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

钱  宏

按语：本文作于2007年，写作背景有二：第一，朋友黄明雨将我2006-2007在《New World Times》开设的专栏文章，亲自进行一番整理、编辑为两小册子，在香港新文化图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一是《和解的年代：从共产主义到共生主义》，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对1970年代至新世纪初三十年间，我从一个农夫、教师到编辑、记者，由自发到自觉观察、思索从人的身心健康到中国社会问题因应之道的一次较系统的整合；第二，2007年9月7日应邀出席中央舆情局就17大报告最后一次征求“上海社科界意见座谈会”，我发表“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整合经济建设，重建社会”的建议（见《社会科学报》2007.9.28）后，感觉应当对人类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的认知，进行一次理性梳理的产物。文章收录在2012年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生崛起》一书，现在此再次发表，就教先进。2020年7月于温哥华。

摘  要：本文从钱学森提出的“世界社会形態”概念切入，梳理了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的逻辑本义与共和政体结合的历史延展，将导向社会共生主义的必然规律。

关键词：资本-社会共生体、共生单元、共生矩阵、共生能量、社会资本化、资本社会化、世界社会共生主义

我一直感觉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共和制度、民主制度的实践中早已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趋同性，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富于良智、文明、共生的新时代。

钱学森在1992年12月11日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一个“世界社会形態”概念。他把当前各个国家和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谁也不能完全孤立的世界，称作一个“大社会”，并把这个“大社会”称作“世界社会形態”。它将逐渐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日益促进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为实现共产主义、走向世界大同，奠定物质、精神、文化的坚实基础（钱学敏）。其后，安东尼奥·克拉里等提出一个与“民族社会形態”概念相对应的“全球社会形態”概念，并且认为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了这种社会形態研究的“非正统方法”(俞可平)。1995召开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也曾提出“社会规则”、“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的设想。

我想，世界社会，是世界历史发展到网络时代与和解共生年代的产物，是国家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趋同融合的产物。世界社会的到来，表明人类的交往由民族、国家内的交往发展为跨越民族、国家、个人及民间团体、城市社区组织界限的普遍交往的事实状態，是人类交往的普遍性、世界性理念和立场的体现。世界社会，具有去国家化、去区域化趋势，其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卫星传播、移动通讯等为媒介的跨国传媒和跨国公司及地区性、世界性经贸组织（如WTO、世界银行）、政治组织（如联合国、欧盟）。

世界社会所奉行的思想理论、道德情感和现实交往，再没有比共生主义来得实在。我一直感觉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共和制度、民主制度的实践中早已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趋同性，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富于良智、文明、共生的时代。

先说说什么叫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对于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言，更呈现出自然历史过程的特征，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某种理论界定，比如“资本主义”，是以“资本”（Capital）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的社会心理、社会学说。但它更多地是一种全球性、人类性的社会实践。因此，这里说的“资本主义”一词，更多地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的。其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追求“资本增殖”，即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无限增殖，是法制社会（与宗法社会对）和自由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社会财富获得人生幸福的一种生活方式。资本增殖，首先是生产资料资本、生活资料资本和生产力资本“三大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增殖。资本所有者不同，“资本增殖”的类型自然也不同。所谓原始资本主义、集体资本主义、股份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前苏联）、人民资本主义（美国）、社会资本主义（西北欧）等等分类，就是由此而来的。同时，这一分类本身，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態平衡发展的历史过程。

既然资本增殖和资本主义是动態平衡的历史过程，那么，资本增殖（驱动）的思想理论，经由最初的一般“分工共生”（亚当·斯密，1776），到“操纵分工、垄断分配”（卡尔·马克思，1867），由资本-组织创新（熊彼得，1912），到“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1995)与“竞合共生”（钱宏）而走向社会-全球共生的动態平衡过程。今天，我们在共时性上理解这个历时性过程，就必须对“资本增殖-社会共生生命活体”的构成，进行重新认知，并作出学理上的重新界定。于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应运而生（参看《在又一个世纪的转折点上：哲学-共生经济学笔记（提要、梗概）》，http://symbiosism.com.cn/3876.html——编者注）。

这里的关键，是何为“资本增殖-社会共生生命活体”？很显然，生产力资本、生产资料资本和生活资料资本三大资本增殖的载体是企业，企业又是由有生命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的政治、经济、文化“仨自组织人”构成，那么，承载资本增殖-社会共生的企业组织本身，也是一个生命活体。因此，我们必须把企业看作与自然生命、人类个体、群体、政体、经济体一样，是一个生命活体。

资本增殖-社会共生生命活体，简称“资本-社会共生体”（Capital-Society Symbiote）。资本-社会共生体，是指资本-社会生態矩阵中的多种资本共生单元，进行资本共生能量的生产、交换、分配的一种互利共存的组织方式。这是一种新型组织形態，区别于排他性的资本共同体（Capital Community）。为了叙述的方便，可以进一步简化为资本共生体。

