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窒息了一个民族的灵魂？——附录林永青  王华北 王珂玥：《前生态社会：真信笃行，走向共生——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钱宏》

是什么窒息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附录价值中国网记者林永青  王华北 王珂玥：《前生态社会：真信笃行，走向共生——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钱宏》(2011/9/29·北京盘古酒店)

玉福兄：

凌晨四点多时给你回过一信，因白天有事，现在就把2月16日和2月23日两期稿件发给你，分别为《中国单位的官僚主义“总病根”》、《心头五件事 与女儿芝子的通讯》、《中国当下的民生与民权问题》，另再附上一篇何兆武先生的《贵适潮流，不贵适国情》，你看两期如何安排。我春节带小女儿去老家看望父母，在此遥祝兄长春节愉快！请继续给我写信，我收得到的。

弟：枭阳2007年2月13日于上海

枭阳：

你的这份邮件的附件里没有你说的“心头事”，你的副标题是“以此为准”。所以考虑后就这样安排了。你准备买机票去哪里？春节飞机票会这么不好买吗？    回家看父母，太好了。应该的。年岁增长，人容易会不时冒出一点恋家心思。能时常回家看看父母，也算一种福气。

    代我向两位老人家问好。恭祝老人家们吉祥如意。

刚才用你原来发的邮件回了一信。你回家过春节看父母，令人羡慕。

最近好像比较热闹。人们利用两个与邓小平有关的纪念日，在那里发表各种言论。周瑞金（皇浦平）再次提出党权集中是当前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中央党校的一批人再次上书中央，呼吁学学越南共产党的改革举措。中央党校是个满有趣的地方。那个“三个代表”学习班有点说不透话不详。

“三个代表”是个粗糙的概念，谈不上概括了多少中国社会现实的内容，也很难算得上多少理论。“要不要改革”其实也是一个虚假的命题。人们都明白：改革（或者说“和平演变”）进行了一代人，现在谁也不可能让它推倒重来。现在面临的真实命题是“改革到底为了解决什么？” 发财致富？（先富起来）“富强”？“抵御外侮”？还是有更为根本的目标？“三个代表”与六十年代被严厉批判的“全民党”有多少距离？有无根本区别？区别在哪里？“全民党”不符合历来的政治政党理论，也不符合过去三百多年世界各国政党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实际不存在的虚伪唬人的幌子。“三个代表” 希望为解决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一点解释，提供一点思路。理应受到尊重。但是，尊重不等于糊涂顶礼、放弃质疑。我觉得，“操刀者”没有多少政治历史哲学的功底。这一理论的提出，多半出于现实政治人物的神化需要，附丽于中国历来具有“帝师合一”传统的需要；而不是独立思考者深思熟虑后的结晶。

后一届政府上任，提出“和谐社会”的思路，其实是对前一届政府政策的调整。这在世界很多国家乃是家常便饭之事，不值得任何大惊小怪。但在中国这个“两条路线斗争”斗了几十年的国度，政府换届带来的政策调整更变就成为一件兴师动众的事情，而且是在同一个政党的内部之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拿到了初小毕业文凭，可以想见了？当然，在中国现时社会，政策的变更无疑意味着一部分人既得利益的流失，这也是人们会大呼小叫的原因。可是，哪一个社会内部没有既得利益的调整与更动呢？政策的调整不涉及既得利益的变更，还有什么意义呢？

现届政府提出的“和谐社会”，也只是一种思路；在理论上，还只是一个边界模糊、似乎是以价值判断为基准的思路。就像国内理论家笔下经常出现的陈述：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定取得胜利。如果“正确领导”是既定事实，那么“一定胜利”只是一个简单的逻辑推断，反之亦然。“正确”与“胜利”本来可以互为因果。但是，什么是“正确” 领导？这样的陈述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理论”的内涵。

