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学范式转换前置问题及实际经济行为的讨论

关于经济学范式转换前置问题及实际经济行为的讨论

Archer Hong Qian(钱  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Symbiosism Culture Think-Tank Foundation（CANADA）

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张晖明：你好！关于“经济学”“范式”转换话题很好。提出需要转换和转到什么样的新范式的命题。由此引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经济学立论的“基点”（起点）究竟是什么？也就是经济学功能如何“定位”？这个问题需要前置回答。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钱宏：鉴于经济学遭遇“市场自由与权力管控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经济学定位的前置问题，包括经济研究对象问题，都需要重界定。有关经济学范式转移这件事，我们在2017年5月9日你主持的我那次经济学讲座《共生论VS资本论》中，在“社会资本化”与“资本社会化”等一系列范畴时，已经讨论得比较充分了（《“三大经济形态”共襄生成走出“世纪钟摆”——复旦大学经济系《共生论与资本论》讲座的反馈与回应》，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官网），对吗？只是当时看到“海湖庄园会晤”，习川有一个“百日约定”的结果没有出来，给人以乐观的感觉，而且，这种乐观的感觉，对我来说，一直持续到2018年12月31日，我在北京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采访，见吴世平：《从共生之维看2019中美关系態势——说说“钱宏现象”》刊《海风》杂志）。

众所周知，世界各国经济活动，过去50年来市场滞胀与计划（经济）崩溃，靠的是注入“制度外部性”（连接平衡），得以多次走出“市场自由与权力管控世纪钟摆周期性困境”，也使其“周期性”得以延续至今（参看《如何走出“转型中期陷阱”？》刊国务院《经济要参》2018年9月9日）。

但是，中美为代表的世界贸易战，表面看是顺逆平衡的利益之争问题，其实质是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形态冲突，特别是COVID-19全球大流行发生了，一般性制度外部性已经不足以平衡各个主权国家和主要经济体的政治文化利益，让我们对经济学及其经济行为本质上存在的前置问题，看得更加清楚。

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制度外部性”（连接平衡），无论是英美对欧洲，还是中国与美国、日本，甚至中国与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特别是关贸总协定乃至WTO，既然经济制度（行为）外部性（连接平衡），也是政治制度（行为）与精神文化（行为）的外部性（连接平衡）。

这表明，靠内部改革或调整，特别是以加金融杠杆（放水）或者去金融杠杆（缩水）为手段，在供给与需求、效率与公平、鼓励生产与强制分配（共同富裕）之间，“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浆糊经济学老办法，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经济行为的逻辑，是文学修辞、政治立场宣示和打响指，替代不了的。近6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一路下行，根子还是经济学上的哲学贫困——思维方式、价值观及生活方式出了问题。

所以，在没有形成新的哲学观念达成最大公约值共识之前，现在干脆不提不坚持改革——全面改革提了9年，提也改不动；也不提不坚持开放——全面开放做不到，而且开放所需要的制度和器物外部性也成问题了，其原因之一，是欧美日本台韩已经确认中国非市场经济。当然，随着中美元首网上会晤，只要真的确立了台海和平安全的共识和行为基础，在利益层面上可以继续一些方面的勾兑，甚至真的斗而不破。

但是，并不能解决经济学上的根本问题（化解人际、国际、代际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形态冲突，重建世界秩序）。

因而，即使美国华尔街资本与中国大陆特权能够继续合谋勾兑，盘剥人民、消耗资源，也化解不了不同国家特别是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形态冲突”，重建世界秩序的问题。这远不只是哪个主权国家的责任和权利问题，而是过去几百年来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假设（包括经济学第一原理）不再适用于全球化地球村时代。

这就需要：看透本质，并能够在理解本质的基础上自由地创新。

何为本质？世界的本質，人类世界的本質即第一原理是什麼？第一原理，就是从哲学家数学家宗教家毕达哥拉斯、亚里斯多德、耶蘇，到科學家牛頓、愛因斯坦、玻尔、希格斯推崇的第一原理（追根溯源，即基本的公理、处世哲学、人类的本性、万物的规律、游戏规约）。

那么，迄今為止，經濟學的第一原理是什么？

经济学第一原理，有哲學家（道德情操）兼經濟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的“理性經濟人”，及李嘉图－马克思“勞動價值论”、熊彼得“创新”、凯恩斯“政府权控调节”、埃隆馬斯克“成本價值论（降低成本普及產品）”……

但是，从SARS到COVID-19，大自然母亲郑重提醒，人类亟需“你我他（她它祂）”共生叙事，中国人更需从仁人世界观到仨人世界观的历史跃迁！

当經濟学者（宏微經濟学、新老自由主義结构主义政治經濟學、工程学或倫理学）、政客、企業主们围绕“供給与需求”來回转圈捣腾，陷入“市場自由与政府管制世紀钟摆周期性困境”之际；

当创业者、投资者提出“价值笫一”而管理學大咖呼唤“企業文化”之际；

当世界50个顶级CEO发表宣言重新定位“企業最关心的不是股东权益而是社會責任”之际；

特別是当COVID-19全球大流行昭示人类生活方式危機（天人、人我、心物三大关系对立、分裂、衝突互坑互害，身心灵病態）必將導致“轴心系統”不可避免地走向閾值临界狀態之际……

