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宏：中国经济潜力呼唤新经济学思维

中国经济潜力呼唤新经济学思维

——读朱云来2018年闭门会议与2019中国财富论坛发言

系统思维存在采信-信道-信果局限

孰公孰私：第三次思想解放

简述共生经济学（Symbioeconimics）

谁付经济潜力的耐心和时间成本？

结 语

在工作和生活中，如何形成系統工程思維的習慣尚且不易，朱云来、黄奇帆都堪称中国官場兼商场中的高人。

但今年，黄奇帆喊出了“三链趋势”推动“三零规则”中国不能缺位，而朱云来则进一步，从提出“未来该怎么走？”，到喊出了“解放思想”四个字！

我已经连续写了《竞合共生，破解冲突》《创新驱动背后的推动力量是什么？》等多篇谈黄奇帆先生，这里要说的是朱云来提出“思想解放”，要解决什么问题，怎样才能解决问题。

系统思维存在采信-信道-信果局限

朱云来提出解放思想，与他能够用系统思维对今日中国经济社会状况进行精准判断有关。

早在2018年11月28日一次闭门会议上，朱先生系统地回顾中国经济四十年后，冷静指出：“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们还面临很多潜在问题，包括债务、隐性金融风险、高房价以及投资错配问题。”特别是债务，长期以两倍于GDP的增速扩张，“中国2017年80多万亿的GDP总额，年底债务存量差不多有600多万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债务率控制标准参考值为90%-150%）。所以他说，我们要不断去探索创新，才能够系统地提升人类的文明，改善大家的生活。

但是，系统（工程）思维虽然强调整体综合权衡非线性因果关系及其变化过程中的顺序优先，避免了工作生活中“就事论事”“见招拆招”。它也有三大缺陷，一是采信框定，受制于价值取向，限制了信源的宽广度；二是信道设限，受制于路径依赖，形成信息加工的天花板或瓶颈；三是信果偏差，即输出结果往往存在“期望值”与“实际值”偏差。

比如，朱云来先生注意到了“人的进步，最大的局限性就是自己的想象力。想象力能达到什么高度，你也许就能达到什么高度。大家应该解放思想，应该及时、敢于想象”。特别是从创新力上看，他虽然一方面发现严谨的数理化工程、物理系统知识基础系统扎实有效，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从古希腊时期到现代的西方政治，从康德等西方古典哲学家到我国的古代诸子哲学等，发明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没有限制的”，可谓难能可贵，所以他说“想象力、思维经验、思维方式也很重要”。

然而这个“也很重要”，表明朱先生并没有从超越系统思维的“采信”局限和“信道”设限上，提出一个民族的创新力，需要怎样的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再比如，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中国的资金资产情况，朱云来形象地把中国看作为“中国集团有限公司”，将全国所有经济活动单位合并到一个“中国资产负债表”中，来衡量近年来中国经济利润率、回报率水平较低，收益率、周转率持续下降，杠杆率持续上升的系统性问题。朱云来由此分析指出：“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有900万亿的资产（扣除折旧），其中有600多万亿的负债，还有约300万亿的财富积累。于是，他很自然地认为，未来只要经营好这264万亿资产，强化效益约束，提高经济效率，量化外部效益，衡量总体收入，用“绩效排序，末端核减”方法，将经济实体中表现最差的实体通过核实予以裁减，债务冲销，损益清算，让它的效益最大化，就可以让中国经济轻装上阵，整体效率“自动”提升，实现“L型”到“V型”的转换，中国经济重回高增长态势，且迈向高质量发展，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真正的崛起。

于是，朱先生由此把“世界各国普遍都存在焦虑”“国家忧虑”“我们个人的忧虑”，都归结为量能和速度比较分析，以及财富管理带来的系统性问题，是资源优化、投资优化效应的“系统性的恢复”问题，而不是去考察建立现行系统结构的“信源”“信道”本身是否存在问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以便在寻求系统解决办法上下功夫。

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系统思维能把“既定”工程项目做到最好，也依旧受限于规划、设计工程项目者自身，价值取向上的利益羁伴和思维方式上的路径依赖！

