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哲学宣言

——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

6万多年前，我们被散播在风中

到世界各地去繁衍

重逢和解后

我们秉承不同的文化惯习

灵动地走向区块链之

英特网

在各个场域自在共生……

——《共生宣言》（2012）

一、哲学必须直面当代问题

二、爱之智慧即共生智慧

三、恊和“智慧与愿行”是哲学家的永恒使命

四、哲学家恋爱对象的转换

五、生態战的超越之道

一、哲学必须直面当代问题

我十分赞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在“世界哲学日”（World Philosophy Day）发表致辞时，提出的一个论断：“人类渴望了解周围世界并获得行动指南的需求，孕育了哲学。”这个论断，也符合我这个从东方大地上生长出来的哲学思行者的情感体验。

的确，哲学能帮助我们跳出当下的藩篱，带着必要的历史眼光和智慧高度，来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性与实践性问题。而且，人的这种哲学诉求，是一个伴随我们终身而无止境的过程，所以我们东方圣哲庄周不胜感慨地说“吾生也有涯，知也无涯。”这与苏格拉底为了激励我们互相学习，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共襄生活，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2013年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开幕，William L. McBride主席致辞说：“世界失去了往昔的文雅和彼此的尊重”，但本届“大会的氛围将是欢快的”，因为它是为每个人、为这片神奇土地、为爱智慧的哲学而欢庆。

在过去的一千年中，特别是近500年来，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运动亦即文化建设，是西方的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大西洋地区的人们（即所谓西方人），经常从其他地方的人们那里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术（工艺文化），从而不成比例地引发并推进了包括东方国家在内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发展主义的工商文明全球大变局，可谓成就斐然！

而在新的千年，人类继续在工商文明范式下即将走过20年，人们已经真切地感受到工商文明制造出日益积重难返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冲突，“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人们普遍意识到，工商文明导向下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无论是发达工业化国家，还是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都意识到要摒弃工商文明下的伦理价值认知、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于是，一种将生态文明改造或提升工商文明极具“当代性”的可持续发展思潮，几乎成为联合国及东西方国家的共识，在生态文明的标签口号上，地球似乎不再分裂为西方与东方。

然而，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永远不能在产生问题本身的层次上被解决。就是说，不能用跟造成工商文明问题的思维相同的思维，去解决生態文明建设的问题，那叫“缘木求鱼”。汤因比說过：“对一次挑戰做出了成功应戰的创造性的少数人，必須經過一种精神上的重生，方能使自己有資格应对下一次，再下一次的挑戰！”因为成功的模式和逻辑，会成为人追寻可能世界的精神拖累。所以，不是“路”的选择问题，而是“心”的格局，亦即精神上的重生问题。

生態文明形態涉及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在思维方式上，如何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之中；二是在价值观上，如何达到资源生产率的“终极效能＝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都与哲学家们的当代慧命攸关。人类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智慧引领向前！

那么，哲学家们，真的意识到了自己的慧命和历史责任了吗？

让人遗憾的是，即使在世界哲学之都——雅典举办的世界哲学盛会上，我也基本没有听到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引领人类走出困境的具有时代精神意义的智慧与方法，而似乎这样的想法和要求与哲学无关——各国权威机构的与会者，大多停留在从概念到概念的书斋之论，尽管也提出或指出了不少问题，却多属于“凡是过往，皆为序章”的老生常谈。

过往并不能决定当下与未来。联合国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面对当代人类问题，我们过去的智慧和经验，已经不足以拿出有效解决方法，世界事务需要青年人参与（1985），特别是，倾听来自各国民间的智慧和声音。我之所以把“全球共生论坛”（GSF）的合唱DVD献给23届世界哲学大会，是要告诉世界：有这样一群中国人，在为世界的“一视为仨，和解共生”而莺鸣着……他们期待一种攸关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的行动上的声援。

可惜，联合国的这一时代呼声，至今没有得到有效回应——世界各国官方机构及国际组织，依旧生活在自己的惯习之中，或“生死时速”难以自拔，或漫不经心信马由缰，包括这次世界哲学大会！

