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文良经天纬地，明智照澈八方

共生：文良经天纬地，明智照澈八方

——《全球共生: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国学派》总序

钱  宏（Archer Hong Qian）

出席2012年第一届全球共生论坛（北京）的学者们，无形中有了一个共同的称谓，叫“共生学人”。大家感到以此相称和自称，都很亲切与自豪。

亲切，是因为中国各地研究共生践行共生的人士，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总有一天大家能走到一起共襄切磋讨论拓展共生命题的时代意义与价值。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在全球共生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共同体的组织下聚集一堂，大家彼此真的感到很愉悦很开心很抒怀。

自豪，是因为共生学人这个称谓，把“自己活，也要让别人活”（何兆武）或“谋求自己过得好，也必须让别人过得好”（习近平）¹ 这一共生学的本质，落在了人身上。意思是，共生是人的一种责任，一种权利，一种约定，一种尊严，一种幸福，也是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共生学人赋有一种践行“共生中国”“共生世界”实现“全球共生”的使命！

“全球共生论坛”已经举办了四届（另经办生態文明、国际思想感染力和中美关系论坛三次，及恊办社会共生分论坛三次、），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美国、加拿大、欧洲、东南亚的共生学人，提交论文或演讲稿达数百篇。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对全球共生论坛论文的精选本，也是一本从“全球共生视野下讲述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及其因应之道”的文集。

一、现代社会与共通价值

那么，什么是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呢？从对问题的因应之道上，我们可以倒过来把问题看得更清晰。汤一介先生2009年在复旦大学作了一个演讲《寻求文化中的“共通价值”》² ，他从中国哲学“体用一源”的思维视角，追溯一百多年前严复批评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牛体马用”时讲的“西学”，“西方社会”，就是“现代社会”，于是，汤一介把“现代社会”作为一个中间点，向上和向下延伸，将“现代社会”分为：以“专制为体，教化为用”的前现代社会，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现代社会和以“和谐为体，中庸为用”的后现代社会。汤先生这个历时性的“三个体用”划分的核心价值，是试图在批判“中国中心主义”时注入“多元现代性”问题后，寻找他要的“共通价值”，有相当的准确性。但是，鉴于西方表达的“普世价值”与汤一介表达的“共通价值”，用的都是universal value，因而，在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上并没有超越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即以“中国中心主义”，反拨“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没有脱离旧时代“中心边缘”的地缘政治窠臼，而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流氓轮流坐庄治乱循环”的轮回观的当代延续，从而将自己阻隔在（生態政治）“全生態社会文明共生新时代”的门外。为此，在处理个体和共同体，以及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上，习近平提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原则与理念” ³，将“共同体”（Community）升格为“共生体”（Symbiont），这就是，以“普惠共生”（GSP⁴ Symbiosism）更新“普世权利”。

然而，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的实质，依旧是从萨缪尔•亨廷顿1993年写作《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到开启中美建交序幕服务过多任美国总统的基辛格2014年出版《世界秩序》（World order）⁵ 时面临的挑战：“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以适应“当今的世界秩序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的事实。因此，要了解“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经验判断、学理判断和价值判断多维度加以归纳和综述，也可以从认知和参与两个指数来加以观察和反身与谋，不过，删繁就简归根结底，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依旧是：化解冲突（Defusing Clashes）与重建世界秩序（Remaking the World Order）。

不过，我们这里表述的“冲突”，绝不只是亨廷顿指出的“文明的冲突”，而“重建世界秩序”，也远不只是基辛格设计的“均势”加“伙伴”这样一套秩序，当然也不只是汤一介或福山说的“共通价值”或“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因而，对应冲突，化解冲突的世界秩序重建，也就远远不只是在一国之内或国际社会围绕多元文化主义与普世主义的优劣选择，而是在一国或全球范围，如何恊调包括西方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东方的官粹主义（Officialism）与民粹主义(Populism)冲突在内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身心灵）三大关系，以及如何化解三大关系的多重冲突（Clashes）问题？

