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解决经济危机的原则及手段适用

在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对市场经济实行自由放任还是采取政府干预，这一直是各国经济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市场自由派与政府干预派对此之争由来已久。自由派的逻辑推演严谨，而干预派（凯恩斯派）据有现实基础，故此双方都很强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也使双方都很尴尬。本文认为，市场自由派与干预派之争不决的原因在于经济危机需要在复杂性科学范式下解决，而主流经济学未跳出经典力学范式。经典力学是处理确定性系统的，而当所谓的确定性系统中，出现了不确定性，牛顿力学是无能为力的。除了复杂性科学外，生物演化范式可为经济学体系发展提供更为宽广的范式。在解决两派争端的同时，本文根据经济危机发生机制，给出政府干预经济危机的方法及原则：以税收和福利制度为主、隔离发生危机的行业、以保证民生为限度。

1经典力学范式下经济自由派与干预派之争无解

解决经济危机首先要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市场自由派与市场干预派之争。

市场自由派的立足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完全信息假设，而且其逻辑推演很严密，认为政府干涉是多余的，甚至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干预。凯恩斯派的立足点是现实中经济危机的存在，因此政府需要对市场进行干涉。双方各有各的论战优势，相互借鉴又相互否定。但是，他们都是以经典力学为范式 。本文认为争论没有最终结果的原因出在经济学体系采用经典力学范式之上。

依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可将行为个体与牛顿力学质点（分子）对应，将宏观经济看成是个体行为的集合，与分子运动论的理想气体对应。由分子运动论可以导出理想气体运动方程，考虑到分子间相互作用力，也可以得到修正的真实气体运动方程。按此类比，市场自由派认为通过对个体行为的加总，可以得到宏观经济总量，对经济学基本假设进行修正，就可以得到现实的经济总量。而凯恩斯派并不否认上述观点。因此，市场自由派认为市场经济是可预测的，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政府无需对经济进行干涉。

经济学忽略了一个事实：因为分工合作导致行业的产生，从而使经济体系具有结构性。而气体是不存在结构的，或者说气体是同质的，所以气体分子是可以加和的，可以由质点的运动得到气体的运动方程。因为气体与宏观经济存在结构的差别，所以直接像经典力学那样处理经济问题是不合理的。这种类比只适合于一个行业的内部，而不适用于具有结构性的经济体系。

对于行业间的关系，需要从经济体系整体进行考虑，行业的不同功能之间相互作用形成整体效应，即，经济体系遵循系统整体性原则。行业的最明显特点是其功能，而不是其产值。如同器官的作用在于其功能，而不在于其重量。处理行业之间的问题应采用系统论范式。

经济学与经典力学类比即使在行业内部使用也是需要条件的，它只适用于系统处于近平衡态。在远平衡态并且存在正反馈时，系统会发生自组织现象，此时个体间存在严重的相关性，导致加总的误差非常严重；甚至，系统自身产生复杂性，此时系统有多个走向且具有随机性，而不是围绕近平衡态波动，对于经济体系来说就会发生经济危机。这已经不再是宏观总量不等于微观个体量加和的问题。此时，经典力学范式不再适用。处理行业内部的问题在近平衡态可近似使用经典力学范式，在远平衡态适用复杂性科学范式；对于经济体系整体的走向问题，适宜采用生物演化范式-遗传、变异、选择。在体系的运行上，需要政府适当干预市场经济。

即使是凯恩斯学派是从经济危机（非均衡）出发，但是该学派依然未超越经典力学范式，因为其总需求、总供给依然是经济个体之加和。

经典力学范式处理的是静态或者说稳态问题，而经济危机发生在远离平衡态。远离平衡态不属于稳态，在这个状态下发生的问题，是经典力学所解决不了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修改理性经济人为有限理性经济人、社会经济人和修订完全信息假设为不完全信息假设，这些修改依然未跳出将经济人做为质点的观念，也即依然处于经典力学范式。
在市场是否需要干预之争中，双方的观点都不能被说不正确，而他们问题的根源在于双方采用的都是经典力学范式。经典力学范式属于决定论。双方只是基本出发点不同，得到相反的结论。在决定论范式下，对他们进行统一是无解的。或者说，在决定论范式下，不会出现经济危机。既然现实中出现了经济危机，就应该超越经典力学范式，以复杂性科学范式容纳这两个派别。