让我们回到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什么是哲学？如果哲学家、哲人就是爱智慧的人，那么老实说，每当我听到人们说起philosophy这个词时，感觉除了爱（philo）智慧(sophos，包括很多美味的汁)，它还有利欲与统治的意味，所以，并不都是特别好的感觉。而且，我的这种感觉，得到20世纪东方国家在“后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乌托邦悲剧”（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印证。

在东方语境中，我们的祖先将哲学的“哲”字，赋予过五种形态，分别为：“喆”、“啠”、 “嚞”、“埑”、“哲”。所以，哲人或哲学家，指那些具有卓越智慧能够呈现吉祥之人，如《诗》说：“其维哲人，告之话言”。同时，哲，又包含了如何制裁、决断，惩治不当行为的意思。所有这些含义，这意味着，哲学被赋予了一种妥善处理天地人、你我他诸般关系的责任。

东西方集合起来，用今天的话说就叫，哲学及哲学家，不仅要把握“实然”，还要指出“应然”，不仅要洞悉“必然”，还要追寻“或然”，如此，哲学就是一种“全息性”（Holos）而不仅是“逻各斯”（Logos）的学问，哲学家必须同时关注“形而上”（如符号、宗教）、“形而中”（如数学、逻辑）、“形而下”（如科学、技术、工艺），不能囿闭一隅，满足于“片面的深刻”。

然而，我听到许多学者在谈论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哲学与政治、哲学与技术的界限及其五花八门的学科性划分。我认为这种划分本身就是问题，其结果，将使哲学和“哲学同行”脱离生活实际，成为书斋里的游戏，或把人类生活继续隔行如隔山地以“文、理、工、医、农、商、军”的学科划分，以及将人类生活切割、割裂为似乎彼此互不关联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组织、生態建设，最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地囿闭在一个个小圈子、小格子里，制造出一批又一批“三季人”“二季人”“一季人”，而与全季候人“道不同，不相与谋”。

以我的观察、冥思和人生体验，哲学并不是学科问题，而是生存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可能性问题，是活体（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问题，是富有精神体能与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能力的人、事、物的关系（至少是主体间性）问题。

上天有好生之德，因为生，就有生的方式、方法，即有其生存之道，道由德生，万事万物各有其道、各行其道，道道与共而不相悖，方为天地之大德、原德。这是自大爆炸以来，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自组织生成，且又恊和万邦的共生法则——生命之源，共生一体，存同尊异，动態平衡（The Origin of Life, Growing by Symbiosism, Pursuing Diversities while Reserving Similarities, Keeping Balance in The Dynamic）。我相信，能够把握实然、指出应然、洞悉必然、追寻或然，且能够贯通于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的哲学家们的最高智慧，是共生智慧。

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莱布尼茨的表达式：我们的宇宙，在某种意义上是上帝所创造的最好的一个。或伏尔泰式的表达：人生在最可几的世界。

哲学的生命并不在它的真理性，而在于它的智慧性和情爱性。有网友提问：“真理定义是什么？他是否也和科学一样是人类创造的工具？真理的判断依据是？”答：真理并不等于真相，真理依条件而定，造就一定的条件，就必有一定的结果，所以真理是一种确定性，也是规定性的反映或表达。这样的真理性表达，可以称之为“哲人之石”或“金手指”。真理的判据，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动态条件（包括人的实践）。但是，伟大的斯宾诺莎发现了真理的边界：规定即是否定！

哲学家关注的，永远是从情爱出发，如何智慧妥善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国家、人际、国际、族际、教际、代际）、特别是人与自己（身心灵）三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不能一劳永逸，不能独尊宗一，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是哲人们对可能世界的追寻——是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的历史跃迁！

当代哲学家们，注定要自创范式，而不是在现成范式（“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古已有之主义”）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这并非说，滥觞于雅斯贝尔斯说的轴心时代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中国古已有之主义”三大传统智慧与愿行，不能“分别”或“混搭”着，作为当代人的“安身立命之所”。相反，从社会阶层来看，三大传统依旧能满足某些阶层或特殊阶层安身立命所需，而且他们过得超级滋润。

