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合共生，破解冲突——读黄奇帆《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

竞合共生，破解冲突

——读黄奇帆《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

钱 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一、重建世界秩序的哲学-经济学

二、新时代经济学应运而生

三、共生经济体范式三大要素

四、《中国法典》与粤港澳大湾区“三零”实验

五、竞合共生，破解冲突，对内开放，势在必行！

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对于现行世界秩序、价值观及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家才知柴米贵，物力不可不惜也。读了黄奇帆先生以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身份，为复旦经济学院师生作的讲演《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我脑子里首先跳出了这句话。做过重庆市市长的黄奇帆，不仅“知柴米贵”，更懂得“物力”（国力）的价值。工商文明时代，珍惜物力，就是造就优越的“营商环境”，将物力蕴含的能量释放出来，让生产回归幸福生活。

那么，什么是优越的营商环境呢？黄奇帆向学子们分析了国际贸易格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如何适应这种结构性变化。他从价值链（Value Chain）、供应链（Supply Chain）、产业链（Industry Chain）“三链”特征性发展，切入到一个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度的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三零”趋势性变化。黄奇帆从三个方面，解答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如何适应“三零规则”：一是“零关税”对中国工农业到底是冲击还是调剂？二是“零壁垒”的实现体现在哪些方面？三是“零补贴”是否能够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创新？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黄奇帆在讲到零壁垒、零补贴时，富有创见地将“法无禁止都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联系起来（应还有“法定责任必须为”，李克强，2014.2）。这不仅是对市场和政府边界、职责的划定，更是在呼唤全社会确立这样的意识，以便将中国社会创新机制和市场活力自觉地释放出来。

碰巧的是，我也曾受邀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作过题为《“共生论”与“资本论”的对话》（www.econ.fudan.edu.cn/researchdetail.php?cid=11990）讲演，这让我有了一个理由，顺着黄奇帆梳理出来“结构性变化”问题，接着作几点思考：

如何理解“三链趋势”推动“三零规则”人类自组织行为的哲学、经济学意义？面对跨國、跨地域、跨行业及超主权、超地缘、超血缘生態圈这一新兴经济形態，我们当如何“竞和共生，破解冲突”？在“三链生態圈”格局下，一国、一区域作为一个经济体之内，如何实现“零收费、零壁垒、零歧视”的三零规则？

一、重建世界秩序的哲学-经济学

首先，我想说的是，跨国企业、跨国传媒、跨国物流组织方式、管理方式引发的“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这种结构性变化，意味着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648）地缘政治基础上的主权国家概念，及其世界秩序，将不再构成完整理解和规范当今个体和群体政治、经济、文化组织行为的价值尺度。

全球化通讯技术、资源配置、运载工具的运用，已常態化地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的超血缘、超地缘、超主权自组织经济行为、自组织政治行为、自组织文化行为，及其外平衡行为，以至于我们往往不得不以“经济体”（Economy）这个概念，来作为某个地区或地区内的经济社会组织构成的统称和划分。

经济体，可以指一个地区，如台湾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或国家群体，如欧盟、东盟等，或一个国家，如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当然，也可指称跨国企业，如苹果、特斯拉、菲利浦、富士康、华为、谷歌等，或者按GDP增长程度，划分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或依据排他性、同质化程度，划分为“共生经济体”（Symbioecnomy）与“非共生经济体”。特别是，由于近年来由G7+1演化成G20的过程，显示出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如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高度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的態势。因而，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和竞争，在“三链趋势”推动“三零规则”逐渐普遍确立的情势下，并非零和游戏，而是正和游戏的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关系。

即便是“共生经济体”与“非共生经济体”之间发生结构性冲突，只要双方（如中国和美国）领导人及其作为市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有健全而足够“协调各自利益，破解冲突的能力”，也不至于走到“不共生，就同归于尽”的地步！

富有理想的人们，将不难发现，建立在“竞合共生”关系基础上的经济体，可望朝着全球经济生態圈（Ecosphere）方向发展，而且，这一发展，势必朝着“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迈进，成为联合国改革（加利-古特雷斯），乃至“重建世界秩序”（基辛格，2014）的推动力量与价值导向。

从哲学和人类文明史上看，这种重建世界秩序的推动力量与价值导向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轴心时代”以来，人类已经达到的所有智慧，包括地缘政治权利智慧及其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官粹（精英）主义、民粹主义及其各种变体，都将可能经历一次历史大变局意义上的价值重估——从而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態文明的“共生时代”！

