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自矛盾三角与国家资本主义来龙去脉

——宏观故园之财经

钱 宏

（President of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本观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先讲“政策工具自矛盾三角”，意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临界状态的标志，是Power-capitalism举国体制条件下所有政策工具的失灵。

第二部分是梳理“国家资本主义的来龙去脉”，意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著作权不属于美国人，而且国家资本主义必然走向Power-capitalism举国體制，导致“庞大且不断膨胀的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的基本矛盾”无解。

政策工具自矛盾三角

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论者发现，现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被精确概括为一句通俗语，叫“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那些以“价格”和“利润”（甚至假“国家公有”）之名义，凭借组织行为谋取财富的“理性经济人”，即“企业家”或“资本家”（包括权控资本和跨国资本），却无时无刻不在“享受免费的午餐”。总体看来，他们正享受着五大免费午餐：一是他们享受着在社会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人力生产单位”即家庭提供的免费的午餐——人力资源（能量）及生育红利。二是他们享受着在自然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国土生产单位”即祖宗和军队，提供的免费的午餐——地上地下海面海底资源（能量）及国土红利。三是他们享受着在国家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公共产品生产单位”即政府或国际机构，提供的免费的午餐——政策法律资源（能量）及规划红利（在中国包括计划经济年代留下的）与标准红利。四是他们享受着在人类精神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思想知识生产单位”即头脑，提供的免费午餐——信息资源（能量）及知识红利。五是他们享受着社会资本红利，却从未为此付出代价，等等。“五大免费午餐”造成的天量成本代价，当然是由自然、社会、国民身心灵去消受！

是的，他们获得这些资源或能量的同时，确实通过一定的“定价机制”付出了一些代价，包括工资、转让金、税收、专利购买等交换，但这些与其所得是不成比例的。因为除了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定价机制”，从来不可能做到真正合理而公正，况且许多资源（尤其是思想精神资源）无法纳入现行“定价机制”之中。所以，现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既要懂得“没有免费的午餐”，又要千方百计 “享用免费的午餐”，避免竞争均衡，以谋取“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博弈性思维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实物资本”、“货币资本”、“知识资本”、“消费资本”、“思想资本”，抑或“数字资本”理论，还是“一次分配”（劳-资：生产性）、“二次分配”（政府-国民：福利性）、“三次分配”（公益，资产性投资-消费：货币扩展性）、“四次分配”（生产国-资本国：信用货币可印钞性）理论，其实还有“五次分配理论”，那就是“社会大革命”推倒重来，都不能改变古典至现行经济学思维方式的谋利、取利本质。而资源垄断、生产垄断、资本垄断、权力垄断、金融垄断、制度操纵、货币消费……都不过是谋利、取利、货殖和更好、更方便、更有效地谋利、取利、货殖的工具理性手段。

当某些经济主体凭借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立法权力甚至司法权力获得对“他者”的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对称、权责不对称三大优势禀赋，亦即资本（包括跨国资本）与政府的直接结合谋取利益最大化，乃至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博弈，就必然与民争利，提高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不仅造成国家资源（环境、国土、人力）毁灭性的使用与浪费，也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从而扼杀了社会应有的正常能量转换（Energy Conversion）及其生产力和整体创造力。于是，公权性比较优势和片面性能产（产业、金融、商业）过剩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创业积极性和整体消费性的衰退、就业压力升级，以及生育红利、国土红利、规划红利、知识红利的全面萎缩。最终造成零和博弈，以及政府、市场、道德三重失灵结局的出现。

面对这种非常態，有人不无愤慨地说：“在真实生活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转嫁成本的案例。没有免费午餐的说法纯粹胡说八道。政府抢劫老百姓就没有成本。”可见，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政府经济”，都不可能跳出“博弈性思维方式”的宿命。

只是，在Power-capitalism举国體制模式运行實况，更加倾向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因而，实际上更加偏好非共生（live and let live）价值取向。

Power-capitalism举国体制，采取GDP高增長、超剝削（低人權：勞動者经济身分与政治身分完全不匹配）模式的結果，是政府財政收入增長率与居民收入增長率GDP分別占比为35.5%：4.5%。

中國大陸（PRC，不包括中國台湾ROC）財政收入遙遙遙遙領先全世界各國政府，而中國大陸居民收入遠遠遠遠落后世界各國，且居民收入極為失衡，即：6亿人月收入平均不到1000元、9.6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元、11.7亿人月收入不足3000元、13.3亿人月收入不足5000元（北師大调研結果与国家統計局）、2.2亿人不足500元，还有7.8亿人欠債且債務逾期率高達42%。这账还可以細化（如中國大陸人口总数是个謎），最後水落石出的結果是：金字塔尖端的0.1%的富人，占有PRC财富99.9%！