问题恰恰在于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观察到，这种“某些阶层或特殊阶层安身立命所需”（比如东方专制权力与西方市场经济混搭，国际上可能终究行不通，但在一国一地区内用于强者通吃及官与民争利上，则畅通无阻），在整体上背离了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时代一个最基本价值取向，即“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这一万物互联共襄生成（Symbiosism）时代的体认与愿行法则。

二、爱之智慧即共生智慧

事实上，哲学家们的探索，一路走来，恰好显现了一个“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的过程。

前面说过，智慧之爱，就是古希腊人说的philosophy（爱智慧）。这里除了爱（philo）智慧(sophos），其实，它还有源自人们对迈锡尼时代菲利士人“利欲”的看法与源自波斯人“统治”的意味，所以，爱智慧，意味着从我出发，把“自我”作为主体，通过智慧的方式，包括逻辑的、话语的、政治的、制度的、武断的、暴力（含生態战争）的种种工具手段，将Other他者（他/她、牠、它、祂）作为客体，来进行“无间”“无差异”的整体统一的规范、征服、教化、支配。
那么，爱之智慧，则是把你、我、他（含她、牠、它、祂）互为主体的间性（Inter-subjectivity）、间道（Inter-civilization）共在关系和共生过程，看作是第一位的规范，即以爱（philo），去规范智慧（sophos）及其工具手段、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亦即以“他者的规范”，以普惠共生（GSP Symbiosism*）价值观为逻辑、话语、政治、制度、文化、人性、利益及各种各样的知识经验即所谓“硬道理”导航，从而将“爱之智慧”贯通于将形而上之道，形而中之和，形而下之器三界全过程。

我们不妨把philosophy倒过来，变成“sophophily”，以强调智慧是为了爱，而非爱为了智慧。

爱之智慧，就是共生智慧，也叫“间道智慧”。

我们把这个富有“爱之智慧”的新哲学，命名为中文的“共生”。这里，共生之“共”，讲的就是包容共享共容、是平等平权动態平衡，“一视为仨，存同求异”，也叫“道不同，亦相为谋”；共生之“生”，讲的是“天地之大德”，是“天道、地道、人道”，也叫别开生面的“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与外连接能力”。

共生智慧即爱之智慧，启示我们，人世间的事，大凡就一个约定的“约”字。共生场论认为，从物理星系的运行，到生命组织的繁衍；从佛陀拈花微笑，到基于四大福音的新旧约；从存同尊异和实生物，到男女恋爱生育繁衍；从文字语言的使用，到软硬通货的融通，一切皆为共生约定而俗成！

因而发现和遵循共生法则，也是当今地球公民（Earthlings），全体共生、全息共生、全球共生，化解冲突，永续和平的智慧、情怀与格局。有了这个共生约定，无论我们处于强势、弱势，优势、劣势，都会实时提醒我们，怀着敬畏之心：不要把自己的地板，当成别人的天花板，也不要拿别人的天花板，当自己的地板，所以，一视为仨、顺势而为，体行共生为美，从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

离开共生约定的一切自由基，要么被机体消除，要么终将导致机体解散，走向黑洞深渊“无间道”（Infernal Affairs）。唯有共生的间道智慧，才能点燃我们的心灯！

我们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共生智慧之灯，我们的慧命，就是呼唤大家相互点燃，相互照耀，共襄生长，形成千灯互照，光光交澈之势，获得成本最低，尊严感最强，幸福度最高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妨用一个英文“symbiosism”，对译中文“共生”或“共生主义”。Symbiosism的前缀“sym”，意为“共襄互利”“和……在一起”（together），“bios”意为“生物”及“有品位的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而后缀“-ism”则是“主义”或“忠实于某些原则系统”之意。

