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By the People”？——宏观世界之共生史观

何为“By the People”？

——宏观世界之共生史观

Archer Hong Qian(钱  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Symbiosism Culture Think-Tank Foundation（CANADA）

中国意识形态三十年，亟需梳理，未来已来，世界将走向何方？

2021年12月16日，美国著名媒体人Hugh Hewitt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把身为一介书生的WHN先生比附君士坦丁大帝，显然是夸大其词。

虽然W先生在《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1988）中表达过价值系统塑造政治制度，而除了宗教意义上的价值系统（比如基督教“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能塑造永久的政治制度，其他价值系统都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不具备塑造永久政治制度的功能（除非政教合一强制推行），但是，W先生显然不是，也不会成为宗教信徒。所以，他将政治文化的发展问题归结为：“创造能创造新行为的社会文化，改变能改变行为模式的心理积淀”，并将政治文化的形态最关键支撑骨骼引向“价值系统”铸造的哲学高度。反观中国近代以来政治文化急速转变、断裂、构筑过程中，W先生发现现代中国人还没有来得及形成“一种统一的、明确的、持续的历史感”，便匆匆跨越了三个阶段，即：“传统结构的价值系统”的合理扬弃，“近代结构价值系统”的合适土壤，“最近结构价值系统”的自我更新。

于是，他提出转变中国政治文化构筑价值系统的三项任务。考虑到W先生的特殊政治地位，我们可以认为，今天中国城乡户外广为突出宣传由24个字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W先生三十年前就提出的“构筑价值系统”“铸造价值核心”历史任务之间的源流关系。然而，这个包含了国家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个体准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层面的“24个字”，对于今天的中国官员与国民，是否真正“过脑”“入心”“记得住”，落实在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行为中，并形成“实现代际传播的价值实体”，则可能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不妨请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就此再专门做一次问卷调查）。

以上是我在2017年10月下旬所作的分析，不是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其实，W先生1988年8月到美国考察6个月后，形成的所谓“美国反对美国论”（1991），也许对于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远比《转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结构》要大得多。

据W先生自序中解释“美国反对美国论”时，说现实的美国，会同时反对“僵化观念中的美国”和“理想化的美国”，所以，“包括美国社会本身，它有它的肯定性力量，也有它的否定性力量，凡是在能发现肯定性力量的地方，都能发现否定性的力量。这便是《美国反对美国》的基本意蕴。”我想说的是，W先生这样观察，撇开能不能得出美国就此衰弱的结论，姑且不论，但与当时中国“对美国开放”“向美国学习”的主流观点，可谓大相径庭，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各种“证明别人衰弱等于自己崛起”的话术，提供了逻辑演绎前提。

这种观察，依旧是用黑格尔式辩证法（否定之否定），夹杂著“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循环史观，带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到的美国社会各种“权力制衡”（比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在美国社会制造了很多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正在冲击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导致美国衰落，也就是美国自己的价值体系在阻挡美国继续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存在的表象问题，而将这个问题扩大化，再加美国社会存在的“价值相对论”，误导人们把问题引向“价值与效率”，或者“公平与效率”孰先孰后的两难选择、循环选择（车轱辘话），甚至得出80年代日本超越美国，也必有国家（如中国当之无愧）超越美国的荒谬结论。

其实，这不过是中国人长期混淆“孰公孰私”，独尊“秦制汉儒”，“权力决定一切”，让当权者方便“假公济私”“结党营私”乃至“全官寻租化，全民佃农化”思维方式的表征，既是戴着蛤蟆镜看美国，亦是近年中国一群以“帝师”自据的自我膨胀者，从1990年代助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近年来鼓吹“东升西降论”（实是1958年11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论调的翻版）的话术源头！