經濟学的思維方式与价值取向，亦即經濟生活方式的第一原理，就應當有一个全新的整合与超越！

因而，重新闕立基于生命哲学的經濟学第一原理，适應三大生产、生态、生活趋势：A、改变人类行为的游戏規约，B、交換互聯、物聯、心联網+AI強弱资源配置，C、拓展线上/线下、实体/虚擬、社区分布/国别分布全通道创新生活，势所必然。

于是，共生經濟学（Symbionomics）应運而生！

那么，何谓Symbionomics（共生经济学）的第一原理？

这就又回到了共生权（The Symbiorights）：经济学叙事的范式转移（a Paradigm shift in Economic narrative） – 全球共生研究院 (symbiosism.com.cn)与《奉造物主妙有的名义》中所述内容。

下面是关于经济学范式与经济政策行为的讨论。

原《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张剑荆：目前经济学领域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范式。虽然新古典理论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但这种经济学也并不是支配性的，一统天下的，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

具体到中国更是如此，我真的不知道支配中国经济政策是什么样的经济学？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钱宏：比较公认的“中国经济学”范式，不是林毅夫拿来發挥到極致的李嘉图比较優勢理论吗？他和官方理解的“比較优势”，简单说，就是：鼓励在这块“低端人口”没有话语权、谈判权和自组织权的国土上，優勢強者可以吞噬一切！

林毅夫比較优勢理论＋攀纲非民粹主義，外加张五常新租佃论，代表了“中国經濟學50人论坛”的范式。这种经济学范式，正中强勢政府与资本合谋的下怀，于是，有了強占、强拆、强驱低端人群生活资源的制度自信和一系列政策实践！可还记得多年前，我们在微博上讨论过一个新汉字“上官下田”？你当时还说，你们河南老家有“老官田”的说法，这更鼓励了我要造这个字，并研究它的内涵。

再者说，中國的政府官家比較优勢和非民粹主義，非常適合美国華爾街資本大鰐利益最大化胃口，真是“瞌睡碰枕头”，兩廂合勾兑吞噬中國人民的资源秉赋和美國人民的勞動市場的谋蜜月期就开始了！反過來，又让中國官家在高貿易順差和$外汇掌控中，有了说堯舜之言行桀纣秦皇汉武之实的制度自信。顺便说一句，這种制度自信与逐利本性的勾兑，让中国官民心中本來就很抽象的国家，愈來愈空洞无人，致使他们在处理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只有强势集团自身的利益和立场！设若在勾兌不順时（既沆瀣一气，又勾心斗角，这是因为中国强势集团一边需要“制度外部性”，一边又将这种“制度外部性”严格控制在自己的实用功利主义范围内，既要“利出一孔”，又要“利入一孔”，造成巨额“逆差”），被惹翻了的强势集团一方祭出Nationalism旗幟，让人民做血肉盾牌，将不仅是可笑的愚蠢的更是危險的！想想吧，2018之後，事實上人民已經不买這個账了！

我2013年参加“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后，9月又应邀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参加“马克斯·韦伯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发现世行副行长后政协常委的林毅夫，在西方确实有些影响力，竟有三位英国学者的参会论文就是写林毅夫的，于是问我如何评论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奇迹（林有《奇迹》）的贡献时，我回答说，林毅夫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本身存在严重的“先天性结构缺陷”，而中国经济的一切结构性问题与之有直接关联性。这三位英国学者说“看来我们对中国经济和对林毅夫还十分不了解”！

我与林毅夫是2008年在北大参加一个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会上，经高尚全先生介绍认识的，高尚全先生说林马上要去世行任职。此前，我只看过袁剑写的《奇迹的黄昏》（2006）中讲到他，但此后，我把他几乎所有有关“中国为什么成功？”的解释性（中国有一大批学者是这种解释派）论述都找来看了。我特别注意到他2017年10月在由剑桥大学凯斯学院、亚洲与中东学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考古学与人类学系和李约瑟研究所共同组织的“第二届李约瑟纪念演讲”上发表的《李约瑟之谜和中国的复兴》中设定的六个问题。至此，林就达到了他学术巅峰，尔后，就迅速垂直下坠。加上我对中国经济的实地观察，最后，我写了《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现实长项与理论缺失》（2018），后有用心的朋友，对此文做了一个摘要《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之结症——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性缺陷》，而且有朋友翻译成英文。

事实上，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后，林毅夫“强者通吃”式比较优势范式，在中国学者中的影响力也在迅速下降，他在“中国经济学50人论坛”中与其他学者（比如杨伟民等）也有明显不同，他和胡鞍钢两人差不多成了比较孤立的“成功解释”派。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那年林毅夫来上海参加“上海论坛”期间，复旦大学校方为他举办了一次讲座，海报发出后，来的学生很多，可他在复旦大学的朋友（如韦森）和经济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和教师，无一人哪怕礼貌性参加棒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只有我这个不算太熟悉的朋友坐到前排（坐位全空的）和他聊了几句，主持人是副校长刘承功教授，可他只作了一个介绍就说有事退场了，直到答问环节都快结束时才回来，说了句今天讲座到此结束。

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孞 烎

2021年11月16日

记于大Vancou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