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上的重生：如何避免下一次更大的疫情和灾难？

——我对2020年中国“两会”主题的期待与对联合国改革的建议

新冠疫情蔓延，没有性价比合适的航班，我暂时寓居温哥华，然心中所系，无时不在吾土吾民吾国与世界格局的转换大势。

向“吾土吾民吾国”遥寄所感所思所愿

早看过“村山富市的退休生活”，也看过“马大九外送”，对比吾土，不胜感慨。先不管什么国家、家国、党国，首要一条，村山、馬英九都是正常社會的正常人！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的退休生活

一个国家或家国或党国，公民从政后成为正常人，天经地义，尊严幸福。而且，正常人多了，社會、家國、党国、国家也会愈益正常。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恒常法则。

中國大陸人的生活，之所以不正常，原因很多，但有一条是根本，這就是：“官阶大一统的行政級別待遇终身制”。

当一种制度设置，公然纵容公职人员，尤其担任领导者的公职人员，拥有了过多的，甚至是不该拥有的自然、社會存量资源的“法权”，且又可以“选择性执法”时，就必然挤占压缩了本国国民人民、公民的生产、生活资源和機會空間。于是，人们在威逼利诱之下，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势必崇尚权谋投機取巧，结果，孟子荀子在两千年前警示的“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和“口言善，身行恶，国之妖”的两面人，就会出现。用今天的话说，当资源垄断，尤其是与国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土地资源成为最大的垄断利益时，党政官员就成为经济活动的最大操控者，本应由社会治理体系解决的民生问题——教育、医疗、住保、养老就失去了可持续公平（起点公平、资源占有公平、代际公平）的制度保障。所谓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驱动下的人身依附、犬儒逐利、欺善怕恶、冲天戾气、娱乐至死的“自己邪恶，也让别人邪恶”（evil and let evil）官风、文风、世风，就会盛行起来，从而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會、人与自己（身心灵）三大关系的緊張情勢！

我深信，当新冠病毒光顾人世，没有国界，不用护照和签证，也不理会地缘政治或主权（特权）制度，当代人类明确：不管是什么民族、什么集团或国家（家国、党国）、什么文明，也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一切治理（governance）的伦理底线，就是：不可挑战“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从而“生生不息”（live and let live）的共生法则（Symbiosism）。

“官阶大一统的行政級別待遇终身制”，或中国式官本位（当官成为最好职业的价值导向）意识形态制度设置的死穴，就是在垄断资源带来垄断利益的强烈诱惑下，让做官成为最抢手的社会职业——无论是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还是结党做官，抑或业绩（战绩、政绩）升官，乃至“三合一”上位——必然形成“官多为患”（张全景，1998），甚至“官满为患”（刘锡荣，2010）的局面！

何谓官多、官满“为患”？“官多为患”之“患”，患的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的失序、失衡、亦失德，患的是对于国家治理及社会治理体系堂而皇之的侵蚀——导致政府正常行政无所适从，社会自组织功能破坏殆尽，也几乎将一切公民自组织行为空间（包括宪法第2、33、35、41条，更别提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压缩到最小范围，结果“按下葫芦浮起瓢”“吃力不讨好”，从而严重挑战“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共生法则这一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全球治理的伦理底线。

进而当“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一步步走到临界状态时，这个官多、官满为患之“患”，就会既“患寡”（经济体量下降，缩量无增），又“患不均”（社会分配不公，集团性分赃不匀，及官场商场情场上下左右失衡）。到了这个地步，一旦发生超主权、超人权、亦超结构性的“天灾”或“人祸”，各种制度设置性问题（结构脆弱性、无所适从性、患得患失性、左右失据性）就会暴露无遗，十分脆弱而危险！

这次“新冠疫情”爆发蔓延，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究竟有多深多远？我自1月21日始，已经写了20多篇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价值中国网、精神文明网上搜索下载，这里就不再多评述。我只想说，不要把疫情蔓延及因公共卫生防控与社会治理体系的缺失而反应过度、医疗过度等等，只是归責于湖北、武汉地方政府當局，换马了事，那么就象作家閰连科所说的“不长记性”——须知“文殊认知始于记性，普贤愿行彰显灵魂”啊！