共生，是活体间的存在方式。中文“共生”，是一个哲学概念，是“全息共生”、“多样共生”、“竞合共生”、“和谐共生”、“和合共生”、“间道共生”、“全球共生”的简称。

共生，就是共襄生长。共生的核心在“生”，共生的要义在“共”。“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一个动词，就是说，“生”会生出不同的“生”来，会“生生不息”。于是，不同的生，有不同的生的方式、路径、轨迹，这就是“道”。所以我们说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男女老少，鱼鸟花木，酒色才气，你我他它（祂），皆有其“道”。而且，“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关键是各谙其位，和而不同，所谓“圣人之大宝曰位”，“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是“共”的要义。

既然“共生是活体间的存在方式”，那么，作为“天地之心”的人，如何由“生生之德”，把握“位位之道”，做到“德位相配，和而不同”，从而展现“道不同，亦相与谋”的间道智慧，而不落入各种活体间“道不同，不相与谋”之“无间地狱”呢？

这就涉及到共生哲学的本体建构——生命之源，共生一体。共生哲学，是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845-1846）论断，发现每个富有精神体能的人，都“生而具足又非独存”因而天赋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平衡力。因而，凡是能成事的个体或群体，必是“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平衡力”发挥正常，能够从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活体关系中找到“间道”与之共生者。因而共生智慧具有非植入、非教化、非规划性。联系到当今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实际，共生哲学认为，每个国家或地区、社区作为国体、政体、人体的活体存在，都是一个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动态平衡共襄生长的可持续过程。这就解释了为何哈耶克（Hayek，1899-1992）能够预言“计划经济制度”的不可持续，克鲁格曼（Krugman，1953-）何以能预言血汗资源拉动型的“国家主导模式”“东亚经济奇迹”的不可持续，同时，也揭示了联合国提出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布伦特兰夫人 Brundtland，1987 ），必须依赖“三大自组织力”动態平衡竞合共生的奥秘。

我们不妨把源自古希腊文的symbiosis（共生），改造为一个英文“Symbiosism”，对译中文“共生”——亦即19大报告提出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共生”。Symbiosism的前缀“sym”，意为“共襄互利”“在一起”（Together），“bios”，意为“生物”及“有品位的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而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

所以，我们可以如是将Symbiosism is a being style betwe-en living bodies（共生是活体间的存在方式）的Symbiosism翻译中文“共生”。共生哲学，讲的是由此发现和展开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全生態持续动態平衡”生生不息的永恒创生的故事。

当人们意识到，并开始谋求自身利益（“自己活得好”）时，侧重dynamics（动力学）的自由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而当人们同时意识到，并承认他人、他者也拥有这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让别人活得好”）时，侧重Synergetics（恊和学）的平等主义，就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

当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同时成为所有人的处世哲学时，每个人的自由就成为一切人自由的必要条件（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每个人的平等就成为一切人平等的充分条件（the Bible，15Century B.C.-1Century A.D.）；而尊严主义、幸福主义就随之成为人们的处世哲学。于是乎，每个人的尊严、幸福也就成为一切人富有尊严、幸福的充要条件（the Symbiosism Manifesto，2012）——这，就是人类智慧能够达到的最高伦理境界和最普惠价值诉求。

而能够体现这种最高伦理境界和最普惠价值诉求的处世哲学，就是Symbiosism（共生主义），且今天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运动的出现，总体上也趋于全球共生（参考钱宏：《中国：共生崛起》P1-2，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三链趋势”推动“三零规则”人类自组织行为的哲学、经济学意义，在于这一改变，将在人类思维方式上引发革命性的改变——从传统的追求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从“道不同，不相与谋”，到“道不同，亦相与谋”；从“夷夏之防”“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求同存异，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存同尊异，间道共生；从冲突对抗，到竞和共生，从“理性经济人”，到“仨自组织人”！

二、新时代经济学应运而生

既然跨国企业的“共生经济”转型，驱动生態政治社会优先的“仨自组织人”，超越地缘政治主权国家秩序，势必走向竞合共生、和合共生，乃至全球共生，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我们当如何“竞合共生，破解冲突”？