“和谐社会”也有类似的缺陷。历史上很多所谓的“盛世”都不乏“歌舞升平”的景象。五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也处于谋种“和谐”状态，“莺歌燕舞”是大家熟悉的用语。今天的社会现状，不是也有不少人誉之为“盛世”么？。换言之，今天，21世纪，“和谐社会”有些什么具体内涵？或者可以度量检测的标志？质言之，“和谐社会”有无其社会的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是什么？缺乏具体内涵，“和谐社会” 就像那个“中国特色”一样，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出版总署的“禁书令”事件再一次表明，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隔膜日甚一日。

就此打住。

玉福2007年2月13日

玉福兄：

我好象不舒服，浑身疼痛，咳嗽。可能起来太早了，我是怕你那里等得急呢。

关于上一期没用上《总病根》和《心头事》没有关系，下期补用就是了。何先生的回忆非常之好，很有现实意义。他是过来人，我在《邻居的伟大与幸运》就说过，对于历史和现实，我更看重亲历者的现场感。

皇甫平们的说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依然是一种“拷贝思路”。近读蔡元培，正在思考一个问题：观念倒退与历史偏锋。上个世纪初——中国社会政治发生历史性变化之初，人们的许多观念在学理与常理上都比七八十年后甚至一个世纪后的人们具有“先进性”，更显现了那一代人的自主创新。比如蔡元培、辜鸿铭、王国维“学无中西”的思想文化观念，“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大学教育观念，大学允许免费旁听的平民教育观念，到今天我们还难以望其项背（甚至倒行逆施认为“教育是一个产业”）；再比如我们到八十年代初才意识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蔡元培在1918年在天安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就明确指出“凡是用自己的劳动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家是种植的工，商人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劳工神圣！”。

其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观念并非完全来自西方，蔡元培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关于在北大实行的体制改革，蔡元培后来回忆说：“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所以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即使照德国办法，一年换一个校长，还成问题吗?”(《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词》，1919年9月20日)。这两项改革，就把当时有腐败之名的北京大学改造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使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一起成为被后人交相称道的20世纪中国“两大文化景观”之一。

我想，蔡元培这短短的一席话，特别是在大学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也道出了那一代人在文化观念上真正的“先进性”，是对“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这句话最好历史诠释。我在1998年中国新闻出版署的纪念出版改革二十周年座谈会上提出过“取消出版行业的行政级别势在必行”，如今十个年头过去了，世界传媒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而中国新闻出版界的现状却仍然故我不死不活，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进入出口总体是顺差，但在文化和传媒方面却是逆差！近读百年前蔡元培先生对北京大学改革举措和最近武汉大学校长刘经南《叩问中国大学制度创新的四大要素》时，不由得又要惊呼“取消中国大学的行政级别势在必行”了。

中国人最近横跨三个世纪一百多年内，特别是近60年来在自主创新和对人类思想文化的贡献方面实在乏善可陈，原因很多，但很显然的一条，就是在社会制度安排上不断强化“官阶大一统”的行政级别和在意识形态上一味强调独尊一帜的结果。

我想，提出“一元化领导”（毛泽东）等“三大法宝”，提出“中国特色”（邓小平）、“初级阶段”（赵紫阳）的理论，提出“三个代表”（江泽民）的要求，提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胡锦涛）的思想，都有其具体历史原因，而且提出的动机都是出于解决现实难题的善意。不这样看问题，我们的思考就失去了现实依托；但一旦停留于此，所谓“自主创新”必将失去现实动力。中国革命的胜利、“两弹一星”的成就和GDP快速增长中所谓的中国制造、城市化奇迹的“总动力”，以及行政和生产效率低下、城乡二元畸形结构、社会两极分化，特别是缺乏“教、科、文”（知识产权）自主创新的“总病根”，都可以继续归结为刘少奇上世纪60年代和邓小平80年代初说的产生“官僚主义”、如今越陷越深“集团权贵主义”的“官阶大一统”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的最大历史缺陷，在于偏离了中国人民及各政治实体——不管是改良、改恶、“新政”，还是革命、改革、革新，也不管其名实相符程度——百年不逾为之共同奋斗的政治目标，即“公民主权”和“宪政制序”历史主轴，并使其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而没有宪政法律保障公民主权的实施，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连“非官阶”公民的“理论首创权”都成了问题，那么，中华民族优秀个体自主创新的动机和保障又从何而来？这就是我说的“历史偏锋”带来的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兄长所说的中国“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隔膜日甚一日”的滑稽现象。