这也是全球性企业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先生，敢于当着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位领导人的面说出：“重大创新是不可能靠政府规划的”原因。那么，与系统思维相对并突破其局限的思维方式，我冒昧地以为，是综合“耗散结构”“博弈论”“恊和论”的“共生思维”和“共生价值观”。

孰公孰私：第三次思想解放

让我们稍稍展开朱云来先生要求的“想象力”、“创新力”和“解放思想”。特别是这次“思想解放”的历史定位。

如果说，中国大陆过去四十年开放改革成就的取得，是在政策实践（相对思想理论）上，部分解决了“资源配置”（1984）和“姓社姓资”（1992）问题，那么接下来，就要在整体经济下行、政府债务危机与中外贸易磨擦加剧背景下，避免明斯基时刻显现，那么，就必然要从思想理论到政策实践上，彻底解决“孰公孰私”（最准确的表述，应当是“以公灭私，假公济私”）的问题。

在2019时空节点上，这是一个远超“效率与公平”（发展硬道理与公平分配发展成果孰优先）重要得多得多的关键问题。因为“以公灭私，假公济私”这一古老的“先辈们留下的纠缠活人灵魂”的梦魇式问题，是前面四十年开放改革中“资源配置”与“姓社姓资”政策实践，不具“理论彻底性”（马克思语）导致“部分特权者先富”的共时性原因——如今，到了必须补上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之课的历史时刻。

我冒昧地以为，相对于1984年“资源配置”与1992年“姓社姓资”两次解放思想，2019年“孰公孰私”思想解放，可以称之为第三次思想解放！

我们不难发现，第三次思想解放要解决的“孰公孰私”问题，涉及中国“制度-文化-人性”的转型蜕变。既是转型蜕变，就是系统内外诸多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熵增／熵减效应和外部挤压）的竞合共襄生长。这就需要“权利启蒙”与“共生启蒙”双重启蒙，并辅之以内外开放——对外经济开放的同时，实行对内开放——政策方略！

权利启蒙，即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共生启蒙，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指“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也包括“人与本身”的物质变换关系，即具有自然与社会生态双重共襄生成意义。概括起来讲，就叫“生态文明统领，共生思想为魂”）。

在“对内开放”的问题上，无论是慈禧老佛爷留下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还是祭出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旗子，都不管用。因为，无论美国是克林顿，还是特朗普当总统；无论近邻是普京，还是安倍做领导；无论是欧洲的“福利制度”，还是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革命”，中国大陆作为一个超大政体、经济体，必须解决自身“孰公孰私”的结构性转型问题。中国的蜕变新生，是再也绕不过去（所谓弯道超车毫无意义）的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参看钱宏：《重建世界秩序：社会优先的全球共生主义》，刊于《战略与管理》2019年第1／2期；《经济要参》2018年第49/50期）！

顺便说一句，中国历史上不乏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时期，可以说，几乎“二十五史”的每一次改朝易姓初期，甚至每一次王朝中兴（包括清朝“同治中兴”），都是当时生产力条件下“经济潜力”发挥最充分的时期，甚至其GDP都远远领先全世界，即使如大宋各种创新（文官科层制度、胶泥活字印刷术、纺织机、猛火油即石油、螺旋桨、风磨等，陈寅恪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世界第一，如元、明、清鼎盛时期建立起了所谓万邦来朝的中国特色“朝贡体系”，结果又怎么样呢？

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历史上中国每一次经济潜力的极致发展，都重复了“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势下，遭遇新一轮“两极分化周期”“批孔尊孔周期”“黄炎培周期”叠加效应，而陷入又一次“制度-文化-人性”的治乱（恶性）循环。放在今天全球历史大格局中观察，这种可能的治乱循环，又遇到如下四大张力：

1、三大极限：化石能源危机、核子生物武器及经贸对抗、信息爆炸和AI超限战——出现全球性“增长的极限”、“对抗的极限”、“特权主体操控施恶的极限”。

2、五大冲突：地缘政治思维和权谋智慧过渡化导致——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自然（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态冲突、文明文化的冲突。