既然是“话术”，本不值得过多分析，但是这种话术的本质，总是以毫无创新的“既有观念杂烩，修辞替代逻辑，立场先于事实”，掩盖当权者超高的价值承诺和与民争利的政策实践，具有相当的蒙逼性，所以，必须弄清其背后所谓“统一、明确、持续的历史感”。我冒昧地以为，W先生这种历史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法国复辟时代形成的阶级斗争史观（见普列汉诺夫1895年11月写的《奥古斯丹·梯叶里和唯物史观》，中译文《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2辑），但20世纪的实践证明，这种离开人的生命价值的历史感或历史观，可谓兴高采烈地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追溯灾难的思想成因，我们发现，自觉不自觉地秉持阶级斗争史观者，显然忘记了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中的一个根本历史发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由此，“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即“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受马恩历史逻辑的启发，钱宏考察各国历史，感受现实生活，也有一个发现：不是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而是官-民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推动社会历史。

很简单，所有国家，都是由有生命的个人、家庭、社区组成的共生体（对外是共同体），于是，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且“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就是说，维系这个共生体成长，需要不同角色恊和分工激励合作。

最基本的角色职（权）能分工激励，是官与民、官家与民间、政府与人民、国家与社会。正所谓“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2011)。这里有一个社会性的前提：恊和分工激励有一个前提，就是官民分别对生存资源及生产资料支配权的价值与效能界定，如何达成最佳动态平衡？

这个问题处理是否适当，决定官民矛盾（部分表现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甚至冲突的激烈程度，而仅仅以经济状况划分的“阶级斗争”及鼓动革命、造反的阶级仇恨，永远是官或民轮番借以权谋（所谓“结党营私”或“替天行道”）争权夺利的极端简化的工具！

迄今为止，对官－民矛盾（筑基矛盾）有三种处理恊调方式，一是家长式君王（专政）调节，一是契约（宪政）分权，一是君主立宪（分权）调节。这三种方式差异很大，而且国与国之间进行经贸关联时经常发生冲突，但是，有一件事情，无论对内对外都是绝对的，建立在个体精神体能基础上的孞的价值观或公约值。

三种处理方式中，做得最好的是明确无误地把立国基础建立在“We the People”的基点上的美国，正如Reagan总统所说，这三个字的特别之处，在于别的国家是“政府告诉人民可以做什么”，而美国的《宪法》“是人民告诉政府可以做什么，而且只能做《宪法》上规定的事，除此之外，再无任何权力。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 革命，无非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而我们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向世人宣告，人民才是主人，政府是人民的公仆。”这样说，并非说美国没有问题，没有改进的空间，而是说美国的立国之本，是明白无误的，有确定性的，也就是人民可以把握的。

在“By the People”制度保障下，人民这位作者，拥有国家的著作权、解释权。什么是人民？人民，不是政客或政府机关标记的抽象物——政治标签或口号，人民是“一娘生九子，连母十样心”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马克思，1845）。“十样心”，就是多种多样已知的和未知的精神物质文化诉求（《经济要参》，2015）。同时，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人诉求，都必定是通过发挥造物主赋予的本自具足的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来实现的。

在“By the People”自由而独立的书写下，加拿大Richmond市议员Chak Au对我说，钱老师：其实你触及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政府(政权/统治者)的权力来源及统治的合法性是由谁赋予的。美式民主的根本就是政府权力来源是by the people，选举并不只是更换一个行政班子，而是不同政党争取人民授权的有效机制，失去了人民的授权(竞选落败)就是失去了权力的合法性，这是为什么横蛮如川普最终不敢以非法手段维持自己领导国家的权力。在政府权力分配方面，在联邦制的国家如美加，上级政府的权力是由下级政府交出来的，所以有剩余权力论，下级政府没有交出来的权力，上级政府不能侵犯(或一意孤行)，因此，归根究底，人民(个人)的自主性是至高无上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宪法容许人民拥有枪械，背后的理念是人民可以合法地反抗政府。在封建时代，政权的合法性性来自把敌人打跑然后统治天下，如果一个政府不接受权力源自人民授权的原则，它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必不好解决，距离“共生”远矣！如果这个观点成立，下一个问题就很重要：民主自由平等是否建立共生社会的必要条件？在国际上要建立共生世界，又是否有需要有共同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作基础？不知道钱老师有什么看法？

