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人假设：仨自组织人设定，推导从“增长黄金率”到“健康黄金率”

共生人假设：仨自组织人设定，推导从“增长黄金率”到“健康黄金率”

——钱宏对话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

Archer Hong Qian 钱  宏

（全球共生研究院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的朋友突然来电，告之已经安排我明天下午与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有个对话。我一边托人赶紧习机票，一边脑子飞速转运，和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话，我需要讨论什么课题呢？还是先说说我眼里的费尔普斯吧！

说到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我并不特别熟悉。但是，他提出的资本积累存在一个最优水平的假设，及其“经济增长黄金率”的理论结论，与共生经济学（Symbionomics：Chinese Economic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Ecology）——即基于能量（能效/能耗）特别是精神体能转换关系的GDE价值评估体系，改变资本的增值/减值的GDP价值评估体系，以及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环境（自然）、社区（居民点）、家庭六张资产（资源）负债表通约理论，以克服现行单纯经济学思维既正确指出“没有免费午餐”，又设计（包括顶层设计）、怂恿人们通过资本垄断或权力操纵或钱权勾兑，追求“免费午餐”，且不知进退（诚然，设计没有错，错在被操纵），从而导致“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之世纪钟摆”、市场滞胀与政府赤胀的经济危机交替，因而将“共生法则”、“共生价值”、“共生权范式”引入经济学理论，展开全生态社会建设、实行同代公平、代际正义，确保经济健康、政治简约、文化高尚、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中国与世界不可或缺的共轭性课题，有共通处。

费尔普斯，1933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1959年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费尔普斯，以表彰他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收入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做的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指出，费尔普斯的研究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费尔普斯在上世纪60年代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根据当时的这一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此消彼长的关系。他发现：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

费尔普斯的研究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对宏观经济的驾御和分析令人鼓舞，他以微观理论引导宏观研究，开创了一种经济思想，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代际公平、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

其实，菲尔普斯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经济增长理论”。费尔普斯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法则”，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我们知道，在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增长模型中，投资，是经济产出增加的关键决定因素。而投资增长和资本存量增加源于储蓄率上升。一般规律是，随着储蓄率上升，投资和经济中的资本存量，就会增加相应的产出水平。战后日本和德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践，验证了一国的储蓄和投资，是决定其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关键性因素。

但是，既然高储蓄率可以带来更高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收入，那么，是不是储蓄率越高越好呢？有没有最优的储蓄率？

学生时代的费尔普斯，正是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于1961年发现了“黄金率水平”。即欲使每个工人的消费达到最大，则对每个工人的资本量的选择应使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劳动的增长率。事实上，所谓“黄金率”，常是指平衡增长路径中劳动与资本配置的优化条件，即将劳动与资本比率看作一种最重要的经济关系。通过调整劳动与资本比率，可确定一种可预期的经济增长。假定经济可以毫无代价地获得它今天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资本，但将来它不得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存量。如果目标是走上使每个工人的消费最大化的稳定增长道路，黄金率决定的数量，是一个经济体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每个工人的资本量。

菲尔普斯就这样沿着索洛创立的所谓“新古典增长模型”思路，从社会经济福利的角度，研究了储蓄和消费的数量关系，发现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率”。他认为，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产出或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扩张，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本积累存在一个最优水平，如果一个社会储蓄率过高的话，就会导致“经济动态失效”现象，降低人们的长期福祉。

于是，菲尔普斯的“经济增长黄金率”，就解答了人们关于劳动和资本该如何搭配的问题。这对当前中国调结构（如代工产业、劳动力密集、外资大举进入、政府投资铁公基、土地财政、城镇化背景下的经济预测或路径依赖）、转职能、促发展，无疑有积极的参照意义。

不过，在我看来，问题在于可以肯定的是：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本身，都不会自动地趋向于“黄金率”稳定。单是为了实现稳定状态的人均消费最大化，政府应当如何通过政策选项，以支持“黄金率”稳定状态的资本存量，是宽松还是紧缩？就是个问题。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投资率基本上保持在33%至43.4%之间，这一高比率，显然冲击了所谓“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均衡关系。这不只是个比例和顺序问题，简单地把顺序改变为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是很难奏效的。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当消费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边际要素”时，其缺陷和隐忧是明显的，所以，很难指望其发挥出威力。特别是2008年以来，受通胀预期增加等因素影响，消费者信心指数和消费者满意指数，一直处于低位，消费预期出现了不确定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社会商品零售增额增速也有逐年放缓的趋势。在长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导向下，城乡收入差距、行业工资差距、总体收入差距扩大，甚至两极分化，还远没有出现逆转迹象，最终消费增速，依旧低于经济增速，居民总体上对分享增长成果的感受不足，所谓“无感增长”，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步入“黄金率”路径的核心障碍。

当然，单纯从中国经济逐步步入“黄金率”增长路径看，中国政府也还是有作为的政策空间，比如，以基于立足远期视野的宏观公共政策，破解短期的两难困境，用积极的民生财政政策，对冲短期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优化产能供给，引导精细需求；以降低储蓄率，提高消费率，即扩大内需，为此，相应实施低税收，或实行收入递进税制，稳健而坚定地出台遗产税，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增加农民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实施“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政策导向，以“帕累托优先”（可以一部分先富，但多数人不能更穷）为政策底线，完善社保、医保、教保体系，而非继续“发展是硬道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由，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实践。

菲尔普斯“经济增长黄金率”理论价值，说白了，在于发现并指出：赚钱、存钱不是目的，而只是生活生存的必要手段之一，所以，必须实时找到资本与劳动、储蓄与消费的最优化的数量关系。