我想，当下的中国，不管是谁，起码应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和世界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历史性变化，一个和解、和平、发展、改革重建、创新思维、和谐共生的建设年代，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取代了以斗争、对抗、冷战为基本特征的革命年代。革命年代（包括“继续革命”年代）与建设年代有着本质的区别，任何抱残守缺的想法和做法，都难以适应这一现实变化的基本要求。我们中国人一直喜欢用绘画和乐礼来描述和评判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而“和谐”的本义，就是指音乐和绘画中各种音调和色调的协调美丽。正如列宁所说的“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而在一个官僚充斥的现代国家又怎么可能建构出“和谐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呢？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当“集体理想”与“利益集团”发生矛盾冲突时，拿什么保证不出现“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的隔膜日甚一日”呢？当一个国家的教育、科学、文化及传播界的组织机制上，完全套用政府行政机制中行政级别来运转，并按照一种口径照本宣科（毛泽东曾经认为这是最好的怠工）时，一个民族的灵魂岂有不死之理？！而没有灵魂，没有自主创新的文化、产业和政府，只能是吃古人、吃前人、吃别人的拷贝文化、拷贝经济和拷贝政治。

这样，问题又回到我们讨论过的“两个平台”（思想平台与制度平台）的建设，回到“用背景主义整合‘两条路线’”的文化价值观，回到“用和解哲学取代斗争哲学”的意识形态，回到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空间的建立，回到社会基本制度的卸载与安装需要一个“缓冲带”的政策策略，回到“中共社会元勋立宪制联邦共和国政体”的战略构想，以及“坚持一项核心原则，建立四大法权保障，创设七权分置治理”运行机制的社会制度设计……回到“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命题上来了。

再祝春节愉快！向大嫂和侄儿致意！

祝我们的国家和国民吉祥如意、好运和谐！

弟：枭阳2007年2月13日中午于上海开关居

前生态社会：真信笃行，走向共生

——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钱宏

价值中国网记者：林永青  王华北 王珂玥

(2011/9/29·北京盘古酒店)

当中国GDP升级为世界第二，中国崛起，是一个事实，问题是中国崛起的方式，是不是、会不会走西方近代至今的老路？这不但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关注的，更应当是中国自己应当关注的。价值中国近期采访了钱宏先生，与读者一起分享前生态社会的共生世界观。

　　价值中国：您一直在倡导共生的哲学，首先请您与我们分享您提倡的共生哲学是在一种什么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钱宏：我倡导共生哲学，首先是根据我近四十年的生活经验、观察和思考，我以一个农夫的视角发现，从身边的人畜、动植物，到天地星象，本质上都是一种生态循环的共生关系。

　　我说个“一草养三鲢”的故事：草鱼（即青鱼）是吃水草的，鲢鱼是吃草鱼便便的，鲢鱼的便便又养活了池塘里的水草……那么多少草鱼多少鲢鱼的比例是最佳搭配呢？这个“最佳搭配”就体现出中国农民的智慧，因为这里体现了“清水”、“草鱼”、“鲢鱼”、“肥料”、“捕食”、“饮用”、“植被”等一系列环节的可持续性问题的解决，从而保持“青山”、“绿水”、“渺炊烟”、“明月”、“松石”、“河畔草”的生态循环。

　　世界上两个唯一没有终断历史的民族：第一个是“重农”的华夏民族，第二个是“重商”的犹太民族。“农”的生活方式，不但直接与大自然联系在一起，而且，中国凭借自己的观察智慧，找到了地球母亲生态循环的共生法则，并且用自己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复制着、完善着这些法则，从而使自己成为地球生态循环系统的一部分，所有农作物的“种子循环”与大自然的种子循环都是这样完成的。后来，我把这种观察与思考，用到了人际关系、群体关系、国际关系和人和自己的关系，用到人类社会政治生态系统、文明形态更替，提出一种解决当下中国问题的思路，即：全生态社会建设论，并由此产生了“共生主义理念”。