共生（Symbiosism）思想，渊源于公元前8世纪中国伟大思想家伯陽夫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9世纪后叶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率先将希腊Symbiosis引入生物学，并在俄罗斯、美国、日本植物学、微生物学、医药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建筑设计中逐渐展开，当代中国学派的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思想则可看作是一种人类文明及时代精神活的灵魂的新综合。

共生哲学的生成语境与概念内涵

背景：共生思想是随广义生态学及人类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应运而生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

外延：共生思想是指古今中外一切共生关系形式的概念、理论、方法；

内涵：共生思想是揭示人、事、物（宇宙天体、地球生灵、人类社会）自足而又非独存之活体间共襄生成（Grow by Symbiosism）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法则。

本体论：生命之源，共生一体，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有敌人，就是自己；

认识论：一视为仨，和恊共生，取象-抽象-意象，不舍弃任何人，不对人事物作是非、好坏、善恶、君子小人的形而上学预置，一切都在关系过程共生场中显现其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本质属性，又反身关系过程共生场；

方法论：道不同，亦相与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辅相成，相反相成，赎福共生，即便是“病人”，也要帮助找一个恢复修复身心灵的界面接口，让他们也有机会赎福共生。所以，必须给世人自医、自救的赎罪行为，提供知进退通损益的机会，化解冲突，竞合共生（Defusing Clashes ,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

价值论：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大自然没有绝对的垃圾，只有时空的错位，人人皆可追求成本最低幸福度最高的生活。

共生哲学的四大品性（结构功能）

一是可再生的概念构建框架：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

二是可形成思想气候的普惠世界观：顺势而为，体行共生，生态统领，共生为魂；

三是可走心体行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良智（Beautiful Mind）、文明、共生；

四是可践行的当代性生活：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地休养生息。

如何把握共生四大品性的现实运动？

把握共生四大品性现实运动的关键，是对人事物作出恰当的时空定位，在本位（质能信）、阴位（势能）、阳位（动能）的自组织互动关系中，从多维度把握人、事、物活体关系的实存性、价值性、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反身性。
实然：认知者、觉知者，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认知（智慧）功能优先于参与（愿行）功能、操纵功能，尊重真相、真理作为思维方式的一个承诺；

应然：参与者、操纵者，审视生活后的价值取向规定认知者的行为方式，即参与、操纵功能决定行为方式的价值承诺，这一承诺对“知行合一”提出了挑战；

或然：由于关系过程总在变化中，完美的认知（perfect knowledge）与净效应（net effect）是人的智能很难达到，为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不确定性，亦即可能的悬念，这并不完全是坏事，没有悬念的生活不具有审美价值，为认知与参与者驾驭开放性的共生智慧、担当、格局留下了可为的空间；

必然：正是或然性给共生智慧、担当、格局留下的可为空间，使人们在自然、自由、自在的生活过程中达到认知和参与、历史的与逻辑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而无限臻于完美，即参与者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成。

共生，是活体自组织力及活体间连接反应能力的存在方式（Symbiosism is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self-organizing dynamics and synergetic ability between living beings）。

共生哲学毫不迟疑地宣示：所有活体，尤其是人，皆有两大与生俱来的本事，一是成就自己的本事，叫生命自组织灵动力，一是与他者（Other）连接的本事，叫外平衡能力或干脆叫连接能力。正所谓“生而俱足又非独存”，故而，人既要体认、认知世界，更要诉诸参与、表达愿行！

三、恊和“智慧与愿行”是哲学家的永恒使命

共生哲学认为，没有敌人，只有病人，如果说有敌人，那就是自己的思维定势与价值取向，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性-文化-制度”惯性、惰性落入“无间地狱”。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改变人性-文化-制度“惯性与惰性”，走出无间地狱，还须将权控驱动“创新”、贪腐驱动“创新”，转变为共生思维驱动创新。