近三十年来，由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及各种智能技术、物联网迅猛发展和世界贸易格局根本变化，引发的企业组织、管理方式的深刻变化，绝不简单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片面的“理性经济人”分工、分权、分利追求市场占有率/力（往往引向零和博弈）和市场占有方式——产品、品牌、标准、垄断、绩效——的改变，而是“零收费（相对于区块）、零壁垒（营商环境八要素）、零歧视（相对于特权）”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不再适应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三链生態圈”发展趋势。

我们很容易发现，任何市场主体（subject），都有追求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的体验性效能，而不再是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行为方式都同时具有开放赋能（Open empowerment）的政治自组织人、经济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三位一体全人称（你我他）共襄生长的特征。我们将这种开放赋能的三位一体全人称市场主体，称之为“仨自组织人”。

更重要的是，不同市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之间，呈现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超越了，甚至消除了传统的主客体（Subject and object）关系。因而，所有“仨自组织人”从组织内到组织外，都彼此互为主体。而且，互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能够实现系统中任何一方主体都无法单独实现“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三感统一，且可体验的高效能、高质量发展。于是，一种全新的组织逻辑——共生逻辑——生成了一种整体高效高质的市场综合有机体——共生体（Symbiont）组织。

共生体（Symbiont）组织，也叫共生型组织，是相对于同质化、排他性的共同体（Community）组织而言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態。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在给《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简体版）文集的论文《共生型组织及其四大特征》中，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进一步从“互为主体性、整体多利性、柔韧灵活性、效率恊同（和）性”等方面，具体揭示了这种相对于同质化、排他性的共同体组织而言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態的特征，难能可贵。顺便说一句，如果陈教授能从“共生管理”上升到“共生经济”之境，将共生型组织的四大特征，融入作为仨自组织人的市场主体间性思考，定能结出更大的理论硕果。

于是，更加令人激动的大事件将会发生——由仨自组织人形成的共生体这一组织形态、组织方式的根本性的改变，带来了人类超越同质化竞争的竞争方式的改变——竞争与合作的共襄生长。

竞争方式的改变，会激发作为“仨自组织人”个体和群体的上进心和创造力，使之超越自我，开发潜能，激发学习热情，提高工作效率，取长补短，共襄成长。所以，这样的竞争并不排除合作，尤其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他”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三链生態圈”中，由于资源共享、利润共赢，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从而“打破了组织传统竞争模式体现出的单向线性思维，是一个双向或者多向的思维模式，使得有机系统中的组织个体可以开展基于自身优势、并为成员贡献价值、融合共生伙伴资源的网状发展”，所以，共生体组织，真正实现了竞争与合作的不可分割，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在合作中集聚力量、启发思维、开阔视野、激发创作性，并能培养同情心、利他心和奉献精神。哲学家休谟说“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我们将“三链生態圈”中这种高尚的竞争，称之为“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

竞合共生经济的出现，表明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官与民（表现为“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国家与国家（如中国和美国）领导人“协调各自利益，破解冲突的能力”的增强，使得人类走出“文明冲突”的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陷阱成为可能。

鉴于人类现行经济形態，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两极，由于各种原因（观念的、技术的、资本的、贸易格局的），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规划二元对立世纪钟摆”困境——那么，如何走出这种供需关系上“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周期性混乱？成为困扰各国政府和企业的现实难题。我们认为，“三大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竞合共生，还将促进一国或一地区经济从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1920-2015）揭示的制度变迁中产生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和僵化的制度锁定（Lock in）危机困境中走出来。

我们发现，由于跨国公司管理世界级的产品的组织、管理方式的变化，不仅呈现出“三链趋势”，并由此引出了世界贸易新格局中的一个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度“三零规则”的变化，而且，这一企业组织、管理方式的深刻变化，还昭示着全球经济形態，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一个企业，只要能提供某种有特色（专利）产品和服务，并符合某种标准，再小再微再精也能成为不可或缺各具优势的经济主体，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生態圈中找到自己位置，并且不管“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姓国姓民”，一律涵盖在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或一国之内或可稍加变动为零收费、零壁垒、零歧视的“三零规则”适用之中，因而本质上呈现出“共生经济”（Symbionomy）——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特征。

于是，传统产权理论，尤其是公有制、私有制的产权理论，及其政策实践，不再适用作为国民经济生产生活生態活动的规范，而由仨自组织人展开的综合“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范式（Paradigm of Symbiorights）思想，应运而生（参看钱宏：《重建世界秩序：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刊于《战略与管理》2019年第1／2期；《经济要参》2018年第49/50期）。