　　我提出的共生哲学，也有我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依据，这就是我1994年初提出的背景主义。当时，我了解到亨廷顿发表了《文明的冲突》，感到这与我的观察与思考不相符合，不管是什么“冲突”或“竞争”，在我看来都不过是人类文明从各自封闭，到融合、进化、优化的一种激励机制，而总体方向必定会与“互助”、“合作”、“协同”、“融合”等“共生起源”、“共生法则”相吻合，否则，就不能解释在同一个背景下，生物世界何以从单细胞开始，发展出后来我们看到的如此丰富多彩的世界，也不能解释人类世界何以有那么多不同的文明形态。

　　我从自己的成长过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人类的新生代来说，所有进入他感知觉的人、事、物，不分东西南北文明野蛮，都可以看作是信息，他要秉承吸纳这些信息，内化在心，然后通过他的自组织力，加以辨识、归纳、综合、演练、排列组合，渐渐形成或涌现出自己的行为定势和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体悟与思想。行为定势是学习，体悟与思想是创新。

　　而这一切都是在一种可以被称之为“背景”的东西下进行的，一句话，叫秉承背景又在出背景。这样人类的新生代才能超越前辈而有所创造、有所进步。
　　我是从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由张之洞的《劝学篇》派生的“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以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持续到今天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传统，反思西方自笛卡尔、伽利略、培根以来500年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从康德的真、善、美哲学追溯到中世纪的所谓经院哲学，再进入古代希腊、古希伯莱、古印度和古代中国的圣贤、大哲的精神天地，最后提出我的所谓的“背景主义”。

　　背景主义首先讲老老实实的秉承，讲生命的共性自组织力与个性化的自组织力，撇开你的、我的、他的，撇开唯物或唯心、东方或西方、古代或现今这样的片面极端，撇开“冲突”和现实利益“竞争”。就是说，背景主义哲学，一方面积极肯定文化背景、现实生活条件对人的创造活动的基础作用，一方面又强调人的本质在于建设和创新，在于主动展开生命自组织活动，丰富背景、整合背景、在出（创新）背景，以开创自己自由的新生活。

　　由此，背景主义哲学，以追求适用于万物的根本法则为目标，以包含一切存在的“背景”为本体化对象，从人的认识、实践与背景的相互运动关系引导出人的存在是“生命自组织力”，并根据这个“生命自组织力”，推导出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共生法则”。

　　事实上，“共生”，作为背景存在所必须的法则，作为宇宙、生物、人类的存在所必须的普遍法则，也是背景主义哲学所追求的那个最后的价值基础，在物种起源进化、生态平衡循环、人类历史实践、复杂系统自组织，以及日常生活、教育传播、经营管理、建筑设计等各个领域，都已得到了广泛的印证。

　　因此，由“共生法则”、“共生智慧”、“共生价值”推论出可以指导人类行为的其他法则和规范，也就顺理成章。

　　第三，共生哲学是对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幸福主义与尊严主义的新综合。

　　当一个人意识到，并开始谋求自身利益时，自由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而当一个人同时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他者也拥有这与生俱来的权利时，平等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迄今为止，人类在自由主义道路上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以理性、科技、工商、金融、贸易、正当、效率、法制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文明；人类在平等主义道路上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以神性、道德、信仰、民主、正义、公平、良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尽管在历史进程中，现代经济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并非总能达到完全同步推进的水平，但却依然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不会错位到哪里去。如果发生错位且错位较大，那必是系统性、结构性问题，非重铸、再造、更新，不可持续。

　　自由主义强调学无禁区，在人际关系上不设任何边界，而平等主义强调习有禁忌，在人际关系上却有明确边界，这就产生了一对伦理价值上的矛盾。于是，协调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的矛盾，便成为现代人身心灵健康成长所必修的人格功课。这也是现代教育的根本出发点。所以，一个人格成熟的现代人，必是一位能够较好地协调好自由与平等关系的人，必是一位富有尊严和幸福感的人，因而必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人。

