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窒息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玉福兄：

凌晨四点多时给你回过一信，因白天有事，现在就把2月16日和2月23日两期稿件发给你，分别为《中国单位的官僚主义“总病根”》、《心头五件事 与女儿芝子的通讯》、《中国当下的民生与民权问题》，另再附上一篇何兆武先生的《贵适潮流，不贵适国情》，你看两期如何安排。我春节带小女儿去老家看望父母，在此遥祝兄长春节愉快！请继续给我写信，我收得到的。

弟：枭阳2007年2月13日于上海

枭阳：

你的这份邮件的附件里没有你说的“心头事”，你的副标题是“以此为准”。所以考虑后就这样安排了。你准备买机票去哪里？春节飞机票会这么不好买吗？    回家看父母，太好了。应该的。年岁增长，人容易会不时冒出一点恋家心思。能时常回家看看父母，也算一种福气。

    代我向两位老人家问好。恭祝老人家们吉祥如意。

刚才用你原来发的邮件回了一信。你回家过春节看父母，令人羡慕。

最近好像比较热闹。人们利用两个与邓小平有关的纪念日，在那里发表各种言论。周瑞金（皇浦平）再次提出党权集中是当前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中央党校的一批人再次上书中央，呼吁学学越南共产党的改革举措。中央党校是个满有趣的地方。那个“三个代表”学习班有点说不透话不详。

“三个代表”是个粗糙的概念，谈不上概括了多少中国社会现实的内容，也很难算得上多少理论。“要不要改革”其实也是一个虚假的命题。人们都明白：改革（或者说“和平演变”）进行了一代人，现在谁也不可能让它推倒重来。现在面临的真实命题是“改革到底为了解决什么？” 发财致富？（先富起来）“富强”？“抵御外侮”？还是有更为根本的目标？“三个代表”与六十年代被严厉批判的“全民党”有多少距离？有无根本区别？区别在哪里？“全民党”不符合历来的政治政党理论，也不符合过去三百多年世界各国政党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实际不存在的虚伪唬人的幌子。“三个代表” 希望为解决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一点解释，提供一点思路。理应受到尊重。但是，尊重不等于糊涂顶礼、放弃质疑。我觉得，“操刀者”没有多少政治历史哲学的功底。这一理论的提出，多半出于现实政治人物的神化需要，附丽于中国历来具有“帝师合一”传统的需要；而不是独立思考者深思熟虑后的结晶。

后一届政府上任，提出“和谐社会”的思路，其实是对前一届政府政策的调整。这在世界很多国家乃是家常便饭之事，不值得任何大惊小怪。但在中国这个“两条路线斗争”斗了几十年的国度，政府换届带来的政策调整更变就成为一件兴师动众的事情，而且是在同一个政党的内部之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拿到了初小毕业文凭，可以想见了？当然，在中国现时社会，政策的变更无疑意味着一部分人既得利益的流失，这也是人们会大呼小叫的原因。可是，哪一个社会内部没有既得利益的调整与更动呢？政策的调整不涉及既得利益的变更，还有什么意义呢？

现届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也只是一种思路；在理论上，还只是一个边界模糊、似乎是以价值判断为基准的思路。就像国内理论家笔下经常出现的陈述：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定取得胜利。如果“正确领导”是既定事实，那么“一定胜利”只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断，反之亦然。“正确”与“胜利”本来可以互为因果。但是，什么是“正确” 领导？这样的陈述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理论”的内涵。

“和谐社会”也有类似的缺陷。历史上很多所谓的“盛世”都不乏“歌舞升平”的景象。五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也处于谋种“和谐”状态，“莺歌燕舞”是大家熟悉的用语。今天的社会现状，不是也有不少人誉之为“盛世”么？。换言之，今天，21世纪，“和谐社会”有些什么具体内涵？或者可以度量检测的标志？质言之，“和谐社会”有无其社会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是什么？缺乏具体内涵，“和谐社会” 就像那个“中国特色”一样，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出版总署的“禁书令”事件再一次表明，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隔膜日甚一日。

就此打住。

玉福2007年2月13日

玉福兄：

我好象不舒服，浑身疼痛，咳嗽。可能起来太早了，我是怕你那里等得急呢。

关于上一期没用上《总病根》和《心头事》没有关系，下期补用就是了。何先生的回忆非常之好，很有现实意义。他是过来人，我在《邻居的伟大与幸运》就说过，对于历史和现实，我更看重亲历者的现场感。

皇甫平们的说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依然是一种“拷贝思路”。近读蔡元培，正在思考一个问题：观念倒退与历史偏锋。上个世纪初——中国社会政治发生历史性变化之初，人们的许多观念在学理与常理上都比七八十年后甚至一个世纪后的人们具有“先进性”，更显现了那一代人的自主创新。比如蔡元培、辜鸿铭、王国维“学无中西”的思想文化观念，“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大学教育观念，大学允许免费旁听的平民教育观念，到今天我们还难以望其项背（甚至倒行逆施认为“教育是一个产业”）；再比如我们到八十年代初才意识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蔡元培在1918年在天安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就明确指出“凡是用自己的劳动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家是种植的工，商人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劳工神圣！”。