但是，我不得不指出：赚钱、利润、存钱不仅不是目的，而且，还必须看到，赚钱、利润、存钱更不是没有资本和劳动以外的成本。实际上，从储蓄和消费的数量关系上，就可以反映“资本和劳动以外的成本”的构成要素。大家都知道“成本利润率”（Profit/cost ratio，即剩余价值与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利润/成本费用×100%），但问题在于，现行“企业资产负债表”和“政府资产负债表”就等于剩余价值的“全部预付资本”吗？

在我看来，除了：1、企业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员工隐性奉献成本”；2、庞大上层建筑成本，即政府“公共产品成本”、“公权消费成本”、“政治内耗成本”三大显性成本外，还必须考虑，企业和政府通过资本垄断和政策操纵低估、忽略的姑且统称为超负荷经济基础之“生产资料成本”，这包括：3、自然“环境（水、空气、土地、微生物、地理）成本”；4、社会“文化道义成本”、“无序（非自组织）成本”、“同代成本”；5、社区“聚居能耗成本”、“失业游民成本”；6、家庭“身心健康成本”、“技能学习成本”、“代际成本”。只是目前仅仅从政府、企业两张资产（资源）负债表上，不能反映，也没有反映的媒介路径方法。而且，这些低估、忽略的隐性成本的叠加效应，将可能造成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经济生態、社会政治生態、社区聚居生態、家庭文化生態状况的恶化，甚至导致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度-文化-人性的恶性循环”，严重影响执政根基。

所以，共生经济学（Symbioeconomics）提出，仅仅要真实反映一国经济增长或负增长状况，就必须至少同时建立6大资产（资源）负债表：政府资产（资源）负债表、企业资产（资源）负债表、自然资产（资源）负债表、社会资产（资源）负债表、社区资产（资源）负债表、家庭资产（资源）负债表。将6大资产（资源）负债表共约、通约后，将能够比较容易地发现包括制度、法规（含公约、规章、协定）、政策（含政策设计或顶层设计）、技术工具手段的价值优劣所在，以便在适时调整现行所谓“投资、出口、消费”三要素比例顺序的同时，积极主动实施“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公共政策。

但这样一来，“经济增长黄金率”就不够用了，更确切的表达，应当叫“经济健康黄金率”，亦即建立地球生命“在地化”可持续发展模型。

经济健康黄金率水平，将同时给出：1、判断一个经济体正处于、高于、或低于“黄金率状态”的数量标准，这部分（数量标准）可以用一般等价物，即货币量来衡量，但是不够，还必须能够：2、判断一个经济体正处于、高于、或低于“黄金率”状态的能量标准（如能效/能耗），这部分（能量标准）由于衡量标准比较多，如何设立能量标准？有待研究；3、判断一个经济体正处于、高于、或低于“黄金率”状态的文化价值标准（如诚信度/公信力），这部分（文化价值标准）的衡量标准同样比较复杂，如何设立文化价值标准？能不能用“信用量”（记录统计）或“信息量”（信源与受信者预知之比），即比特来衡量？有待研究。

经济健康黄金率，将导出共生经济学（Symbioeconomics）“从资本论的分配经济学，到社会论的共生经济学”的八大转变：

1、基于“三大生命自组织力与外连接平衡力”充要条件，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投资－消费社会，到“共生人假设”——仨自组织人（你、我、他政治自组织人－经济自组织人－文化自组织人）生态－生产（含人自身）－生活和恊互助社会。

2、共生经济学的共生权（the Symbiorights）理论，超越“产权理论”框架下的“公有制”与“私有制”、“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的两难选择。因而共生权，也超越传统工程学或伦理学的含自由主义经济学、结构主义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努力（参看《共生权：经济学叙事的范式转移（The Symbiorights：a Paradigm shift in Economic narrative）》http://symbiosism.com.cn/5861.html）。

3、从资本的增值／减值，转到能量的能耗／能效上来，亦即从GDP价值参量，到GDE价值参量。从企业、政府两张资产（资源）负债表的累计，到自然、社会、家庭、社区、企业、政府六大资产（资源）负债表的综合。

4、从加法减法思维、赎罪上天堂，到乘法除法思维、赎福得共生；从学科化广义职业教育，到“三本通学教育”－－发现本心，身心灵健康教育；成就本事，博雅通识觉知教育；守住本分，全人格教育。

5、从市场经济－政府经济两种经济形态周期性世纪摇摆困局，到社区经济－政府经济－市场经济三大经济形态（economic form）全生态并行不悖“相互作用、共襄生成”的新格局[a、“有效用边际”的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资本利润最大化）；b、“有绝对边界”的政府经济（Government economy公共产品最优化）；c、“零边际成本”的社区经济（Community economy休养生息最惠化]。

6、从追逐权、钱、性特权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到实行一种人人健康、简约、高尚、富有尊严而可持续幸福的自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共襄生长的普惠生活方式。

7、共生经济学倡导“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三链重组的零关税、零壁垒、零特权三零规则”新世界贸易秩序，以超越在国际社会事务中任何一家独大的念想和抱负，彻底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和世界各国官粹主义（Elitism）或民粹主义（Populism）操纵，让“任何统治全世界的帝国政治企图成为不可能”（康德）。

8、化解文明冲突，重建世界秩序，国际社会亟需发起并签订《全球共生公约》，促进联合国改革，成立超主权、超地缘、超文明的“全球共生理事会”，从超高国际交易成本、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的资本（垄断）-权力（操纵）民族国家，到通讯全开放、资源全自足、运载全覆盖趋零边际成本的全球共生社区（地球村）。

总之，组织共生人假设：仨自组织人假设，推导从“经济增长黄金率”到“经济健康黄金率”，这是我目前要与费尔普斯对话的内容，先在此发布，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2014年5月14日于厦门市大学路心约开关居

（此文已经摘要刊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要参》2014年第21期）