　　而当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同时成为所有人的处世哲学时，每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条件；每个人的平等就成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条件；而尊严主义、幸福主义就随之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于是乎，每个人的尊严、幸福也就成为一切人富有尊严、幸福的充要条件——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而能够体现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的处世哲学，我以为就是共生主义，而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运动的出现，总体上也呈现为趋于共生主义。

　　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在各个历史阶段和不同文化区域，表现为各不相同的意识形态或处世哲学。但是，从哲学上看，包括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福利主义、精英主义、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民权主义等变体在内的自由主义处世哲学，和包括群体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民粹主义、草根主义等变体在内的平等主义处世哲学，在各个国家异彩纷呈的表现。同时，都有其自身的问题，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现实运动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我一再强调，人类亟需寻求新的智慧引领向前，以适应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大价值诉求。

　　由此，我冒昧地将现时代中国的处世哲学，归纳为十六个字：“宇宙视野、生态情怀、善待他者、走向共生”。

　　价值中国：值此后工业社会的开端之际，怎样理解您的共生哲学？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钱宏：我们知道，丹尼尔·贝尔是一位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具有深刻预见力的学者。今年1月25日， 91岁高龄的贝尔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家中去世，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被公认为是未来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齐名，揭示了未来学的新风貌。

　　但是我想，从乔伊斯的“现代主义”，到汤因比、查尔斯·奥尔森的“后现代”、“后西方”，到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都只是一种描述，关键看它对当代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是否具有必须而充分的解释力。我以为，任何理论的充分解释力，都来自理论对当代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生态的历史状况和变化的充分且系统性的了解，单是依据某个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就提出一种理论，也许具有片面的深刻性，但很可能是以偏概全。以其抱定“工商文明”范畴，把以信息化、生态化、全球化相联系的当代人类生活，描述为“后工业社会”，我更乐意从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即“生态文明”范畴，对这种新变化描述为“前生态社会”。

　　任何文明形态，都是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性质基本面的重构，整个工业文明在这三大关系性质的基本面上，是确立权力、支配、改造关系。而面对健康可持续生活（乐活）、简约（低碳）生活、创意生活、“宅生活”、“森生活”等等新情况、新生活状况与价值诉求，面对“地球变小”和新媒体、新技术、新工艺对“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称”、“资源占有不对称”局面的打破，我觉得“后工业社会”充其量是一种“老瓶装新酒”的理论，解释力很有限。所以，我不大同意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描述，我认为用“生态文明”和“全生态社会”描述当下和未来世界文明社会形态，比较恰当。

　　生态文明、全生态社会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开始由工商文明、后工业社会向农耕文明的回归，也是对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超越，实际上，我们已然处于一个“前生态社会”。

　　前生态社会向我们昭示：一切观念、规则、制度，包括1648年以来建构的地缘政治、“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一切理论、政策、实践，包括500年来人类尝试过的形形色色的“主义”……都要进行重新反思和价值重估，因而，人类往后的一切智、谋、行，都得由此出发和以此为归宿。

　　而“前生态社会”的描述，不但更符合实际变化了的情况，而且与“生态文明”将建构起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合作、伙伴、协同等共生关系相吻合，同时，与中国农耕文明传统文化中的“天道、地道、人道”和“参赞化育”意识具有历史承接关系。

　　价值中国：我们正在解决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这意味着可能需要用新智慧来进行一场思维革命，那么，在您看来，新智慧“新”在何处？要着重解决现代化的什么问题？

钱宏：我注意到，刚刚续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先生在他发表的就职演说中，特别援引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老子的名言：“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他强调在这个面临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全球挑战的时代，应将这种不朽的智慧应用到今天的工作中，在百家争鸣的思想中，找到行动上的统一性。我想，潘基文先生的就职演说，已然非常接近共生伦理观、价值观，亦即共生新思维。

　　“共生新思维”这一哲学概括，也可以称之为“共生之道”。其“新”就新在：祂是不偏向、不偏袒、不偏信任何个人、组织、集团的思维；是将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一切工具理性，置于生态文明价值理性的规范之下的崭新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国家观、政治观、经济观、文化观、哲学观；是继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与美国独立的民有、民治、民享之后，中国人贡献给世界的又一普世价值——良智、文明、共生。其内涵，同时也就是其着重要解决的中国当代现代化问题，有三个层面：