地球众生灵，都是大自然母亲的孩子，当人作为自然故事的参与（参赞天地、化育万物、操纵事实）者，尤其是作为“完全性的参与者”或“完全性契约的履行者”（Bengt Holmstrom，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都会遇到一个哲学问题，即：“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参与者在处理这个关系时，会遵循我称之为“文殊（智慧）-普贤（愿行）定律”，或“索罗斯定律”中的两个相反方向（功能）去做——一个是体认（认知、智慧、理性）函数，“连接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一个是愿行（参与、操纵、制度）函数，“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世界”。这里借用的文殊和普贤（天尊、真人、菩萨），是中国道教与汉传佛教中“道”与“佛”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The words are broken, the mind is broken）大智慧（认知）与大愿行（参与）形象代表。文殊代表的是大智慧，以体现佛智慧的圆满，而智慧是诸佛（人皆为佛）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因素。普贤是大愿行的代表，象征着佛的执行能力，以体现佛愿行的圆满，是诸佛济世渡人的执行力的重要实践因素。

智慧（体认）函数属于思维方式，具有惯性特征、易误性特征（inherent fallibility），但追踪真相、真理（truth）越过了边界，就成了谬误(misconception)，认知理性放大扩散谬误（fertile fallacy），所谓“只要再多走一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愿行（参与或操纵）函数属于价值取向，具有利己特征，但追踪利己、权力（power）过了头，有可能事与愿违，终归在现实遭受失败。所以，朋霍费尔说：“愚蠢是一种道德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这里的“道德”即是“愿行”。所以，共生哲学认为，体认和愿行、文殊和普贤、认知和参与不可分割。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的主题叫“顺势而为，体行共生”，就是体认与愿行都势必趋向共襄生长的意思。

在实际生活中，这两个特征在同一个参与者身上，可以是“知行合一”的，如人对自然存在的参与，只是受“易误性”（fallibility）制约，但是，人在参与社会存在及其价值创造时，由于既受易误性制约，还要受到“反身性”（Reflexivity）作用，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知行分离”是必然的，这就是索罗斯说的“不确定性原则”（Uncertainty principle）和他从他老师波普那里借来的“开放性原则”（Open principle）。于是，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动態的“概念框架”，以尽量实时把握消解“不确定性”，并尽可能主动适应“开放性”，这就是像他说的和做的那样“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去挣钱，也作为一个政策导向的慈善家去花钱”。如果我们不因人废言，在此，我们看到的并非媒体炒作的“金融大鳄”，而分明是一个即便在生態文明新时代也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或在永恒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找到人的安身立命之位的，堪称具有“共生智慧与原行”的哲学家。

由此可见，哲学，作为基于共生思想的爱之智慧，必是扎根于人的情感经历、心路历程与社会实践的反思与追寻。就是说，恊和智慧和愿景、文殊和普贤、认知和参与是哲学家们的永恒使命。

哲学家需要上揆天机、下接地气、中达人和，必须直接面对现实的社会人生，去思考真实世界的本相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当然，这并不是一般方案，而是引领人类“走出困境”“追寻可能世界”的方案。思想不是脱口而出的网络意见，哲学家们不只是向大众解释世界，而是应当从众声喧嚣中静下心来，抛开那些旧有的哲学定义和知识概念，直面人类当代生活。然后，才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快乐分享——开启并追寻一种新的可能的世界。

四、哲学家恋爱对象的转换

承接亚里斯多德和康德的海德格尔正确地指出：所谓世界的本质不过是人类意识的表象，现象就是本质。谁也不能保证把世间人、事、物的道理全部说尽，一次性完成，更不可能用一种逻辑话语一锤定音式地加以规定。

当亚里斯多德以其“完整和一致”说尽了哲学、科学、艺术、审美标准之后；看似没有人再继续，却又出来个托马斯•阿奎那将“完整和一致”的原因归结到“三位一体”的上帝；接着又有笛卡尔的出场，开始“怀疑一切”以确立不可怀疑的对象“我思”，从而划清了上帝与凯撒的边界，重新为哲学和科学打下坚实的根基；然而，怀疑之风一经刮起就再也刹不住车，很快就怀疑到了理性的命根儿，即“完整和一致”，终于出了休谟和贝克莱，以“怀疑一切”和“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证明因果关系不过是被人类的观念所建构，而非真实的存在，使得整个唯理论的哲学大厦崩塌了；幸好经过斯宾诺莎洞悉“规定就是否定”和莱布尼茨“世间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认识论梳理，来了个康德，他将被亚里士多德搁置的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命题，复活为“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引入直觉和情感作为理性思考的前提，再次划定了理性的边界，也让唯理论和经验论和解共生。这样，虽然“完整和一致”是先验的不可被证实的，但科学的“现象片断研究”也可以揭示普遍性和一致性，进入知识的殿堂，可这并没有完结。