今后，那些拘泥于“公有制”“私有制”“国企”“民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应当改变。因为，不管是社会的资本化，还是资本的社会化，都不得挑战“以国民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一的“共生权”(Symbiorights)这一伦理（幸福）底线。

那么，让生产回归生活的小微企业——休养生息最惠化的社区经济形態，再不是被消灭被歧视的“小生产的汪洋大海”，而是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形態和公共物品最优化的政府经济形態“航空母舰编队”的托底性经济形態，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参看钱宏：《千万别小觑“草根的生態经济运动”－－从自组织“社区经济形態”考察报告课题组说起》，2016）。

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使得所属不同企业组织、管理方式价值链的个性普惠化、供应链的深耕精细化、产业链的标准一体化，构成一国、一地区，乃至国际经济社会、全球经济体“三链生態圈”中所有个体和群体（仨自组织人）组织追求的价值目标侧重点，不在于某个项目某个组织的利润回报，而是整个体系的核心竞合共生率的共同提升，最后不仅仍然有更好看的财务报表反映，而且整个业態呈现出低能耗、高能效的生机盎然景象。这一改变，显然远远超出了现行经济学——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老结构主义经济学、新老政治经济学——范畴，而迫使其各自进行革故鼎新。

于是，基于共生权范式（Paradigm of Symbiorights）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应运而生。

为此，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将基于共生权范式，制订一个超越GDP价值参量（含绿色GDP）及其全要素生产率（TFP）正/负指标，更能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状况的价值参量，即GDE（Gross Domestic Energy-conversion）价值评价标准（钱 宏、杨知源、周 振：《GDP小史与共生经济体范式三大要素》，刊国务院发三中心《经济要参》2013年第4期）。

三、共生经济体范式三大要素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将制订的这套不同于以资本增值/减值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统计方法——能源能效/能耗为指标的国民生产效能（GDE）统计方法，在经济学上，意味着各个国家和地区将从“投资、内需、进出口”经济模式，转变为“生产、交换、生活”经济模式，也就是从重量、数量法则，向能量、质量法则的转变——“让生产回归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共生经济学，也可以称之为“分工、交换和生態（动態平衡）通论”。于是，经济学也将在能量转换的失衡、均衡循环中重生。

我们知道，物理学已经从牛顿定律演化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玻尔量子力学和和耗散结构思维，事实上，经济学也已经从重量、数量法则，演化到了能量、质量法则。经济学的重量、数量法则，是指对经济活动的物质总量进行衡量的原则。工业化初期的重量法则侧重于钢铁产量，中后期开始重视GDP（国内生产总值）数量增长，如今，到了生態文明新时代，必须重视能量、质量法则，即从资本的增值、减值价值参量，转变为以能量的能效、能耗为价值参量，也就是对经济潜能的综合水平进行衡量的原则。具体说，今后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成就，不是看GDP增长率，而是看共生经济学给出的每单位资源生产贡献率效能，即看不以加重生態背负、地球背负、社会背负、身心灵背负为基础的GDE动（生）態平衡率，所体现的边际成本与国民生活幸福度和尊严感。

GDE是生態文明共生经济体（Symbionomy）发展的全新价值评估参量体系。

因而，GDE要求的不只是解决GDP遗漏的家庭、社区、自然环境等非记录（未进入企业和政府两张资产负债表）的庞大福利领域，也不只是关照质量与数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之间的区别，而首先是还原生产与消费、开源与节流、休养生息与环境气候之间的循环平衡关系，尤其是鉴于工商文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工业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遭遇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施恶（操控）的极限三大极限，以及步其后尘参与其中的当代中国遭遇泛中等收入、泛产业化、丘陵山地人口大国城市化三大陷阱，而变相对狭隘的生产价值估算，为更广泛的能量转换价值评估（钱宏：《破解GDP迷局，彰显GDE格调——美丽中国，五位一体，生態统领，共生为魂 》，2008-2013）。

GDE价值估算参量的特点是：1、除了将GDP遗漏的领域很自然地纳入其中；2、并且将区别数量与质量、成本与回报、短期与长期、速度与质量、供给与需求、效率与公平参量，用乘法思维进行正负评级估算；3、尤其重视人的精神能量（如创意、管理、规划、领导力、思想力、文化力等）转换价值估算。