我们认为，以冷战结束为标志的所谓意识形態冲突，并没有终结，既没有终结主权国家之间的国别冲突，也没有终结一国之内社会阶层（士商学工农，官粹主义与民粹主义）冲突，更没有终结工商文明后发国家的城乡市农冲突。而主权国别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是比意识形態冲突更为普遍存在的常態化冲突，因而，也是文明冲突所涵盖不了的经验事实。以共生思维观之，经验事实的另一面，所有国别冲突、阶层冲突、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態冲突和文明的冲突，并非必然导致对抗（Combat），特别是零和博弈极端形式的对抗，而更多的是常和博弈、共和博弈式相互促进。因为冲突是撞击，是摩擦，撞击可以发出噪音，也可以发出乐音，摩擦可以生电，用中国的古话说，叫事在人为，即参与冲突者具有什么样的智慧决定撞击、摩擦的效果。

二、权利秩序与存同求异的智慧

很显然，冲突的背后是利益、个性、文化、意见的差异（difference）乃至巨大差异和本质差异，而差异、异质的存在，正是一切有生命的人、事、物“生而具足又非独存”地相互作用、相互吸引、和恊共生、共襄生长的前提条件。研究资本及劳资冲突见长的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⁶所以，一切谈论化解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思想理论，都必须尊重不同个人（人权）、族群、国别（主权）、阶层（人权）、意识形態、文明的利益、个性、文化、意见差异，乃至巨大差异和本质差异。

早在公元前8世纪，中国有个伟大的思想家伯陽父就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谓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因而：存同求异，追寻可能性；和而不同，永续开放性。

根据这个道理，人类恊调处理冲突的原则，应当是存同求异，而非求同存异。事实上，起源于1215年“大宪章运动”而奠基于164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欧洲“威斯伐利亚和约”的政治思维框架，经过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至1945年联合国“宪章”和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颁布，人类500年来达到的最高智慧境界，正是从“阶级权”、“主权”与“人权”三个方面存同求异，历时性地彰显并共时性强调不同阶层（从教皇、国王到贵族、资产者、劳动者）、不同民族国家、不同个人表达“存在感”，并展示自身利益、个性（含性别）、文化、意见的“存在权利”。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主义、发展主义及其工商文明的元叙事，就是权利（阶级权、主权、人权）范式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世界秩序。“五大冲突”，本质上是权利冲突。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是权利冲突问题。那么因应权利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显然不能从造成问题的权利智能本身来获得。这里并不想重复从洛克到孟德斯鸠，从康德到马克思，从哈耶克到韦伯关于自由理性法权的学理梳理，我们只是从语义叙事的角度对权利智能本身作一简单解析。

近代意义的中文“权利”一词，据北京大学李贵连教授考证，将语出荀子“权利”一词对译英文rights，始于19世纪60年代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Marin）直接翻译维顿（Wheaton）着《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其意为：“自造物降衷，人之秉性，莫不自具应享之权利，应行之责守。二者相辅而不能相离，否则无以成化。曾理义相待，而化以成矣。是以各国之制法，义与不义，抵以人性为准绳。是人既皆同此性，则各有应守之义，应尽之分。而无论贵贱，律法不得歧视。故律法初简而后繁，随时因革，而渐臻妥善。人能明于斯道，则高下不相越，强弱不相侵，而律法虽有不及，亦必遵道而行。”因此，英语表达的法律赋予人实现其利益“正当性”的一种力量的rights，翻译成中文权利，就包括着“权能和利益”，权能是可以实现但未实现的利益，利益是人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应该得到的价值回报，是实现了的权能。因此，权利有着应然权利和实然权利之分。

同时，权利也包括着“职责和义务”。义务是人在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应该进行的价值付出，职责就是一个人在其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中应该进行的价值付出。但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是，在现实运行中，权利范式中“权能和利益”“职责和义务”两对关联概念的矛盾内涵，往往出现选择性冲突。权利的元叙事在政治上的展开，就是所谓政府管控（专制政治）和市场自由（民主政治）两种宏大叙事的历史实践，并由此历史地形成了自由主义、平等（博爱）主义，以及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加入现代主义后形成民族主义、和谐主义等耳熟能详的东西四大文化传统。

