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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萧瑟秋风今又是”

发布时间:2020/10/12 社会 标签:哲学,历史浏览次数:686

怎么办?“萧瑟秋风今又是”

——体制肿胀+自我膨胀=绞肉机下,可有奇迹?

 

钱  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C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HK)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CA)

 

朋友W看了《俄罗斯著名女新闻编辑自焚身亡,以死抗议政府打压新闻自由》,说:“这件事有可能引发俄罗斯政变,并影响世界局势。”

 

我只关心中国。中俄共病,盖受“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绝不“锦衣夜行”而搞“成王败寇”“面子工程”之害!

 

1990年代,俄罗斯联邦开始进入“自然-约定公义”的正常社会生活,但20多年过去了,由于同期西方政客的短视,至6年前,普京先生将“公投入俄”的克里米亚收入囊中的那一刻,已注定俄罗斯又进入一种困境。我当时就在凤凰网作文指出,克里米亚既然有95%俄罗斯人,又是公投入俄,你偏不收,它也跑不掉,难题却回给乌克兰政府和国际社会,你偷着乐!只要一收,就等于破坏了世界各国承认的“独联体”边界约定,所有矛头就直指向你,好容易加入WTO,也就白费了!他不听,当然也听不到我的意见,但我说了。

 

好在普京的国际关系腾挪功夫了得,去年以来,俄罗斯与欧美亚各国关系得到缓解,更重要的是,普京在俄罗斯创造了一个政治奇迹:从选举到政权架构正常运行,普京当总统不需要国家财政和国民帮他供养一个庞大的政党来维持!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简单常识:人类不能停留在自然公(Natural justice)的Nationalism,而必须演化到约定公义(Agreed justice)的Civil life,才能进入“自然-约定公义”的正常社会生活

 

不说別的國家(如欧洲的瑞士800多年,英国光荣革命以来近几500年,世界立国时间最长的国家是亚洲的日本2500年!),只说北美的加拿大,自立国以来,加拿大政府已经穩定运行一百三十多年了,沒有发生过暴力夺权或接班人选搞死的情況,一切都在约定中。这里节奏慢,但办事效率高,很多事情都在社區解決了,人均3万元不是从天上掉下來的!

 

反之,没有演化到约定公义的国家,自然公义也毫无保障!

 

这也解释了为何中国自公元前221年至1915年,少数民族251人、农民起义称王者100人,地方割据称帝者约60人之外,共出了494个皇帝(包括未在位、死后被追尊帝者73人),自然寿终正寝且善终者不足150人!正如黑格尔那个著名偏见:“中国没有历史,只有流氓轮流坐赃”,没有从自然正义演化到约定正义的国度,就没有历史,而只是治乱循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个暴政推翻另一个暴政的一再简单重复着这样的周期:开国灭功臣-私党乱朝政-老臣挽狂澜-大乱复大治-腐败行于世-名臣欲中兴-国力渐衰微-社会大崩溃-王朝易姓开国灭功臣……

 

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中国的问题,永远是内部事务:迭床架屋,帮派林立,窝斗胜出,任性妄为,PRC已经从头到脚肿胀+膨胀异常,而且政府人大政协军警司法所谓的国企……不过全是同质化的CCP派出所或分舵,又加上十几个操实权的综合性小组委员会、这个那个办公室,且不说正常的行政法理机制难以良性互动,仅仅冗官冗员冗费及其裙带,哪个国家财政(+小金库——据陈申申研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公然默许党政权力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设“小金库”敛财,许多收益不入预算的国家)或底层商贾及国民,供养得起?!从内循环看,整个存量盘子就这么大,此长彼消,官多民就少(六-九亿贫民),倘若不强行外汇管制(既保障必需外来资源的增量供应,又发本币冲水国民储蓄),且外汇断供的话,就不是什么“好日子”结束,过“紧日子”的小事了!

