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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

发布时间:2019/10/18 出版物 政治 浏览次数:563

 

 

 

 

书名:《一个民族的灵魂:从文化再造到中国再造》

作者:钱 宏

出版社:新文化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07年



 

 

作品介绍

 

目录

自序:文化名片——我是谁?

第一部 分空前的文化危机

1、是什么窒息了一个民族的灵魂?

中国人最近三个世纪来在自主创新和对人类思想文化的贡献方面实在乏善可陈。正如列宁所说的“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而在一个官僚充斥的现代国家又怎么可能建构出“和谐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呢?当一个国家的教育、科学、文化及传播界的组织机制上,完全套用政府行政机制中行政级别来运转实行“官阶大一统”,并按照一种口径照本宣科时,一个民族的灵魂岂有不死之理?!

 

2、文化危机说到底是哲学危机危机

一种对于“物质巨人,精神的侏儒”的恐惧感,以及如何永葆价值创造的活力与自处高贵的尊严感之迫切感,在当下的中国思想界蔓延;走马灯似的引进、急起直追的复制和将自然、人文、社会学科三者割裂开来分而治之,以及著述只为稻粮谋的个体价值选择,是中国文化建设论这无法回避的尴尬课题,更是中国人哲学思维必须改变和超越的现实。

 

3、我们从何而来:关于文化战略的哲学追问

我们要解决来自自身传统和当今时尚的文化危机而提出的宇宙人生观,就离不开这一作为最后价值基础的哲学。这在当今时代是一件“吃力不讨好”又充满诱惑的事业。好在我们不是“一张白纸”,我们一身下来就秉承着中外古今无数贤达在这方面“遗传”的全部基因,这就是说,我们是有来头、有背景的,我们将凭此背景去追寻和接近我们的目标。

第二部分 改革思维方式

4、追寻可能的世界……

一部哲学史,就是人类不断超越现实追寻可能世界的思想史,亦即历代哲人灵魂深处那股“伏流”不断突涌到思维地表而汇聚成人的创造激流的历史。那些伟大哲学命题的本性,却都具有激活人们的创造天赋,使人不囿闭于既有现实而又追寻那超越现实的可能世界之特征。而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去追寻超越自身现实的可能世界,将导致整个人类的进步!

 

5、当代中国哲学停滞和僵化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说: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在前苏联和我国,由于现代迷信泛滥,文化专制主义实际存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停滞了,僵化了,大大落后了。我国哲学界几十年来,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极端化强调,窒息了哲学和哲学史的研究。

 

6、思维的自由创造不是经验的,也不是逻辑的

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既不是先验的产物,也不能从知性概念(来自经验的归纳)中逻辑地推演出来。某种理论概念进而某种建设方案或改革方案的产生,只有也只能靠“理智的自由发明”或“思维的自由创造”。而这种自由的发明和创造的心理机制,在于理论思维中想象、直觉与抽象的相互作用,以及意向、信念、美的原则等的潜在支持。

 

7、必须在思维方式上来一场改革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大多爱循古道,因宗师,述而不作。这种思维方式在心理学上已被证实为是人的一种思维定势。它虽然有利于人们在实踐中利用规律,提高效率,但也有守成的被动性。思维的改革是要发挥思维发散性的一面,不守成规,不囿旧法,敢于探索未知世界。只有思维方式改革了,中国的改革大业才会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持。

 

8、强调“实践”,也必须强调“思维”

实践是与思维相对并存的。如果把实践理解为无所不包的一切活动,这不仅与马克思的本意不合,而且有碍于对思维(进而对逻辑)的理解。我们应避免把实践当作包罗一切的万能概念,使逻辑问题乃至与逻辑直接相关的思维科学问题化归认识论问题,使逻辑学乃至思维科学哲学化。因为这是一条似是而非的走向混沌的道路。

 

9、先得来一点“形而上学”的训练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许确实不乏“辩证法”的熏陶,可形而上学的方法和自觉训练,则是未曾经历过的。我们搞研究做文章总是力求涵盖一切、“全而又全”,结果反成了一团“浆糊”,什么也说不清,什么也没说。所以,只有补上形而上学这一课,辩证法才能真正言之有物,指导实踐。

 

10、为何国内学者的理论思维含量如此之低

“历史与逻辑的同一”只是一种理论信念而非事实判断,只是一种理想境界而非生活现实。中国人错认后者为前者,往往不顾实际强求事实与理论的统一。而中国人习惯于述而不作的学术研究传统,缺少西方理论思维的训练,这进一步造成了中国的思想理论只能达到“现象的描述”水平,理论思维含量很低。

 

第三部分 塑造新一代人

 

11、辜鸿铭:一位被遗忘的文化建设主义者

在辜鸿铭看来,无论中国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他热切期待的是,在中国涌现出能将中国文明之美及其品德价值与现代欧洲文明之拓展精神及其广泛的进步理想集为一身的新人。在辜鸿铭心目中,由这种新人建设起来的新中国,将不仅是中国人的新中国,而且是一切有着良好文明传统的人类之新中国,是全世界的新中国。

 

12、我们需要有灵魂的精英和自处高贵的幽雅气度

在经济社会高度COPY的现实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态条件下,当代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和心灵空间都成了问题——无个性无创新地COPY经济增长,同样可能像“匮乏时期”一样由于现有生存空间和同类生活资料的有限,而导致危险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自我膨胀(不等于自信!)。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尤其是我们的社会精英们无法回避且有责任倾注心力的最大的远虑近忧么?!

 

13、Graceman的诞生

Graceman,即幽雅之士,是美惠三女神(美丽、魅力、快乐者)与当代中华人的耦合,是东西方文化传统有过并且至今流淌在当代人血液中的逸士、雅士、进士、名士、高士和骑士、绅士、修士的有机统一体。我们,当真能贡献一个与我们的综合国力和全球化进程需要相匹配的、具有文化身份识别和价值认同意义的全新文化形象吗?