权利范式下形成的四大文化传统，又历史地反过来规定着“政府管控”与“市场自由”的内涵、边界及适用范围，且由于权能与利益立场的不同，在不同个人、家庭、教区、国家和地区、党群、国际关系中不时形成群体冲突（如所谓教会与信众、群体与个体、左派与右派、保护主义与开放主义）。
政府管控，包括两大亚叙事，一是欧洲福利国家，一是前苏联国家资本主义又叫共产主义；市场自由，也有两大亚叙事，一是美国式的人民资本主义，一是综合了苏联与美国两种模式又含蕴了自身宗法传统的中国式权贵资本主义。

如今，很显然，就权利讲权利，人类首先在语言和言语上，就很难走出“权利元叙事”的陷阱，事实上，实践了几百年的现代主义（包括发展主义）的以权利为核心的两种宏大叙事，都已经或正在遭受严重的当代性挑战，所以，历史真正走到必须以当代性或当代主义的以共生为核心的新历史叙事阶段。

必须看到，权利冲突的根源，并非没有普世价值、共通价值或普遍主义，启蒙普及不到位，而恰恰相反，只是一味强调普世权利，强调任何个人或共同体（Community）必须遵崇规律、法权和自然权利，而忽略了不同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的个体或共同体的现实利益诉求，既有其特殊的生存权利，又可能是对普世价值、共通价值和普遍主义的丰富与历史性扬弃的源泉。

三、普惠共生与三次全球化浪潮

生命之源，共生一体，文良经天纬地，明智照澈八方。从宇宙天体、地球生灵，到人类社会、文化文明的成长，是一个从自然个体（Natural individual），到利益共同体（Interest community），从自由法权个体（Free legal entity），到公民共生体（Civil Symbiont）的演进过程。

当渴望特权和改造他者的逻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tion）走到尽头之时，全生態社会共生圈的贺洛格文明（Holog-civilization）已经悄然登场。人类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亟需大成智慧引领向前。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将普遍法则与普惠道义、将自由法权与大爱文明结合起来，不舍弃任何个体或共同体的普惠共生（GSP Symbiosism）、全息共生（Holographic symbiosism）、全球共生,并在具体关系过程中将人类各种各样排他性利益共同体组织形態，更新为基于全球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的共生体组织形態。

我们发现、提出并传播的共生（symbiosis）、共生人（Symbioperson）、共生场（Symbiofield）、共生律或共生法则（Symbiosis rule）、共生价值观（Symbiosism values）、共生史观（Symbiotic view of history）、共生权（Symbiorights）、共生链（Symbiotic chain）、共生主义（symbiosism⁷ ）、共生智慧（Symbiosis wisdom）、共生能力（Symbiotic capability）、社会共生（Social symbiosism）、全息共生（Holographic Symbiosism）、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及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共生系统工程（Symbiosysx）、共生容量（Symbiotic capacity）、共生创新（Symbiovation）、公民共生体等概念框架，是顺应满足人类融合的三次全球化浪潮与社会发展的三大趋势相交织的时代需要应运而生——

如果把公元前4世纪亚力山大东征与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南战之后，肇始于地理大发现，终止于亚非拉美民族国家独立的殖民化时代（1492-1944），称为第一次全球化浪潮；把“二战”结束后，肇始于主权（族权+人权）国家地缘政治与各种政体试验为世界秩序的自由贸易时代（1945-2012），称为第二次全球化浪潮；那么，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至今出现互联网、光导纤维、卫星电视、移动通讯、化石核动力生物质能源、新材料、气候监测、环境保护、超音速飞机、高速铁公路网、开源社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人类“通讯全开放、能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三大技术革命推动全球互惠配置资源，走向趋零边际成本共生社会的生態政治新时代，便可以称为“第三次全球化浪潮”。