当然，这里只是一个简单描述，要真正成型并可以投入现实运行，需要组织一个多学科多领域的佼佼者连续工作三个月时间。

    那么，什么是共生经济体范式三大要素？

根据《大国哲学——从“中国向何处去？”到“中国何以处世？”的主题转换》一文论述，共生法则蕴涵于时间、空间、物质、能量、信息和生命自组织的相互关系之中，生態文明建设，有赖于重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共生权范式。

共生权范式的组织（本体）要素、能源（价值）要素、规矩（伦理）要素三大要素的结构性表达如下。

1．组织（本体）要素[Organizational (ontological) elements]：生命自组织的本体要素，是身心灵健全的人以及由人构成的聚质量、能量、信息和时间、空间、运动于一体的社会组织。从男女恋爱结婚、繁衍生产的家庭组织，到政治、经济集团，以至国家集团、世界性全球性组织，包括各种各样形形色色正式的、非正式的、合法的、非法的、常设的、临时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社会组织，莫不由这种由生命自组织本体构成。而且，任何社会组织，皆是由内共生而至外共生关系的本体构成。

生命自组织理论设定，人或组织，大致由经济组织人、政治组织人、文化组织人，即“仨自组织人”，或“仨和社会人”，缘起结构而来。这个本体（组织）要素，即“仨自组织人”，具有经济学研究原点的价值，或可称为经济学研究的相对独立的最基本的单元，即“经济单元”，姑且用英文Economic Unit加以表达，或干脆简称“经济元”。任何“仨自组织人单元”，作为相对独立的最基本的单元，都具备一定的实现经济资源输入（Energy Input）、能源转换（Energy Conversion）、产品输出（Product Output）的社会经济活动功能，因而，作为经济学最一般的研究对象当之无愧。仨自组织人作为经济元，相当于现行经济学理论不同学派设定的诸如“理性经济人”、“商品经济”、“非理性经济人”、“市场经济”、“市长经济”等研究对象，只是比这些现行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济元，更全面更客观而更接近真相。

2．能源（价值）要素[Energy (Value) elements]：社会组织内部及其之间的共生关系，莫不以本体能量及相关资源转换为纽带相联结，并作功、发力。这里的能源，与英文中的Energy相当，涵盖能源、资源、能量、活力、产能、干劲、精力、能力、活力、能效等多重含义，而且，一切自然物质运动、社会生产运动和精神文化运动，乃至仨自组织人运动都是以一定量的Energy Conversion（能源转换）为信息介质来完成的，因而，能源（价值）要素，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能作功、发力，产生某些效能，以满足生命自组织本体之需要，因而，其能源转换作为共生关系的基本参量，可以用于将人自身的生产，人的物质、精神、工艺生产，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三大关系予以全方位、全生態地加以观照（如用GDE）与参赞化育的价值基础。

从经济学上看，共生关系展示的这个“能源（价值）要素”，就是“仨自组织人”能量转换、力量转换（Force Conversion）过程的展开与实现，包括一切仨自组织人内部及其之间，以及仨自组织人与自然体之间的能量交换与经济联系，形成“经济流通”（Economic Flowing），比如物流、能流、信息流、人力流、货币流、知识流、情感体验流、思想流等，这就是迄今为止人类逐渐建构起来的从劳力经济、产品经济、货币经济、关系经济、知识经济、体验经济、消费经济……等经济学价值理论的依据。

3．规矩（伦理）要素[Rule (ethical) elements]：“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方圆即场（Field）。从混沌到有序，宇宙运行、生物进化、人类文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本体要素、能源要素即由规矩要素为结合节点，物种种群内外、大树与小草、小鱼与巨鲨、农夫与禽畜、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乃至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没有规矩要素行成的营商环境的约束、契约、履约和分工、交换、信用等行为，全生態的共生关系就无法维系。规矩要素，即是共生关系的各个本体都必须遵守的条件和底线。一旦本体要素、能源要素失去规矩要素的支撑，就是从有序走向混沌、混乱的开始，相应的一组共生关系也宣告崩溃，无法存在和继续。我们熟知的道德、法律、宗教、礼仪、风俗习惯、意识形态、制度契约恊定等等，都是人类共生体、共生场赖以存在与可持续发展的规矩伦理底线。

