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的经济学之二：从“理性经济人”到“仨自组织共生人”

摘 要：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和“理性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假说，只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忽略了“合作”，实际上，生活中合作多于竞争，每个人的经济行为都与他人和社会相关而存在，分工合作，恊作共生是常態，普遍存在“组织经济人”、“组织政治人”和“组织文化人”，即 “仨自组织人”，“共生人”，是实现共生通约和创新的基本路径。

关键字：共生论； 理性经济人；共生人——仨自组织共生人

自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以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广泛误解成了“那个自私、自利，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如今，虽有部分学者对“经济人”的假说有所诟病，但它已经被越来越多地人想当然地接受了，理由是：经济人的假说是存在问题，但也没有哪一个理论假说比它更准确、更易于分析问题。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鸵鸟精神，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定要从“理性经济人”向“仨自组织共生人”进行历史性转变。

一、仨自组织共生人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中国的荀子早就发现作为个人“人能群”的禀性。就是说，这种先天赋有的合群的能力和趋向是社会群体生命共同体、共生体组织之所以能建构成立的基本前提。所以组织是人的天然禀性及维持人类自身生存繁衍的需要，是人在谋求个人利益受阻、受制时，为了更好地获得个人利益而形成的团体、集体。只有共生法则才能把生命、生態、人类社会的目的性及其内在价值进行良性组织。从生物间利益互利关系形成的生態组织，到人类社会共生体，亦是共生法则进化生成导致的质的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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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经济学人 “自利经济人”思维方式，还是马克思预设的“有生命的个人”，两者都未能洞悉到从生物生態伦理到社会经济伦理是怎样演化生成人类组织形態乃至文明形態因果关系的，都忽略了经济生活中生产和交换的价值通约机制或价值兼容机制（普世价值）。尤其是现代“理性经济人”已经认识到“利己并非必须损人，损人也未必能利己”的情况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依然可以通过群体合作的组织行为，达到总体兼容与通约。所以，组织性的“强互惠”以及“利他与利己的通约与兼容”，很可能是人类独有的属性和行为模式。于是，“组织经济人”，乃至“组织政治人”和“组织文化人”通过自组织力形成的组织行为及组织形態，是人的天然禀性及维持人类自身生存繁衍的需要，是人在谋求个人利益受阻、受制时，为了更好地获得个人利益而形成的团体、集体、集团、联盟。

这种通过组织获得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传统中国和传统政治的意义上，归结为“民本”问题，是孟子率先提出来的，中国人用“武死战、文死谏”的方式讲了两千年。从共和制国家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意义上，就是从孙中山肇始讲了一百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越来越成为每年人大、政恊“两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即“民生”问题。
如果“为自己活，善待他者”是伦理学家出身的亚当•斯密发现了“理性经济人”的话 ，那么传统经济学仅说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忽略了合作。实际上，生活中合作多于竞争；个人越来越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而需要相互配合，分工合作，“超私人（亲情）”、“超区域”、“超边际”甚至“超领域跨界”自组织起来，形成“组织经济人”、“组织政治人”和“组织文化人”，即共生论的“仨自组织人”，实现共生通约和创新。

二、仨自组织共生人的历史必要性

在渴望特权和改造他者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tion）走到尽头之时，全生態社会共生圈的贺洛格文明（Holog-civilization）已经悄然登场。值此人类历史的全球性大变局的前夜，引领前行的东西方大成智慧的聚合迫在眉睫。经济学物件从“理性经济人”向“仨自组织人”的转变具有历史必要性。

首先，合作机制上的生产、交换形式才是文明形態的历史前提。温饱问题一直是人类发展的头等大事。人类形成之初，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采集狩猎寻找食物。随着劳动经验、知识的累积，开始能自主生产食物。人类的生活从单纯地依靠自然界的馈赠向自主生产转变。