如今，“两极分化”“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转型中期陷阱”等概念，均远不足以描述中国的经济实况。足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后面的句号，才是硬道理，而句号后面补充说明的“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画餅，一种说辞和话术，簡直是一种迷魂雞湯！

更让世界百思不解的是，GDP和財政收入如此高增長的中國各地方政府，竟然大部分债台高筑，至2017年12月竟然有1600个县市要靠商，業銀行代款或敲榨民營企業发工资！2020年1-6月财政收入除上海外“全国山河一片红”，即支出增速远超收入增速。2021年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1-6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7,846亿元，同比增长3.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3,538亿元，同比增长10.7%。两年前还是5省财政盈余，供养全国，今年只有一省（市）财政盈余。1－7月社零、投资、出口、工业增加值增幅全线回落，唯一上涨的就是失业率。中國的房地產、酒精业都是金融，既是“馬”，又是“池”，不限制金融的脚步，无法促进“共同富裕”，限制經濟又会总体“放缓”或“恶化”，共同富裕（不是均貧富）必成无源之水。

大家都认为，中美持续贸易战，对中国财政收支似乎有明显影响，但拉开十年，二十年，从中国畸形经济结构看，问题不在外，而在内，在中国政体、经济体内存在的“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长期冲突使然！请参看《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刊《经济要参》2018年9月19日）。

其实，早在2011年9月我就提出了明确的预警。那时，我在参加《中国改革》杂志的那个论坛，討論中国未来十年的政治經濟前景，与会者都在作预测。我当时讲了中国不进行政治－經濟体制全面改革，以克服“龐大上层建築与超负荷經濟基礎的基本矛盾”，必将会面临“政府赤胀”，又赤字，又通货膨胀！这个政府赤胀，比那个市场滯胀，更可怕。

问题在于，七十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市场滞涨后，有了撒切尔夫人－里根改革。現在中国呢，政府赤胀之后，如果应对措施政策工具用反了力道，接下来一定是中國特色（权制市場經濟）的市场滯胀。所以它又是滯胀，又是赤胀，又是滯胀。就是说赤胀－滯胀－赤胀恶性循环，说不定哪天哪时就突然掉链子了！

所以，由“基本矛盾”临界狀態导致的调节中國宏观經濟政策工具的三个自相矛盾現象，已然显现：

1、解決寅吃卯粮的利维坦式财政（政府赤字与通胀）吸金与防範重大金融风險（含外匯管制下的外贸）自相矛盾；

2、防範重大金融风險，又与共同富裕（含乡村振兴）自相矛盾。两位数失业率彪升，大部分國民手中无錢还欠一屁股債，結果必是消費市場、实体經濟、金融市場一起萎縮；

3、从存量经济上挖掘财源（增税率扩税种）和“三次分配方式”均貧富，无异杀鸡取卵竭澤而魚，始于均富者，必終于均贫。

我們不妨将由“基本矛盾”临界狀態，出现的“政府赤胀”“管控金融”“增税挖存共富”三个自相矛盾，称之为“政策工具自矛盾三角”。

这个“政策工具自矛盾三角”，与“蒙代尔－陽子不可能三角”呈对应关系。政府赤胀之“蒙代尔-陽子不可能三角”是指：从国家治理上说，“政府臃肿-减税增收–官生管理民生服务”不可兼得的“不可能三角”，可以看作“去杠杆-防风险-扶实业（振乡村）”不可兼得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升级版——政府赤胀升级版！

丘吉尔说：你不可能通过把富人变穷来让穷人变富！但是这些至理名言，对于大面积财政收不支出自身都难保的政府来说，遭遇困境（经济下行、疫情、旱情、洪灾……）时，不可能象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日本、泰国等真正的准Socialism政府自背赤字，那样直接发钱帮助国民渡过难关，保住生产活性（消费市场、企业运行），那么，就只有釆用通过加税率、扩税种、均贫富（道德税或逼捐、打土豪）等等饮鸩止渴的方法（既与一般Socialism无关，又断了增量经济财源）了！如此一来，再由地方政府搞“超越自我的共同富裕”，只能是一边继续带头“打土豪，分浮财”，一边是Power-capitalism透支消耗国民生产资源，搞更多的“规划”办更多“大事”（城市搞完再搞乡村，为权资勾兑挤压空间；国内搞完搞国外，与各种贪婪集团谈价格避开价值），还有就是一边继续炮制花样翻新的“迷魂汤”，注入似是而非以非为是的主权秩序之Nationalism，掩盖Power-capitalism事實，以抵制任何实质性公民Socialism变革与建設的言行！

