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开放赋能：

自我救赎，赎福共生

——“吉黄杜内卷化难题”之根解

钱  宏

Member of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of Institute for Global Symbiosism

Global Symbiosism Society（加拿大）

最近几个月，随着“内循环”“双循环”口号的热炒，一个更具社会学与经济学意义的概念——内卷化，受到各界重新审视。我想，无论讲“内卷化”的人士出于什么动机和论述指向，都应当受到鼓励，没有必要急着定个什么调调。

内卷化（involution），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因为，在内外边界设限的条件下，单位劳动边际收益在过密投入下，会出现递减，导致经济停滞不前和无法升级。

内卷化，或过密化，或内卷效应，最初由美国人类学家柯立弗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并用于描述印尼爪哇地区农业经济“自我战胜”过程，指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以获得较高的产量。然而，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反而出现了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的现象。

有人打比方说，内卷化，就像一棵成熟了的卷心菜，始终在原地卷着，既不会再长高了，也不会再变大了。所以，单纯的内卷化，相当于“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难能，却并不可贵。

作为15岁至26岁（1968-1979）在人民公社和知青场做了11年勒紧裤带为政府和城市人口奉献“商品粮”的地道农夫的我，对吉尔茨内卷化描述的现象，特别是黄宗智（Huang Zhongzi）教授有关中国“农业内卷化”三种商品化中的“剥削推动的商品化”（另两种是“生存推动的商品化”“牟利推动的商业化”）过程，有着深切体会，是真真的感同身受！

而我作为一个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思想者，又对帕森杰·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政权内卷化”——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的论述，有着他乡遇知音的感慨。

所以，我把黄宗智的“农业内卷化”、杜赞奇的“政权内卷化”，结合吉尔茨的内卷化原创概念，一道称之为“内卷化难题”或“吉黄杜内卷化难题”。

这样的内卷化概念涵盖的中国内卷化问题，也适用于“李约瑟难题”（指向是科技生产力）、“钱学森之问”（核心是创新人才）、“转型中期陷阱”（要害是路径依赖）、“庞大上层建筑与超负荷经济基础基本矛盾”（痛点是公私颠倒利益羁绊）、“超高制度成本”（病根是机体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机会主义泛滥癌变造成资源浪费和边际效益递减）、“市场政府道德三重失灵”（共业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以及“内循环”“双循环”“互循环”现象的解释。

但是，当我重新面对“吉黄杜内卷化难题”，并探索其解决方式时，我感到，需要赋予“内卷化”或“内卷效应”概念，更积极的“自我救赎，赎福共生”内涵。

这就是，将共生（Symbiosism）哲学关于生命活体间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力是一切活体组织（个体、家庭、群体、社会、国家、政权、企业、学校、共同体）的存在方式（Symbiosism is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self-organizing dynamics and Synergetic ability between living beings.）之命题，辅之以“区块链”技术应用，用来观照“内卷化”现象，引入“内外双开放”两个维度（大前提），以破解“政权内卷化”和“农业内卷化”难题。

“政权内卷化”与“农业内卷化”（注意：不是农村、农民或乡村内卷化）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没有实际发展的增长（即效益并未提高），不能促进利益固化方式（如盘剥底层国民生存生产资源的低效能赢利型国有经济）的增量再生，只能勉强坚持“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称、资源不对称”以维持现状。但这两个“相似性”，有两个限定性前提条件。只要两大限定性前提出现松懈，内卷化情况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发生质的改变。

让我们以最近中国四十年两个阶段——即八十年代“中国经验”和九十年代后至今“中国模式”——为例。这两个限定性条件或大前提是这样的：

第一，1970年代末与1980年代的“对内搞活”，亦即有限度的“对内开放”，改变了部分制度性内卷化边界（砸碎了部分镣铐），从而部分释放中国农业人口和企事业机构的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

第二，“对外开放”倒逼部分改革，经过松动单一“资源配置”（1984）和搁置“姓社姓资”（1992）两次不彻底的思想解放——掩盖了“孰公孰私”这一更具中国特色内卷化的意识形态根源，形成半开放的“权控市场经济”中国模式，以适应“最惠国待遇”，到争取到降格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

而且，这两个大前提是相辅相成共襄生长的：“中国经验”的对内搞活（部分对内开放，释放国民、社会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必然促进对外开放（世界向中国敞开大门）；而“中国模式”的对外开放，又巩固对内搞活（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提升中国社会、公民、政府三大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相互作用共襄生长。也就是说，中国过去四十年，有限度的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倒逼部分改革，部分改变了中国农业内卷化与政权内卷化的格局。

但是，反过来看，如果“对外开放倒逼局部改革”，不能促进“对内开放倒逼全面改革”，因故（政权内卷化惯习）出现中途停滞，甚至倒转改革，就必然会丧失这两个基本前提。一旦这两个基本前提丧失，又必然重蹈覆辙，回到“吉黄杜内卷化难题”——权控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就将再一次陷入内卷化，而“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