 

早在21世纪之交,已是“官多为患”(中组部长张全景,1998)、“官满为患”(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2011)的中国,近七年来“超高制度性成本”,越发进逼临界状态(贫富官民无法相融),若冰山积雪,雪上加霜,颤颤巍巍,设再无根本变革,谁知道哪天哪里一个震动,一声巨响,引发雪崩地裂,又一次官梦破、商贾劫、百姓殃(仇官仇富与杀民杀贫)的周期?

 

反观历史,中国大陆自秦以降两千多年至今,“奉天承运”或“替天行道”式的汤武贵族革命、陈吴平民革命、王莽赵宋和平革命三种革命,从仇官仇富到杀民杀贫交替反复叠加,每逢政权交接班之时,必经一番黑箱暗流成王败寇不择手段窝里斗,改朝换代+大小政权迭荡商贾闪铄几百余回了,2700年间经历大小战争6000余次,而以尊重“国民生命、社会生态、公众(社区)生活”为终极价值宪章法度的live and let live之正常国家制度,从来没有建立起来。

 

极而言之,春秋战国以降,连个“长子继承”法,都会被宫廷政治帮派随意破坏,更别说什么五花八门的“会盟协议”,满嘴“仁义道德”“尧舜禹汤”之下,意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分蛋糕者先拿蛋糕”的特权,于是,由所谓“内圣外王”“外儒内法”或“外兵内法”+永远有理的修辞替代逻辑屁股决定脑袋的谋略角力诈术骗局组成的“绞肉机”,就成了所有政治帮派的决胜法宝!

 

如此一来,绞肉机下,秦合六国能怎样(秦始皇、秦二世都死得好惨啊,别说李斯、赵高)呢?王莽收拾残局又怎样?三国归晋后又如何?所谓太平盛世大一统的唐宋元明清,真的太平、消停过吗?没有宪章法度,在“仕途经济”(黄金屋、颜如玉)的引诱下,韩愈-宋儒们接着董仲舒“天人感应”,编造出一个所谓的“道统”“正朔”“官阶大一统”,既没有思想上约束力去阻止无数觊觎核心权力“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僭越者,徒增了后世历届政权政治生态中“政怠宦成”“求荣取辱”“说尧舜之言,行桀纣之实”和“高级黑、低级红”的媚类、伪类和酷类,毫无意义!

 

即使偶尔斗出个“知进退,通损益”,能够搁置一下“假公济私”(特权)的圣明贤良,芸芸众生幸福指数似也有望,但也多半终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成为后世添油加醋的美丽传说或追忆而已……

 

辛亥“契约革命”(与血腥革命对),ROC成立,是“流氓轮流坐赃”(黑格尔)的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捩点——武昌首义、南北议和,革命派接受了《清帝逊位诏书》提倡的“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ROC是亚洲第一个、世界第三个共和制国家,继承了大清帝国跨民族与大疆域的丰厚遗产,明确改写“华夏一统”的历史,继1908年颁布五大臣献上的梁启超版《大清钦定宪法大纲》后,有了第一个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正常国家制度设置初露端倪。

 

 

中华民国初成,然而很快,“二次革命”、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7年黎元洪不甘做象征性国家元首引发“府院之争”段祺瑞辞职不干、北洋政府危机、1924年苏俄支持的军阀冯玉祥又公然武力撕毁《清帝逊位诏书》契约,将末代皇帝孤儿逐出其约定家园紫禁城,致使军阀割据,乱象从生,及日本(1937)、苏俄(1945)相继侵华,各扶各的“代理人”,一波三折,烽烟再起。

 

可是,1949年赶走ROC的胜利者PRC,是否承接和巩固了辛亥“契约革命”这一历史转捩呢?