正是人类共生关系展示的“规矩（伦理）要素”，使得“本体（组织）要素”和“能量（价值）要素”统一联结起来，形成了一个人类所独有的具有相对整体性的所谓“经济领域”（Economic Field），或者说形成了一个与“共生场”相对应对接的“经济场”。于是，仨自组织人构成的“经济单元”，按一定的“规矩（伦理）”运行在其形成的“经济场”中作功、发力，并建立相互联系推动“经济流通”，受“经济场”的制约、激励和影响，同时，这个“经济场”自身，也在不断地强化、优化、锁定、僵化、创新、整合、超越而新陈代谢。这正是经济学从古典到现代，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马克斯·韦伯到道格拉斯·诺斯，从卡尔·马克思到约瑟夫·熊彼得，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杨小凯，从冯·哈耶克到理安·艾斯勒……各个经济学派倾注热血心力的地方。

本体（组织）要素、能源（价值）要素、规矩（伦理）要素，对于共生经济体系来说是必要条件，三者相互作用关系用数学语言可表达为：

S=OER，即共生权范式=本体×能量×规矩

因此，当共生智慧向着广度、深度、高度三个向度上延展，贯通于生態统领的五位一体建设时，全新的价值评估参量体系，也必将呼之欲出。

以共生经济学重塑的竞合共生“正和游戏”视之，经济活动的所有游戏者（仨自组织人）获得的收益（三感效能）乘积总和，大于游戏者（仨自组织人）投入游戏的乘积总和（能效/能耗）。那么，所有进入“产业链集群、供应链纽带、价值链枢纽”中的相关方，都必须具备贡献（Impact）、亲密（Intimacy）、远景（Vision）“成功三要素”特质，在此逻辑链+5G乃至nG（互联网、物联网、心联网）+AI中，不但核心技术和资本多寡的竞争能力，不是零和博弈的诉求，而且，即便成为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三链生態圈”中的“大头、领袖、集群的灵魂”，也不是为了实现对别人的控制、垄断、操纵能力，起码不再是为了某个主权（民族）国家或家族企业的控制、垄断、操纵能力。比如，即使谁在“三链生態圈”特征性发展中，“掌控枢纽，掌控纽带，掌控产业链的集群”性企业组织，也依旧会按照营商环境的优劣来选择最便捷的结算地。

这是因为，除了成本核算的价值取向之外，那些营商环境优越的“结算地”，如伦敦、新加坡、香港、东京、台北、纽约、悉尼、苏黎世等地，更有利于他们在“三链生態圈”中各显神通，存同尊异（各种专利性技术、足够的资本、控制能力），优势互补（技术性能、人择原理、价值标准）的竞合共生，有利于跨国企业（仨自组织人）导向为人类未来生活方式再选择，创造新的可能空间。

四、《中国法典》与粤港澳大湾区“三零”实验

诺斯曾经警告：一个国家的政体对于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着长期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

虽然从短期看，政府自组织力过度发挥的“举国体制”，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但从长期看，建立法治、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的营商环境，无歧视地保障社会自组织力、公民自组织力与政府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才是真正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因此，虽然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下高速增长，成就巨大，但依然要积极预防和摆脱“后发优势”变“后发劣势”（投机取巧、与民争利的“国家机会主义”，杨小凯）的“转型中期陷阱”（参看钱宏《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2018年9月19日《经济要参》）。

那么，在“三链生態圈”格局下，一国、一区域作为一个“经济体”之内，如何实现“零收费（相对于区块）、零壁垒（营商环境八要素）、零歧视（相对于特权）”的三零规则？

中国驻WTO前观察员马晓野发现，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由于误将Reciprocity翻译为“互惠”，没有体现出“市场机制、竞争机制的对等”的原意，因而对美方立场与战略意图出现诸多误判。继而他还发现并厘清了这样的情况：“自由贸易、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有不同的内涵：自由贸易是在一个框架基础上，大家减少边境措施；但竞争政策的研究，发现减少边境措施没有用，到了一定程度要扩展，由跨国公司驱动的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的制度设置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谈到经济全球化，它是一个自然现象，由跨国公司驱动；经济一体化是讲的制度设计：既然有经济全球化的势力，各国要调整管理措施，让各国的经济能够达到一体化，从而让商业发挥最好的作用。”

我想，马晓野厘清的情况，与黄奇帆讲的“三链趋势”推动“三零规则”的情况，恰好是从WTO，到FTA的过程中，人们如何化解“国际贸易冲突”，建构超地缘（边境）、超血缘、超主权的世界秩序，避免任何同归于尽的战争的努力！