伴随全球化浪潮的人类社会发展，相继出现了这样三大趋势：一是19世纪以来，人类哲学探索从追寻“整体与统一”，到“关系与过程”的对象转向；二是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从普及标准化一体化的工商文明（排他性共同体）到逐渐步入全球互联的生態文明（普惠性共生体）新时代；三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联合国“世界青年年”（1985）和“世界和平年”（1986）为标志至今，个体，尤其是青年与共同体，新兴国家（金砖5国）、国家集团（欧盟、东盟、独联体、加勒比盟）、国际组织（如APEC、G20）、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权重关系和组织形態发生了变化，特别是80后、90后、00后社群化、社区化共生自组织（Symbiotic self-organization）与自组织共生（Self-organizing symbiosism）体现出的“公民个人角色多样化与组织角色专一化”趋势，已经日益成为人类实际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亦即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

作为人类过去五百年的最高智慧境界的权利（法权）观念，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规范和世界秩序（无论民主政体还是威权政体国家，大都在形式上先后实行政党政治、三权分立）。但是，人类融合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与社会发展的三大趋势之间，不仅存在着历时性交叉，而且存在着共时性的非均衡冲突，这就是地缘政治时代自由理性法权构架下的国别利益冲突、人权主权冲突、社会阶层冲突（含城乡市农冲突）、意识形態冲突和文明的冲突。

权利冲突的根源，是由不同个体和共同体对生产、生活资料占有权益失衡，带来的社会交易成本与边际效益成本上升，超过了自然、社会、人心的承受度；冲突的发生，主要来自经济增长同质化竞争的两极分化、政治对抗的军备竞赛、文化强权（信仰施恶）的傲慢偏见；冲突的后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且将继续阻碍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迅猛推进，甚至导致人类“不共生就可能共死”的大灾难。过去时代，通过战争、法律（国际公约）及联合国机制，对权利冲突的调节，在今天都将失灵了。这说明，单纯权利智慧及其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族主义、和谐主义均解决不了权利冲突自身的问题。

然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一切恃神壮胆、以邻为壑、远交近攻、唯物斗争、工具至上的行为选择、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无论是来自西方的逻各斯主义自由理性法权智慧，还是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具有历史信仰意义的和谐主义谋略性智慧，都将在人类经济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报告）、政治对抗的极限（生化核导武器）、文化强权（施恶）的极限（个体精神体能及生命自组织力广普）“三大极限”的发展阈值中，遭受穷途末路。汲汲于“发展是硬道理”的人们，无论是个体或集体，无论是利益共同体或帮派圈子，都将面临基本立场、观点和行为方式的全面更新。

四、全生態社会文明共生新时代

2010年出席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开馆仪式的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奇姆•施泰纳先生就全球化及全球治理，提出了一个极富卓见的问题：“各国的领导人，有没有政治远见，撇开自己国家的利益，真正走向世界？”

是的，亨廷顿说“每一种文明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在书写自家的历史时，都仿佛在编写人类历史的核心剧本。” ⁸然而，只要人类不愿在“三大极限”中走向同归于尽，值此“又一次历史大变局”之际，我们当代人却注定要书写自己“生而具足又非独存”的全新剧本。这是一种整合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东方神秘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全球每一种文明都各显神通共襄生成安身立命之所的历史叙事。

我们相信，这一全新历史叙事，是当代人类的一个新的约定，一个共生约定，一个全球共生约定。我们把这一将在共生智慧化解冲突（Symbiosis Wisdom Resolve Clashes）中展开的人类编年史，称之为全生態社会文明共生新时代。而在全生態社会文明共生新时代的国家关系，特别是有影响力的亚俄欧非拉各国关系，比如中美俄欧日新型大国关系，必将有新的哲学内涵。特别是中美两国内外事务的处理方式，乃至全球治理方式，都需要上升至“大国哲学”对话的高度。

未来全球共生政治伦理框架搭建中，人类开启工商文明时代已经发现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际生活中广泛建制应用的权利观及其体制机制，依然十分重要。但就权利关系中的权能（与职责对）和利益（与义务对）的权重地位而言，将凸显职责与义务的权重地位，甚至可以说职责（与权力对）与义务（与利益对）将正式登上核心位置。

未来世界，在生態文明共生社会的实践中，再非“加权取利”模式主导世界，而代之以“尽责取义”模式。以“尽责取义”模式重新厘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三大关系的基础，尽责取义，即是“良智（Mind）、文明（Civilization）、共生（Symbiosism）”三位一体——亦即从全球共生、国际共生、人际共生、社际共生、代际共生，乃至星际共生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自身新的认知、情感、审美、臻美、超越的普惠诉求。