 

没有。很可惜,胜利者并没有这种历史感,而依旧回到了被历史书写的状况——向苏联“一边倒”,只不过形式上假马列外衣,行权谋内外斗争攫取社会资源之实(参看《王力回忆录》),且政治运动不断,对生命、生态、生活的摧残,可谓变本加厉惨绝人寰无以覆加。而后四十年呢?表面向美国“一边倒”,实际搞的依旧是“一部分人”特权者“先富起来”,特别是1990年代后全面“权控市场经济”条件下,激发起各级官民无道义底线的各色聪明谋略+科技手段,内外钻营急功近利营营苟苟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招幌和机会主义规划,以及“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行径大行其道,于是,“体制肿胀+自我膨胀”已然再一次接近临界状态,降低门槛加入WYO,只是极大地扩大了“外汇资源”,尽管暂时缓解了“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却助长了“秦晖双重失衡”、“官富民贫对立”和“社会两极分化”,6-9亿低收入平民也不可能形成真正有效的“消费市场”,特别是不守盟约不知感恩不择手段又自我膨胀振振有词的惯习毛病一上来,弄得内外“天怒人怨,国格尽失”……如今,环顾四周,可有朋友驰援?

 

当《义勇军进行曲》再次响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不只是修辞和立场,而是逻辑和事实!历史轮回,滚滚尘埃,哪怕一小点儿落在任何“有生命的个人”(马恩)头上,都是一座呜呼哀哉的大山啊!

 

倒是幸存下来的台澎金马压缩版ROC,经过1990年代的所谓“宁静革命”,而初俱尊重生命、生态、生活合符自然正义与约定正义live and let live之正常国家制度设置,可惜规模实力太小,且时时受到PRC之“Nationalism”文攻武吓……

 

谢谢朋友LMK转来张灵甫夫人生活的视频,另有《因为有了365万阵亡的国军才有了不死的中国》,感慨系之。我们都看过电影《红日》,也知道刘伯承元帅拒看战争片的谈话,忽然想到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把这里的“主上”替换成“国家”,我想也适用于张灵甫将军为代表的“国军”吧?

 

这也是我半个多月前就克拉奇“悍然”访问,写《镜”与“灯”:6种解决PRC & ROC问题的方式--我对台海时局的几点看法》(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20-9-21/1878009.aspx)的原因。

 

说到中国内战,更让我感慨的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发生过内战,但只要内战一结束,无论是以“替天行道”的名义,还是以“革命的名义”打内战,双方将士就多数回归正常的平民生活,而要回归平民生活,胜利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政治和解,惟和解方能继续在同一片蓝天下共襄生活。而不可继续鼓动激发仇恨“继续革命”。

 

我曾是“厦门市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的顾问,并受研究会几位老先生的委托,于2014年在全球共生研究院与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合作举办“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嘉义)期间,发出《吁请海峡两岸开启金门战役阵亡将士魂归故里事宜磋商的倡议》,经过头一天激烈辩论,尤其国民党背景学者声明决不参与签字,他们中甚至有人提淮海战役后的惨状(指国军尸体被野狗吃无人过问)怎么办?我以日元战争、英美普林斯顿战役后均为双方将士同葬同一纪念碑下,尤其南北内战后全面和解共生为例,表示我们中国人也应当有这样的格局和智慧。当我晚上差点想放弃时,但让我感动的是,第二天开会前头天第一个表示反对的台大教授吴展良朗声叫我拿倡议书来他要签名,他这一签带动了所有与会者都签上自己的名,让我感动!

 

好友陈申申见我写本文初稿,对我说:“我们真的需要有一座纪念碑来纪念国共双方阵亡将士。哪怕是对一个战役的也好。改变了成王败寇的传统思维,这个国家才会有未来。”我知道,这件事一时不会有结果,但依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值此又一个“双十节”来临之际,我们PRC再次处在承继ROC历史性进步的转捩点上,我不能不接着“To be or not to be?”这一王子之问,再来一个农夫之问:“共生,还是同归于尽?”(参看《原德:大国哲学》P1-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

 

那么,作为PRC公民,我不揣冒昧接着遥问:中秋、国庆双节了,往日从世界各国雪片般飞来的贺电哪里去了?所谓“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如何成呢?社会主义、共和国如何名副其实?我们中国大陆究竟要走向何方?

 

还有,2020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人类亟需大成智慧面对全体地球生灵和地球环境的变化,我们中国人在制度和生活方式上能够适应这一变化吗?