资本共生体包括三大基本要素: 资本共生单元（Symbiotic Unit,因子），资本共生能量（Symbiotic Energy,模式）和资本-社会共生生態矩阵（Ecosystem Matrix，含基质、接口、环境），分别对应社会共生的“本体（组织）要素、能源（价值）要素、规矩（伦理）要素”。

资本共生单元（U，因子），是指构成共生生存形態关系的物质本体，是共生能量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本单位。比如，在企业共生体中，每一个生产资料资本拥有者、每一个生产力资本拥有者，都是共生单元物质本体的表达式，包括物力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虚拟资本、风险资本、信用资本、思想资本等因子在内的资本共生单元，构成资本共生能量产生、交换和分配的基本单位。共生单元是企业生命体自组织力特征的质参量（Qualitative parameter）与外平衡力特征的象参量（Image parameter），以及共生单元在共生矩阵（基质、环境、接口）中动態平衡特征的变参量（Variable parameter）。比如，人力（生产力）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共生单元，不仅具有参与分配共生能量（企业价值分配权）、追逐生产力资本和生活资本保值增殖等内在张力（性质），也具有资本分散性、受到资本共生矩阵（基质、环境、接口）制约性和互动性等外部张力（特征），而且，人力资本单元在展现这两种张力的过程中，形成与企业内物力资本、技术资本、虚拟资本、风险资本、信用资本、思想资本共生引力（关系）。

资本-社会共生生態矩阵（M），虽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将矩阵（Matrix）展现的纵横排列的二维数据表格，广泛用于自己的研究，但矩阵的本意是子宫、控制中心的母体、孕育生命的地方。所以，资本-社会共生生態矩阵，可以用来指称涉及资本-社会共生生态所有时空因素的有机总和，凡是影响共生单元运动，对形成共生能量的生产、交换和分配良性互动关联互利共存的点、线、面、块、体，包括共生基质、共生接口（界面）、共生环境在内的不同种属生命活体，都属于生态矩阵范畴。

第一，共生基质（Symbiotic stroma）是指不同共生单元的某种恒久性物质联系。共生基质是不同共生单元异性相吸，建构共生伙伴关系的自然选择和识别的基础。不可否认，共生单元选择和识别与之具有某种关系的其他候选共生单元作为它的共生伙伴，其优选原则，总是依据否有利于自身功能提高、能力增强以及匹配成本低。所以，共生基质是共生单元共襄生长的利益基础，是共生关系之所以形成、稳定、发展的驱动力、出发点和源泉。共生基质通常表现为共生单元自身所拥有的特殊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是对方所缺乏所急需。不仅宏观层面上，从男女性爱组建家庭、实体企业建构的共生关系中，可以观察到，从水分、空气、土壤、微生物、动植物丛林的共生关系中，也很容易观察。比如，根瘤菌中的共生菌通过生物固氮制造的氨，则供给宿主植物，宿主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有机物，供给根瘤菌，就是一种交易成本几乎为零的恒久性共襄长生案例。资本也是如此，在追逐保值和增值这个共生基质驱动之下，通过共生能量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各取其利地分享发展成果，实现各自的保值与增值目的。

第二，共生环境（Symbiotic environment）是共生单元之间形成和巩固共生关系必须具备的时空间联系。例如对于根瘤菌与宿主植物形成的共生体来说，必要的种植季节条件、必要的土壤条件、必要的天气条件以及必要的其他生物、化学条件，成为根瘤菌与宿主植物互利共生关系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共生环境。如果土壤、空气、水源和微生物构成的共生环境，长期受到污染、毒化，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联系一旦阻断，不仅自然共生体受到制约，经济、政治、文化共生体的正常形成和发育，也必将面临萎缩和灭亡。

第三，共生接口（Symbiotic interface），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共生基质、共生环境中形成和确立共生体的接触方式和形成机制，也就是共生单元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媒介及通道。共生接口是共生关系形成和巩固的基础，也是决定共生能量产生效率并葆有持续性存在的核心要素。资本共生接口是某个产业介质开展的资本运营（如资本吸收、资本扩张、资本优化）行为的动态组合，正是资本共生单元之间所生成的这种动态组合方式和接触机制，构成了资本共生接口，产生理想的资本共生效果（共生能量）。

