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孰公孰私”背负，中国企业方能恢复正常

放下“孰公孰私”背负，中国企业方能恢复正常

——改变权力与资本、科技坑瀣一气的制度设置势在必行

钱  宏

中国作家恊会会员（北京）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HK）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温哥华）

https://v.qq.com/x/page/k01669w0k9t.html

看了正和岛《全球疫情怎么看，中国企业怎么办？》贴子，北大BiMBA商学院陈院长春花女士这句话说得通俗到位：“只有真正的把自己做好，致力于你自己的不可替代性，才可以与别人共生。”

共生（Symbiosism）本身，是一切活体及活体间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是动力学（dynamics）与恊和学（Synergetics，又译协同学）的动态平衡。因此，共生，是人类个体与群体认知与愿行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企业、政府、国家、国际组织制度设置和运行事实上的行为圭臬。

共生在现实处世、处事上，指称的是live and let live待人宽容、宽松、宽厚如待己，或利他而利己。“谋求自己活得好，必须谋求别人活得好”。共生过去是，将来是，今天更加凸显为每一有生命的个人与群体，包括当代企业组织（产业链与价值链、需求链与供给链之环）的基本生活观念和生存方式。

共生哲学倡导“存同尊异，间道竞合”，意味着你自己先得有异，有不同，有突出的个性特点，这是“利他而利己”，且与别人共生的本质，也是本事、本分所在！

利他的意思，首先是激励他人，也激励自己，特别是激发、焕发他／她／它／牠／祂异性相吸的魅力（如女为悦己者容），从被动陌生的“无间道”中，找到间道融合的点、线、面、长宽高、体方圆，那种望文生义，以为讲共生就不要竞争，完全是误解或曲解。

其次，利他的意思，才是洛克政治学（Locke’s politics）、“黄宗羲定律”和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公平公正合理，如明确“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而不再玩“公”“私”混淆不清和“假公济私”（以权谋私）的意识形态游戏，等等。

所以，这两层意思合起来，共生讲的利他，利他中必然包容、包涵着利己，无己亦无他——正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

那么，所谓“中国企业怎么办？”这个设问本身也有问题，我相信，在营商环境正常的情况下，每个企业家都知道怎么办？我们现在的不正常，使得许多不懂“赚钱”的学者到处去告诉会“赚钱”的企业家怎么“赚钱”，而许多会“赚钱”的企业家却到处告诉人们该怎样做学问（退休者不在此论之列）？

所以，严格说，“中国企业怎么办？”并不只是中国企业自身的问题，而是涉及在冠以“公”字头和“私”字头的企业，这种在事实上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国民待遇和意识形态身份——“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对称”“权责不对称”——条件下生存，中国的企业家不能一心一意办企业的情况下，中国企业怎么办的问题！这自然就涉及到如何改变“国家发展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问题，说白了，就是不再玩“公”“私”混淆不清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实践两张皮的游戏（有关“公”与“私”的讨论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井田制时代，参看《中国社会的自组织力——新殖民运动：中国农民与中国特色》，《中国：共生崛起》P249-256，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这就涉及到，对标榜“公有”“私有”的产权经济学，要来个正本清源和根本制度设置上的改变的问题。其实，在事实层面，“孰公孰私”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相对“国有经济”或“政府经济”的所谓“民营经济”，尤其是承载“五六七八九”社会功能的所谓“民营企业”（五，指承担并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六，指承担贡献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七，指承担并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八，指承担并贡献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九，指占有中国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何立峰、马君、胡德平、刘鹤、习近平），比资源垄断型的“国有经济”“政府经济”（仅承担了不足“五四三二一”的社会功能），具有更大更具体的“公有经济”或“社会经济”，所谓的“民营企业”，是更普遍的“公众企业”，在中国却被混同于某个人、某家族、某集团所有的“私有经济”或“私有企业”。

情况很清楚，放下“自家人”和“共和国长子”等说法，中央2018年七月就在“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中把“稳就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而承担并贡献了83%就业的所谓“民营企业”，还不算是“公有经济”和“社会经济”，谁算？？？