我想，这位Au议员不愧是北美通。官－民竞合共生，包含民主自由平等价值观，又把这些如水、空气、土地般宝贵的价值，纳入到具体的“存同尊异，间道竞合”动态平衡之活生生的历史行进中。我非常赞成议员对“美国宪法容许人民拥有枪械”的理解，我在《SYMBIOSIM·共生：The Mind Power to Agree on An Innovative Lifestyle·一种创新生活方式的精神力量》第十二章中，亦谈到这一点。所称下面这段话，是一百五十年前一位中国官员对第一任美国总统华盛顿的评价。

在“By the People”自由而平等的书写下，人类历史展开了崭新的篇章。这就是，作为朗朗乾坤众目睽睽下建立的“山巅之城”（温思罗普，1630）——美利坚合众国，是处理官-民关系的典范，与原宗主国大英帝国的权力制衡，便有了很大的不一样——既不会出现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类比问题，也不存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式的“美国反对美国”的问题。而且，通常情况下，能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较妥当地处理好宗主国与新生国、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特别是官粹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于是，美国与原宗主国的和解共生，南北战争后（1865）的和解共生，进《反托拉斯法》（1890）和《证券交易法》（1934）之后的劳资和解共生，都是顺理成章之事……！

所以，这里不存在价值与效率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尴尬的问题，只有遵孞践约，且违约必咎！

但是，这还不够，这一基点还需要一个哲学大前提，这就是：既然是官-民竞合共生，就要看是否存同尊异，遵孞践约？

“存同尊异、遵孞践约”乃衡量一国官-民共生及国际共生、全球共生状态的圭臬！

一个对本国人民都不讲诚孞的权力操纵的政府，在国际上无论玩赢了多少，终究不可能有真正的朋友，反之，一群对本国政府动辄取而代之的人民（官民易位，政权更替），也没有哪个国家敢和你玩！

所以，一国之内官民有矛盾冲突不可怕，可怕的是官民都不再守约各说各话离心离德，而且明知如此，仍然不思改变，继续威副利诱，明争暗斗，或犬儒逐利娱乐致死，或戾气冲天躺平主义，官民都不求和解改变，也没有改变和解的制度性机制，只能加速度渐行渐远，最后势必暴力相向，推倒重来（顺便说一句，原总参三部一位老同志曾介绍一位研究中国战争史的年轻女研究员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近2700年间，竟发生大小战争6000余次，而完全没有战争的年份只有270年。老实说，第一我不吃惊，第二这绝对不是阶级斗争论可以解释得了的）！

这种情况，中国历史表现特别诡异，一次次权谋算计，出人头地，取而代之，成王败寇，推倒重来，治乱循环，就是没有一次建立起澄澈的制度文明。

但愿值此“全球化重组”之际，对外开放经年，内卷化条件已失，若有机会改变，先要树立政府公信力和公民事权大如天的价值观（道德秩序），方不至重蹈覆辙——从而在个体精神体能上走出相对“你我”格局，跃迁至“你我他”全人称存同尊异、遵孞践约的价值观或公约值，与世界融合，把地球建成茫茫宇宙中一个“共生之域”！

我相孞，这是不同于斗争史观（梯叶里）、唯物史观（普列汉诺夫）、文明史观（布罗代尔）、循环史观（汤因比）的维度－－即共生史观的维度（参看钱宏主编：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  Chenxing Press 2018）。

我还相孞，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两年之际，一切回到“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之共生史观，所意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有助于国际社会，直面四任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诸般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全球性问题”，进行广泛的哲学对话——我们希望在北美继续举办“全球共生论坛”（GSF），来形成新的哲学共识。

孞烎2022年1月1日夜于Vancouver

附录：

从共生之维看2019中美关系態势
——说说“钱宏现象”
文/ 吴世平

（中国中央电视台原专题部主任，《海风》杂志社社长）

时间：2019-06-30 18:43:14    作者：亚洲经济导刊    浏览量：7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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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合共生，破解冲突

——读黄奇帆《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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