为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需要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干预涉及到干预程度、干预范围、干预时机。干预的机制在于预防正反馈的形成。

2经济危机的控制

根据需求量与供应量之间的关系，供需关系可以分为六种。

第一种，“理论需求量/供应量”接近1，则：供需平衡。

第二种，当“理论需求量/供应量”远小于1时，为绝对过剩，造成准财富的浪费，此时社会财富的边际效应显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情况很难发生，因为理论需求量是可以估算的，从而形成理性预期。

第三种，当“理论需求量/供应量”远大于1时，为绝对短缺。

第四种，当“实际需求量/供应量”远小于1时，为相对过剩，即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同时真正有需求的人又无能力消费，致使社会财富降低，因为财富和供需关系有关。社会财富实现最大值，是与物尽其用相对应的。做到两极分化不严重，而且又要保持经济的发展，需要基尼系数在0.3附近。

第五种，当“实际需求量/供应量”远大于1时，为相对短缺。我们称之为经济泡沫。此时实际需求量＞理性需求量且实际需求量＜理论需求量。理性需求量为在消费者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所能实现的需求量。按照常理，达到理性需求量，就不会再产生更多的需求。但因为有可获得更多利润的预期，可以产生更多的需求，从而造成相对短缺。例如，当今中国的房地产业，当房价上涨时，预期还会再涨价，为了获得额外收益，人们争相购置房产，导致房产需求激增，造成房产相对短缺。更为典型的例子是股市危机，最为著名的例子是十六世纪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引发的经济危机。

第六种，“实际需求量/供应量”接近1，则：供需平衡。

这里，“远大于”的标准暂时定为2，“远小于”的标准暂时定为0.5。

只要“理论需求量/供应量”或者“实际需求量/供应量”远离１，经济体系就处于远离平衡态，此时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因此，应做到“理论需求量/供应量”接近1，同时做到避免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从而可以避免经济危机。这里需求量是指某类产品，而不是需求总量，因为不同事物存在质的不同导致需求不能加总。理论需求量可按照《整体国力及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模型》给出的标准计算。

有人总结出经济危机的原因多达11种，但是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经济体系远离平衡态从而导致经济体系的崩溃。经济危机极可能是混沌现象，所以混沌控制方法可能适用于经济危机的控制。因此，对经济危机的控制方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抑制危机的发生，一类是选择某一具有期望行为的轨道作为控制目标。

第一类方法属于预防经济危机的发生方法。从理论上讲，控制混沌现象发生4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都可以抑制经济危机的发生，然而外界扰动因随机性导致不可控，系统开放性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抑制经济危机发生要从防止系统发展到远离平衡态和防止正反馈形成着手。防止系统发展到远离平衡态需要控制供给与需求的差距，即防止“（理论）需求量/供应量”远离１。可以采取强硬措施，例如股市中的熔断措施、房产业中的限购、压缩产能、提高垄断价格等。软措施包括隔离危机行业、税收及福利制度、财政手段、货币调控等。防止正反馈形成需要引导生产者或者消费者消除从众心理，或者限制价格、政府补贴、政府购买等等。

第二类控制方法包括反馈控制法和非反馈控制法。反馈控制法需要一个比较精确的数学模型和输入目标函数 。到目前为止，因为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还没有准确符合现实的生产函数、消费函数，导致第一种方法无法使用。非反馈控制法是通过对混沌系统外加一个小的扰动来实现控制，它需要通过多次试验尝试地进行，其产生的后果也不确定的。这种方法仅仅对于工程控制适用，然而经济是社会现实，所以不可以把它拿来做经济试验。反馈控制法与非反馈控制法都不适用，因此第二种在技术上目前难以实现。