其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观念并非完全来自西方，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关于在北大实行的体制改革，蔡元培后来回忆说：“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吗?”(《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词》，1919年9月20日)。这两项改革，就把当时有腐败之名的北京大学改造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使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一起成为被后人交相称道的20世纪中国“两大文化景观”之一。

我想，蔡元培这短短的一席话，特别是在大学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也道出了那一代人在文化观念上真正的“先进性”，是对“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句话最好历史诠释。我在1998年中国新闻出版署的纪念出版改革二十周年座谈会上提出过“取消出版行业的行政级别势在必行”，如今十个年头过去了，世界传媒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而中国新闻出版界的现状却仍然故我不死不活，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进入出口总体是顺差，但在文化和传媒方面却是逆差！近读百年前蔡元培先生对北京大学改革举措和最近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叩问中国大学制度创新的四大要素》时，不由得又要惊呼“取消中国大学的行政级别势在必行”了。

中国人最近横跨三个世纪一百多年内，特别是近60年来在自主创新和对人类思想文化的贡献方面实在乏善可陈，原因很多，但很显然的一条，就是在社会制度安排上不断强化“官阶大一统”的行政级别和在意识形态上一味强调独尊一帜的结果。

我想，提出“一元化领导”（毛泽东）等“三大法宝”，提出“中国特色”（邓小平）、“初级阶段”（赵紫阳）的理论，提出“三个代表”（江泽民）的要求，提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胡锦涛）的思想，都有其具体历史原因，而且提出的动机都是出于解决现实难题的善意。不这样看问题，我们的思考就失去了现实依托；但一旦停留于此，所谓“自主创新”必将失去现实动力。中国革命的胜利、“两弹一星”的成就和GDP快速增长中所谓的中国制造、城市化奇迹的“总动力”，以及行政和生产效率低下、城乡二元畸形结构、社会两极分化，特别是缺乏“教、科、文”（知识产权）自主创新的“总病根”，都可以继续归结为刘少奇上世纪60年代和邓小平80年代初说的产生“官僚主义”、如今越陷越深“集团权贵主义”的“官阶大一统”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的最大历史缺陷，在于偏离了中国人民及各政治实体——不管是改良、改恶、“新政”，还是革命、改革、革新，也不管其名实相符程度——百年不逾为之共同奋斗的政治目标，即“公民主权”和“宪政制序”历史主轴，并使其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而没有宪政法律保障公民主权的实施，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连“非官阶”公民的“理论首创权”都成了问题，那么，中华民族优秀个体自主创新的动机和保障又从何而来？这就是我说的“历史偏锋”带来的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兄长所说的中国“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隔膜日甚一日”的滑稽现象。

我想，当下的中国，不管是谁，起码应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和世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历史性变化，一个和解、和平、发展、改革重建、创新思维、和谐共生的建设年代，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取代了以斗争、对抗、冷战为基本特征的革命年代。革命年代（包括“继续革命”年代）与建设年代有着本质的区别，任何抱残守缺的想法和做法，都难以适应这一现实变化的基本要求。我们中国人一直喜欢用绘画和乐礼来描述和评判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而“和谐”的本义，就是指音乐和绘画中各种音调和色调的协调美丽。正如列宁所说的“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而在一个官僚充斥的现代国家又怎么可能建构出“和谐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呢？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当“集体理想”与“利益集团”发生矛盾冲突时，拿什么保证不出现“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隔膜日甚一日”呢？当一个国家的教育、科学、文化及传播界的组织机制上，完全套用政府行政机制中行政级别来运转，并按照一种口径照本宣科（毛泽东曾经认为这是最好的怠工）时，一个民族的灵魂岂有不死之理？！而没有灵魂，没有自主创新的文化、产业和政府，只能是吃古人、吃前人、吃别人的拷贝文化、拷贝经济和拷贝政治。

这样，问题又回到我们讨论过的“两个平台”（思想平台与制度平台）的建设，回到“用背景主义整合‘两条路线’”的文化价值观，回到“用和解哲学取代斗争哲学”的意识形态，回到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空间的建立，回到社会基本制度的卸载与安装需要一个“缓冲带”的政策策略，回到“中共社会元勋立宪制联邦共和国政体”的战略构想，以及“坚持一项核心原则，建立四大法权保障，创设七权分置治理”运行机制的社会制度设计……回到“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命题上来了。

再祝春节愉快！向大嫂和侄儿致意！

祝我们的国家和国民吉祥如意、好运和谐！

弟：枭阳2007年2月13日中午于上海开关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