顺便说一句，与“孰公孰私”问题相联系的问题，是如何判断“公权力”与“资本”的问题。请允许我发挥一下经济学家杨培芳的观点：权力不是坏东西，资本更不是坏东西，但是权力与资本坑瀣一气，且不受法律、媒体、道德限制约束，甚至成为一种当然的制度设置，那么，不管是本国权力与本国资本结合（坑瀣一气+勾心斗角），还是本国权力与外来资本合谋，致使权力不再为着提供国民生活所需要的“公共物品”、资本偏离为着生命生态生活的“价值取向”，不管这种合谋下的权力与资本，被贴上怎样的意识形态标签或招幌，肯定都是绝对的坏东西！！！

所以，权力与资本结合干坏事，当然不会带来旧有制度设置与社会结构的改变。但值得注意的是，把这个问题进一步延伸科技进步，尤其是资本驱动下的科技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情况也是如此。无论科技如何发展，只要资本驱动的科技与利益偏袒的权力坑瀣一气，照样不仅会加激“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而且会导致整个人类的异化（马克思），甚至带来灭顶之灾（“地球生灵第六次大灭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用一个技术来说明世界未来”的思维现在很流行，包括那些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讲“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讲“工业革命4.0”，讲“智慧城市”，讲“生态经济”（他们忘记了还有“生态战争”），讲“共享经济”的，讲“数字经济”的，讲“体验经济”的，讲“智本经济”的，“讲思本经济”的，讲“前浪/后浪”的，讲“以化石电气能源全球通讯运载为基础建设的碳基文明/以智能手机智能AI为基础设施的硅基文明硅基文明”的，讲“新轴心时代”的，讲“增量财富精神文明新世界”的……不错，技术进步、迭代、革命都或多或少会触动社会结构的调整，甚至制度（体制机制）设置的路径（功能）改变，也会改变竞争思维的某些路径（谋略），但是，如果这种结构调整和路径改变，依旧是与利益偏袒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某些个体或共同体（利益集团）假公济私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结合在一起，而缺乏具有历史动力学（Dynamics）与社会恊和学（Synergetics）动態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特质的共生哲学，作为生活方式再选择（调整结构和改变路径）的方向性内驱力量，加以价值定位和规范，说“技术只能导致人类的异化和消亡”是完全可能的。

喜欢看动漫影视作品的人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全世界创作动漫影视作品的人们，何以不约而同地在其作品中安排的科学家、博士，几乎都是坏蛋？动漫世界（包括漫威公司的许多大制作）展示出一种共同情景，是几乎所有人类发明创造出来的机器、神器、组织系统，都对人类有反噬倾向，为什么？这些创作者，以及他们的受众（孩子们包括那些葆有童心的成年甚至老年人），几乎都不是经院、或学院哲学家，但他们作为生命、生活、生态运动和未来世界的承载者，对任何技术发明对于自身生活的影响，有着天然的近乎“集体无意识”般的哲学判别与价值选择倾向，而且，这种倾向，总体上一定会与“良智（Beautiful Mind）、文明（Civilization）、共生（Symbiosism）”相契合。

共生哲学，并不是经院派或学院派的，共生哲学作为生命哲学、生活哲学、生态哲学，原本就存在于生而具足又非独存的每一位“有生命的个人”（马恩）心中。因此，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理论（2010）诞生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提出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理论”。

如果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真的要催生经济学的中国理论和中国学派，那么，我们认为，以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理论”，取代以片面物权聚焦的“产权理论”是一个思路（参看《从产权理论到共生权范式的历史跃迁——中国模式“制度-文化-人性”的死结怎么解？》，2017）。这一思路蕴涵着解决“孰公孰私”历史背负，可以“集团共同体”和“公众共生体”两种不同企业的组织形态，作为划分“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标准。