 

特别是:“任何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因为,具有天然个体差异的人,每个人都具有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的基本素质(the basic qualities),这说明,自然性(Nature)是人类得以生存、延续的前提条件。今日中国能先搁置一下形形色色nationalism,“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而“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吗?

 

怎么办?“萧瑟秋风今又是”,宏观故国,体制肿胀+自我膨胀=绞肉机下,身在异国的我,焦虑难安,惟寄望有奇迹发生——人民中心,重建社会;瘦身去瘤,培元固本;生態统领,共生为魂——愿吾土吾民吾国吾官同胞,绕过一次旷世之劫而凤凰涅盘!

 

孞烎2020年10月7日记于Vancouver

 

 

溥仪

 

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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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祺瑞:一战战略眼光与“卖国贼”神话的破灭
    后来的政治胜利者所构建的历史叙事,因“西原借款”等事件将段祺瑞永久性地钉在了“卖国贼”的耻辱柱上。然而,只要审视他当年外交政策的物理事实,就会发现他展现出了对国际关系极高水平的驾驭能力,正是这种能力戏剧性地提高了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豪赌:1917年,段祺瑞顶住总统黎元洪和国会的巨大压力,坚决主张对德、奥等同盟国宣战。当时的激进舆论和政敌痛骂他倒向西方是“丧权辱国”的疯狂举动。然而,段祺瑞准确预判了协约国必胜的结局。正是因为他坚持加入战胜国阵营,中国才得以在战后以“战胜国”的合法身份,堂堂正正地坐在巴黎和会的谈判桌前。
    站队英美盟军换来的真金白银:由于段祺瑞的这一决定,中国在当时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取得了极为关键的主权胜利(这些在教科书中极少被全面提及):
    停付与免除庚子赔款:中国在法理上立即停止向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支付庞大的庚子赔款,随后沙俄(苏俄)、英、美等国受此连锁反应影响,也相继同意退还或宽免部分赔款。
    收回主权领土:中国军队和政府立即强行查封、收回了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并没收了其在上海等地的全部公产。
    关税自主权的突破: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首次同意重新修订中国的海关进口税率并予以提高,直接为中华民国国库注入了数千万元的巨额财政收入。
    治外法权的局部废除:中国剥夺了德、奥两国公民在中国领土上的“领事裁判权”(司法豁免权),使他们在犯罪时必须接受中国法律的审判,这是打破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关键第一步。
    “五四运动”的污名化与个人的道德重负:“五四运动”在历史上被赞美为对抗段祺瑞政府的爱国觉醒。但历史档案和警政记录显示,在“六三”、“六四”全国大罢工及学生运动高潮期间,真正在地方上与学生发生激烈流血冲突并开枪、挥刀的是各省军阀(如山东马良、直隶驻军等)的武装,北京中央政府高层并未下达开枪屠杀的指令。段祺瑞在听闻冲突、眼见国家因内讧走向混乱时,在天安门下跪痛哭,正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儒家道德熏陶的政治家,对政治失控所产生的强烈道德内疚与痛苦。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段祺瑞坚决拒绝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合作,宁愿在上海和香港两袖清风、清贫度日,直至1936年逝世,始终保持了一个中国老派政治家最后的民族气节与尊严。