結局会是？所謂世界經濟总量老二的中國大陸，不从解决PRC始于国家资本主义的“龐大而膨脹上層建築与超负荷經濟基礎的基本矛盾”入手，一切都是泡影！

解決“中國特色基本矛盾”的大前提，是改变經濟学思維方式，用共生價值观为一切现行硬道理导航，“超越小圈子，彰显大格局”－－即：对内实行全面开放赋能，以達全社會大和解；对外实现全面开放，以树魅力大国风范！

国家资本主义的来龙去脉

那么，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我有朋友说，美国人说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说美国错了，中国是社会主义。美国是错了，因为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美国人的发明，没有必要反驳美国人中国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更没有必要争执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德国的李斯特，但为列宁首倡，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国家政权对企业的控制，“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这些或那些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资本主义”。二是指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监督和调节，“垄断资本主义正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由于情势所迫，许多国家实行生产和分配的社会调节”。列宁在《论粮食税》中特别指出1921年苏联经济的两大重点：一是继续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用国家资本主义挤垮和控制私人资本主义。二是把小生产和农民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原教旨版。

经过“战时共产主义”后，列宁领导革命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向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做出让步，解决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同时用新的手段加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手段不但包括了进一步加快国家所有的大企业的建设和发展，包括了大规模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苏联的经济，还包括了向外国资本出租和出借国有的矿山、工厂等等。1978后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不是有飞蛇走线的历时性联系？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6年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教科书上说，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成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之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正如一位朋友所指出的“当时党的政策是使民族工商业紧快走上一条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即计划定货、加工定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公私合营进而实行全行业合营的道路。这有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9月7日的谈话为证”（胡德平）。中国五十年代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实际是“国家资本主义2.0版”。其实，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在《大祸临头及防止之法》指出：“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那么任何起义也不会创造出社会主义，而是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门阶，是历史梯子上的这一级，即从这一级到社会主义那一级是没有任何中间级段的。”

根据列宁这一“历史梯子”的论断，那么现阶段，中国和外国资本家合作经营的企业，包括当前国进民退“混改”，也属于国家资本主义。至于离“社会主义那一级”还有多远，起码是需要探讨的。至少，只要提高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国家能力），人均落后并不重要的经济模式，不属于“社会主义那一级”，而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政府重商主义（政府货殖主义）。

1990年代中国政府重商主义或权控市场经济的思想要义，是强化国家、政府、各级书记、市长的“汲取财政的能力”（参看胡鞍钢、王绍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1993）。而且，从1994年的“分税制”，到2018年的国地税合并与经济结构上的所谓“国进民退”，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或政府重商主义“汲取财政的能力”，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都被赋予“公天下”（吴稼祥）“公有制”的涵蕴，混淆了“资源配置”（高尚全）、“姓社姓资”（邓小平）、“孰公孰私”（黄宗羲）的概念，也让现代产权理论面目全非，始于引诱“一部分”“混水摸鱼”（普京）者趋之若鹜，终于“政策工具自矛盾三角”。正如独立评论人袁剑所指出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中国的变局》1995）。决策者在这一思想默契下，中国式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主导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亦即所谓“渐进式改革”成为可能。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实内涵。这里的“社会主义”，等于“政府主导”（国家主导），这里的“市场经济”，在“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法定条件下的“书记市长经济”，仅仅剩下“效率优先”，而无法“兼顾公平”。公平竞争本是效率的前提，用脚指想想，当社会公平成为“兼顾”的东西，追逐财政增长和利润最大化的当权者和资本者相互勾兑，还有谁会去“兼顾公平”呢？

纵观全球，当权者与资本者一道沆瀣一气又勾心斗角，一切为了“提高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谓绝无仅有，我们不妨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3.0版”，也叫“中国经济模式”。

这样一种“经济模式”完全超越了经济范畴，当然是现行经济学理论——无论新老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老结构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老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中国特色利维坦（Левиафан）的自我膨胀。所以，我勉强称之为“政府货殖主义”（政府重商主义）。因为它可以让交易对象（本国企业和居民）、贸易对象（外国政府和企业）提高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一句话，这种以整个国民、国土、社会生態背负为代价的“权控市场经济”模式成功的秘诀在于：不但可以置公平正义、法治秩序、国民待遇，乃至自然环境、社会历史、道德规范、国民生命于不顾，而且，让政府行为和组织机体无限膨胀，乃至城乡社区生活凋敝而趋于社会原子化；不但可以让失去以土地为基本生产生活资料的本国国民，成为权力资本无限欺压盘剥的对象，而且，能在现行世界贸易中发挥政治比较优势，赚得盆满钵盈。