于是，经过费希尔、谢林、黑格尔对“整体与统一”的所谓辩证法“正、反、合”，及费尔巴哈“唯物论”的颠覆与马克思式颠倒式拯救，再经叔本华、尼采“酒神与日神”式主体“意志”的洗礼，特别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将主体性（subjectivity）还原为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好一番所谓古典哲学的筚路蓝缕翻山越岭层层突进，海德格尔终于出场了。他以一句大白话宣告“人类的意识其实是第一位的存在”，他将亚里斯多德确立的和康德拯救的“完整和一致”也倒了一个个儿：无论世界是否完整且一致，但被人类认知的到的世界，一定是完整而一致的，因为“现象就是本质”。这就将“我”与“非我”不分的原始主体间性，重新厘定为“自我优越感”的“主体性”。

那么，当“人意识到的存在形式是人一切认知的前提”成为常识，又远离神性（阿奎那意义上）的护佑之后，哲学是否到这里就终结了呢？当然没有，整个二十世纪人类分化为心理学、语言学、科学学、社会学、人类学数路大军，进入了一个人本语言分析哲学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人物，如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马斯洛、罗洛姆、古斯塔夫•伯格曼、皮亚士、弗雷格、罗素、怀特海、杜威、皮尔斯、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卡西尔、库恩、波普尔、费耶阿本德、贝塔朗菲、斯宾塞、迪尔凯姆、涂尔干、拉康、韦伯、方东美、哈贝马斯，也大大拓展了人类的视野与行为边界，这就是，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现代生物学、生态学、灵修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恊同论、突变论、超级计算、动态迭代的一系列发现，古代希腊、希伯莱人开创和追求“整体与统一”的和“一神”的哲学传统，经过19世纪古典哲学的长足发展，终于走向了近乎完满的终结，而经过语言“编程”分析评价转向，代之以交互主体性共在约定，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关系与过程”世界观，就走进了人类叙事创生的新历史大舞台。

到这里，我们突然发现，“关系与过程”观念，与公元前8世纪东方最伟大哲学家伯阳父所揭示的“阴阳”、“五行”范畴与“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命题，有着一种近乎“量子缠扰”式的共时性感知效应，在东方，华夏人的三千年哲学史，正是从伯阳父开创的这一人文哲学、生命哲学行进的。正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中者谓之和”，谁之“和”？“和”之谁？谁“和”之？人也！但是公元前7世纪的佛佗已经觉悟到，这个人，不是独存的、原子的人，而是“六方关联”、“明心见性”且“缘起性空”的人。这样，实际上，东方人将西方人开辟的“形而中者谓之Logos（逻辑、数学、几何学亦即形学）”直接诉诸人，诉诸人的“身心灵”三位一体的透视和参赞。这就是，作为“天地之心”的非独存、非原子的主体间性的人，可以“搁置中心，和而不同，由业至態，从心开始”，通过发动良知（感知、理性）、发现良心（本初心、德性）、发挥良能（道行、技艺）去“参赞天地、化育万物”。

因此，所谓终结，不过是另一个过程的开始。当哲学的对象，从“整体与统一”，转向“关系与过程”时，哲学家的恋爱对象，也就从追溯世界的本体——本质规律，转向了可能的世界的价值——共生法则，这样，从笛卡尔开始分离的神性、人性与理性，经过500年的分而治之后，又开始重逢，也由此，真正开始了人类“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的哲学新纪元。于是，20世纪以降至今，人的存在感、历史感、认知感、幸福感、尊严感、价值感成为哲学和哲学家们的对象与恋人！