既然世贸格局变化，“三链態势”，推动“三零规则”，当为大势所趋，那么，中国更需要对外开放的同时，实行“内外开放”，以驱动“改革突围”（突破以“公”兑“私”之围）和“创新突围”（既定思维方式之围）。

的确，世界贸易拉动各国GDP增长，对等机制是双边、多边贸易的逻辑前提，谈判促进中国逐步建立对等机制，比如初步尊重个性差异创新的系列立法。因而对中国来说，如果说从降低关税和保护知识产权的WTO，到以“三零规则”为背景、为基础的FTA，是世界大势所趋，那么，考虑到我们“制度-文化-人性”特色情况，我想在这里提出两点构想：第一，是以改善营商环境为契机，主动积极修订和制定一部较完备的《中国法典》；第二，是将包括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经济带在内的12个自贸区，进一步步升格为“三零规则”共生经济示范区。

构想一：共生权定位下的依法治国，是在信仰和哲学上确立三大法理原则：一是对国民而言，做经你自己愿意并有能力做的事情；二是对政府和集团而言，不做侵犯他人或其财产的事情；三是对所有官民而言，一切言行始终贯通“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而不要“自己邪恶，也让别人邪恶”（evil and let evil）底线原则。从而明确社会各阶层的权益边界与流动机制，因此，需要以宪法及宪法法院为法理实践基础，确立一部划时代的《中国法典》。这部划时代的《中国法典》，由这样三部法典构建：

第一，以《反操（控）纵法》、《行政许可法》为基础，停止《八二宪法》第9、10、15条，制定规范公仆、管家行为的《官法典》；第二，以《八二宪法》第2、33、35、41条为前提条件，并新制订《国民事权法》为基础，确立民事行为的《民法典》；第三，以《刑事诉讼法》，并新制订《赎买特赦法》为基础，惩治官、民越位、越界行为的《刑法典》。

构想二：共生权范式下的“三零规则”，中国可以在中日韩FTA、10+3东亚FTA建立之前，率先在自己可控范围内，比如以12 个自贸区为带动，先行建立一个“粤港澳大湾区FTA”。

承载着一国两制实践的“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在中国最富改革创新特征的深圳市，最有条件践行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三链”特征性发展，实验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度的趋势性变化——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三零规则”。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带动城市，是中国最具“改革创新”型的城市，也是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东京湾区之后，又一个更具“全球视野、生態情怀、存同尊异、和合共生”特质的世界级湾区经济体，大湾区(Bay Area)经济，本质上就是“共生经济”（Symbioeconomy）,因此，“三链趋势”推动的稍作变动的“零收费、零壁垒、零歧视”三零规则，特别是作为优越营商环境的零壁垒的“八大要素”（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尊重知识产权；遵守有公平的规范的合理的劳动保障制度；生態环境保护的一套制度；竞争中性；政府要开放市场；开放一些原来比较不开放的禁区，黄奇帆，2019），最适合率先在改革创新的深圳展开。

作为中国最大自由贸易区的粤港澳大湾区，可望成为一个“内外开放两突围，三零规则共生邦”的经济体。

五、竞合共生，破解冲突，对内开放，势在必行！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在当代中国，需要权利智慧与共生智慧的双重启蒙。

权利启蒙是补课，为的是改革突围，重建社会生態；共生启蒙是通心，为的是创新突围，修复生態机体（参看钱宏：《三大抓手九项举措》，价值中国网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19-4-2/1777774.aspx）。小书《中国：共生崛起》（2012）谓之：“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態文明的路”、“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

双重启蒙、两大突围，都需要一个政策法治条件，那就是——继续对外经济开放的同时，实行对内开放！

当代中国的政治家们要在心底里，在行为上，毅然决然地放弃慈禧老佛爷创下的那份政治遗产：“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晚清至今，任何固守这份政治遗产者，无论一时取得何等耀眼的光环，终将成为不齿于国人的土鳖。当代中国的政治家，要么成为不齿于国人的土鳖堆，要么成为国家的社会元勋！

有道是，机巧不敌智慧，大国不尚权谋。真有志于中国共生崛起走向世界者，必有智慧、担当、格局，而绝不炫耀机巧、谋略，自欺欺人，还自以为得计，更不会D同伐异以我划线，而能一视为仨，和而不同，存同尊异，间道共生！

陽子2019年5月13日於遼東灣童心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