中國大陸的問題，说復杂，也很簡單，就是如何建立一种健康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个健康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前端，是厘清“国家（含公与私、家国与党国）治理体系”的边界，同时，要以重构“全球治理体系”相配套——让社會生活趋于正常！

一个遇上火灾，连孩子們都要“让領導先走”的制度（何为领导？不就是掌控了资源分配权的官人吗？常识告诉我们世间并没有集团性的“特殊材料做的”人），不說是反人類，起碼是不正常！而不正常的制度设置或“顶层设计”，因其偏袒偏向性而必然缺乏“底层驱动”，终究会被推倒重来，注定没有未来、没有前途！

全体中国人尤其是当政当权者，都该长记性，幡然醒悟了！这是吾土吾民吾国社會制度設置基礎前提上出了问題！

那么，这么不正常的制度设置，究何存续了大半个世纪呢？原因有二：第一，这是因为吾土吾民吾国体量大，一旦从一种大混乱中沉淀下来，适当“与民生息”（一切经济形態的基本功），随随便便就能对付几十年，甚至折腾上百年（有心的朋友可以自己数一数这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有多少次折腾，浪费了多少资源，结下了多少阶层性“梁子”）。

第二，就是经济学家们熟悉的“制度外部性”使然，前三十年，有前苏给予156个工业项目援建，后四十年，有美国给予的从最惠国待遇到降格准入WTO。这也无须多说。

虽然我们对这些“他者”“外人”，从不感恩戴德，但我还是要说，如今，在没有前苏联和美国等“制度外部性”张力的情势下，当代中国人（不是哪一个阶层，哪个集团，哪个人），尤其是当政当权者（权力精英、资本精英、知识精英），再不思改变，甚至相反，倒行逆施——这次疫情过后，又一次为不正常的制度设置歌功颂德，自诩永远“伟光正”，必有更大的灾难降临吾土吾民吾国！

人类历史证明，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每一次疫情、灾难都会过去，你不能总是把每一次让人民、国民、公民一次次“劫后余生”的“功劳”，都记在当政当权者头上。如果那样，也太恬不知耻甚至无耻不是吗！！？请分享小文《从国家治理，到社会治理体系——谈谈如何降低公共抗疫代价，提高公众抗疫效能？》（价值中国网）。

社会治理体系的基准是公共生活

我认为，当代中国人要做的事依然是印在《中国：共生崛起》（2012）封面上的四句话：

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態文明的路；

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

“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的意思，就是指为了避免再次陷入两千年治乱循环的重演，当代中国要用“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的哲学指导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官也是人，他们也有生的权利，只要限定在适当的度和边界内。

说到用“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的哲学指导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建构，有一个当然的前提，即“有社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体名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社会，当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面（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只能靠关系、靠钱，而不能靠社会，人们只追逐钱，而不指望社会公共生活保障成为普遍现象时，社会，以及社会治理的缺位，就是一个铁的事实。

所以，为了解决自晚清至今当代中国始终没有建立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我曾经在中央舆情局就17大报告最后一次征求“上海社科界代表座谈会”上建议，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上一个“有社会的”定冠语（《以社会建设为中心——重建有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刊2007年9月28日《社会科学报》）。

什么是社会？从词源上看，society，严复把它翻译为荀子讲的“人能群，彼不能群”的“群”，后经日本转译为一个双音节合成词“社会”，社，即“团体”，会，指“用来聚集的地区”，组合起来就是“在一个地方（公共空间）所聚集成的一个团体”。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并不是脱离个人的行动的实体，在个人行动之外，并没有社会的、作为一个行动实体的存在。我们能够观察、记录、分析的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所以，马克思发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而我们说“家庭第一、社会优先、服务公众”，其中有个人（人民、国民、公民）的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是社会的终极价值。

