有关中国“农业内卷化”三种商品化中的“剥削推动的商品化”（另两种是“生存推动的商品化”“牟利推动的商业化”）过程，有着深切体会，是真真的感同身受！

而我作为一个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思想者，又对帕森杰·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政权内卷化”——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的论述，有着他乡遇知音的感慨。

所以，我把黄宗智的“农业内卷化”、杜赞奇的“政权内卷化”，结合吉尔茨的内卷化原创概念，一道称之为“内卷化难题”或“吉黄杜内卷化难题”。

这样的内卷化概念涵盖的中国内卷化问题，也适用于“李约瑟难题”（指向是科技生产力）、“钱学森之问”（核心是创新人才）、“转型中期陷阱”（要害是路径依赖）、“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痛点是公私颠倒利益羁绊）、“超高制度成本”（病根是机体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机会主义泛滥癌变造成资源浪费和边际效益递减）、“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共业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以及“内循环”“双循环”“互循环”现象的解释。

但是，当我重新面对“吉黄杜内卷化难题”，并探索其解决方式时，我感到，需要赋予“内卷化”或“内卷效应”概念，更积极的“自我救赎，赎福共生”内涵。

这就是，将共生（Symbiosism）哲学关于生命活体间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力是一切活体组织（个体、家庭、群体、社会、国家、政权、企业、学校、共同体）的存在方式（Symbiosism is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self-organizing dynamics and Synergetic ability between living beings.）之命题，辅之以“区块链”技术应用，用来观照“内卷化”现象，引入“内外双开放”两个维度（大前提），以破解“政权内卷化”和“农业内卷化”难题。

“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注意：不是农村、农民或乡村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不能促进利益固化方式（如盘剥底层国民生存生产资源的低效能赢利型国有经济）的增量再生，只能勉强坚持“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称、资源不对称”以维持现状。但这两个“相似性”，有两个限定性前提条件。只要两大限定性前提出现松懈，内卷化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发生质的改变。

让我们以最近中国四十年两个阶段——即八十年代“中国经验”和九十年代后至今“中国模式”——为例。这两个限定性条件或大前提是这样的：

第一，1970年代末与1980年代的“对内搞活”，亦即有限度的“对内开放”，改变了部分制度性内卷化边界（砸碎了部分镣铐），从而部分释放中国农业人口和企事业机构的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

第二，“对外开放”倒逼部分改革，经过松动单一“资源配置”（1984）和搁置“姓社姓资”（1992）两次不彻底的思想解放——掩盖了“孰公孰私”这一更具中国特色内卷化的意识形态根源，形成半开放的“权控市场经济”中国模式，以适应“最惠国待遇”，到争取到降格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

而且，这两个大前提是相辅相成共襄生长的：“中国经验”的对内搞活（部分对内开放，释放国民、社会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必然促进对外开放（世界向中国敞开大门）；而“中国模式”的对外开放，又巩固对内搞活（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提升中国社会、公民、政府三大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也就是说，中国过去四十年，有限度的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倒逼部分改革，部分改变了中国农业内卷化与政权内卷化的格局。

但是，反过来看，如果“对外开放倒逼局部改革”，不能促进“对内开放倒逼全面改革”，因故（政权内卷化惯习）出现中途停滞，甚至倒转改革，就必然会丧失这两个基本前提。一旦这两个基本前提丧失，又必然重蹈覆辙，回到“吉黄杜内卷化难题”——权控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就将再一次陷入内卷化，而“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

这也就是众多人士所描述的“转型中期陷阱”问题。我在长文《中国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中，对此进行了详尽分析（刊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8年第38期），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对“吉黄杜内卷难题”的破解之道，就是四个字：对内开放！因为基于共生哲学，对内开放必然自然而然会对外开放。宏观中国内卷化难题之根解：对内开放的第一要义是改变，基本要求是社会共和，思维方式是一视为仨，价值取向是存同尊异，根本方法是间道竞合，终极目标是生活方式再选择——中国朝野行为方式和方向：顺势而为，体行共生！Let it be:live and let live之正常国度。请参看《对内开放：共生是检验真理的价值圭臬（提纲）》和《三大抓手九项举措”》。进一步的了解，请参看我们新近写作的《自组织“双循环”姐妹篇》：