3、三重失灵：原子社会极化、统治集团公信力遭遇“商鞅（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陷阱”、“桑弘羊陷阱”与“塔西陀陷阱”——出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道德失灵“三重失灵”。

4、生态背负：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所欠下的历史债务——自然（空气水源土地毒化）、社会、家庭及人的身心灵健康成本的迭代积累，不是有没有“经济潜力”的问题，“经济发展本身就是问题！”

以朱云来“经济潜力”观视之，第三次思想解放，也可以概括为：中国经济潜力呼唤新经济学思维。
简述共生经济学（Symbioeconimics）

近三十年来，由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及各种智能技术、物联网迅猛发展和世界贸易格局根本变化，引发的企业组织、管理方式的深刻变化，绝不简单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片面的“理性经济人”分工、分权、分利追求市场占有率/力（往往引向零和博弈），以及市场占有方式——产品、品牌、标准、垄断、绩效——的改变，而是“零收费（相对于区块）、零壁垒（营商环境八要素）、零歧视（相对于特权）”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不再适应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三链生態圈”发展趋势。

我们很容易发现，任何市场主体（subject），都有追求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的体验性效能，而不再是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行为方式都同时具有开放赋能（Open empowerment）的政治自组织人、经济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三位一体全人称（你我他）共襄生长的特征。我们将这种开放赋能的三位一体全人称市场主体，称之为“仨自组织人”（Three Self-Organization Person）。

更重要的是，不同市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之间，呈现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超越了，甚至消除了传统的主客体（Subject and object）关系。因而，所有“仨自组织人”从组织内到组织外，都彼此互为主体。而且，互为主体的“仨自组织人”，能够实现系统中任何一方主体都无法单独实现“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三感统一，且可体验的高效能、高质量发展。于是，一种全新的组织逻辑——共生逻辑——生成了一种整体高效高质的市场综合有机体——共生体（Symbiont）组织。共生体组织，也叫共生型组织，是相对于同质化、排他性的共同体（Community）组织而言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態。

于是，更加令人激动的大事件将会发生——由仨自组织人形成的共生体这一组织形态、组织方式的根本性的改变，带来了人类超越同质化竞争的竞争方式的改变——竞争与合作的共襄生长。

竞争方式的改变，会激发作为“仨自组织人”个体和群体的上进心和创造力，使之超越自我，开发潜能，激发学习热情，提高工作效率，取长补短，共襄成长。所以，这样的竞争并不排除合作，尤其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他”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三链生態圈”中，由于资源共享、利润共赢，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从而“打破了组织传统竞争模式体现出的单向线性思维，是一个双向或者多向的思维模式，使得有机系统中的组织个体可以开展基于自身优势、并为成员贡献价值、融合共生伙伴资源的网状发展”，所以，共生体组织，真正实现了竞争与合作的不可分割，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在合作中集聚力量、启发思维、开阔视野、激发创作性，并能培养同情心、利他心和奉献精神。

哲学家休谟说“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我们将“三链生態圈”中这种高尚的竞争，称之为“竞合共生”（Symbiosism of co-opetition）。

竞合共生经济的出现，表明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官与民、国家与国家（如中国和美国）领导人“协调各自利益，破解冲突的能力”的增强，使得人类走出“文明冲突”的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陷阱，成为可能。

鉴于人类现行经济形態，总体上可以归结为“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两极，由于各种原因（观念的、技术的、资本的、贸易格局的），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陷入“市场自由与政府规划二元对立世纪钟摆”困境——那么，如何走出这种供需关系上“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周期性混乱？成为困扰各国政府和企业的现实难题。
我们认为，“三大自组织力与外平衡力”竞合共生，还将促进一国或一地区经济从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1920-2015）揭示的制度变迁中产生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和僵化的制度锁定（Lock in）危机困境中走出来。