　　一、共生新思维，是全生态社会建设的路径选择，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是不分强势、弱势、优势、劣势、精英、草根地善待（即无歧视地对待）所有人，是所有社会成员臻趋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世界的法则的哲学表达。

　　二、共生新思维，是实现全社会、全人类大和解，彻底消弥工商文明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处于紧张支配性质，及其“斗争哲学”带给人们自危、恐惧、忿恨、不安全感的心理阴影，超越治乱循环的历史窠臼，以让全球各国公民放下包袱，轻装回归休养生息的正常生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共生新思维，不是弱者说给强者的哀求，不是强者对弱者的恩赐，而是精神强大者和新生代人类（80、90后）主动伸出的和解之手。

　　三、共生新思维，对于中国而言，是旨在为发挥三大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开辟道路；是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克服世纪性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以及“市场滞涨”和“政府赤涨”危机，催生社会诚信互助，激励全体公民国家认同感的必由之路。

　　价值中国：对于当下的中国，您一直呼吁要“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那么，中国现在是否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向工商文明的转型？

钱宏：硬件已经完成，但硬件只是一个外表。希特勒说“宏伟的建筑是消除我们民族自卑感的一种良药”，他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能够给一个国家以自信。但是，事实证明是他错了。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自信，首先是建立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每个心灵中，人人能感受、触摸到而且人人真信笃行的东西上。

　　举个例子来说，福特生产了第一辆汽车，但这时能享受汽车的只是高消费的人。为了能将汽车普及，福特先生便变革福特汽车的生产，造出了可以卖到只有5000美元一辆的汽车。我们可以称福特的这种做法叫做“人民资本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其实质，就是林肯说的美利坚人人真信笃行的“民有、民治、民享”信念的最好体现。

　　19世纪之所以能诞生出马克思这类伟大人物，就在于看到早期的工商文明积累充满血腥味，从而提出了一次分配摆不平的事，能不能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解决？在本原意义，社会主义实行的就是二次分配，通过政府来调节。后来欧洲的“福利国家”和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都具有这种性质，只是形式不同。

　　美国走得比较平稳一些，在解决劳资纠纷问题上他走上了“抑制资本，鼓励自由竞争“的道路。资本最终也会走向垄断，美国在1890年出台了反垄断法，通过立法的形式便解决了“垄断”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美国的一系列问题都是通过立法来解决，还有体制机制的变革。比如说股份制，马克思就认为那时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资本社会化）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另外，在政治上，美国一开始并不是民主的，只有一个联邦党，后来分蘖出一个民主共和党。再后来，又分出一个共和党。共和党1861年第一次执政，推出的总统是林肯，而后连续执政二十年，这利益于南北战争后对所有参与南方“邦联”的人员实行大赦，这样就实行了全社会的大和解。

　　我有一个论断：凡是实现社会大和解的国家，处理好了内部事务的国家，就一定能处理好外部事务，并走向世界。象17世纪的英国，莎士比亚借丹麦王子之口提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同样面临着一个“共生，还是革命？”的问题。

　　是不是像美国那样形成“两党轮替”执政，可以讨论，但能不能形成形成一种政治运行的交替、监督、包容机制，是天经地义无可争辩的。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我们工商文明的课还没有补足。

　　当然，美国现在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在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循环中，美国人发现，科技创新给他们带来了财富，增加了货币资本，但他们却牺牲了大量就业和税收，再次遭受“市场滞涨”和“创新与受益”的纠结，“是创造更多的货币资本，还是创造更多的国民就业？”“是继续以普世价值做世界警察，还是走向新门罗主义？”这是他们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因为，我们面临着的问题正好相反，正遭受着“公平效率与创新”危机，且可能陷入“政府赤涨”的维谷，“是敛增更高的财政收入，还是尽快增加国民收入的比值？”“是走工商文明崛起的老路，还是做‘前生态社会’的模范国家？”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和解，对当代中国的尤为重要。中国已经革命、斗争了一百年，在当下中国，如果还是按照“斗争哲学”的思路，一出现社会问题，就搞革命，到头来问题还是原事在。过去几千年，中国式的革命，无非是把当官的推下去，把原先抬轿子的变成坐轿子，“打天下，坐江山”，实际上只是换了一拨人来“统治”。这样的历史根本就没有进步。这就是中国的治乱循环史，中国特色的改朝换代，统治者换了，可社会并未进步。