所以，有社会，是公平的前提，也是效率的前提。这也是安·兰德在《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两本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和《列宁选集》的哲理小说中表达的观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虽然他并没有说“人的本质在其可能性上”是什么。

以共生哲学观之， 这个可能性，就是有生命的你、我、他“仨人”（相对于“仁人”），聚集于一个特定时空共襄生长恊和一致的分工合作行动，由这些恊和行动形成的全部复杂而多边的分工合作，我们把这种分工合作关系的实时组合，称之为社会（参看钱宏《重建世界秩序：Social priority的全球共生主义》，分别刊于2018年9月19日《经济要参》与《战略与管理》2019年1/2合集）。

正如把“资本”放在优先位置的思想行为，叫作“资本主义”，把“专制”放在优先位置的思想行为，叫作“专制主义”，那么，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的思想行为，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这就是说，把社会放在首要地位，靠健全的社会治理体系而不靠特权、资本，来解决国民生存（如教育、医疗、住保、养老）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才是社会主义。

从政治上看，社会主义本身就等于民主、自由、共和体制的共襄生成；从经济上看，社会主义就等于社区、市场、政府形態的共襄生成；从文化上看，社会主义等于亲缘、地缘、生灵缘机体的共襄生成。在这个意义上，继“政府论”（洛克，1689）、“自由论”（穆勒，1859）、“资本论”（马克思，1867）之后的社会论，就是共生论。

共生论认为，这种社会主义的“共襄生成的分工合作”，决定了有没有社会的衡量基准，是公共生活，含公正、公有、公德。公正相对偏袒、公有相对于国有，公德相对于私德（参看《为什么一个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治理体系”，正是以公共生活的公正、公有、公德为基准，通过社会自组织功能设定的工具程序（如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物流全覆盖），让你我他全人称所有公民（相对于私民）、国民（相对于非国民）、人民（相对于党和国家），在不依靠血缘关系、家族关系、裙带（同乡、同学、帮派）关系，甚至金钱关系的陌生环境下，凭着自己有特色的认知、技能、愿行，在一定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环境（机构、企业、组织）中发挥自组织力与外连接能力，参与分工合作，就能解决生存财产自由、发展创新自由，以及应对突发危机（如疫情、灾情、人祸）。

敢问，人类如何避免下一次更大的疫情和灾难呢？我想，这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更加不可回避的社会性难题——“比尔盖茨难题”（Bill Gates Problem）。这涉及到哲学、科学、人文、经济社会观念的改变，但无论如何，健全的社会治理体系，不能缺位。

说到这里，我要表示一个歉意。我没有记住2月19日是邓小平先生的祭日，却碰巧这一天写了一篇评估他晚年功劳和缺失的小文。但我并非针对邓小平的，而是不赞成拿邓小平说事，来反衬今天做法的对错。我认为邓小平做得怎样和今天当局者（包括我们自己）做得怎样，都同样要用实事求是的平常心来审视，最重要的是找到当下与下一步该努力的方向感。

有了方向感，才有正常人的安全感和自信心！还是那句话，逝者如斯，let it be!有道是，往者不可忆，来者犹可追！须知，有些事情，再也绕不过去了！——历史欠债累累，摸石瞒天都过不了海。当代中国人自己争口气，不要犬儒式逐利，不要怨天尤人戾气冲天，也不要娱乐至死浪费资源，大家一起努力，把中国自己正常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起来吧！

建立社会治理体系的三段论

说到“社会治理体系”，无论深谙现代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还是懂得共生论的人士，都必然涉及“社会自组织力”这个命题。我曾在《中国社会的自组织力——新殖民运动：中国农民与中国特色》（刊《新世界时报》，2007）和《从国民财富到全球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全球共生视野下的社会自组织再平衡》（2018，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18-5-30/1540635.aspx）中，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过较深入的探讨。