资本共生能量（E，模式），是指共生单元通过共生矩阵（基质、环境、接口）所产生的共同收益成果。菌根（mycorrhiza）是土壤真菌与植物在长期生命进化过程中恊和进化的共生体。无论是内生菌根、外生菌根、还是内外生菌根，世界上2000多种菌根共生体的存在不仅有利于土壤真菌自身的生存，而且有利于提高植物对不良环境的抗御能力，促进植物生长；当土壤受到重金属和复杂有机物等污染时，能够起到修复和降解的作用。我们把共生体释放出来的这些作用与功能（收益），称为共生能量。正是共生能量不断产生、交换、分配，使生物共生体生存能力和繁衍能力得以不断巩固和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共生单元投入共生体中的资源分布关系决定了共生能量的分配状况。某种共生单元投入资源的不可替代性或难以复制性越强，其在共生体能量（收益）分配时的谈判地位就越有利，在偏利共生情况之下，共生能量可能被共生单元中的一方全部获得，使得共生能量的交换和公平的分配成为问题；在互利共生情况之下，伴随着共生能量的产生，按照某种公平的机制，将共生能量分配给各个共生单元。

共生能量的分配和交换，正是困扰新老“资本论”作者以及帕累托等诸多伦理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并希望得到改进的地方。而资本-社会共生能量概念的提出，则为我们认清资本（财富）的由来、实质和影响，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直接为各国企业家和政府笃行联合国“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贪污方面的十项基本原则，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

通过“资本-社会共生体”（Capital-Society Symbiote）内在结构外在功能的揭示，我们不难发现，世界上根本没有经典作家描述的纯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以，从1984年中国人认识到“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到1992年邓小平干脆告诫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姓社姓资”这种伪命题，没有必要讨论。既然如此，也就没有至今让中国人纠结不已的所谓“公有制”和“私有制”，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继“资源配置”“姓社姓资”两次思想解放之后，是时候澄清“孰公孰私”的问题了！

历史发展到今天，用普遍幸福和少数人幸福来判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从而企图简单划分这个仍然有国家、地区界别的世界，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不实事求是。从社会政治结构上看，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共和制度等国家政体形式，并不必然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相联系，反而是这些制度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优劣好坏。当人类生产、生活、生態运行普遍超越宗法专制社会而进入法制共和社会时，资本主义（包括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在“世界社会”背景下的逻辑历史前景，就是共生主义——全球共生主义。

如果将传统社会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现代资本主义恰恰是资本的社会化，而传统社会主义反倒是社会的资本化，传统社会主义实施的正好是现代资本主义极力避免的各种资本垄断和权力操纵。资本作为一种社会财富，具有个人占有的暂时性，所以从绝对意义上，不管资本在社会个体中如何流转，总体上都具有公共性（commonality）。即使生产资料资本（不变资本）的商品形態（物品及其价值形式、货币等）不进入生产流转，而仅仅作为消费资料（潜在不变资本）存在，由于消费者本身就是潜在的生产力资本——可使生产资料资本升值的可变资本，也没有改变资本作为社会财富的这种公共性，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反过来说，社会作为一种资本价值，具有群体占有的长期性，所以从相对意义上，不管社会在资本占有形式中如何变化，总体上都具有自由性（freedom），只要生产力资本（可变资本）的劳动形態（包括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进入生产过程，而作为生产方式（包括管理方式等可变资本形式）存在，就立马表现出社会作为资本价值的这种自由性，所谓“人是活宝物是死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不管是社会资本化，还是资本社会化，都不得挑战人类互惠共生价值这一伦理（幸福）底线。否则，不管其冠以何等华丽的意识形態词藻，其实践都是非人性、非人道的异化形態，都是人类本性的悲剧和迷失！

社会财富这一共生能量（E，效能、价值、尺度）的产生、交换、分配，主要视不同特性生产力资本拥有者这一共生单元（U，因子、信源、动机），对于生产资料资本在共生矩阵（M，基质、环境、接口）中的使用过程而决定，而非取决于生产资料资本的拥有与否，仅仅拥有或获得生产资料资本既不能为其拥有者增加财富（共生能量），也不能增加社会总体财富。要使生产资料资本充分发挥社会财富增殖的作用，完全可以甚至应当将生产资料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实行必要的分离。在非法治条件下，人类之所以要适时采用剥夺生产资料资本（不变资本）超额拥有者“剥夺者”的方式（革命或执法），并非这种方式可以直接增加社会财富，而是为了保护或保持生产力资本拥有者使社会财富总体增殖的自组织活力。陽子将这一现象概括为“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实现公平为效率的条件”的共生价值法则。在法治化、市场化、科技化、全球化、人性化、普世化条件下，共生法则将完全可能采取自觉的和平的形式作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生態一体化行为。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虽有明显理论漏洞，但其揭示的资本剥削劳动者现象的社会意义在于，当时人类少数生产资料资本拥有者对于生产力资本的占有和垄断，不但抑制了人类多数生产力资本拥有者即劳动者丰富的创造性，从而妨害社会总体财富（资本）的增殖，而且，导致对多数生产力资本拥有者即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资本的困难，乃至受到无穷无尽的损害甚至致命伤害，从而失去了资本作为社会财富的普遍人性价值，以至于资本主义（即经济上“社会资本化”）无法继续下去。其历史逻辑必然是，要么进行一次彻底的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在东方则往往是“官本位制度下的官商勾兑”），对于生产资料资本的占有、操纵和垄断，使生产资料资本的私人占有形式变为公共占有形式（政治上的“资本社会化”，而经济上的“国家资本化”）；要么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即国家政权杠杆特别是法治手段，抑制大资产阶级（或官僚巨商）对于生产资料资本的占有、操纵和垄断。这两种方式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多数生产力资本（可变资本）拥有者，即不同共生单元在完备的共生矩阵中对于共生能量——社会总体财富创造的活力和人性价值的实现，而不是为了实现偏离这一目标的什么“理想”“主义”“乌托邦”。