　　接下来，中国和世界都必然走上生态文明的路。因为工商文明出了很大的麻烦，遭遇到三个极限。

　　第一个极限是“增长的极限”，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汽车工业、航空工业、火电业都是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按照这样的路子增长是有极限的。60年代末的“罗马俱乐部”对此有充分的论证。

　　第二个极限是“对抗的极限”，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状态之中，工商文明和之前的大部分文明，建立的都是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一过程中，势必是把传统的地缘政治作为国际关系的主导。然后，对自然也是一种改造、掠夺的态度，对自己是不断地挖掘自己、处于一种对抗的、精神紧张的状态中。原子弹发明后，人们已经发现，地缘政治已经走到极限，对抗不下去了，因为打起来没有赢家。

　　第三个极限，我把它叫做“施恶的极限”。

　　这是因为，随着工商文明进入第五次科技革命，带来个人能量的提升。工商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效率。第一表现在交通方面，公路、高铁、大型喷气式超音速飞机的民用，缩小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空间。第二是互联网、手机、IT业的发展和普及。

　　过去文明状态下那种支配性的权力关系之所以能畅行无阻，就是统治者或强势集团“坐拥资源不对称、权责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现在这些东西正在打破，尤其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愚弄、误导人们视听的统治伎俩越来越困难。

　　一方面，信息不对称的统治基础在逐步迅速瓦解，另一方面，统治者或强贵集团坐拥资源不对称、权责不对称的优势依然不肯松懈。

　　这个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能量在迅捷提升之中，过去那种强者无视弱者死活的情况，将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甚至人类都难以承受的后果，也就是施恶也面临极限。

　　假如一个17岁的小伙子没有得到善待，同时，他恰巧又是一个IT天才，他凭自己小小的个体的力量，就可能摧毁五角大楼的终端，摧毁中央情报局和中央军委情报部的终端，甚至进入最高领导人最高密级的核按扭控制程序，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这就是“超限战”，想想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况！所以说，必须善待一切生命，善待每一个人，不管关系亲疏远近，不管身处强弱多寡顺逆。

　　三大极限摆在这里，由此，人类就要重新开始反思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之间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现在面临的三大极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代全球面临的主要矛盾。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

　　这是哲学层面上的，是“真信”的问题，更是“笃行”的问题。生态文明，是要在这三大关系上摒弃过去的权力关系、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要建立广泛全面的互助关系、伙伴关系，以至于共栖、共济、共生关系。

　　价值中国：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看待，应该怎样来理解中国正在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她是一种必然吗？

钱宏：这要结合中国人的特点来讲。一个是中国传统。另一个就是西方人认为他们用船坚炮利使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学的方面不同，提倡学的人就有不同的利益偏向。用我的话来讲就是“选择复制”。

　　在选择复制的过程中，中国结下了太多的社会仇恨。因为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把一部分人打下去甚至杀掉，另外一部分人起来走向主导地位，成为既得利益者。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等等，一波又一波，这些人其实都是中国人，仅仅冠之以“敌人”、“阶级异己分子”、“离心离德者”、“动乱分子”后，就可以毫无心理阻隔地加以歧视，甚至可以任意杀戮，毫不手软。

　　既然我们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课题，那么，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也就亟需走向正常有序的状态，而不是继续依靠一部分压制另一部分这种斗争、专政哲学来维系。    

