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社会政治生態与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扬弃——厉有为、钱宏庚子新春的讨论

重建社会：

改良社会政治生態与“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扬弃

——厉有为、钱宏庚子新春的讨论

悟牛：向您求教：劳动创造价值这个命题如何？

孞烎：书记谦虚了，我在温哥华女儿家，现在女儿女婿正准备年饭，我陪小外孙外孙女玩，晚些时候再和书记讨论，不好意思！

悟牛：祝在域外新年快乐，全家幸福，万事如意！

孞烎：谢谢，深圳已经是正月初一，给书记拜年了！

悟牛：给你全家拜年了！

孞烎：书记好！感谢您在中国大年初一给晚生的问题。

您“二十年3次上书最高层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让我肃然起敬，我想书记提出这个问题的想法，应该还是从“改良中国社会政治生態”出发，而必然会追溯到“劳动价值论”这一早已成为意识形态的基础性问题。

首先，有关劳动价值论，从古典经济学（威廉·配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卡尔·马克思，已经有充分论证。我想，如果承认马克思“价值的本质就是凝结在商品价值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一判断，并且认可商品价值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那么，“劳动创造价值”这个命题是可以成立的。但问题在于，劳动产品（商品）价值，是不是仅仅用“时间单位”衡量的劳动就能“变现”呢？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任何一个企业家都知道，在“产品-品牌-标准”这一工业品定价价值链中，可以大批量复制的产品（非稀缺必需品），总是处于最低端，而且，在自动化乃至人工智能成为现实后，以时间单位衡量商品（产品）价值量，就显得不合时宜而十分可笑。更何况，“品牌价值”（产品、服务质量）、“标准（规则、协议）价值”（行业质量约定），明显不能用时间单位来衡量“人类劳动”。而且，当某种商品在使用过程（场景）中，可能形成一种包括卖场、网购（电商）在内的“生活方式价值”（体验价值、情怀价值）时，更是如此。

2019年4月钱宏与厉有为先生重逢

这还仅仅是从企业家经营（营商）的维度观察，如果从政府，从国家乃至国际经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发展趋势维度观察，情况就更清楚了。所谓“投资、内需、进出口”三架马车，比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去二十多年实行的所谓“出口型经济”（外汇经济），在国际贸易（交换、跨境电商）中赚取的超级“顺差”价值量，从何而来？原因很多，甚至有很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苏东变局、美国主导、欧盟成形、中国入世）变迁动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一切，都不是“劳动价值论”能给予肯定回答的。

所以，多年来，许多人开始提出“规则价值论”“协议价值论”，特别是“思想价值论”，并由此产生了诸如“消费资本论”“知识资本论”“思本论”“智本论”等等，以弥补“劳动价值论”的不足，并试图纠正其在社会阶级分析中的偏颇和革命运动中的极端。比如，我一个在浙江省委党校工作的朋友，就写了三卷本的《智本论》（中国经济出版社），还特别请我为之作序《思想价值论：导引人类走向共生文明——序俞鼎起<智本论>》。

现不揣冒昧，寄上请书记指正！

悟牛：老兄真是学识渊博！向您致敬！向您学习！

我有一个很笨的想法：劳动不与资本结合无法创造价值！劳动必须与资本结合才能创造价值！

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我们引申出的结论，就不是阶级斗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就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对立关系！而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互相依存，即您说的间道和合共生的关系，这样才合乎逻辑地去建立公民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乃至你说的共生体！

我的设想是，若要打破理论（意识形态）和现实（政策实践）“双轨制”的不和谐现状，是不是应该从劳动创造价值论的修正和摒弃开始？特此求教！

孞烎：书记谦虚了！

您的“劳动不与资本结合无法创造价值！”判断完全成立！先说，这个判断涉及“凝结在商品价值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理解。劳动类型是有差别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如肉眼可见可作出区分的农耕、运输、手工等）；但劳动性质是“无差别”的——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人类为创造价值而消耗脑力、体力的活动）。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决定了它是无差别的。只有劳动是“无差别”的，才能体现劳动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又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社会主要矛盾体现着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反映了一种社会形态某个发展阶段存在的最突出问题。