从行为称义（Behavior justification）而因信称义（sola scriptura），到尽责取义（Fulfill one’s duty），是人类中自觉放下特权而真正强大者（尤其精神强大者）自处高贵的幽雅气度！

那么，从全球共生视野反观当下中国，从权力与责任、利益与义务的正相关性，切换到共生价值框架下的自然循环与均衡制衡，可望消除人们对当下权利不充分的顾虑，看清“权利不对称”的哲学根源与东方文化根源。

这就是，凡是差序社会＋东方专制＋精英操控的国家和地区，如未经权利观启蒙与制度性匡正，确实存在权责不对等、利义不匀衡的情况，即：官儿权力无边、利益超多，却不负责任、少尽义务；民们权力几无、责任无边，利益有限、义务无尽。而且，这种情况当下还相当普遍和严重。所以，当下中国，补权利智慧之课，不仅是共识，也是必须。

但是，纳入共生价值框架下，当代中国还是那两句话、一个命题⁹ 。两句话是：“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態文明的路；对内实行全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一个命题是：“社会建设是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道德失灵¹⁰ 的唯一妙方。”

今天世界经济的改变，就像动车改变传统蒸汽车和内燃机车一样，每节载人车箱的动力，并不来自车头，而是来自载人车箱的自组织系统。那个“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所以，无论是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部分，还是作为“共生体”（含家庭共生体、公民共生体、社区共生体、城乡共生体、阶层共生体、代际共生体、国际共生体、环境共生体、气候共生体、星际共生体）的重要部分，中国面对全球治理和内部事务“挑战”的方式方法和世界愿景，都不是火车头意义上的“世界经济引擎”，亦即不是我们故作羞答意义上的“领跑者”，不是特朗普批评意义上和陆克文先生赞赏意义上的“全球领导力”的展示。

那将是，传统的“五大冲突”化解和终结于“全球共生”的生態文明新时代世界秩序之中！所以，基础还是：自觉限制强者乃至人类文明的足迹，重建本体-重建共和国-重建社会-重建地球家园。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序言中指出：“今天‘国际社会’一词在在各种场合出现的次数之频繁可能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然而从这一词中却看不出任何清晰或一致的目标、方式或限制。”¹¹ 我们认为，以主权国家世界秩序（1648）为单位的“国际社会”，亟需“全球治理”才能应对“五大冲突”，唯其如此，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人际社会、族际社会、代际社会、文明社会，才需要直面当代问题的哲学对话。
从柏拉图理想国，到庄子内圣外王；从康帕内拉太陽城，到共产大同滥觞；从春秋、战国，到二战、冷战；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从地理大发现，到世界经贸体系；从光荣革命，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东方朝贡体系，到民族主权国家，从大宪章运动，到世界人权宣言……从《河殇》，到《大国崛起》，再到《中国统治世界》，沿用的都是汤因比－池田大作式的主体轮替治乱循环外加中国民间“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式的历史叙事。其特点就是，将光之七色分离来，以所谓人文地理之色谱讲述人类文明的历史，比如黄色文明，蓝色文明，红色文明，绿色文明，皆为地缘政治（Geopolitical）时代的思维方式与强者为王的价值取向。

我们必须超越：笑傲江湖，内圣外王，庙堂会盟，轮流坐庄！

我们亟需阙立：全球视野，生態情怀，善待他者，和恊共生！

从罗斯福，到勃兰特，从联合国（UN）实践，到全球治理（GG）概念，再到生態政治（eco-political）全球共生（Global Symbiosism）普惠价值的提出，是一个全新时空人文、地文、天文叙事！

从普世权利，到普惠共生，其实只有一墙之隔。

普世权利，强调了自由法权的普遍主义，开辟了自然个体或利益共同体的强权与活力，丰富了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但又陷入排他性“五大冲突”，既丢失了上苍的慈悲与大爱文明，又抑制乃至扼杀了弱小苍生（特别是人类的新生代）精神体能及其生命自组织灵动力的正常发挥。