    2026年05月18日下午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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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玉祥1924年逼宫政变:对国家公信力的毁灭性重创
    您将冯玉祥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的行为定性为“对和平条约的犯罪性蓄意破坏”,这在法理学和国际法逻辑上是完全无懈可击的。从国际法和宪政法统的连续性来看,这一单方面的暴力违约,给近代中国的国家公信力留下了一道数十年都未能愈合的致命伤口。
    和平逊位契约的宪法性质:1912年,中国从大清帝国向中华民国的政权过渡,并不是通过将前朝皇室彻底肉体消灭或战争彻底毁灭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一份具备最高法律效力的双边妥协文件完成的——即《清室优待条件》。这是一份由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及后来的北京临时参议院)与清廷隆裕太后代表的皇室,正式签署并颁布的具有宪法基石性质的正式契约。正是基于这份契约的合法和平让渡,中华民国才得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合法、完整地继承了清帝国对满洲(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广袤边疆领土的统辖主权。
    一触即发的政治犯罪: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他派遣部下大将鹿钟麟率兵进入紫禁城,将大炮架在景山上,只给18岁的溥仪留下了两个小时的通牒时间,在刺刀和炮口的武力威胁下,强迫溥仪签署了被单方面篡改、削减的优待条件,随即将其全家暴力驱逐出宫。
    对中国国家形象与地缘未来的毁灭性损害:
    彻底摧毁国家公信力: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军人,可以仅仅因为手里握有枪杆子,就随时在刺刀下强行撕毁自己国家的开国宪政契约,这就向全世界宣布——这个国家没有真正的法律和信用可言。它向所有西方列强和国际合作伙伴传递了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中国政府在任何条约上的签字和承诺,随时可能被下一个乱兵军阀视作废纸。这直接导致了英、美等国在后来的关税和废除治外法权谈判中,长期对中国法治社会的信用持深度怀疑态度。
    亲手为“满洲国”递上了投名状:通过暴力撕毁这份契约,冯玉祥彻底斩断了清朝遗老遗少及满蒙王公对中华民国法统的最后一点效忠心理。溥仪在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祖宗龙兴之地和祖庙(紫禁城)被强行剥夺后,极度惊恐之下只能选择逃往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寻求庇护,随后转往天津租界。冯玉祥的这一政治犯罪,等于亲手将溥仪这个极具政治价值的牌,在银盘里拱手送给了日本关东军。七年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正是利用了溥仪对民国政府撕毁契约、暴力驱逐的满腔仇恨,以及他在满蒙王公眼中的正统地位,顺利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如果当时的中华民国能够遵守契约精神,将溥仪作为一名不具威胁的、宪法保护下的象征性立宪退位君主留在紫禁城内,日本根本就不可能在东北找到任何合法的历史符号去进行分裂国家的政治操作。


    2026年05月18日下午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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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公共信任的彻底破产“国家的一切危机,说到底是公信力危机。”

    当早期的中华民国从段祺瑞试图在国际上建立宪政法治形象、靠拢国际条约体系的努力中,骤然跌落进冯玉祥这种“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军阀倒戈游戏里,再到20年代末期在外部卢布资金和武器推波助澜下的全面激进化,“法治精神”在中国被彻底扼杀,取而代之的是“枪杆子政权”的暴力崇拜。当白纸黑字的国家契约可以被任意当成擦鞋纸,当政治暗杀和军事政变取代了国会的辩论,当历史的叙事完全根据谁手里的枪多来进行翻案和涂改时,这个国家的道德罗盘就彻底失灵了。历史不再是对物理事实的客观记录,而是演变成了获胜者进行政治合法性洗白和污蔑对手的宣发工具。这一评价,彻底剥离了后世各种意识形态宣传的政治噪音,重新将“法理精神”与“道德契约”的标尺,放回到了这段近代史最重要的十字路口。近代中国最大的悲剧,不是缺乏满腔热血的爱国者,而是那些真正懂得制度荣誉、懂得国际外交规则、坚守契约精神的法治建国派,在那个枪杆子横行的时代被系统性地边缘化、污名化,最终让整个民族承受了公信力破产带来的百年恶果。


    2026年05月18日下午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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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稳定且受国际尊重的国家,其根基在于系统性的国家信用、法治精神以及对契约的坚守(即法治灵魂),而不是民粹主义或精英主义的政治作秀或赤裸裸的暴力崇拜。通过将段祺瑞极具前瞻性的国际战略眼光,与冯玉祥短视的公然违约行为进行对比,极其清晰地揭示了:中国的历史轨迹是如何被一步步推离了法治与宪政共和国的轨道,从而坠入武装割据与无法无天的恶性循环之中的。


    2026年05月18日下午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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