马克思不愧为继亚当·斯密之后划时代的人类导师，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人类从此懂得“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亦即公平是效率的条件，需求是供给的前提。为此，必须借助国家权威适时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正常的社会形態就是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亦即资本-社会共生体（Capital-Society Symbiote），在这里，每个生产力资本的拥有者，同时也是生产资料资本和生活资料资本的拥有者——通过共生矩阵创造共生能量（效能、价值、尺度）的受益者。

在马克思之后的100多年里，人类分别实践了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和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前者以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为标志的前苏联式社会资本化模式（或精英专政模式）为代表，后者以1890年《谢尔曼反垄断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标志的美国式资本社会化模式（或大众联合模式）为代表。结果在实践中，社会（国家）资本化模式与资本（国家）社会化模式，由于传统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態矛盾，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后，至核军备竞赛时走到了尽头（再斗争下去人类必然共毁），加上“国家资本化模式”因其依赖精英专政的本性，越来越暴露其反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操纵和资本垄断本质，而困难重重。“资本社会化模式”反而较好体现“公平是效率的条件”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原理，而且使人类组织形式在实践中更多地体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即“资本-社会共生体”形式，人类终于在1980年代走向和解之路，随着13亿人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们高兴地看到，人类走上新的富于良智、文明、共生之路，走上以“善待他者”为最高伦理价值之路……至21世纪初，人类回过头来再次惊人地发现：马克思作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和“人类良智”的伟大！

 那么，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到历史的今天，上层既得利益集团（经济垄断）、精英专制集团（政治操纵）和知识精英集团（话语权垄断），依然可以有一万条理由不实行民主制度，但没有一条上得了台面的理由反对共和制度。

第一，政治垄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和政体不符，共和国至少需要象“周公共和”那样实行上流社会各阶层的分权制衡才名副其实，形成公平契约秩序井然的“宪政制序”；第二，经济垄断不利于社会财富（资本）的最大增殖，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不符，社会主义政体的核心价值目标是普遍正义和幸福，形成实实在在的“人民主权”；第三，共和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平衡多数人与少数人矛盾冲突，避免国家专制的现实与社会革命的暴发，即所谓“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的生命”，形成稳定和发展的“国家权威”。

共和制度与资本主义结合，产生好的资本主义；共和制度与社会主义结合，产生好的社会主义；共和制度与国家主义结合，产生好的国家主义。好的国家主义贡献以国家形象为标志的“国家权威”，好的资本主义贡献以分权制衡公平契约为标志的“宪政制序”，好的社会主义贡献以普遍正义和幸福为标志的“人民主权”。

其社会政治结构功能是：人民主权为宪政制序、国家权威，提供哲学和法理基础并规定最高政治原则；宪政制序为人民主权、国家权威，确立政治位置和公共空间并规范各自的边界及活动规则；国家权威为人民主权、宪政制序，提供政治和安全保障并生产公共物品。因此，人民主权、宪政制序、国家权威三位一体，一个都不能少，核心还是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而不是把“宗法”、“君主”、“党主”、“民主”、“资本”、“国家”、“权贵”、“官阶”、“优势利益集团”、“精英集团”等等放在优先位置。这就是区别于原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人民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苏式社会主义（实质是国家资本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自由资本主义、南美社会主义（庇隆式社会主义、查韦斯式社会主义）和“第三条道路”（施罗德-克林顿-布莱尔）社会主义（只是很了不起地超越了“左右”）、福利资本主义……“社会共生主义”或“世界社会共生主义”。

因此，近代至今，历史上好的资本主义、好的国家主义和好的社会主义三者总合力，表征人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富于良智、文明、共生的“全球契约”新时代——世界社会共生主义。

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这个世界社会共生主义时代！我们准备好了吗？

2007年11月3日定稿于沪上

作者：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