这也就是众多人士所描述的“转型中期陷阱”问题。我在长文《中国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中，对此进行了详尽分析（刊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8年第38期），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对“吉黄杜内卷难题”的破解之道，就是四个字：对内开放！因为基于共生哲学，对内开放必然自然而然会对外开放。宏观中国内卷化难题之根解：对内开放的第一要义是改变，基本要求是社会共和，思维方式是一视为仨，价值取向是存同尊异，根本方法是间道竞合，终极目标是生活方式再选择——中国朝野行为方式和方向：顺势而为，体行共生！Let it be:live and let live之正常国度。请参看《对内开放：共生是检验真理的价值圭臬（提纲）》和《三大抓手九项举措”（chinavalue.net/General/Blog/2019-1-13/1756603.aspx；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19-4-2/1777774.aspx）。进一步的了解，请参看我们新近写作的《自组织“双循环”姐妹篇》：

姐篇《以内外“双开放”，促全生态“双循环”——共生权范式观照下的人权、物权与国民事权，就经济发展谈阶段机遇的文风、党风、世风该变变了！》：一切意识形态之争和国际国内经济社会之争的背后，都是秩序之争、规则之争、契约精神之争、社会生活方式之争！国际冲突、国内冲突，都可以找出一大堆原因和理由，但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诚信践约。中美冲突是如此，国内冲突（包括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官民冲突）也是如此。

而践约不践约？既涉及现行规则、秩序的健全问题，更涉及国际国内在理念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内卷化問題。举个浅白的例子，中国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其实也是与中国社会和全体国民的一个价值承诺，更是一种终极约定，那么，执政党在国家政体设置、行政行为和对外关系等政策实践上，是否与之契合？就是最起码的检验标准——也即衡量有没有国内冲突的晴雨表！回顾中国过去四十年，怎样从闭关自守的“艰苦探索”，一步步走向“改革开放”，又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不得不”（？）回到“内循环”，通过总结这区间的经验教训，明晰“从对外开放倒逼改革，到对内开放促全面改革”上下半场历史过程，给“下半场”的“双循环”找到动力学与恊和学的思想理论、制度设置和政策实践的基础。（全球共生网：http://Symbiosism.com.cn/4167.html；价值中国网：chinavalue.net/Finance/Blog/2020-8-14/1874458.aspx）

妹篇《放开一双“有质感的手”！——从邓小平《党和政府领导制度改革》讲话40周年说开去》：我们不应该苛求先辈，对先辈们永远保持一分温情与敬意是必须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这代人从当下中国问题出发，客观总结先辈所作所为。我们充分了解：一、邓小平被公认的“以对外开放倒逼体制改革”遗产，是针对他早在“文革”前就指出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总病根”，搞“渐进式改革”，特别是通过1984年“资源配置”的讨论和1992年搁置“姓社姓资”争论，一系列措施，给中国国民（从耕者、工者、商者、学者，到地方政府）以部分自组织空间，亦部分事权（Civil Rights），在“制度外部性”（System externality）张力的推动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甚至使中国整体上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遗憾的是，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便终是显现出“半截子工程”的尴尬和遗憾；二、邓小平不被公认的“权控市场经济”遗产，至世纪初已经显现“结构性问题”带来的“超高制度性成本”（胡温上台时称之为“跛足改革”），而且，已经得到反向强化，回到其逻辑源头——继续革命年代“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侧”，尽管“跛足改革”的1990年代南巡后，还是“生产侧”！

其实，无论是革命，还是生产，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以及需求或供给、公平或效率、宏观或微观、规划或驱动、区域或国家、国内或国际、主权或人权、物权或事权、理论或应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生命、生态、生活！仅仅想通了“蒙代尔-阳子不可能三角”的制度指向，再想想从中央到乡镇叠床加屋政府准政府性“骨干系统”（内卷化）规模，为何至今所有六七次“机构改革”悉数反弹，便不难明白：继续纠结于“孰公孰私”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实践，走不出“吉黄杜内卷化难题”！

于是，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发现，在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和政府干预“看得见的手”（Control of visible hand）之间，其实有一双能将市场与政府、城市与乡村、劳动与资本、生产与生活、创业与创新、“官生”与“民生”、文明与文化、在地与全球挽在一起和谐共生，并作为经济社会生活托底的社区生活“有质感的手”（Sense of reality hands）。刊载全球共生网：http://symbiosism.com.cn/4222.html；精神文明网：jswmw.com.cn/portal.php?mod=view&aid=33829

总之，基于共生哲学，生命活体间自组织与外连接平衡力是一切活体组织（个体、家庭、群体、社会、国家、政权、企业、学校、共同体）的存在方式，那么，对内开放，自然而然会对外开放，反之亦然。那么，什么内卷化、内循环、“全民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中国融入世界，世界拥抱中国，统统都不是问题！

孞烎2020年9月15-16日凌晨于Vancouver

参考文献

吉尔茨：《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加州大学出版社，1966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钱 宏：《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钱 宏主编：《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晨星出版社，2018

禾 必：《把内卷挂在嘴边的人们，正走向另一个极端》，《新周刊》，2020

钱 宏、厉有为、林德培：《哲学-共生经济学笔记（2008-2020）》，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