刚才搜索网页时，意外发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徐永平2013年发表在云南行政学院学报上的《中国社会自组织功能构建与社会治理成本化解初探》，不但与我提出的“阳子八大定律”之一“社会治理效能与社会治理成本呈反比例关系”（《共生词典》，2007）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徐永平更具体地阐述了社会自组织“功能建构”与社会治理“成本化解”的关系。

这里不妨对“建立社会治理体系”，作一个综合性的概述，抛砖引玉，就教先进大德。

大前提：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是一切活体及活体间生存方式的基本形態。社会（活体）自组织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或功能状况，是社会治理体系状况的基本反应指标（参看《共生简史·当代哲学宣言》，刊2020年1月29日《经济要参》）。

中前提：可量化的社会治理体系状况，直接体现在社会治理过程蕴含的治理资源是否合理配置运作，其运作过程所形成的资源消耗成本与过程本身自组织程度成反比，与被组织程度成正比。所以，改善社会治理自组织过程和运行机制是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的关键所在。正常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基础。

对照中国实行“权控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和被“降格+承诺”准入WTO以来，社会治理事务日益复杂繁重，条条带块块党政化管控的国家治理成本，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以致中国社会再次呈现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对于社会治理体系唐而皇之的侵蚀，造成诸般乱象环生，越来越面临着转型挑战的事实（参看《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经济要参》2018年38期）。

结论：充分认识中国社会自组织功能局限性，重构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自组织功能，是化解社会治理成本的重要切入点，因此，依靠社会自组织力与外连接结网能力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必将提上议事日程。

我现在温哥华，热切地遥望期待，将推迟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和十三届全国政恊第三次“两会”，能够开成一个讨论这样一个命题的“两会”——即：以建立社会治理体系为主轴，改变国家治理方式，重建全球治理方式的“两会”！

高尚全：改革两会开会方式的四点建议

但愿当代中国人，尤其是2020年走进“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真的读懂了崔卫平女士这句话：“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2010）。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担当”！说到担当，我谨向你们推荐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一本影响几代美国精英的书——《阿特拉斯耸耸肩》。

全球共生视野下的世界新常態

中国的制度设置，离不开已经开始全球化的世界。中国与世界，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的世界。疫情中各个国家实施的各种“封城”“闭关”“隔离”保护措施，从而对社会生产和国际经贸会产生很大影响，甚至各国都会出现经济衰退和全球性大萧条，这显然会颠覆我们过往局限于“全球化”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认知，但这并没有改变“全球化”的方向，而是极大限度地促进人类对全球化的认知，突破单纯经济学视野。

看一眼这张全球航线图，再想想互联网、物联网、心联网，当知全球化为何物何事？

所以，讲中国的事，离不开世界的事，全球的事。那种所谓“逆全球化”或“新冠疫情成为压死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或“疫情使全球化休克”的论调，不过是“身子进了21世纪，脑袋还留在过去”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地缘政治梦魇或单纯经济学思维的产物。疫情总会过去，即使“新冠病毒”会长期存在，那也必是人类机体群体免疫力（含疫苗促成）与之达成总体平衡意义上的无关社会生活方式全球化的“长期存在”——人类活体的新陈代谢存在本来就离不开数十倍于人类细胞的微生物（细菌和病毒等等）存在。

所以，我还想说说，“全球共生视野下的世界新常態”，虽然这个新常態，当下还只是一种经过努力，可以争取的可能性，即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

我十分赞成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经济要参》提出的命题：“我们需要用哲学的思维拨开笼罩在世界上空的阴霾”，这正合了我在《当代哲学宣言——从轴心时代到共生时代》中要表达的观察与思考。荆岩先生在同期卷首语中概括指出：“面对当代人类问题，过去的智慧和经验无效。不能在产生问题本身的层次上被解决，不能用跟造成工商文明问题的思维去解决生態文明建设的问题，不是‘路’的选择问题，而是‘心’的格局，亦即精神上的重生问题。”

这里的“心”即“良智”，亦即英语里的Mind。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百年不逾的主题流变，是从民族、民权、民生，到良智、文明、共生。