3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时机

为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政府应该适当干预市场，但是需要抓住干预时机。经济危机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萧条、复苏属于近平衡态，危机与高涨属于远离平衡态。现在讨论一下哪些阶段需要政府干预。
在近平衡态时，因为经典力学范式可以适用，行业整体发展可以预测，市场无形之手可以发挥作用，所以此时无需政府干预。

有人认为萧条阶段，需要政府拉经济一把。例如：上世纪30年代美国采取的措施。本文认为，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也不需要政府干预，因为萧条时期也是一种稳定状态，即平衡态。此时，市场可以自动调节，适用休克疗法。在这里的休克疗法不是指杰弗里•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在那里，是令经济体系进入休克状态；而在这里此处是指保持休克状态，让体系慢慢消化过剩产品而转入苏醒状态。一般来说，此时的经济体系不会回到危机前的那个稳定态，因为在危机时经历了分叉点。对于那些发生危机的行业来说，必须进行技术升级。

很多人认为当经济危机期间，需要政府出手挽救市场。从人道主义上讲，此时需要政府出手，但是从技术上讲此时不适合出手。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此时经济体系正处于多种走向的分叉点之上，政府很难选择哪个分支，分支的选择这将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第二个原因是，此时正反馈正在发挥作用，正反馈可能吃掉政府的投入而使得干预变得无效。

政府干预应当只在经济体系远离平衡态且刚刚出现正反馈之时采用，即高涨阶段。此时，经济危机尚未形成，正反馈正在发挥作用而使市场已经无力发挥调节作用，政府干预可以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准确的干预时间点的选择需要用复杂性科学进行深入研究。政府的干预阻止经济体系的分叉点来临。虽然暂时避免了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但是从发展、演化的观点看这是不利的，因为政府干预将使社会发展失去了一次演化的机会。

由此可见，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时机只在经济高涨阶段。

4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手段的适用

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目的是预防经济危机的发生。干预方式的选择与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时机密切相关。目前，政府干预经济的一般方式有税收及福利制度、货币调控、财政手段、价格手段。现在我们看看哪些手段适合采用以预防经济危机的发生，即分析这些手段能否调整供需关系，是否能阻止系统走向远离平衡态，是否能阻止正反馈的形成。

11.9.4.1 货币手段

货币调控政策包括调控货币流通量和利率。货币流通量的调控又分为发行新货币和调整储备金。总体而言，发行货币（或增加储备金）本身不增加（或减少）准财富，也不增加（或减少）货币调配准财富的能力。同时发行货币本身必然导致货币贬值，引起经济的波动（纯货币型经济危机、投资过度型经济危机）。调整利率具有同样的作用。

对于可能发生绝对短缺的行业来说，急需货币。发行货币，使这个行业能够从其他行业调配生产要素，从而可增加产品的供应量，使“需求量/供应量”趋于（向）1。如此，该行业向前发展。而不急需资金的行业，发行货币对其影响不敏感，只是因为货币贬值而使这些行业受损。不敏感的原因在于它不急需货币。因此，综合这两个方面，发行货币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机制在于发行货币可以重新布局生产要素，使生产要素发挥更大的效能。储备金的调控、利率的调整具有与货币发行同样的作用。总之，他们都具有调整经济发展速度的作用。理论上是如此，但是现实中这种情况却不会出现。这是因为资本具有趋利性，一旦出现供不应求的行业，低收益资本早就已经流动到该行业了。此时，市场自我调节功能可以发挥作用，无需政府干预，更不会使某种产品发展到绝对短缺的程度。如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某种产品绝对短缺，那它只能是某种资源的短缺，只有科技进步才能真正解决绝对短缺。