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科学地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以及后来的利润、平均利润理论，并认为资本主义的企业追求的是剩余价值这种“剩余劳动”，而不是追求的“使用价值”。

所以企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指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这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这里的“商品价值量”指的是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劳动的量”指的是社会必要劳动量,“劳动生产力”指的是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

但不幸的是，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趋势推动零壁垒、零关税、零歧视三零规则的政治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地位都将下降。也就是说，当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在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体”降格加入WTO获得的红利及外贸“顺差”，不断下降、下行已成不可逆转之势，通过思想驱动创新提升每单位的资源生产力(Resource productivity) 是中国接下来提高“社会生态效益”的基础和不二选择。

在“三链趋势驱动三零规则”的条件下，当今时代的企业，无论公有、私有，还是国有、民有，一句话，无论“孰公孰私”，都不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的命运共同体（community）组织形態，而且是与境内外上下游企业、客户、消费者，以及自然、社会、家庭一道构成的互联互通互惠的生命共生体（symbiosnt）组织形態。

也许在未来数年，配合劳动生产力与资本生产力的增加，技术进步、组织效率改进、专业化和生产创新驱动全要素资源生产力逐步改善的潜力，将超过我们的想象力预期。

但其有两个社会政治前提条件：

一是进一步释放劳动（人类为创造价值而消耗脑力、体力的活动）边际效率可比价值增量，对应举措包括降低劳动力流动和人才流动的社会学壁垒；

二是进一步释放资本潜能，对应举措包括减税、放松管制、推动自然垄断领域“孰公孰私”的政治法权零歧视改革。

而要满足这两个社会政治前提条件，首先要完成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改变，即将“投资、内需、进出口”三架马车的经济增长惯习，转变为“生产-交换-生活”三位一体的生態效益。

这又涉及生態文明形態涉及的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在思维方式上，如何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之中；二是在价值观上，如何达到资源生产率的“终极效能＝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

结论就是：无论从政治权利的分配，还是走出经济下行的因应之道，都可以归结为社会政治生態生活的改良。

没有社会政治生態的改良，就无法开启生活方式的再选择创新。但这并不意味着无需“提升每单位的资源生产力(Resource productivity) ”，而是恰恰相反，哪怕仅仅从给自然、地球减压的意义上。所以，生態文明只是对工商文明的扬/弃，而不是也不可能抛弃工商文明完全另搞一套。所以，我们的口号是：

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

稳健走上生態文明的路；

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

对外树立魅力大国风范。

不能只等政府的自觉，并不等于在中国最具自组织力的政府，可以推诿自觉的责任（它拥有太大的权力，汲取了太多的资源），我在2009年回答德平有关中国前途的提问时，曾冒昧地认为，我们中国需要的是：建立“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和“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及其连接结网能力的社会再平衡（Rebalancing Society）或社会自组织再平衡（Social self organization rebalancing）机制。

而且，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四十年积累的财力，也有能力主动积极扶持社会成长，即重建自晚清以来一直被削弱削弱再削弱的社会，建立健全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我还是2007年在中央舆情局召开的“上海社科界代表座谈会”上说的那句话，共和国要共和，社会主义要有社会，所以必须“重建社会”，建议17大报告明确写进“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整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所以，我理解书记难能可贵的思考：“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是互相依存，和合共生的关系”，因而“打破理论（意识形态）和现实（政策实践）双轨制的不和谐现状”势在必行，或许可望在这种“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及其连接结网能力的社会再平衡”以及“重建社会”中得到解释和实现？

晚生：钱  宏

2020年1月24日（庚子年正月初一）于温哥华RICHM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