良智（Beautiful Mind^[1]）：心灵、思想、智慧、价值观、践行能力，良智的内部结构是，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文明（Civilization）：良智诚于中形于外，体现为文明，规则、体制机制、尊重圣域、行为习惯，臻美风范，所谓“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共生（Symbiosism）：文明出发点和归宿，是共生原德行天下，“谋求自己活得好，必须也让别人活好”（live and let live^[2]）。

我们相信，“良智、文明、共生”（CHINA），作为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时代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将与“自由、平等、博爱”（FRANCE）、“契约、宪政 、拓展”（UK）、“民有、民治、民享”（USA）一道并行不悖成为全球人类生活的基本价值即普惠价值诉求。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是哲人们对可能世界的追寻，是从智慧之爱到爱之智慧的历史跃迁。我想，当代人类“精神上的重生”指向是：

本着良智、文明、共生的普惠价值取向，以微生物为人類生命活動的參照系，自覺限制人類文明的足跡，创建一个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长的健康、簡約、高尚，人人富有尊严而可持續幸福休养生息的共生世界。

為此，我想说五点纲要性意见，就教方家大德：

第一、人类需要“空杯”哪些觀念和知識？

1、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主體特權意識

2、科技万能＋人文第一的軸心文明意識

3、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大同排他意識

第二、人類亟需“擁有”怎樣的思維方式？

1、生命之源，共生一體的地球观

2、一視为仨，和恊共生的價值观

3、存同尊异，间道競合的生活观（道不同亦相与谋）

第三、人類亟需“闕立”怎樣的生活方式？

1、家庭第一、社會优先、服务公众的政治生活机制

2、社區、政府、市場三位一體共襄生長的經濟生活机制

3、社會治理、國家治理、全球治理有序兼容，高效正当的公共生活机制（包括全球疫情灾情防控信息交换及风险评级机制）

第四、人類未來生活方式再選擇再平衡的大概率是？

1、产業链、供應链、價值链三链趨勢，分區域逐步促成零關稅、零壁垒、零歧視的自由貿易體系

2、通訊全开放、資源全自足、物流全覆蓋趋零邊際成本的共生社會

3、化解生態衝突，重建世界秩序，生態文明统領，共生思想為魂的愛之智慧願行

第五、加利、安南、潘基文、古特雷斯提出的“聯合國改革”，需要创建哪些體制機制？

1、以解決“全球性問題”为导向的三超（超地緣、超主權、超文明，或超西方中心主义、超東方神秘主義、超中国中心主義）共識

2、颁布继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后，又一划時代的歷史文献－－《全球共生宣言》

3、扩充托管理事會功能職责，提升人权理事會规格，合併更名为“全球共生理事會”（UN Global Symbiosism Council）

需要特別指出，全球共生理事会（GSC）成员不再仅仅是主权国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而是將由：a、主权國家或地區政體組織；b、重要國際NGO組織；c、大型跨國公司；d、世界級太平绅士；e、按區域和人口比率产生的代表人物……等五方面構成，并按比例与自願双重原則组建“全球共生基金会”（Global symbiosis Foundation），以支援全球共生理事會順利开展工作！

孞烎2020年2月27日于温哥華列治文

^[1]良智，就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讲的“理性和良心”的综合。根据张立德《当哲学遇上近代物理学》一书中阐明的“心、物、能相互作用”学说，并基于美国Howard Gardner对未来提出“5Mind”理论——责任道德之心（The Ethical Mind）、学术专业之心（The Disciplinary Mind）、综合统筹之心（The Synthesizing Mind）、开拓创新之心（The Creating Mind）、尊重包容之心（The Respectful Mind）——以及我曾冒昧提出的互联网、物联网之后必建“心联网”（The Internet of Mind）概念，这里的英文“Mind”，实际已经具备了中文“良智”的基本涵意。

[2]参看何兆武先生为“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2012）致辞开幕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收录钱宏主编《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繁体版由台湾晨星出版社出版，2018.8

作者：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恊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