因为货币手段不参与分配，也即它不能解决贫富两级分化问题，所以不能预防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的发生。增发货币不仅无助于预防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而且会促进这种经济危机的发生。这是因为增发货币使穷人生存更加困难，而对富人的生活影响较小，穷人的财富缩水更甚于富人，也即贫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凯恩斯认为发行货币首先降低了利率，而利率的降低可以直接刺激投资，投资的增加通过乘数效应扩大生产规模和就业，最后促进产出的增加、经济的增长。本文认为这与一个人通过抓住自己的头发以提起自己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实现的。另外，他在考虑利率的降低时，未考虑货币的贬值。货币贬值足以抵消利率的降低。所以，他的推断不严密。实证分析表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 。超发货币的后果，是凯恩斯没有预料到的滞涨问题。罗伯特J.巴罗教授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跨国经验研究》一书中对120多个国家4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通货膨胀对增长影响的估计结果是显著负相关的结论。

对于相对短缺来说，新发行货币将流入泡沫行业，从而使泡沫更大。此时，发行的货币用于炒作而使需求进一步增大，而不是真正地用于提高供应量，因为投入炒作盈利更多更快，而真正投入到供应则收益慢收益低。发行货币过多，而准财富不见增长，形成所谓的滞涨。相反，增大储备金，可以使泡沫缩小。

总之，积极的货币政策不能防止经济危机发生，只会对经济发展不利。

11.9.4.2 税收和福利制度

过度的高税收高社会福利，会导致低生产、高消费，从而又形成另一种经济危机;绝对短缺型经济危机。2016年，瑞士选民以压倒性票数否决了一项为所有瑞士人每月无条件提供2500瑞士法郎(约1.68万元人民币)的基本收入提案。反对者指责提案将会降低瑞士人的工作积极性，甚至诱使人们退出现任的工作岗位；如果在实际创造的财富不增加的情况下贸然增发货币收入，将会造成经济社会混乱；此外，一旦提案通过，将会给瑞士带来巨大的移民压力。事实上，高社会福利并不一定出现绝对短缺类型经济危机，例如瑞典 。瑞典的高福利政策覆盖全民，囊括了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其目的是为了生产力的再生产，包括父一代及子一代，而不是为了解决贫困者生存问题。高社会福利使劳动者没有了后顾之忧，从而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劳动之中，使社会财富增加更多。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养懒汉与消除后顾之忧，哪个起主要作用，决定着高社会福利社会进步还是后退。

高社会福利可以防止相对过剩型的经济危机的发生。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就是因为贫困者无力消费相对过剩的产品造成的，高的社会福利使贫困者有能力消费过剩的产品。

通过福利能实现的事情，民众不会以此种事情进行投机。例如，政府对购买住房实行补贴，将消除炒房现象。因此，高福利能防止相对短缺型经济危机。

总之，在使用这种手段时，我们应把握好尺度。过低的社会福利不利于预防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过高的福利又可能引发绝对短缺型经济危机，但也可能促进社会进步。福利制度，既然是一种制度，则具有长期性。而控制经济危机发生的时机，是短时的。因此，福利制度只是干预经济的手段和预防经济危机的手段，而不是控制经济危机发生的手段。

11.9.4.3 财政手段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这里专门指政府加大投资。对于预防绝对短缺型经济危机来说，这是有利的。但是，绝对稀缺是很难出现的，正如货币手段面临的情况。虽然如此，政府投资还是有空间的。一般，政府投资具有明显的产业结构或区域布局调整意向。例如：对一些投资规模较大、建设周期长，私人投资难以或不愿意承担的部门进行投资，或者以补贴、借款等方式支持有关产业的发展。几乎所有政府都利用财政手段调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主要通过一些财政优惠手段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财政投资虽然有其意义，但是这些与预防绝对短缺关系不大。

对于预防相对过剩型危机来说，因为政府投资本身不参与分配，所以不能预防这种经济危机的发生。

对于预防相对短缺型经济危机来说，它也是无意义的。这是因为政府投资的领域，都是非竞争领域。非竞争领域很稳定，所以没有人会在非竞争领域进行投机。

11.9.4.4 价格手段

价格手段一般是指限定最高价格，适用于短缺型经济危机的预防，而不适用于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的预防。但是，它对于预防绝对型短缺型经济危机来说，限价是没有作用的，结果只能造成黑市的出现。如果不能形成黑市，则形成空市，从而使短缺更加严峻。例如，中国对常规药品的最高限价，导致药品生产企业停止生产相应药品，患者即使拿钱也购买不到药品，因为企业在无利可图。