　　那么，这个“正常有序状态”的内在动力、政治资源和法理基础从哪里获得？以我的浅见，就是先要实行社会大和解，首先要在意识形态上用“和解哲学”取代“斗争哲学”。

　　而和解，第一需要智慧，而不是谋略；第二需要真信笃行，而不是口头说一套行为是另一套；第三需要悲悯，而不是谁战胜谁。大家共享一片蓝天，而非不共戴天。呵呵，结论还是走向共生。

　　价值中国：您认为在生态文明的路上，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和解方式？

钱宏：一个仇恨、斗争哲学思维浸润了一百年多的国家，如果形不成基本的“和解共识”，也就不存在，更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人类公共性的承载者）社会；而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就没有明晰统一而富有魅力的国家形象。

　　和解，表现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承认所有人（包括敌人）的生存权利，不以人为敌、以邻为壑，而以谋求共存互补共生为出发点；在政治经济上，不以谋求获得特殊利益的权力为政治目标，而是以追求契约和法律机会平等为基础。

　　社会和解，第一，意味着国家真正承认所有公民的主体地位。第二，意味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真正体现公民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反过来说，没有公民主权的实施，讲和解，无异于空中楼阁，镜中看花痴人说梦。第三，意味着所有公民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因为只有国民待遇上的平等主体，才能不分身份贵贱地讲和解。
  　当国民被事实上划分为集团性、地区性的权贵与草根身份差等时，用什么保障不会每天都将滋生仇恨、斗争这一和解的对立因子呢？

　　最后，和解意味着国家形象的历史性改变和创新——形成全体公民个人最大公约数认同的真正适应当代化、国际化、全球化需要的简洁、明快、相互连贯、谨记笃行的价值目标诉求，这就是建立在“善待他者”伦理基础上的“良智、文明、共生”价值观念。

　　总之，没有社会和解，就没有和谐社会，更遑论和谐世界。因此，我坚定地认为：对内实现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应当成为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的当代主题！

　　价值中国：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有人的灵魂，符合人自身价值的中国。最后，请您谈谈您对中国的未来有着怎样的期许？

钱宏：我们正处在世界性的历史大变局的前夜，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充满期许，我是比较乐观。有这样一些现实标志支撑着我的信念：

　　第一，伴随新媒体、新技术、新工艺的发展，中国人渴望回归生活常识、常规并融入世界的意识正在复苏，每个人的身心灵健康将成为一切人身心灵健康的观念，独乐乐弗如众乐乐，小众乐乐弗如大众乐乐的价值理念，正在缓慢生成。

　　第二，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虽说当初主要是解决官生问题，但是解决民生问题越来越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共识，只要官知进退、民谙厚德，“良智、文明、共生”新思维则普世可成，这就为“全生态社会建设”，再次转移执政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提供了可能。

　　第三，最主要的就是，这三十年里，不管中国当下和未来将遭遇怎样的困难与变局，但一个铁的事实是：50、60、70年代生人登上时代舞台，80、90后的正在快速成长，他们蕴藏着书写历史、改变世界的伟大能量，将成为“真信笃行，走向共生”的自组织灵动力量。

　　最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从动力学角度来讲有三大动力，或叫三大自组织力，一个叫政府自组织力，一个是社会自组织力，第三个更本源的，是公民自组织力。我们过去的三十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发挥了第一个自组织力，只是由于它过于强大，它抑制了社会自组织力和公民自组织力的发挥。所以，中国有的是发展余地，有的是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些支撑我信念的标志，就是前生态社会已然到来的标识！

　　记得撒切尔夫人在2002年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叫《治国方略——应对变化中的世界》，当谈到所谓“中国威胁”时，这位曾经率先全球引领英国走出世界性“市场滞涨”并赢得福克兰群岛战争而仅在香港问题上错估了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的“铁娘子”说，中国不会构成冷战时期苏联的那种挑战，她解释说：“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感染性的理论。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甚至说，“你们根本不用担心那个‘大国’，因为它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于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今天，我对已经87岁高龄的撒切尔夫人依旧十分敬重，她的话是一种善意的鞭策，甚至是一种超然的遗憾，我们作为生长在这个“大国”的地球公民，当时刻谨记。

　　「记者：林永青  王华北 王珂玥」

　　 201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