但问题在于，这种“政府主导，效率优先”的国家资本主义，既然是以整个国民、国土、社会生態背负为代价，就不可避免地要遭遇自身的极限。正如袁剑指出，这种把政权合法性与经济表现相互捆绑，而不是“努力重建政体本身的合法性”将可能遭遇“奇迹的黄昏”（2004）。而且，非经济学家秦晖也看到“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2008）。只要对中国政府收入（财政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收入，各种预算外收入、彩票收入、汇率差价收入除外）增量占GDP增量的比例分析，得知：占中国人口比例15.4%-16.14%的2.16-2.26亿吃财政饭人数+领取养老金人数消耗掉当年54.30%的GDP增量，剩下84.6%-83.86%的人口只消耗45.70%的GDP增量（2017）。难怪原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研究员陈申申一再呼吁“建立预算制度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由此可见，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國家”，可谓人类20世纪最大的奥威尔式谎言，沒有之一。因为这一谎言，最大限度地破坏了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不仅让左派和右派无所作为，而且政府推动的所谓渐进式改革失去内生性动力而断裂，对内葬送了中国作为转型国家的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最大限度地损害了国家形象，不仅差点毀掉中国，还将继续把中国“国内矛盾稀释到全世界”，终归会招来国际社会的敌视。以马克思主义观之，“提高财政汲取能力”为目标的集团官本位渐进式改革，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其权力（中国“官粹、官僚、官家”特权文化使然）与资本（西方工商文明使然）勾兑杂揉的“中国经济模式”，已经造成“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矛盾”。

中国3.0版的国家资本主义追求财税增长，远高于GDP增长带来城乡失衡、社会失衡、央地失衡、内外失衡等广义生態背负问题的根源，当然也是中国大陆所谓官员+智囊型经济学家们的问题。我这里说的经济学家们，当然包括“50人论坛”及希望挤进该论坛者。不过，2019年9月16日该论坛20周年纪念会的基调，已经开始正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有所改变（林毅夫、胡鞍钢两位除外）而重提坚持独立市场经济和法治环境。我对这一基调性转变，给予高度评价！

针对“北京论坛”《中美县级机构对比表》显示，美国县级政府机构为19个，中国县级政府机构为196个（截止2018.5）的“政府臃肿”及“官多为患”（张全景）“官满为患”（刘锡荣）的问题，我欣喜地看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和“50人论坛”上，独具慧眼地提出了“要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 ”，特别是“减政”改进办法：“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一句话，只要是“国家政权与资本的结合”，并“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经济”，包括“盐铁”“烟酒油电”专营、“土地（财政）金融”、“外汇管控”等，呈现“权控资本主义”或“官粹资本主义”或“政府重商主义”特征，本质上仍是国家资本主义升级版，即“国家资本主义3.0”。

“国家资本主义3.0”，包括权控政府（国营）经济和权控市场（民营）经济，前者必然导致垄断，后者必然导致腐败和浪费，这是事实，也是应当承认的常识。

针对19世纪以来，人类特别是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纠结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意识形態，实际上都是“国家资本主义”造成的诸般历史性悲剧的情况，新经济学叙事，除了从产权理论加以重新厘定，还应当超越现行工程货殖学的思维方式，进一步将“人权、事权、物权”整合为“共生权”（Symbioright），加以解决。

在中国，改变导致特权垄断、腐败和浪费三大毒瘤的“国家资本主义3.0版”逻辑，亟需经济学叙事的共生权典范转移，而最有效办法和力量，依然要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边完成自身“革命党-执政党-服务党”的改造，一边积极主动扶持中国社会成长，重建社会，为实现社会再平衡创造条件，以超越官粹主义与民粹主义二元对立格局，在国家政体上建立起公民自组织力、社会自组织力、政府自组织力“三大自组织力”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动态平衡机制，从而解决“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克服原子化社会（官民）在权控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面前的无助、无奈、无力及无方向感、无安全感、无尊严感，并将这一过程用宪政共和制加以巩固（参看钱宏《再访问遵义，刍议“习近平精神”》，《经济要参》2015年第4期；《当代中国人才真正绕不开马克思主义！——从共生哲學與共產主義的共性说起》，见2017年复旦大学经济系讲座《共生论VS资本论》）。

总之，改变中国特色国家资本主义（3.0版）或权控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走出“市场自由与政府操控世纪钟摆困境”，势在必行。参看《中國：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5；《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國学派》晨星出版社，2018.8；《SYMBIOSISM·共生》One book Press，2021.5

遥祝祖國好运！

孞烎2021年8月19日于Vancou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