这种划分的理论价值，在于明确一个事实，不是西方、东方的问题，也不是左和右的问题，而是单纯政府资本主义和单纯市场资本主义二元对立的经济学思维方式，都需要调整，而且要引入新的概念，以及新的体制机制。

所谓引入新概念、新机制，在中国，则意味着，当代经济学家们，应当停止一切既无实质性理论建树，又为虎作伥式“做壳”思维，又来玩什么“货币双轨”“新基建”“财政赤字货币化”之类把戏，而采用合符常识、常情、常理的正常人思维+专业知识：

着力于引导中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超高价值承诺的意识形态（或大外宣）官员与面对庞大上层建筑“官本位”背负,不得不实行“与民争利”的政策实践（或行政区）官员，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部分解决资源配置，1984）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搁置姓社姓资，1992）的“权控市场经济”“发展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中走出来，打破权力与资本（包括外来资本）“合谋”的老套路（可以追溯到慈禧“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政治遗产），在内外开放的政治条件下，超越以“理性经济人”为出发点，以“资本增值/减值”为价值导向，以“投资、内需、贸易”为动力的新老“政治经济学”、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老“结构主义经济学”以及新老“双轨制权谋”纠结百年的“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进入以“仨自组织人”为出发点，以“资源能效/能耗”为价值导向，以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自组织力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条件下的“生产/生长、交换/配置、生活/生态”为动力，“让生产回归生活，让生活展现生命，让生命恊和生态”的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新天地。

在这个意义上，说放下“孰公孰私”问题，是继1984年部分解决“资源配置”和1992年部分解决“姓社姓资”问题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也不为过！思想解放的内涵直指：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依赖与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绊。

基于公元前8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伯阳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八字箴言，共生哲学不赞成强制性的人为求同（同则不继），并不反对个人或组织自愿“同性恋”或自愿“求同存异”非常态。但认为，存同求异，尤其“存同尊异，间道竞合”是正常态，能生产新生命的男女之爱巢是如此，能创造新产品、新服务、新价值的由不同个性的人组成的企业，自然也是如此，能贡献伟大科技、人文、哲学、思想家、智者与愿行者之邦国（无关空间大小时间长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剧全球经济衰退或萧条的情况下，面对各式各样的Nationalism沉渣泛起，说“世界经济恢复正常，中国才能恢复正常”是非常必要的清醒剂！

但是，既是讲中国与世界“恢复正常”，作为历经百年非常正常生活的中国人，更应该专注于中国自身如何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组织生活方式上恢复正常——内外动态平衡！中国恢复正常的标志，是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要正常，而放下“孰公孰私”历史背负，中国企业和社会结构方能恢复正常。而以中国经济体量之大和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之深来看，只要中国企业、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恢复正常了，必定有助于世界经济社会结构恢复正常！因此，改变权力与资本、科技坑瀣一气的制度设置势在必行。

再多说一句，即使是“群体免疫”，依然寓于“个体免疫”。有生命的个人，永远是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所以，虽然非正常情况下贵族、公仆、精英的牺牲精神和牺牲行为值得赞扬，但是正常情况下，任何组织集团，无论为了什么样的伟大目标，永远不要也无权要求和强制公众、平民、草根“少数人为多数人的利益作牺牲”。

共生不舍弃任何人，只要你把自己做好，无论你当下处于什么样的时空位置！

孞烎2020年3月30日于温哥华（7月13日略有修改）

参考阅读：

《路径、路数、路向？——徹悟“孰公孰私”，内外開放賦能》

路径、路数、路向？——徹悟“孰公孰私”，内外開放賦能

今年正月初一钱宏和前深圳市委书记81岁高龄的厉有为先生就劳与资本、公与私的关系所做的对话：《试论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扬弃——厉有为、钱宏庚子新春的讨论》，请诸君指正，参与继续讨论，谢谢！

重建社会：改良社会政治生態与“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扬弃

《以内外双开放，促全生态双循环！》

英国卫报中文网https://www.loudernews.com/news/world/2020/08/19/249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