人性、理性、神性，在“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共生法则中，必将形成富于内生机制的三位一体的自组织运动，且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五、生態战的超越之道

我们相信，在这个“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世界，综合人类自组织灵动力学（Dynamics）智慧与平衡恊同学（Synergetics）智慧的共生思维方式、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Symbiosism）的爱之智慧，将为古特雷斯秘书长表达的“联合国改革”新希望、新思路提供精神支持。可以说，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是继自由、平等、博爱和民有、民治、民享之后，为当今世界重新树立的一个普惠价值观（GSP Values）。

为此，我们不能不重新反思工业文明生活方式。工业文明因其标准化、可复制、规模化带来人类文明共同体无以伦比的扩张发展，同时，也造成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社会及个人）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全球性生态灾难。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工商文明本质上就是一场打了近500年（在东方也打了180年）的生态战。

伟大的布伦特兰夫人，是“可持续发展之母”。1983年受任联合国环发组织主席，她主持创作的《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把经济发展与生態（资源）发展，特别是社会（人文、科技）发展联系起来，发现人类现行生活方式不可持续。于是，“可持续（Sustainability）”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够成危害－－成为时代强音。可持续（永续）发展，同时提出了一个“人类未来生活方式再选择”的新课题！在经济、生態、社会三维关系上，社会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生態是条件。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实践，在目的、手段、条件的关系定位上，突出单维冒进，经济、生態、社会间就会出现颠倒、错位、失序的非动態平衡（非共生態）。因而，我冒昧地认为，提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伟大创举，但又需要给这个创举贯注一个灵魂，一个芯片、一个感应器、一个底线约定，才能达成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出的“永续和平”目标。

这个灵魂约定，我想，只能是也应该是“全息共生（Holographic Symbiosism）”简称共生——身心灵能量相互作用 自组织与连接结网能力，通过共襄生成文而化之的超级滤霸，几经放能/吸能、人人/人机、微分/积分新陈代谢，降解迭代，引领你我他（她牠它祂），由物质生产力的轴心时代，朝着“吾言为金” 守孞（Xìn）的臻美共生时代飞升！

所以，笼统地讲生态，包括在排他（它牠祂）性的“人类共同体”意义上讲生态文明，无异于企图用造成生态战争的思维方式相同的思维方式解决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包括“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及“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内的美好理念，至多是缓解人际、社际、国际、族际、代际、洲际、环际生态战争及其灾难，而无法从本质上予以解决之！

那怎么办？答案并不复杂：既是讲生态文明，就是要彰显所有地球公民（Earthlings）live and let live的共生大智慧、大情怀、大格局，实行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因而真要讲生态文明，就无可避免地必须具备以共生思维及共生价值观，重构人类组织形态－－即从过往各种各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转变成“地球公民共生体”（Earthlings Symbionts）组织形态－－的基本素质和格局，并由此重估一切现行硬道理及其制度秩序安排！

所以，我高度评价19大阙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m between man and nature）思想和基本方略，并综合17大“生态文明”战略、18大“五位一体”布局，提出“生态文明统领，共生思想为魂”的全息共生、全球共生新世界秩序构想，以超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以来建构的世界秩序！

与此相应地，在联合国改革和全球治理问题上，我们建议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制定并颁布继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后的又一个划时代历史文献－－即《全球共生宣言》（Global Symbiosism Manifesto）！

同时，我们郑重提议：联合国增设“全球共生理事会”（UN Global Symbiosism Council，缩写GSC）专亊处理各种超主权超洲际的诸般“全球性问题”。

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是人的身心灵健康；

当今世界最优的經濟，是生活方式的再選擇；

当今世界最强的文化，是全球共生－－一视為仨，間道競合，你我他（她牠它祂）全人稱，一起來，心手相連！

全球公民各显神通，创建一个共生世界！

陽子2019年“Human rights day”前夕改于遼东灣童心公寓

作者：钱宏（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