姐篇《以内外“双开放”，促全生态“双循环”——共生权范式观照下的人权、物权与国民事权，就经济发展谈阶段机遇的文风、党风、世风该变变了！》：一切意识形态之争和国际国内经济社会之争的背后，都是秩序之争、规则之争、契约精神之争、社会生活方式之争！国际冲突、国内冲突，都可以找出一大堆原因和理由，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诚信践约。中美冲突是如此，国内冲突（包括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官民冲突）也是如此。

而践约不践约？既涉及现行规则、秩序的健全问题，更涉及国际国内在理念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内卷化問題。举个浅白的例子，中国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其实也是与中国社会和全体国民的一个价值承诺，更是一种终极约定，那么，执政党在国家政体设置、行政行为和对外关系等政策实践上，是否与之契合？就是最起码的检验标准——也即衡量有没有国内冲突的晴雨表！回顾中国过去四十年，怎样从闭关自守的“艰苦探索”，一步步走向“改革开放”，又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不得不”（？）回到“内循环”，通过总结这区间的经验教训，明晰“从对外开放倒逼改革，到对内开放促全面改革”上下半场历史过程，给“下半场”的“双循环”找到动力学与恊和学的思想理论、制度设置和政策实践的基础。（价值中国网：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20-8-14/1874458.aspx）

妹篇《放开一双“有质感的手”！——从邓小平《党和政府领导制度改革》讲话40周年说开去》：我们不应该苛求先辈，对先辈们永远保持一分温情与敬意是必须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这代人从当下中国问题出发，客观总结先辈所作所为。我们充分了解：一、邓小平被公认的“以对外开放倒逼体制改革”遗产，是针对他早在“文革”前就指出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总病根”，搞“渐进式改革”，特别是通过1984年“资源配置”的讨论和1992年搁置“姓社姓资”争论，一系列措施，给中国国民（从耕者、工者、商者、学者，到地方政府）以部分自组织空间，亦部分事权（Civil Rights），在“制度外部性”（System externality）张力的推动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甚至使中国整体上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遗憾的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便终是显现出“半截子工程”的尴尬和遗憾；二、邓小平不被公认的“权控市场经济”遗产，至世纪初已经显现“结构性问题”带来的“超高制度性成本”（胡温上台时称之为“跛足改革”），而且，已经得到反向强化，回到其逻辑源头——继续革命年代“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侧”，尽管“跛足改革”的1990年代南巡后，还是“生产侧”！

其实，无论是革命，还是生产，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以及需求或供给、公平或效率、宏观或微观、规划或驱动、区域或国家、国内或国际、主权或人权、物权或事权、理论或应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生命、生态、生活！仅仅想通了“蒙代尔-阳子不可能三角”的制度指向，再想想从中央到乡镇叠床加屋政府准政府性“骨干系统”（内卷化）规模，为何至今所有六七次“机构改革”悉数反弹，便不难明白：继续纠结于“孰公孰私”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实践，走不出“吉黄杜内卷化难题”！

于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发现，在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和政府干预“看得见的手”（Control of visible hand）之间，其实有一双能将市场与政府、城市与乡村、劳动与资本、生产与生活、创业与创新、“官生”与“民生”、文明与文化、在地与全球挽在一起和谐共生，并作为经济社会生活托底的社区生活“有质感的手”（Sense of reality hands）。刊载精神文明网：http://jswmw.com.cn/portal.php?mod=view&aid=33829

总之，基于共生哲学，生命活体间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力是一切活体组织（个体、家庭、群体、社会、国家、政权、企业、学校、共同体）的存在方式，那么，对内开放，自然而然会对外开放，反之亦然。那么，什么内卷化、内循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中国融入世界，世界拥抱中国，统统都不是问题！

孞烎2020年9月15-16日凌晨于Vancouver

参考文献

吉尔茨：《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加州大学出版社，1966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钱 宏：《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钱 宏主编：《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晨星出版社，2018

禾 必：《把内卷挂在嘴边的人们，正走向另一个极端》，《新周刊》，2020

钱 宏、厉有为、林德培：《哲学-共生经济学笔记（2008-2020）》，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作者：钱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