我们发现，由于跨国公司管理世界级的产品的组织、管理方式的变化，不仅呈现出“三链趋势”，并由此引出了世界贸易新格局中的一个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度“三零规则”的变化，而且，这一企业组织、管理方式的深刻变化，还昭示着全球经济形態，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一个企业，只要能提供某种有特色（专利）产品和服务，并符合某种标准，再小再微再精，也能成为不可或缺各具优势的经济主体，在全球经济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生態圈中找到自己位置，并且不管“姓社姓资”、“孰公孰私”（“姓国姓民”），一律涵盖在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或一国之内或可稍加变动为零收费、零壁垒、零歧视的“三零规则”适用之中，因而本质上呈现出“共生经济”（Symbioeconomy）——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相互作用共襄生长——特征。

于是，传统产权理论，尤其是公有制、私有制的产权理论，及其政策实践，不再适用作为国民经济生产生活生態活动的规范，而由仨自组织人展开的综合“人权、事权、物权”三位一体的共生权范式（Paradigm of Symbiorights）思想，应运而生。

今后，那些拘泥于“公有制”“私有制”“国企”“民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应当改变。因为，不管是“社会的资本化”，还是“资本的社会化”，都不得挑战“以国民事权为核心”的人权、事权、物权三权合一的“共生权”(Symbiorights)这一伦理（幸福）底线。

那么，让生产回归生活的小微企业——休养生息最惠化的社区经济形態，再不是被消灭被歧视的“小生产的汪洋大海”，而是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形態和公共物品最优化的政府经济形態“航空母舰编队”的托底性经济形態，重新登上历史舞台。

社区经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三大经济形態相互作用共襄生长，使得所属不同企业组织、管理方式价值链的个性普惠化、供应链的深耕精细化、产业链的标准一体化，构成一国、一地区，乃至国际经济社会、全球经济体“三链生態圈”中所有个体和群体（仨自组织人）组织追求的价值目标侧重点，不在于某个项目某个组织的利润回报，而是整个体系的核心竞合共生率的共同提升，最后不仅仍然有更好看的财务报表反映，而且整个业態呈现出低能耗、高能效的生机盎然景象。这一改变，显然远远超出了现行偏重解决GDP增长的经济学——新老政治经济学、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老结构主义经济学——范畴，而迫使其各自进行革故鼎新。

于是，基于共生权范式（Paradigm of Symbiorights）的共生经济学（Symbioeconomics），应运而生。

共生经济学认为，即便从投资、消费、政府开支和净出口的“四驾马车”数据，来分析经济结构的变化，也需要改变“单纯经济学思维方式”，让生产回归生活，不管技术革命如何翻新，人类也要永远葆有对于“社会生活方式再选择”的共生权。

即使把整个中国比作一个“中国集团有限公司”，要了解这个集团公司指代的经济社会状况的年度“资产负债表”，至少需要由“自然资产（资源）负债表”“社会资产（资源）负债表”“家庭资产（资源）负债表”“企业资产（资源）负债表”和“政府资产（资源）负债表”等五大资产（资源）负债表构成，仅仅将全国所有经济活动单位（企业与政府）合并（采信）为一个“中国资产负债表”，是远远不够的。

要建立涵盖五个方面内容的资产（资源）负债表，还必须突破现行以资本（资产）增值/减值为基准的GDP价值参量体系，进入以资源（能源）能效/能耗为基准的GDE价值参量体系。同时其统计计算方法，也不只是加法思维，而应当用乘法思维（参看钱宏《时代呼唤中国经济学——将共生法则引入经济学基础，建构全生態社会经济体系的尝试》，《中国全面改革的关键：创建以民生质量为核心的GDE评价体系》，收入《中国：共生崛起》P177-206，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

如此一来，朱云来先生创造性地提出的“中国资产负债表”，更准确地说，应当叫“中国资源（资产）负债表”。

为此，共生经济学将基于共生权范式，制订一个超越GDP价值参量（含绿色GDP）及其全要素生产率（TFP）正/负指标，更能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状况的价值参量，即GDE（Gross Domestic Energy-conversion）价值评价标准（钱 宏、杨知源、周 振：《GDP小史与共生经济体范式三大要素》，刊国务院发三中心《经济要参》2013年第4期）。