对于预防相对短缺型经济危机来说，它应该具有显著的作用，因为它可以打消民众的投机心理。但是，从中国对限制房价、甚至限购房屋数量的效果看，虽然投机行为大量减少，但是这也造成了有价无市的问题。
理论上讲，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一个宏观指标，因此不允许、不能够它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没有把指标当手段来用的，这是限制价格不能够作为手段的原因。将指标当手段，会造成指标的虚假，这是限制价格这种手段不允许被采用的原因。

11.9.4.5熔断措施

“熔断机制”广义是指为控制股票、期货或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风险，为其单日价格波动幅度规定区间限制，一旦成交价触及区间上下限，交易则自动中断一段时间(“熔即断”)，或就此“躺平”而不得超过上限或下限(“熔而不断”)。这种措施是通过打破正反馈来避免引发金融危机。这种方法适用于相对短缺型经济危机和过剩型经济危机的预防。
11.9.4.6 房产业中的限购

每当中国的房价过快增长时，各级政府就出台限购政策，除了平抑民众的情绪外，还达到防止出现经济危机。限制购买使需求量降低，从而使“需求量/供应量”回归1，避免经济体系走向远离平衡态。这样就可以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这种方法适用于相对短缺型经济危机的预防。

11.9.4.7 压缩产能

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相对过剩的表现形式是生产能力的过剩，而不是产品积压。通过压缩生产能力以减少供应量，从而使“需求量/供应量”趋向1。这种手段是在经济危机之后采取的，所以错过了预防经济危机发生的时机。经济危机发生后，即使政府不干预压缩产能，企业自身也会主动降低产量。压缩产能破坏现有设备，从而造成经济损失。最好的做法是保留生产能力，以待社会产生产需求。

熔断措施、限购、压缩产能属于强硬型措施。预防经济危机的强硬措施只能临时使用，因为它们都太猛烈，不可长久使用。虽然这些强硬手段存在这种缺点，但是它们的使用时间与本文提出的控制经济危机时机一致。

对照10种经济周期理论，根据供需关系，读者自己可以判断哪种手段可以预防经济危机的发生。

5经济危机的节制：隔离危机行业

从经济危机发生过程看，危机发端于某一行业，然后通过消费的低迷传递至整个经济体系，为此可采取隔离危机行业的办法，让该行业继续自然发展甚至进入休克状态，通过福利制度保证行业失业人员的基本消费，以避免危机传递至整个经济体系。对已经过剩产业继续投入资金的办法会使过剩型经济危机更加严重，所以不管是强刺激还是弱刺激不能真正解决经济危机。危机发生时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证民生，而不是去救火。建议利用隔离法解决中国房市问题。

6总结

无论何种原因引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产生都需要条件。条件包括：远离平衡态的开放体系、存在正反馈、突发事件，也即混沌形成的条件。因此，采用复杂性科学研究经济危机可使这些经济危机理论得以统一。经济危机是一种灾难，甚至可能导致系统崩溃，但经济危机也可以产生积极意义，从自组织角度看，在危机的一定限度内，危机的结果可使经济体系组织化程度得以提高，所以在研究经济危机形成机制的同时也可以研究经济组织形成的内容。
挽救经济危机是出于人道主义，令经济危机顺其自然是理性。以解决经济危机为目的，本文为走中间道路找到了理论依据，即在适当的时候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是市场完全自我调节或者全程干预市场，从而使中间道路不再是权宜之计。既然不再是权宜之计，那么就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时机、方式、范围、程度，以便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防止政府乱作为。隔离法可简单总结为：市场自由竞争、政府在危机时为企业解决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

本文刊登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20年第24期》

作者：赵本东/全球共生研究院研究员、唐山市开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