普惠共生，是将“自由法权”与“大爱文明”和恊统一起来，成为所有个人与国家尤其是强者行为的底线法则，是生態政治新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生態文明的活的灵魂！

因而哲学，从智慧之爱，到爱的智慧，所谓全球治理、国别治理、社会治理，说到底就是通过尽责取义，恊调强者，抚励弱者，普惠共生，以使每个人在“自由独白与爱的践约”中获得方向感、安全感、幸福感！

为此，我们将努力促成联合国率先形成“全球共生”的共识，以便将“全球共生”的大智慧贯通从加利、安南、潘基文，到古特雷斯发起的“联合国改革”行动之中。我们认为，联合国致力于和平、发展、人权三大主题，决定其不是欧盟、独联体、东盟、非同、阿盟、拉盟、7国集团或20国集团性质，一句话，不是国家集团，不是排他性的利益共同体，而是不舍弃任何生灵的引领人类和国际社会面对现实，引领人类化解冲突更新文明的共生体。因此，联合国应当颁布一份继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后的又一个历史文献，即《全球共生宣言》，将停止运行的“托管理事会”注入新功能与提升“人权理事会”规格合并后更名为“全球共生理事会”，并适时借助信息技术创新性推出“全球共生APP”以动態面向未来世界思潮的变化和挑战。据此，联合国借助共生思想，会完成联合国面对未来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成为信息时代的“联合国+”，从而为重建世界秩序开创新局面。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Global Symbiosism：Chinese School of Defusing Clashes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Order，正是这样一种尝试。本书分“理论背景”、“实践构想”和“化解五大冲突更新文明形態个案”等三个部分，从提出问题到回答问题，完成一个对“共生思维”之“理”到实践之“实”之生命循环，折射出中国学人把化解“五大冲突”重建世界秩序为己任的情怀与格局。本书献给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颁布70周年，并将递交现任联合国秘书长António Guterres先生，作为联合国改革参考书。
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的人士实在太多，从2012年夏季伊始，中国的文、理、工、医、农、政、商各界学人们，为寻求建设生態文明，化解当今全球层出不穷的冲突因应之道，每年聚集一堂，经过从北京、武汉、长沙、兰州、上海、嘉义等地，涵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全球共生论坛”及“分论坛”的精心酝酿，除了“全球共生论坛”与会者以及因故未到场只提交了论文的朋友的智慧，还汲取了社会各界参与讨论朋友的智慧，在五年成书的过程中又得到文章入选作者、编辑和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为人类大公益的奉献精神不愧为“共生学人”的称谓，令我深为感动，恕我不能将他们的芳名一一列出以表感恩之情。

2016年1月1日于复旦大学北区望道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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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¹习近平2012年7月7日清华大学在“世界和平大会”上的讲话。参看：新华社特稿《“人民是我们力量源泉”——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12月25日电。
²汤一介《寻求文化中的“共通价值”——在复旦大学的讲演》，2009年05月04日《文汇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7/49164/9229682.html}

_{³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中新社2015年3月30日电。}

_{⁴普惠共生，译作GSP Symbiosism，是借用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起和倡导的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缩写GSP，表达非排他性共生体（Symbiont）组织形态的原则与理念：普惠共生。中国古代最接近普惠共生思想的文化源流，是墨家“兼爱，交利，非攻”的思行。据此，表达非排他性的共生价值观（Symbiosism values）的“普惠价值”，也译作：GSP Values.}

_{⁵（美）基辛格着，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08月 。}

_{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03页，人民出版社，1965}

_{⁷有关中文共生一词的英文翻译，请参看本书林玮：《关于中文“共生”的翻译及对应的人、事、物》。}

_{⁸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_{⁹钱宏：《中国：共生崛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_{¹⁰三重失灵的根源，是人类陷入世界性的“市场自由（增长）和政府管控（分配）周期性世纪钟摆困境”所致，参见钱宏《何谓“具有国际感染力的思想观念”？》（《论里根经济学•序言》，格致出版社2009年8月版）。}

_{¹¹Henry Kissinger：World Order-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作者：钱宏

简介：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