谁付经济潜力的耐心和时间成本？

按朱云来先生的计算，经过二十多年的高增长，我们的经济潜力到2008年前，已经达到了峰顶峰值，那么，以我们现行“权力阶层利益分配方式”（所研究有五个层级）衡量考察一下，不难发现：二十多年经济潜力发展，起码需要耗费两代人青春的耐心和时间，主要获益者显然是权力金字塔顶端，及各层级离权力中心最近的人，而不是远离顶端和中心的人们！

诚然，在“经济下行压力”加上“创新不足”（“钱学森之问”依然难解）时，从树立信心上看，朱云来先生提出“我们的经济长远看潜力巨大，需要一点耐心和时间，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淡定、气定神闲地进行系统调整，这样未来国家会走得更好。”无疑是积极有为的态度。

但是，以我拙见，缺了从经济潜力对于社会生活的意义上，予以价值评估这样的采信前提，特别是不解决权力阶层利益分配方式的系统结构之天花板问题，即使再让两代中国大陆公民付出二十年青春的时间和耐心，等到“下一波经济潜力”大发展（如果有的话），其结果与今天相比，会有什么不同的悬念吗？恐怕大概率不可能！！

因为，中国现阶段“畸形权控市场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财税制度、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保养老制度，以及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安保政策的“官本位”价值取向，偏好“制度性全面负债经营”（参看钱宏《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刊《经济要参》2018年9月19日出版），以致中国债务存量，长期以两倍于GDP的增速扩张。

所以，以共生经济学观之，我们的经济潜力大不大，远不只是个投入与产出（结构与贡献）、空间与逻辑、方法与效果、复制与创新、数量与质量、速度与制衡、宏观与微观比较、比例关系问题，甚至远不只是公平与效率孰先后、供给与需求孰侧轻重问题，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中的位置问题。

也就是说，等待经济潜力的再次高质量又高增长释放，远不是等待“系统性恢复”问题，而是“系统性蜕变”问题。那么，其所需“多一些耐心和时间”成本由谁承担？从经济社会生活上考量，即使中国和世界经济潜力发展，是耐心和时间问题，还有必要多问点什么，比如：谁的耐心和时间？是官的，还是民的？金字塔顶层社会的，还是底层社会的？人的身心灵健康、家庭养育承载力有没有耐心？社会教育资源生产率、国家开放赋能承载力，有没有耐心？地球生灵的生克反辅链、大自然运行的资源承载力，对人类有没有耐心？

说一个例子，上海磁悬浮列车的建设和运营，无论从技术水平，还是经济效率上看，都堪称世界奇迹。但是“高速”解决不了“高质”问题（电磁辐射、噪音、震动直接影响沿线居民生活与生态环境），后来，有关部门规划从300公里经济圈效率上考虑接着建一条“沪杭磁浮线”，首先是上海沿线居民，就再也没有耐心了。承诺低电价的三峡水电站工程引发的地质灾变、专供北京用水而改变沿途社会生態平衡的南水北调工程，都不是速度和工程本身的质量问题（不排除），而是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和身心灵健康资源承受力问题。

所以，值此经济下行而社会生活尚有相当承受度之际，正是我们抓紧考虑：所谓经济潜力指向什么样的价值目标问题的好机会！具体说，就是抓紧解决2003年胡温上台伊始，当时本来已经取得共识的经济结构、政府职能、跛足改革（又叫渐进式改革）问题，依然是今日中国需要彻底解决的问题！

结 语

今日中国，发展经济的目标，不是“赶英超美”，去消灭乡村生活，完成高城市化率，来超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是需要“依靠国民，重建社会；瘦身去瘤，培元固本；生态统领、共生为魂”新三大法宝，处理好内外关系——特别是对外经济开放的同时，实行对内开放！

今日中国，必须考虑释放经济潜力，指向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才有益于“社会生活方式再选择”——“官生，民生，恊和生，是谓共生”，我们的价值目标是：建设一个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共生社会。

因此，今日中国，将在华夏大地上普及一种人人“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生吉祥”的简约、健康、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生活方式。

人类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前夜，亟需用共生价值观为一切现行“硬道理”导航！

陽子哥2019年7月13日于辽东湾北海小城童心公寓

作者：钱宏，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