 

14、心灵的建设:从文学说开来

文学是心灵的事业,既然是事业,文学的取向就注定了重在建设。在我们的身边,总会有一些人,能够怀着一股温情与敬意,去试着坚韧地承受这一切,他们坚信新的思想观念及制胜之道就存在于全部琐碎的现实生活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境界。我想,这境界,只属于那些富有建设性思维方式的人。而这种富于“建设性的思维方式”,才是身临改革时代的人们所必须普遍具备的一种文化品格。

 

第四部分 直面“真问题”和“硬问题”

 

15、从“三个代表”到“社会元勋立宪制”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一党专政的执政党,“三个代表”实际上是过去圣人、好人政治可高度集权的先验假设。而现代化是一个从家、国到个人、社会的发展过程,在中国尤其突出的是从国家本位过渡到社会本位,即从“强国”到“富民”到“国富民强”之路,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近代以来颠来倒去曲折迂回又螺旋上升进步之路

 

16、中国智库之现状

国的大部分研究者需要靠研究本身获得生存资料,这就带来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即难以真正超脱地、独立自主地面对“真问题”、“硬问题”而“假问题”、“软问题”则又往往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由此,轻取名利,在这种环境氛围下,中国学者往往容易把正常的学术观点之争变成实际利益摩擦,弄得大家火气很大甚至不共戴天,最后,往往摆脱不掉争论各方皆被官僚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命运。

 

17、“扶贫先要扶心”

现在中国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同时解决民权问题。民生问题当然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内容,但民生离不开民权,这是一个注重“输血”还是注重“造血”,我朋友铁军说“扶贫先要扶心”,福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把“免于匮乏的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并列于“四大自由”之一来提出,这些可能更符合社会和谐理念。

 

18、“太平盛世”的背后

无论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怎样的成功,但是,以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准来衡量,每年几万起群众性骚乱的发生频率,明确无误地证明“太平盛世”过分夸张;而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目前还远不是在世界上去积极扮演什么角色(拥有什么权利和尽什么义务),而仍然是遵循邓小平先生关于韬光养晦的策略,特别是首先在建设自己国家的基础政治制度上,彻底解决在社会公平的前提下保障社会效率和有限责任政府,以赢得最基本的“现代社会政治资本”。

 

19、要五湖四海,不要帮派文化

帮派文化的思想基础,是结帮营私的斗争哲学——斗争哲学意味着可以把兵家之诈术运用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造成“欺上瞒下”、“无情打击”、 “两极分化”、“特殊公民”、“特殊利益集团”的结果;形成“官僚权威”、“地方割据”“行业割据”、“部门割据”等帮派割据的局面,最后使组织肌体乃至社会各阶层受到整体性伤害。

 

20、中国农民与中国特色

近二十年间,在“恭喜发财”诱导下驱动的copy式制造业与城市化运动,在政府、强势群体、弱势群体三方利益博弈的格局下,已经把中国农民世代赖以生长的“乡村社会”冲击得七零八落,于是,在中国“公民社会”成长极不充分的条件下,中国农民又心怀各种念想,每年以千万计递增的速度拥进城市“打工”谋生,如今,一种貌似“新市民运动”已经形成……但中国的人口主体构成,目前还是农民,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氛围还是农民式的。

 

第五部分 唯有创新

 

21、“一切从语言的改进开始”

语言的变革,代表着理念的更新。语言是理念传播的工具,同时语言又反过来强化或弱化某些社会政治理念。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社会传媒人,记者、编辑、作家、主持人、名人笔下和嘴里充斥着与“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相悖用语的传播氛围中,能够真正做出与民主、科学、法治精神相匹配的制度安排,并在全社会得到实行。在这个意义上,说“理念比制度更重要”一点也不过分。

 

22、“公器私用”与偷换概念

孙中山说的“天下为公”,与中国语境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也不一样。孙中山显然吸收了西方语境之涵义,他的“天下为公”,其意相当于“国家(政府)是一种社会公器”,意思是:公器就要公用。完全排除了“公器私用”——无论是一己之私,家族之私,还是党国之私——的合理性、合法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就要有“约法”即实现宪政,把共和制度和法制社会落到实处。

 

23、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应当做什么

中国目前一切社会政治发展中的复杂问题、深层问题之思想根源,都与中国思想理论上存在的各式各样的“浅尝辄止”,这还是“国民性”中的“假洋鬼子心态”和“掌了权的阿Q心态”作祟的结果。只要大家这样上下左右探索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家一定会在意识上慢慢趋于一致,并与国务活动家们和人民一道形成积极的合力。这是我的天真的期盼。

 

24、创新,取决于文体智慧的提升与彰显

文字符号,在伟大作家的心灵中,可以生成丰富的文化意象,创作出千古不朽的杰作。研究典范作家的这种“文体智慧”,应是文学创新研究的主要任务。人类任何一次伟大的创造、创新,都是一次文体智慧的彰显和在出,都是那些具有高尚心灵的作者文体智慧从他们超常的感知、良知、意识、意象、良能,超常之爱、超常之思的北京众的一次蜕变、涅槃而傲然于世。

 

25、中华民族百年不逾的主题流变

近代以来,面对“中国问题”,政治家、理论家们只是忙于举什么样旗,走什么样路,喊什么口号;然而,不管是什么人,代表什么阶级、阶层、群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喊什么口号,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否偏离过、偏离了中国人民必须直接面对的三大现实背景及其三大价值目标,从而用我们超常的热情、智慧和勇气不断在出背景、创新价值!

 

附录一、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附录二、“我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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