有了生产后，就可能出现了剩余，物物交换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初始的交换较为简单，仅局限于少数人之间，也没有什么“等价交换物”，交换的成功与否取决交换双方的议价能力。然而，随着交换范围的进一步扩大，由双方扩展到三方以上（笔者也从中看到伦理关系“由仁到仨”的提升），由直接交换发展到间接交换，就出现等价交换物，尔后就是金属货币，及至当今国家信用体系下的货币。这种交换极大地节约交易成本，但过程中也伴随著文化和政治问题。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并不认为“经济人”都是“理性”的。其《国富论》认为：人们“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之所以“有利于最优化社会的形成”，是一切生产者获得利润的前提，都必须为社会为他者提供所需服务（产品），如果离开这个“利他”的大前提，一切生产都将徒劳无功。生产即生活，生产者自己活得好，是建立在生活人活得好的前提下的。如果偏离了这个根本前提，所有“经济人”只顾自己利益最大化，谋求建立小圈子集团利益极端化（垄断或操纵）机制，从而打破了社会总体均衡机制，就必须构建别的社会机制加以纠正、调节、调整或调控。
二是通过群体合作的组织行为达到总体兼容与通约。人类经济行为本质上是公共性的。仨自组织人，就是人类公共性的承载者和受益者，因而经济学本质上，也就是研究人类组织行为何以必要且成为可能并可持续。为此，当代一些有洞见的经济学家相继提出基于“共生”三大经济学范式：

⑴新古典综合范式。以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范式，实现组织行为的“超边际”、“强互惠”以及“利他与利己的通约与兼容”之共生法则；

⑵马克思范式。基于卡尔•马克思的“生命的个人” 理论，通过学习力、思想力、行动力、文化力展开一系列的自组织活动，通过“自组织”形成家庭、族群、团体、集体、社会、政府乃至国家和一切生命共同体、合作共同体。 “组织经济人”、“组织政治人”和“组织文化人”为内涵的仨自组织人伴随着每个人的成长；

⑶熊彼得范式。约瑟夫•熊彼得的经济学范式，则把人类历史进步的起点，直接放在了被笔者称为组织创新的可能性上，明确揭示了创新是最大的善。

上述三大经济学范式从不同角度相反相成、相辅相成地揭示了人类组织行为发生学和价值论意义上一个共同的众赢共生法则，即：进入前生態社会凸显共生法则，以及共生创新进化的范式共识。

三、仨自组织共生人将会治理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

人类亟需超越国家权威衰变下的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即用新型公民共生体社会组织，整合现行基于产权制度的世界性政党政治。

一是福利、共产名义下的掌勺人制度（包括中国特色“好人”掌勺人制度。其潜在前提是：社会自组织能力和道德力量不值得信任，从而导致攀附特权而窒息勤劳与创新）。

一是自由、霸权名义下的分灶人制度（其潜在前提是：对政府组织和法制力量高度警惕，从而导致除军事行动之外的涣散而出现相互掣肘与短期行为）。

从供与需、生产与交换两重关系的侧重上理解，“掌勺人制度”侧重供与生产，“分灶人制度”侧重需与交换，两者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都暗含一个假设：政府决定供应与生产的过程可以自动达成公平与效率平衡，或市场选择需求与交换的过程可能自动达成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结果导致：要么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么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政策导向。这就是我们说的“市场自由与政府管控的世纪钟摆现象”，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思想政策根源和国策实践结果。即在效率、公平抉择上出现市场、政府机制的失灵，从而引发出社会的道德失灵，出现三重失灵的悲剧。

我们要提倡的是：以一般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奢侈品决定生产，克服生产过剩或不足；以生活质量（安全、稳定、高尚）决定交换（价格），以克服资本过剩或不足。所以，讲发展，讲管理，就有个从经验管理、科学发展，到质量管理、共生发展的演化过程，这也是经济学发展史上，必须要从劳动价值论、交换价值论，走向质量价值论、共生价值论的原因。

这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的立论基础。

因为讲生活决定生产，生活质量决定交换，必然要遵守共生法则——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让别人过得好。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灵魂规范利益，价值引导工具。

传统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是自利经济学、自私经济学。自利经济学、自私经济学无法摆脱市场、政府、道德的三重失灵，人类历史上的多次经济危机都证实了这一点。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是讲经济行为规范底线的经济学，当前中国和世界的贪婪和困境，都是迷失了经济行为方向，不讲底线带来的问题，我们的口号是回到生活常识与常规。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以“共生人”为基本假说。共生人以自组织形式形成仨自组织人，以“超私人（亲情）”、“超区域”、“超边际”甚至“超领域跨界”的方式开展组织合作，谋求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组织经济人克服市场失灵，组织政治人根治政府失败，组织文化人去除社会（道德规范）失效，即以“仨自组织人”克服三重失灵。

作者：周振，中国人民大学农发学院博士，全球共生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为作者参加第三届全球共生论坛（嘉义）的主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